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虽然为防备倭寇，朝廷采取海禁政策，但是中日间仍然通过“朝贡贸易”的方式开展贸易，沈家门作为海防要地，是日本朝贡船只驶往宁波的重要节点，一封日本来使写给“沈家门大人”的信，反映出沈家门当时在中日“朝贡贸易”中居于“桥头堡”的地位。同时，这封信里也隐藏着“朝贡贸易”中诸多不和谐的暗幕。

沈家门，自宋代起就已经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要点。据北宋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对沈家门的描述：“而后至沈家门抛泊。其门山与蛟门相类，而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尚属昌国县。其上渔人、樵客丛居十数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该地居民姓氏尤以沈姓为多，故名“沈家门”。当年徐兢随北宋使臣路允迪从定海（今镇海）乘“神舟”出使高丽，走的就是从沈家门往东方向的航线，沿途还有普陀山等作为候风放洋祈福之地。

一、日方通事柴江致信“沈家门大人”

这封明代的日本公函，见诸日本古籍《戊子入明记》，这是一部关于1468年（日本应仁二年，明朝成化四年，戊子年）遣明使天与清启所乘一号船的记录。该书原本藏于日本京都市妙智院，一般流传本为明朝嘉靖年间遣明使策彦周良所抄录。

这封写给“沈家门大人”的公函，全文如下：

日本国王差通事柴江等呈为谢恩未敢擅，天顺二年（1458）八月间差通事卢圆等前去朝鲜国传说事情具呈烦转达。

大明国礼部题奏，蒙准勅谕，于天顺三年（1459）四月十六日回还，通行回报钦遵施行，差使人起程，不想本国兵乱治至日久。今差正使清启，管领海船叁只，各装载方物、硫磺、马匹并附塔等项，并朝鲜国抄白勅谕赍捧表文一道前来谢恩。至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二日本国开船，因海洋风潮不顺，治别至四月×日船到海外洋抛泊，因礁浅不识理合，具呈烦照旧例，应付马料并差拨船只指引宁波府港次，便益须至呈者。

右呈沈家门大人

×年×月×日

通事柴江呈

这封信件的内容十分复杂，信息量大，对于了解明朝时期中日间的“朝贡贸易”十分有益。

首先这里涉及两位“通事”。一位是通事卢圆，另一位就是通事柴江。

通事，是外国朝贡使团来华的外交官员，常常承担呈报货物、具保行程、参与交易斡旋等职责。日本通事来华朝贡，必须要具备一定的中文水平，因此通事一般由在日本居住的华人后裔担任。文中的通事卢圆、柴江，一看名字就是中国姓氏，这两位原先都是宁波府属地的老百姓。他们又是如何跨洋越海去日本做通事的？据说是从小被倭寇抓去的。“俱系浙江等处军民，于永乐十五年（1417）被倭掳掠到倭山，转卖至日本国过活”，被抓之时估计也就十岁左右，也是经历了童年的磨难。幸亏这两人聪明伶俐，学得一口日本话，又会中文，因此被日本幕府所喜欢，屡次差遣出使明朝以及朝鲜等国，是资深的外交人员。另据史料，这两位通事似乎也对家乡有感情，回国“请便道省祭”，明朝廷也同意他们的要求，但是对他们也有所警惕，不许他们带日本人回老家，以免勾引中国人下海。专攻明清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光涛对日本华裔通事有评价，认为“卢圆、柴江……之流，既皆闻名于当时，自然非等闲之比，而为倭中所重了”，他引用史料所载“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家，与倭婚媾长子孙”，暗指这些通事实有可能是旅日华裔之后，且已经“与日人相混为一体”“同谋同利”。可见，日本之“朝贡贸易”，借“朝贡”之名，实际上是为“利”而来。

因为通事熟悉中文，写信给“沈家门大人”的拟稿工作，就由通事来承担。

信中的“沈家门大人”，就是沈家门官员。明代实施海禁，舟山成为一个军事重镇，设立卫所，而沈家门设立“宝陀巡检司”和“沈家门水寨”，每一次参加“朝贡贸易”的日本船进入沈家门港，必然由沈家门的官员承担引航、补给服务。之前，日本曾派遣东洋允澎担任遣明使，开展朝贡贸易，于景泰四年（1453）四月抵达宁波。同船入明的日僧所著《入唐记》记载，当时的沈家门几位“大人”非常客气，“浙东沿海将军刘万户送龙眼、荔枝等”；“马大人赠水一艘，刘大人赠酒一樽”；“官船一只自巡检司来迎船”等等。

此次，通事柴江写信给“沈家门大人”，也是有所乞求的。

柴江，是随日本遣明使正使清启前来从事“朝贡贸易”。这位清启，也是一位日本僧人，全名为“天与清启”（亦记作天屿清启或清启天与），原为日本建仁寺僧，曾三次赴明。第一次于明景泰二年（1451），随遣明使东洋允澎一起前往宁波，第二次于明天顺八年（1464），出任遣明使正使入明。第三次于成化四年（1468）再次出任遣明使正使入明。

清启和尚第二次来“朝贡贸易”，此次他“管领海船三只，各装载方物、硫磺、马匹并附塔等项”前来贸易。方物，就是特产的意思。日本人带来的方物，包括硫磺、马匹等。

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二日从日本开船，因海洋风潮不顺，船开了近两个月，到四月份才抵达舟山洋面抛泊。但是进出海面多暗礁，按照前几次遣明使的接待规格，日本方要求“沈家门大人”准备一些“马料”给马匹使用，提供补给。并要求差拨船只指引遣明使船前往宁波港口停泊。从这一封请求接待的公函看，反映出沈家门在中日“朝贡贸易”中居于“桥头堡”的地位，驻守沈家门的官员承担引航、补给的任务。

二、这一次朝贡贸易，是假借谢恩名义而来

清启和尚此次担任遣明使正使，有点尴尬。因为上一次东洋允澎所在遣明使团的成员，在山东临清等地胡作非为，被明王朝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东洋允澎担任正使的那一期遣明使团，是景泰四年（1453）四月抵达宁波的。该使团实际上是从日本宝德三年，即景泰二年（1451）十月从日本京都出发的，派出朝贡船九艘，人员达一千两百余人。船队在日本一路揽货，候风出洋，断断续续走了一年半，才经过沈家门到宁波，并沿着运河北上，过南京、到北京，东洋允澎手捧国书觐见景泰皇帝朱祁钰。面对远道而来的贵客，景泰皇帝给足面子，多次给遣明使予以恩赐，至少四次赐予绫罗绸缎丝织品及金银宝物，后又增加铜钱一万贯、绢五百匹、布一千匹等等。对于日方朝贡带来的刀剑、硫磺等土特产，则按照“宣德十年”颁定的价格给予高价收购。但是，东洋允澎等人实在是贪得无厌，一定坚持要按照“宣德八年”颁定的更高价格让明朝廷收购，并扬言不达目的不再归国，以此相要挟。

九艘朝贡船，来华朝贡人员达一千两百多，一切吃喝行乐都由明朝政府买单，开销十分巨大。再加上所载货物超历代数倍，遣明使的漫天要价，大大超出了明朝财政所能承受的范围。双方不断谈判，终于达成共同能够接受的收购价格，但是日本遣明船还是赚大了，卖给明朝政府一把刀的价格，是日本国内价格的六七倍，日本人从朝贡贸易中获得了高额利润。尽管如此，东洋允澎还是不满足，为此还多次上奏景泰皇帝要求增加赏赐。

到景泰五年（1454）二月底，东洋允澎终于要“钦奉圣旨赐归”了。自北京回宁波，东洋允澎带着六十匹马、四十匹骡子、一百匹驴、一百二十辆大车，浩浩荡荡沿着运河南下。可谓是收获满满。

东洋允澎们可能觉得在外面混了两年多时间，出门来一趟不容易，于是就起坏，干脆做起一锤子买卖。

就在运河边的山东临清，发生遣明使殴打当地官员和居民的劣行。先是掠夺当地居民，临清的官员前去处理，又差点儿被打死。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沿途则扰害军民，殴打职官，在馆则捶楚馆夫，不遵禁约。 ”这下把明朝官员惹火了。明《英宗实录》记载礼部的奏闻：“日本国使臣允澎等，已蒙重赏，辗转不行。待以礼而不知恤，加以恩而不知感，惟肆贪饕略无忌惮……似此小夷敢尔傲慢，若不严加惩治，何以摄服诸番，宜令锦衣卫能干官员带领校人等示以威福，催促行程。如仍违拒，宜正其罪。 ”于是皇帝同意，要求把这帮人赶快“请”出国境，让他们早点滚蛋。

事后，明朝政府吸取了教训，对日本的朝贡贸易制订了新的规矩：“今后如是进贡方物，毋不得过三万斤。及差来人员务要择其端谨识达大体，执守礼法者前来。 ”大明朝不欢迎无理取闹者。明朝政府大大限制了日方朝贡贸易的规模，但是考虑到打击倭寇须得到日本的支持，同时要极力维持自己在东亚的绝对老大地位，明朝皇帝还是没有铁下心来彻底关闭朝贡贸易的大门。

巨大的贸易利润，让日本的幕府将军设想尽快恢复朝贡，但是，又怕明朝政府不同意接待遣明使，怕被明朝政府触霉头，于是这个斡旋的任务交给了朝鲜。朝鲜是当时与明朝最为友好的国家。

1458年八月，日本人还是派那个叫卢圆的通事作为使节，访问朝鲜，请求朝鲜方面代为向明朝政府转达谢罪之意。表示肇事者归国已经被严加囚禁，希望明年能够派出专使前来谢罪，云云。

1459年的正月，朝鲜政府派遣一个叫金有礼的官员，到北京为日本人说情。

当年二月，明朝皇帝向朝鲜国王发出敕书。要求朝鲜国王转告日本方面，“朝廷以尔既能悔过自新，准令择遣谨厚老成、识达大体者为使来朝贡。往来中途，不许生事。若或似前抢掠时物、欺凌官府，罪必不宥。 ”豁达的明朝皇帝再一次选择了谅解，宽恕了上次日本人的无礼行为。

朝鲜政府把这一信息转告给通事卢圆，后者一直在朝鲜苦苦等待消息。

卢圆得到这个好消息，立马回到日本交差，于是日本幕府将军便开始策划这一期所谓的“谢恩”之旅。借着“谢恩”，日本人还想继续和明朝政府做生意。

三、.恶习难改的日本遣明使

致“沈家门大人”的这封书信，开头说“日本国王差通事柴江等呈为谢恩未敢擅，天顺二年（1458）八月间差通事卢圆等前去朝鲜国传说事情具呈烦转达”。意思说，日本国王派我来谢恩，但是没有经明朝皇帝同意，不敢自作主张擅自来朝贡，于是就请了朝鲜国王来斡旋，并把相关材料上呈请“沈家门大人”转达。

天顺八年（1464）二月，日本遣明使的这一次“谢恩之旅”，很少见诸相关文献记载，致“沈家门大人”的这封书信，也是中日交流史上难得一见的一份公文。这一次“谢恩之旅”的结果如何？由于笔者未能掌握更多史料，不得其详。

然而清启和尚曾于成化四年（1468）十一月再一次入明，仍旧带来马匹、方物来贡。到成化五年（1469）正月回国，明朝皇帝赐宴招待，并赠送日本国王、王妃各色彩缎、纱罗、锦和金物。这一次清启的“朝贡”之行，来的也是三条船。其中一号、二号船已经结算完毕先行回国，三号船声称“海上遭风，丧失方物”，没有带来货物，还要求明朝能按照他们的口述如数给价，声称如果空手回去会被日本政府治罪。这就有点“空手套白狼”的意思了，当然遭到明朝官员的拒绝。然而这位成化皇帝，竟然又表示出同情之心：“方物丧失，本难凭信，但其国王效顺，可特赐王绢一百匹，彩缎十表里”。三号船的官员还想得寸进尺，“乞赐铜钱五千贯”，终遭到明朝官员拒绝。

这一次遣明使朝贡，还是发生了日本使臣违法作恶之事。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四年（1468）十一月事：“日本国使臣麻答二郎于市卖物，使酒手刃伤人。礼部奏，其强横行凶，宜加惩治。”然而，成化皇帝则“以远夷免下狱”，让清启回国后惩治。最后让那个叫麻答二郎的行凶者，掏出十两银子，作为死者的丧葬费。

不守规矩的日本遣明使，屡屡出现丑闻。到明朝嘉靖二年（1523），终于酿成“争贡之役”。当时，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势力各自派遣“朝贡贸易”使团来华贸易，两团在抵达浙江宁波后引发冲突，在浙江宁波爆发了武力杀戮事件。大内氏代表宗设沿路烧杀抢掳，对当地居民造成很大损害，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战死。这一事件，终于导致明朝与日本的贸易途径再次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