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修植(约1858～1903年)，字苑生，号俨庵，白泉毛洋周人。撰写《定海公墙碑记》，曾在家乡协办定海厅立中学堂和申义蒙学堂。著有《行军工程测绘》一书传世。

寻访王家旧宅

拂去岁月的尘埃，轻轻走进位于毛洋周的王修植旧宅，眼前一切景物皆留存着一百多年前的余味，斑驳的石墙，木制的门窗，青砖灰瓦，飞檐翘角；青石板铺就的道地，从墙门口起纵向有一条高出地面约2厘米、宽2米的“躔道”，即所谓的“官道”，通向正堂，正堂即为王氏祖堂，堂匾“树慈堂”，有联“祀曲千秋报本源，家风一脉存忠厚”；“艰难堂构思光泽，师济冠棠启后贤。”整个大宅布局是典型的明清时期建筑风格，是一般官宦人家应有的规格。只是深处大山脚下的王家旧宅，更多了一份田园式的古雅宁静、悠然自得。原来在大宅前是一片青翠竹林，一扇精巧别致的月洞门连接着竹园与院落，月洞门向内延伸着廊房、花厅、官厅，里面十多间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印现着江南古宅独有的典雅韵味。

来之前，一直寻思着王家先祖为什么要落脚毛洋周红茅岗山脚下？毛洋本是周家族地，而唯独王家一户非姓周，又偏偏在此造起这样一座园林般的大宅？

家谱没有记载，但先人的故事代代相传。今年89岁的周世泽老人，是周家大族的族长，生于斯，长于斯。他说，王家原来也是穷苦人家，靠王修植的父亲贩卖茶叶、苔条等维持生计。早年，王修植学着和父亲一起卖茶叶，因修植幼年时便喜读书，过目成诵，在村里素有“才子”之称，但家境贫寒，无银两上京赶考，闲居寒室多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族长四太公替修植卜了一卦，说其虽无半点财气而大运将临，两年后有功名之缘，必成大器。修植半信半疑，想眼前糊口都难何来此运。因父亲年迈，修植接替父亲贩卖茶叶，在四乡民众中购来零星散装茶叶百余斤，上杭贩销。因不识经商之道，亏本亏力，流落街头。一日路过巡抚学馆，见后门敞开，轻声进内，隔窗望见两学生苦作文章，上前搭话。学生觉修植颇有文采，恳请代作诗文，愿出银两酬谢。修植拒谢，但同意代劳。第二天先生批阅文稿，顿觉大惊，知此文非学生所作，逼问事实后，禀报巡抚。先生知修植非一般人士，认为高师将临，留己何用，决意弃教回乡，先生和修值后来都被巡抚挽留。巡抚希望四人勤奋苦学，遇考试日期将临，上京赴考，一切费用全由其支付。光绪十六年（1890年），唯修植考中庚寅科进士，也便成为定海历史上最后一名进士。

据说，光绪年间，民间为表彰同族人考取举人以上功名，村人会在祠堂前竖起举人旗杆，旗帜上面写有功名人的姓名、名次，以此光宗耀祖。周世泽老人说，原先周家祠堂前竖有一位武举人周凤言的旗杆。因王修植非周氏族人，不能在此竖旗杆，而王家先祖是从白泉田舍王迁移至毛洋周，这一旗杆就竖在了田舍王的王氏宗祠前。所以民间传有“翰林出在皋泄庄，旗杆竖在田舍王”一说。

原来，王家先祖皆以经营农耕商贩为生，生活窘困，迫于无奈，从白泉田舍王迁居，投靠毛洋周亲戚，从此便在毛洋周安定下来。想不到，王修植荣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编修（从五品），后调任直隶道员（省级以下辅佐官司），仕图一片光明。之后，自然有了毛洋周的王家大宅了，原第一道墙门挂匾“止至三房”，任何官员到此有“文下轿，武下马”之规，墙门虽已毁，但残垣断壁间却见证着当年王家显赫的门庭。

才华背后的悲凉

王修植所处的时代正是洋务思想与维新变革思想矛盾交融时期，他本身是洋务思想的实践者，同时又积极倡导维新变革。修植入仕不久，受李鸿章器重，在天津办水师学堂，又开设“北洋西学官书局”，传播西学。他深受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思想影响，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曾为光绪帝草拟变法奏章，开铁路、设邮局、裁绿营、立学堂、废科举、开发经济科技等12条主张。光绪帝如获至宝，顾不得西太后的阻挠即降旨实行，朝中有识之士对“12条”赞叹不已，颂修植为“识时俊杰”。

王修植一生所做的最有影响力、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事就是创办维新派报纸——《国闻报》，当时是洋人办报的天下，而在天津的街头终于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由此产生的深远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修植能成为《国闻报》馆馆主，并非偶然。当时他曾与康有为、严复、夏曾佑、袁世凯等重要人物交往密切。台湾历史学家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说，王文辞敏捷，对新政研究有素。又说，袁世凯为笼络人心，与王修植结成盟兄弟，时常到天津王家“彻夜长谈”，王代其拟定小站练兵计划，帮助他完成了一生命运的转折点。足见，王在当时既精通洋务，深谙西学，又才识不凡，思维敏捷，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处身于这样的时代，每个人对于个人和国家前途的变数，都无法掌握。世事弄人，当修植目睹了“百日维新”失败后留下的惨烈代价，经历了顽固派弹劾《国闻报》之风波，又觉悟到了朝廷的腐败无能之后，他明知此前虽逃过一劫，但危险并没有过去，仕途险恶，政治争斗的背后，隐藏着暗流与危机无法预测，他深感前途迷茫，决定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修植借口故乡的母亲病逝，辞官返乡“丁忧”。

对于修植的死因，史书没有确切记载，为此说法不同。一说，戊戌变法失败后，修植奉命捉拿康有为，而他却有意放跑了康有为，后以“查无踪”复命。回家后，修植很是后怕，想到此祸将会诛及九族，于是一病不起，后请来一日本医生，给修植打了一针后不久，便口鼻溢血，气绝身亡。家人曾怀疑是被杀人灭口，中毒而死，但结果被否定；又说是因极度紧张而引发心脏病致死，这点似乎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另据周世泽老人说，修植回乡后，遭同僚呈报荣禄，说：修植借机回乡，不肯替朝廷出力，国难当头贪生怕死。荣转奏慈禧，火速召其进京，传旨官放天津总兵，出兵抵抗八国联军。修植知确难担此重任，1903年11月在家中吞金自尽。据说，死后葬于大洋岙山上。

可叹，45岁的才子奇人，在动荡的乱世中，连回归乡间，过安宁悠闲的田园生活也是一种奢望，来如流水逝如风，满腹才华的背后，其实早已埋下了悲情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