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定海帮商人，在上海滩颇有名气，曾涌现出像朱葆三、刘鸿生、董浩云这样的商界巨子。近代以来，大批舟山先辈闯荡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游走于宁波、杭州乃至长江沿岸城市，有的沉浮于商界，有的栖身于报界书馆，还有的深造于象牙之塔，各行各业涌现出不少有为之士，其中著书立说、步入文坛者也大有人在。在整理近代舟山地方文献的时候，翻看那一页页发黄的书卷，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书香舟山”。
一、“奇才”马瀛先生的著述
马瀛，字涯民，是普陀勾山（今属新城千岛街道）人，晚清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他六岁入学，1901年进宁波储才学堂就读，次年回定海学习英文，1903年考入上海中西学院。后来曾做过中学教师，帮助表兄李哲濬筹办南洋劝业会，担任过两浙盐产的调研员，舟山海岛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再后来，他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职，又回宁波担任鄞县通志馆编辑主任。1951年9月起，马瀛先生就职于宁波市古物陈列所，致力于宁波的文物保护工作。马瀛一生的经历丰富，干一行，钻一行，即使是为了生活从事与自己专长不相关的事，也是认真负责，有始有终。“奇才”就是这样在生活、工作中磨炼出来的。说是“奇才”，从他所编著的书籍里，就可以看出这位舟山籍学者的渊博学识。他的著述，涉及国学、史志、字典、古典文学，甚至还有数学教材的翻译，涉猎领域可谓五花八门。然而，每一个领域似乎都是“精品”，经得起考验。因为这些书，有的发行量巨大，一版再版，至今还在出版重印。如，马瀛和方毅、陆尔奎一起编纂的《实用学生字典》，191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到1918年3月，短短五个月就出到了第九版，其间不断加印出版，畅销大江南北。他独纂或参与合编的《平民字典》《国音学生字汇》《破音字举例》也屡见重版。《国音学生字汇》一书，自1919年出版，至1975年止，已刊行第300版，流传可谓久远，早期的中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其畅销程度类似于今天的《新华字典》。马瀛因为在字典、辞源编著方面的成就，让他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1931年被当时的教育部聘为中小学课程及设备标准编订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学国文这一组。
马瀛独著的《国学概论》，是他在效实中学讲课教案的基础上写就的，最先是出版于1934年4月，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此后多次重版，堪称国学普及之经典。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钟少华（中国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先生长子）评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知识大普及”，这本书的最大优势在于：“使用西方传来的逻辑结构、语文表达方式、思想推理等，比较冷静地将中国传统学说内容重新排列，去掉一批含混不清的常识，凸显一批中国人愿意继承的知识。 ”多年来，海峡两岸曾多次再版此书。如，200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以《国学语丝丛书》之一种重印此书，台湾地区的出版界，如珍艺书苑、德华出版社等也多次重版此书，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颇有裨益。马瀛还编译过一本《微分积分学》的数学译著。这原来是一本日文版数学书，原著者为长泽龟之助，1911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国学大师还编译数学书？这就是马瀛的“奇才”之处，这其实与马瀛的教师生涯有关。马瀛先生早年在中小学教书，是以一位数学老师的身份走上讲坛的，1904年在上海明新学校、1905年在定海师范讲习所、1906～1908年在江西振育学校，都是教数学课。
为什么选择编译日文著作？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他在江西振育学校期间，结识了一位日本国籍的教师中山胤男，这位日本籍教师据说是一位反战人士，因反对日俄战争而不愿服役，因此来华教书。两个人一见如故，甚而谈论共产主义等社会新思潮，马瀛由此接触日语。不仅如此，中山胤男还是一位世界语爱好者，他赠送马瀛一本世界语文法书，鼓励马瀛一起学习世界语，颇有语言天赋的马瀛因此把日语、世界语都连带学了。后来马瀛还学会了拉丁语，真是语言奇才！
在史志编纂方面，马瀛的成就也十分突出。由他担任副主编的《鄞县通志》《定海县志》堪称近代地方史志的典范。民国《定海县志》一书，独辟鱼盐志，以突出舟山海岛渔业、盐业生产的区域特色，辟方俗志而记录舟山方言习俗，辟交通志而记录群岛水道航线，这些都是这一部舟山方志的独创之处。书中收录舟山的医院、校舍、风景名胜照片18幅，开创方志用照片之先例。南京大学历史系洪焕椿教授，因此在《浙江方志考》一书中赞赏民国《定海县志》，称之为“辛亥革命后浙江新修县志中之佳作”。
读书万卷，下笔有神。博览群书的马瀛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在效实中学教书时，满腹经纶的马瀛先生就被年轻学子们昵称为“百科全书”。这位舟山籍老夫子，还曾经是近代宁波天一阁的掌门人之一，堪称“书香舟山”的代表人物！
二、作家群里的舟山籍伉俪
民国时期的舟山籍作家，当以著名作家金性尧、何为等为代表。其实金性尧的夫人武桂芳，也是一位定海籍作家。金性尧和武桂芳，可算是“作家群里的舟山籍伉俪”。关于金性尧先生的介绍文章颇多，然而对于作家武桂芳则很多人不甚了解。其实“在文学创作上，母亲比父亲出道还要早”，金性尧女儿金文男如是说。
武桂芳，笔名木圭，她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背上了十字架》，1941年由上海大华图书公司出版，收录于进步作家白曙主编的大华文学丛书第一辑。她还和白曙、石灵等合著《松涛集》，1939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武桂芳是浙江定海人。武家在晚清时候也是定海名门，后来族人多移居上海。武桂芳1915年生于上海，父亲曾是南洋烟草公司职员。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日军侵犯上海，武桂芳随亲戚回定海避难，结识了同样在定海避难的北大街金家金性尧。武桂芳年长一岁，两人都是文艺青年，共同的文学爱好让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数年后喜结连理，而成文坛伉俪。
武桂芳是一个才女，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这所学校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有资料说，高中毕业时，武桂芳参加上海市会考，竟然考了全市第一名。其实这一说法有误。笔者查相关资料发现，武桂芳其实就读的是上海务本女中的师范科。据1935年7月8日《申报》刊登的《本市第一届师范毕业会考统计》一文报道：“本市第一届师范学生毕业会考。各项成绩业由教局揭晓。……依照会考办法奖励标准，应得奖状者计高师组务本武桂芳，新陆祝馥相，务本周莲因三人。 ”可见武桂芳的确是一名学霸，她的学业成绩优良，是当年获得师范毕业会考奖状的优秀生。武桂芳颇有写作天赋，在务本女中就读期间，就已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师范科毕业以后，武桂芳与金性尧结婚。金性尧曾因仰慕鲁迅先生，向鲁迅先生请教杂文写作，与其有过书信往来。1936年鲁迅去世，金性尧和武桂芳夫妇去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葬礼，与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交往也开始密切。武桂芳先在《上海妇女》杂志担任校对工作。《上海妇女》杂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留守在“孤岛”内的先进女性知识分子创办的妇女刊物，许广平就是杂志的发行人之一。不久又由许广平介绍，武桂芳参加《上海妇女》编辑委员会，并在《上海妇女》杂志发表了许多文章。
武桂芳在1936年开始正式投身文学创作，并一举进入她的创作黄金期。先后在《鲁迅风》《离骚》《文汇报•世纪风》《文艺》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武桂芳是一位进步青年。结婚不久的武桂芳，曾经想去延安投身革命。据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沈鹏年在《行云流水记往》一书中介绍，沈鹏年曾经采访金性尧，当时金性尧年老失聪，沈鹏年写在纸条上询问：“唐弢说桂芳要去新四军，因家庭阻挠未去成?”金性尧回答说：“是想去延安，不是去新四军。我是支持她的，是阿娘不同意。 ”说明武桂芳想投身革命摇篮延安，确有其事。当时也是《上海妇女》杂志安排她和其他几位志同道合者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由于家庭原因，武桂芳去不了延安，但是在上海，她利用自己的条件，为革命文化与进步事业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资助《鲁迅风》杂志，这本杂志是上海“孤岛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本杂文刊物，由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王任叔（笔名巴人）创办、金性尧承担编辑工作。因为金性尧的父亲是“公和来”颜料店老板，武桂芳的父亲后来又是搪瓷厂、热水瓶厂的老板，夫妇俩利用家庭富裕的经济条件为文化事业、社会公益作了很多奉献，如《鲁迅风》经费困难问题，时常由金性尧调拨解决，夫妇俩还向《鲁迅风》编辑同人提供经费，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被文友们评价为“急难之德”。
《微明》杂志是舟山籍革命青年乐时鸣、周山等在上海创办的一家文学期刊，武桂芳夫妇也通过广告方式，为杂志刊印提供经费，为这一份进步期刊的发行创造条件。上海沦陷时期，武桂芳还经常跟随许广平外出，采访、报道上海难民营及纱厂女工的生活，武桂芳曾扮作女工到纱厂体验生活，其小说《新生》即以此为素材，在当时有一定影响。
武桂芳的不少作品都源于生活。武桂芳的小说集《背上了十字架》，收小说9篇及后记1篇，从题材看，几乎写的都是妇女生活。武桂芳在《后记》中言：“收在这集子里的几乎全都是以女性为主角，这最大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作者是女人。我有着的是女人的经验，也留意着别个女人的事情，比较的知道些女人的心理，加上我的生活圈子的限制，使我提起笔来，在不知觉中总常常写些关于女人的题材。 ”虽写的是女性题材，但她不太关注女性们较为敏感的爱情婚姻问题，而是擅长写身边琐事，如《一个夜间的故事》写年轻的妻子对深夜未归的丈夫的担忧，从侧面反映了生活的艰危。《围巾》则以一条围巾做纽带，刻画主人公“秋云”从一开始佩戴洋围巾的虚荣到最后下定决心“不用这种臭货色”，揭示抵制日货的主题，小说中作者特别注重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分析，通过对人物对话过程心理变化的细致描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著名作家巴人曾经在《松涛集》的《编后记》里，这样评价武桂芳：“桂芳寄情于事，疑似于散文小说之间，别有悠远境界。 ”纵观武桂芳的作品，莫不是一件事寄一份情。武桂芳的小说写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结尾往往出其不意，令人深思。在当时的女作家群里，其写作技巧无疑是较高的。《松涛集》收录了武桂芳的《怀远天的老人》等八篇文章。在《献金》一文里，主人公娟娟捧着恋人赠送的金项链，犹豫着是否要捐出去。可是当她看到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后，就决然将它捐了出去，那报上醒目地写着：“七旬老苦力，为祖国拔金牙，血涔涔下”……还有一篇《买米》的短篇小说，写的是市场上的米非常紧张，挤了两天都没买到，后来来了个巡警，市民一见都吓得往后退，谁知这个巡警也是来买米的，周围的人由恐惧而转为一阵哄笑。武桂芳的笔名有木圭、桂芳、桂如芳、吕克石等。其中在《上海妇女》杂志的作品常以“桂芳”为笔名，在《鲁迅风》杂志使用过“桂如芳”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专版，则以吕克石为笔名，曾发表了《痛苦的火花》等文章。
武桂芳的文学创作生涯，在抗战胜利前夕便戛然停顿。因为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1945年，从事进步文化工作的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在家里搜出了一本《背上了十字架》，书的署名是木圭。日本宪兵问：“木圭是什么人?”许广平说：“我不认识。这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慕名而送来的，关于她，我什么也不知道。 ”虽然许广平极力想掩护武桂芳，可是日本人最后还是想法把武桂芳抓走了，在狱中对她用尽酷刑，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最后金性尧通过中共特工人员鲁风，将夫人武桂芳保释出来。可惜的是，后来这位才华初露的文坛才女，犹如流星划过夜空，在上海文坛闪亮了短短数年便沉寂下来。此后武桂芳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在上海长江中学（后改名青锋中学）担任语文老师，成为一名让学生尊重的好老师。一位学生曾经在《新民晚报》发文纪念她，这篇题为《恩师武桂芳》的文章说：“武老师平时和蔼可亲，不管你是调皮的，还是好学上进的，她都一视同仁。上起课来武老师很有一套，娓娓道来，低声细语，听来非常入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