人物简介
丁悦德，男，现年83岁，退伍转业军人，家住沈家门街道东大社区。 1951年当兵，其间，在华东海军上海411医院学医，退伍转业后回地方从医，现是普陀区卫生系统退休医生。
丁庆余是丁悦德父亲，在泰来街开义大酱油店为业，有了资本积累后，投身金融业，冒死与共产党做生意，成为沈家门屈指可数的富商，而其顶峰期是和刘鸿生合作，通过艰苦创业，成就沈家门第一富商。
丁悦德在丁家老宅大门前
一 二百大洋闯江湖，钱庄阿大“放蛳螺”
我丁家原籍在福建泉州，最初的太太公是在朱家尖顺母涂定居，在顺母涂泥涂里拾泥螺、抲蛏子，经过加工后，隔海过洋拿到沈家门来卖。艰苦拼搏结果，成为当地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
我爷爷名叫丁珍和，是丁家第一个走出朱家尖顺母涂来到沈家门做生意的人。通过自己勤奋努力，成为沈家门钱庄“阿大”，跻身上流社会。
他膝下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我大伯到上海做生意，亏了大本，结果病死在上海。上海债主纷纷向我爷爷讨债，说什么“父替子还债，天经地义”。我爷爷讲诚信，将穿山600亩（40公顷）田卖掉，替儿子还清债务，可见当年大伯债务之重。
爷爷痛失长子后，将另外4个儿子叫到一起，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你们都已长大成人，得自己去创业。今天，我给你们每人200元大洋，让你们自己闯荡江湖，各自寻找门路，不要再跟在父母身边依靠大人了。爷爷还登报声明，明确分家自立。
看着父亲严肃认真的眼神，4个儿子心领神会，手捧二百大洋，各走各的路。
我父亲丁庆余是爷爷第二个儿子。分家时，除二百大洋外，没分得什么家产，几乎是白手起家，因为爷爷替大伯还掉介多债务，家产已不多。
最初，我父亲用200元大洋在普陀山做茶房，后来回到沈家门开始自己的从商之路。
他在沈家门渔港边的泰来街租房，开了义大酱油店，以经营酱油、食盐、米醋为主，尤其是为渔业服务的食盐，需求量很大。
所谓“义大”——“义”与老二的“二”同音，所以以“义大”为店名。从深层意思上探究，“义”就是指仁义、礼义，也就是说，做生意要讲道德。从招牌上可以看出父亲立身之道。
自从我父亲在泰来街开店之后，顺母涂亲戚朋友挑着蛏子、泥螺对我父亲说，能不能在侬店门口给我们摆摆摊，帮我们卖卖掉。“农民做点小生意不容易。 ”父亲面情难却，在店门口摆摊，帮顺母涂丁家出售顺母涂的泥螺、蛏子等海产品。后来索性自己搞收购，酱油店兼营泥螺、蛏子等。
为了收购泥螺、蛏子，父亲天没亮起床,身穿龙裤，脚踏蒲鞋，头戴草帽，走到渔港埠头，跳进小舢舨，一筐筐检查蛏子洗干净没有；一桶桶检查泥螺腌得好不好，有没有杂质。
每次收购，父亲起早摸黑，风雨无阻亲力亲为。我记得很清楚，冬天，他穿旧棉袄、头戴“罗宋帽”，进出在收购场……
春汛开捕前，有一二对船主上门来借钱，有的要放贷。父亲问船主，贷咋放放？船主答，侬放贷款，给阿拉购买生产、生活资料，阿拉捕上来的鱼统统卖给侬，鱼货利润按沈家门现在的行情，即四六分账——也就是贷方拿四，渔民拿六，称“放四六”，舟山方言读成“放蛳螺”。
所谓“放蛳螺”，就是沈家门渔港一种独特的金融现象，相当于渔民专门“银行”。
父亲从经商开始，又投身金融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有资本积累，父亲通过义大酱油店，既积累了资金,又积累了经商经验，略懂沈家门商业规律；其二，依靠爷爷人脉，学着爷爷金融经验，做起“放蛳螺”行当，让自己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逐渐滚大——也就是，父亲真正做大生意的便是他后来从事的“放蛳螺”。
二 冒着危险做生意，“义大栈房”发折子
父亲用“放蛳螺”赚来的钱，在龙眼里造了五幢大屋，但这仍不足以让他跻身沈家门顶级富商位置。父亲生意越做越大，凭借一己之力，把丁家带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深知沈家门港区域优势和经济军事优势，出于其利益的需要，控制沿海诸岛后，便下令划定沈家门为“特别区”，允许走私。
1940年2月14日上海《申报》评论“（沈家门）其繁盛不亚于战前之上海南市”。因而沈家门有“小上海”之称。
这样一来，反倒激活了“活水码头”的功能，增大了商贸自由度，而商贸业的繁荣又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一时，各类商店连片开设，店铺林立，各业兴旺，饮食业、服务业、烟杂业星罗棋布，境内商号总数上千家。外地客商纷纷开设酒楼、赌场，单帮、掮客也纷至沓来。
这段日军占领下“特别区”里的畸形繁荣，就这样出乎意料地改变了渔港的历史走势。
1941年——那个抗日战争的特殊年代，由好友乔老板引荐，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做了大胆的决定：他把宁波三北的棉花海运到青岛，卖给共产党；再把青岛的红枣、黑枣、豆油等物资运回来卖掉，一进一出，所得利润相当于别人家的10倍。他又把沈家门的鱼货装到杭州、宁波三北等地卖掉，再收购共产党必需物资……货船往返循环，从不放空舱，形成青岛—杭州、宁波—沈家门等三地“三角恋”。风险虽大，可利润可观。要是被侵华日军巡逻船碰见，不仅整船货物抢走，还有生命危险，所以别人家是不敢串此“火门”的。但我父亲还是选择做了，因为他认为和共产党做生意很公道，价格是多少就多少，不讨价还价，也不欠钱。
父亲做生意回来，同我说过如何与共产党做生意的事：在青岛，由乔老板介绍，父亲直接接触的是一位共产党的大员，他带着五六个警卫员，但其身上穿的是全身补丁破衣裳。
每次收购货物时，他很满意地夸奖父亲装来的货物质量好数量足，尤其是棉花是共产党必需的，帮了共产党大忙。
这位大员还想拉我小叔入伙，因为我小叔随船去的。小叔想，你那么大的官，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补丁，说明生活太艰苦，就不想加入。这位“大官”给了我小叔一张条子，说，今后碰到问题，这张条子会帮你解围。不出两三年，我父亲依靠巨大的利润，成为沈家门屈指可数的富商。而其顶峰期是和刘鸿生合作。
刘鸿生定海人，出生于上海，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 1920年起他陆续创办上海水泥厂、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等企业，还投资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等业，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
抗日战争时期，刘鸿生在香港、重庆和兰州投资创办中国火柴原料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西北毛纺公司等，一度任重庆国民政府火柴专卖公司（后改火柴烟草专卖局）总经理。
因为我父亲与刘鸿生既是同乡，又是亲戚，碰面时，说话投机,刘鸿生十分欣赏我父亲，说我父亲做鱼货生意一是一二是二，可以成为合作伙伴。于是，由刘鸿生投资，在沈家门做起鱼货生意，委托我父亲经营，他的“上海渔市场沈家门办事处”设在我家。我清楚记得，在我家，也就是现在的房子一楼和二楼设有办公室和账房间。收购鱼货时，来结账的人进进出出，很多的。这座大院西边墙上，如今还能隐约看到“上海渔市场沈家门办事处”的字样，这就是例证。
自从与刘鸿生合作，把水产生意做出舟山，我家的“义大栈房”规模也超过了陈满生的“陈顺兴栈房”，名符其实成为沈家门第一富商。
为了方便资金往来，我家“义大栈房”公开发行“折子”——渔民可凭“义大栈房”发的“折子”，去各个商家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各商家凭“义大栈房”“折子”直接到银行结算，用不着现金往来。可见“台后”资金有多么深厚。
三 丁家大院“状元屋”，见证曾经的辉煌
父亲致富后，看中宁波小港李家大宅，于是，花费20万银元，买下这幢李家正屋“状元屋”。
说起宁波小港李家大宅，来头可不简单。当年李家出过状元、封过大官，因此正屋建造规格相当之高——按清代最高级建筑材料、最考究设计、最独特装潢、最好师傅施工。
我父亲买下李家大宅后，把“状元屋”的每一块木制部件、砖瓦、石板等材料完整分拆、编号，按不同部件捆扎、打包。用20艘绿眉毛冰鲜船，日夜不停地运送到沈家门。然后依照原样把建筑零件拼起来，毫无误差地恢复了“状元屋”的原貌，同样没使用一枚钉子，最终于1946年完工。
造屋前，这里的地基本来是水稻田，填地基的黄泥，由陈家塘人一担一担挑来，凭筹码直接到粮店兑大米。地基用的块石、石条从朱家尖用冰鱼船装来。
丁家大宅
丁家大院造好后，的确相当气派，整个大院用材考究，装潢独特，设计优美。一字排开共七间房间，坐落在沈家门东河路新春弄23号。
大院墙门刻有麒麟和鹿的石雕，石雕形象栩栩如生，大门用铁皮包起来，一般情况下不开大门，只在有红白喜事和谢年时开，宅子外围地基是紫铁石。
屋檐立有一人环抱粗细的柱子，每个柱头刻有莲花和狮子的木雕。二楼围栏花格雕着“福禄寿”，廊檐八狮挂檐，垂莲盛开，可谓十分精致。
堂房地板厚达5厘米，卧室地板也有3厘米多厚，地砖和梁上的雕花皆为清朝时期。
天井石板大小一致，横竖线条笔直。是仿造故宫的严密排水和通风系统，使得老宅在台风天不受积水影响。
屋外大路宽度也有讲究，屋外大路明显比其他地方宽，为啥？主人考虑到新娘子进门，用八人大轿抬进来，所以宽度按八人大轿能通过的距离计算，如果大花轿抬不进来，岂不叫新娘子自己走进来？这成什么体统，父亲考虑得多么周到。
据了解，这幢“状元屋”建于清朝，算起来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搬到沈家门也已有72年。
普陀博物馆的“四德新邨”，其实是丁家大院的“兄弟宅院”，是小港李家的偏楼，结构很相似，只是在规格上没有正屋来得高。
“四德新邨”由黄德财等四兄弟购置后原拆原造，然后开设渔业商行，取店号“黄泉源”，并以“德财”“德源”“德茂”“德盛”四兄弟所拥有的“四德”命名宅名。
沈家门有这么一座丁家大院，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发迹辉煌，也见证沈家门渔港上世纪的繁荣。
“树大招风。 ”就在丁家生意做到顶峰时期，父亲被土匪绑架了，在一个小岛里，土匪要他交出巨款，才能赎回。受尽折磨，造成胃病出血。土匪怕出人命，同意由我去顶替，换回父亲，后来，我被解放军从土匪手中解救出来。
历经岁月风霜,如今大院保存完好，为这座老宅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