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海历史上的第一次海禁，定海志书中均有记载。例如，清光绪《定海厅志》云：“明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辛巳，征南将军汤和克庆元，方国珍遁入海；己丑，征南副将军廖永忠会和讨国珍。十二月丁未，国珍降，浙东平；戊午，汤和廖永忠自明州海道取福州。 ”又云：“明太祖洪武元年二月，征闽师还，次昌国；海宼叶、陈二姓聚劫兰秀山，汤和为贼所袭，失二指挥。初，兰秀山贼叶希戴、王子贤等相忿斗，既而合力拒官军。三月，希戴等驾船二百余艘，突入府港攻城；驸马都尉王恭力战，获其巨魁。贼溃走，吴祯次昌国剿平之。 ”又曰：“洪武十九年，起遣昌国县海岛居民。时，定海之外秀、岱、兰、剑、金塘五山争利，内相仇杀，外连倭夷，岁为边患。汤和经略海上，起遣其民尽入内地。 ”

在民国的《定海县志》中，此次海禁也有记载，内容更为详尽。其文曰：“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命汤和经略海上，起遣昌国民尽入内地。二十年，昌国废置中中、中左二所。 ”又云：“先是洪武元年二月征闽师还，次昌国；岛民叶、陈二姓聚劫兰秀山，汤和为贼所袭，失二指挥。初，兰秀山贼叶希戴、王子贤等相忿斗，既而合力拒官军。三月，希戴等驾船二百余艘，突入府港攻城；驸马都尉王恭力战，获其巨魁；贼溃走，昌国副使吴祯剿平之。十九年，汤和经略海上。时，秀、岱、兰、剑、金塘五山顽民争利，内相仇杀，外连倭人，岁为边患。和遂奏请，起遣其民尽入内地。二十年六月，废昌国县，徙卫于象山县南天门山，以此地置中中、中左二所隶象山，二十五年改隶定海。 ”

上文所述，乃是定海志书中记载的第一次海禁的情况。其实，此次海禁并不仅仅限于定海，而是涉及浙南玉环、洞头等地。据有关史料披露，明洪武十九年(1386)，因汤和向朱元璋奏称舟山“顽民争利，内相仇杀，外连倭人，岁为边患”，而撤废昌国县，并下令全部岛民撤迁到宁波镇海、天台等地。另据《舟山市志》记载：“此次迁徙，遣舟山四十六岛居民三万余人入内地”。后因紫微岛民王国祚上南京向明太祖面奏移民危害，这才准于在舟山本岛留下了岛民547户。

洞头。“明洪武十八年，朝廷因倭寇扰边，迁海中居民以虚其地，洞头列岛居民被迫内迁，诸岛荒废。 ”依此论之，洞头徙迁的时间要比舟山还要早一年。而在玉环岛，“明洪武二十年，朝廷命徙海岛居民于内地，并勒石历禁，居者死，耕者断足，港南遂被迁弃，就近止于港北者为数甚众。 ”依此看来，玉环迁徙的禁令，除“居者死，耕者断足”外，还有“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等严厉惩罚，其禁令比定海更为残酷。据《玉环县志》载：“此次徙迁，合舟山、南田、岱秀诸岛11.5万余户。 ”以此可见，此次海禁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灾害之深，史无前例。

若从表象上看，此次大徙迁的起因，源于洪武元年二月，舟山秀山岛之叶希戴和王子贤率民军突袭昌国，杀了明军两指挥，致使信国公汤和恼羞成怒，向朱元璋谎报军情，以“清野之策而墟其地”，下令浙江众多海岛的居民被迫内迁。浙江的沿海岛屿从此成为一片荒芜之地，东海岸的岛民史也为之中断。

现今思之，实在是令人痛心而愤慨！

关于朱元璋的禁海令，从史料上审视，是明太祖的一项既定政策。自明王朝建立始，在整个洪武年间，每过两三年就有朱元璋重申海禁的记载。《明太祖实录》和《国榷》等史料记载：“洪武三年(1370)，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下令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宁波)、广东广州三市舶司。 ”这些都是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中国各王朝负责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为由，下令严禁濒海居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二月，他又命汤和巡视浙江及福建沿海诸城，并下令“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 ”

为什么朱元璋要这么做呢？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出台禁海令的内因与外因又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当今的人们，往往以为朱元璋的禁海令因不明真相误听汤和的一面之词所致，或等同于中国自我封闭的一贯的闭关锁国政策。其实，禁海令的背后还有许多罕为人知的原因。

浙江《联谊报》刊登了朱永军先生的一篇文章，对此提出了不同解读，颇有见地。

朱永军先生在《朱元璋禁海令背后》一文中说：“明朝的海洋政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承上启下，又体现了全球历史巨变时期，中国海洋政策的走向。仅仅以外部的角度看待明朝的海洋政策是不够的，仅仅从内部的视角对它进行考察也是片面的。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其海洋政策可以清晰地分成两个阶段，划分界限大致可以放在公元1500年左右。 ”

朱永军先生认为朱元璋的禁海令，更多只是军事政策，并不完全是政治或经济政策。元朝末年，义军四起，朱元璋最终独占鳌头，登上大位。但是，在朱元璋开国之时，当初参加造反的各种势力并没有全部归顺臣服，张士诚、方国珍两支武装力量逃往海岛或邻近的海国，成为朱元璋登基后的一大威胁。然而，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当时最主要的威胁来自逃亡蒙古的元朝残余势力。明朝将重点军事力量放在北部边疆，防卫和追剿并重，而东南海疆的反抗势力威胁在其次。轻重缓急的选择，使得朱元璋对于东南海岸线上的敌对势力，只采取防守的政策。这便是朱元璋出台海禁政策的根本原因。

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朱元璋作出“片板不许入海”禁海令的起因，只是防止沿海居民与不愿归顺的“逆贼”相通相济，是一种临时性的军事政策，捎带影响到海洋贸易，也只是暂时性的只进不出。外国来华的贸易，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朱元璋在位时期，朝贡贸易已经开始，但有来无往。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北伐，并镇守北京，其粮草和物资大多依靠海运，可见海上航运也未受禁海令的影响。朱元璋之后，明朝没有马上解除禁海令，主要是因其后代尊崇祖制的观念所致。但这一尊崇祖制的延续，基本上是形式主义。当人们说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大规模出使西洋属于违反祖制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了朱元璋的禁海令已很快形同虚设了。

以此可见，与其说朱元璋在对外交往，尤其是与海洋国家打交道中有一种自大的狂妄心理，不如说他更多的是对海洋的深深恐惧。

朱元璋出身于内陆，后来一步登天，登上大位。尽管他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其小农意识却还是牢不可破。他的言行表明，虽然穿上了龙袍，可他仍然不过是一个“小农”，一个帝国深宫里的小农。长久在内陆生活的人，初见浩瀚的海洋都会有一种眩晕感。而对一个企图控制他人的统治者来说，其心理就愈加微妙。海洋在他眼里太不可测了，如果在此之前，他还对自己拥有的力量信心十足，现在他却陷入了迷茫。就朱元璋个人而言，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更加深了他这种对海洋的恐惧和沮丧的感觉。

元代末年，朱元璋削平群雄，方国珍部虽然多数投降了他，但还有部分则扬帆海上，继续与他为敌。对陆地上的负隅顽抗者，朱元璋可以穷追猛打除恶务尽，可是面对海洋，他却只能望洋兴叹，海洋让他既恼怒又恐惧。因在明朝之前，元朝大军远征日本，因突起的飓风几乎让元军全军覆没，这使朱元璋印象深刻。

他一再告诫子孙不要对海外用兵。海洋既然无法掌控，怎么办呢？朱元璋的唯一办法，一方面加强海防，另一方面关起门来，自顾自地经营他的“一亩三分地”。在他眼里，只有这样，他的家天下才是安全而且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朱元璋的禁海令对定海及东海岛屿的居民造成了严重灾害，对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蒙受了巨大损失，也使我国作为海洋大国的重要地位和历史进程受到了重创。正如司马光所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应该牢牢记住这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