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舟山轮运业的先驱者？现有史料都说是民国大商贾朱葆三、许廷佐开创了舟山的轮运业，极少有人提及北门丁家。据笔者对北门丁家的多年调查了解，认为，在舟山轮运业发展史上，北门丁家是功不可没的，且是首开先河者。

翻开民国《定海县志》，定海城南海岸线上的六个码头中有个“可贵码头”。可贵码头，顾名思义即“可贵轮”专用的靠泊码头。“可贵轮”为清朝末期行驶于上海、定海、海门的小火轮，船主为北门丁家。北门丁家，定海民国时期的第一大户人家(笔者在所著《定海名门沧桑录》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于十九世纪中叶独家经销德国礼和洋行缝衣针而发迹，所开“锦章号”洋广店，约于1890年前后兼营德士古火油，至清末，该店已成为上海滩上执洋广五金、火油两业牛耳的大商号。经理丁钦斋(丁家第四子，人称丁四爷)颇负盛名，1905年被商界选为上海总商会第二任议董，并任上海总商会第二、三、五、六任会董，在定海商贾中，其地位仅次于朱葆三。

定海，海中洲，出门以舟代步，木帆船依赖潮水、风力作动力，顺风顺水，航行迅速，反之艰难。古人出远门，随身携带米粮，若遇顺风顺水，没吃几顿饭就能到达目的地；若遇逆风逆水行舟，那就要待好几月才能到达目的地，故有“无米过舟山，石米过舟山”之说，足见旅途之艰辛。然近代上海及沿海地区水上交通多为外国轮船公司把持，直至十九世纪末，清政府才解除在内河航运中“民族资本不能独树一帜”的禁令，允许商人自办轮船公司。是时，锦章号历经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完成了原始积累，饱尝舟楫之苦又商业嗅觉敏锐的丁钦斋，瞅准商机，立即投资轮运业，创立“锦章航船局”。1902年，所属“锦和”客轮开航上海经宁波、镇海至定海。接着又打造一艘小火轮，冠名“可贵”，航行上海、定海、海门，停靠在道头锦昌棧(由丁钦斋与许召庐合股创立的洋广火油店)前的可贵码头。锦和轮没航行几年就退出历史舞台。可贵轮于1916年在海门触礁沉没，所以，在民国《定海县志》中只留下可贵码头旧址，没有关于该轮航运情况的记载。在交通志中，还能找到些它们的影子。

自丁钦斋买轮船、建码头、首辟沪定航线后，朱葆三、虞洽卿等宁波帮大佬也争先恐后抢滩定海港。于是定海港码头、航线、停靠船只骤然增加，人流、物流源源不断，城区的商业区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热闹的东大街渐渐冷落，冷清的南大街日益繁华，还涌现出繁荣的道头街区，这应该给北门丁家记上一功。

丁钦斋在上海滩威风凛凛，但定海志书对他的记载只有一鳞半爪，甚至乡邻们都忘却了他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笔者分析：一是丁钦斋死得早。丁钦斋猝死于1919年，两年后成立定海旅沪同乡会(据《宁波帮里的定海人》)，他自然榜上无名，难以引起后人注意。二是丁家虽然很有钱，很有名，但修桥铺路的公益事做得很少。丁钦斋生前当了五十余年锦章号经理，那是丁家财源滚滚时期，他却没在家乡做过一件像样的公益事，因此丁钦斋不能像朱葆三、刘鸿生那样有口皆碑，史志上也就少了记载。

丁梅生(1893--1925)系留美幼童丁崇吉(字舟/益仙，丁家第六子)的次子。因生母猝亡，才几个月大的梅生过继给了一连生五个女儿的丁钦斋，由丁钦斋夫人抚养成人。丁钦斋送他到日本读书，学习农业技术，一年后回国，在甬东创办农场、养鸡场，1918年当选定海农会会长。1919年，丁钦斋逝世，由丁梅生接掌锦章经理。他比丁钦斋站得高，看得远，经营手段灵活，一上任就扩大经营范围，拓展销售市场，经济效益直线上升。1920年，锦章赢利八十万两银子，丁梅生立即为家乡做好事，与朱葆三、朱祺祥等人共同捐资建造定海体仁局分局，这也是丁家所做的唯一大善事。但在朱葆三这颗耀眼的星星旁，小星星们难免黯然失色，丁家虽在建造体仁分局上出了不少银子，后人却少有提及。

丁梅生将锦章赢利投资于房地产业和轮运业。1922年，与朱葆三、许廷佐等实业家合资32万元(据《一诺九鼎朱葆三传》)，创办上海舟山轮船公司，朱葆三任总董，许廷佐、程庆涛任副董，当年在上海瑞荣船厂打造了一艘800吨级的“舟山轮”，行驶上海、定海、穿山、海门航线。对此人们不禁会问：既然锦章是上海舟山轮船公司创建及投资者之一，丁梅生为什么无缘董事呢？这得交待一下历史背景。

上海舟山轮船公司的总董朱葆三和副董许廷佐，都是大名鼎鼎的定海大商人，家乡人做文章都喜欢引用家乡的名人，而对副董程庆涛却很陌生，也从未有人提及。程庆涛何许人也？程庆涛宁波人，遗清举人，丁钦斋的秘书，后任锦章副经理。他工作能力强，兢兢业业，而且对主人十分忠诚，颇受丁家人信赖。程庆涛还广交文人雅士，与朱葆三秘书贺师章等交谊深厚，堪称上海商界德才兼备的高管。丁钦斋猝死时，丁梅生才26岁，年轻又不懂业务，由程庆涛鼎力辅佐，得以顺利接班。1922年的丁梅生，在上海滩上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凭经验、阅历、资格都不是朱葆三、许廷佐他们的对手，因而锦章选派德高望重的老资格高管程庆涛担任上海舟山轮船公司副董。在董事会中，丁梅生也是有一定职分的。

“舟山轮”是以股票形式筹资的，如同现在老百姓买股票，只要有资金投入，皆能成为股东，仅大小而已。据笔者了解，定海不少商人、店家买过“舟山轮”的股票，如陈宗绪、李达卿等。“舟山轮”的股东很多，以前总认为朱葆三、许廷佐投资最多，其实丁家锦章是最大的股东，占总资本的48%，2009年第一期定海山盛观熙先生所写的《定海商人与舟山轮公司股票》一文可以印证。该文展示了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七月的上海舟山轮船公司两张股票。股票上签名的五个董事、经理，除王启宇外，其余均与丁家有关联。董事丁益生、经理丁似兰均为丁家人；董事徐翔生为丁钦斋的五女婿。

丁氏家族企业锦章号，八兄弟人人有份。丁梅生任经理第五年，便英年早逝，其后由二房儿子丁慎庵(清末至抗战时期的美孚火油汉口总买办，统管长江上游美孚火油的销售)，六房丁崇吉、丁益生父子相继担任经理。丁益生(1903--1982)即留美幼童丁崇吉的第四子。1936年，锦章由丁崇吉任经理。是时的丁崇吉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实际由益生代理。1942年，丁崇吉仙逝，丁益生才正式成为锦章经理。丁似兰为丁慎庵第三子，三十年代沪江大学毕业生，1938年，被丁氏家族推举为上海舟山轮船公司经理，直至解放前夕。1956年去香港。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封锁海面，定海至上海客轮停航，为防日军骚扰，“舟山轮”改名“海福轮”，挂礼和洋行德国旗号，并由礼和洋行派德国船长一名，航行于浙江海门、定海、温州和上海之间。礼和洋行是锦章六七十年的靠山、“世交”，“舟山轮”挂礼和洋行德国旗是顺理成章的事。1949年，国民党军队运送伤兵，将“舟山轮”强行驶往台湾，后长期停泊基隆港，1962年前后，被丁似兰变卖。丁似兰能长期担任“舟山轮”经理，这与丁家拥有舟山轮48%股权是分不开的。

股票上另一董事徐翔生(1883--1975)，又名徐虎臣，耳熟能详的民国大老板。定海人记着他，是因为他是泉大酱园的老板。泉大与裕大、恒丰、同寿泰、恒顺列为定海五大酱园，显然，泉大酱园在定海人眼中也是个大店家，可是在徐翔生的财富中却只是颗小小的绿豆。徐翔生主要产业在上海，他是个大包作头，开有“鸣昌营造厂”，规模比潘尚林大。徐翔生拥有大量房产、地皮、股票及存款，除今东余杭路里弄房产外，还有与锦章共有的上海永生金笔厂大楼(解放前设国民党中央日报社)。他在上海南翔镇北市梢与丁慎庵一起建造过花园洋房，抗战时，毁于日机轰炸。在定海，他有座二进五开间、黑墙面、螺旋铁梯晒台的混凝土结构楼院，位于原昌国路总府弄口，与陆厚义房隔路相望，解放后居住部队首长，原舟嵊要塞区政委铁瑛曾长期居住此院。徐翔生与上海信谊药厂创始人之一的鲍昌国交谊深厚，他买了大量信谊药厂的股票，成为药厂大股东，曾任药厂常务董事。后来他觉得药厂利润不多，就撤资转投王启宇的达丰纱厂，即国棉二十六厂。至文革，徐翔生在达丰纱厂的资本超过了王启宇。徐翔生在“舟山轮”上也投入了大量资金。抗战爆发，徐翔生激流勇退，关闭鸣昌营造厂，坐吃股息，儿子、女儿、孙子、外甥跟着吃也吃不光。文革时，老人家财产被查封。待1979年开封时，一只尘封多年的箱子里，藏有二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