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这是一句盛传于上世纪50年代末定海农村的宣传口号。那么，这句口号是怎样产生的？它又表达了什么意思？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先要了解一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农村的农业“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

史料记载，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方面开展起来。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生产关系也急于求纯，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全国农村一哄而上，大办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大二公”，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架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口号刷满农村的每一角落。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树为必须高举的“三面红旗”。

定海农村根据省委、地委的部署，于1958年9月底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据1994年7月出版的《定海县志》记载：“1958年9月12日，洋岙人民公社首先成立，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至月底，建金塘、红旗、东风、金星、东海、星火、卫星、幸福、五星及洋岙10个公社。 11月，除金塘外，依次更名为白泉、干览、盐仓、小沙、大沙、岑港、临城、盘峙、城关(洋岙公社和城关镇合并)公社，入社38500户，占总农户99.5%。公社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703处，134381人(占农村总人口83%)集体就膳，办托儿所892所，幼儿园319所，缝衣组80个，理发室54个，敬老院25个，医院31家，收归原高级社资金为公社所有”。公社公共食堂的最大特点：吃饭不要钱，这是与人民公社实行分配制度上的供给制和生产生活资料的公有化密切相关。 “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

定海农村的公共食堂，始办于1958年10月，1961年5月解散，时间不到3年，而“放开肚皮吃饱饭”的时间则更短。开始时，二三个生产队设一个食堂，农民把家中的粮食全部交到食堂，将自己的饭桌，凳子搬到食堂的餐厅里(那时生产队还没有集体建造的房屋，大多选择在住房较宽裕的农户家中或祠堂里)，一到开饭时间，社员们按户分桌就餐，小菜以桌分配，米饭盛装在一只大木桶内，吃多吃少随你的肚皮装，没有定量限制，吃饱撑足为止，故有“放开肚皮吃饱饭”之说。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个月。那时的农村，高指标、浮夸风盛行，农业生产大放高产“卫星”，亩产“千斤稻”、“万斤薯”，造成粮食高估产，高估产又带来高征购。 1958年和1959年，粮食平均亩产量都只有600斤左右，但不少领导干部主观地认为当时粮食亩产量已达900斤以上，盲目增加粮食统购任务。据史料记载，1958年和1959年，国家征购粮食分别占当年粮食实际总产量的38%和39%。这样使农村“三留粮(口粮、种子、饲料)”大幅度下降，造成了在1959年以后的三年中，无论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是人均消费量，都低于1953年统购统销以来历年的水平，农民口粮不得不实行“低标准、瓜菜代”。 1959年春夏荒期间，有40.8%的公社社员口粮接不上早稻登场。定海农村的公社大食堂(每个生产大队设一二个中心食堂)不得不实行按劳力人口定量供给。原先一天三顿的燥烤饭(大米干饭)换成了“薄粥薯干汤”，不再是“放开肚皮吃饱饭”，而是“勒紧裤带喝粥汤”。

到了1960年和1961年，情况更为严重。由于缺粮，不少地方出现了“人瘦、地瘦、牛瘦”和饿(口粮不足)、病(浮肿病)、逃(外流)、荒(土地荒芜)现象。 “1960年夏，农村普遍缺粮，万余人采集番薯叶，葛藤根充饥。 9月，岑港、盐仓、干览等地发生肠源性青紫病，死25人。 ”“1961年春，4000余人患营养性浮肿病，政府拨17.5吨粮食供应患者，重病者集中治疗。 ”(《定海县志》1994年版，第16页)

兴办公共食堂固然与“向基本社所有制过渡”的理念相关，也是与当时粮食减产带来粮食供给的恶化有很大关系。政府试图通过公共食堂来进一步控制粮食消费环节，合理安排社员的口粮，达到节约粮食而渡过“难关”。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中共中央于1962年6月提出取消公共食堂，而定海农村早在1961年3月起，“解散公共食堂，分粮到户，由社员自办伙食。 ”(《定海县志》1994年版，第276页)，农村公社公共食堂这一“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在定海农村存在了两年八个月后，悄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