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证历史，碑文是其中重要实物档案。舟山有不少史迹与人事佚闻，多在舟山出土的石刻、碑文中得到了印证、补充与丰富。可见，广泛收集散于民间的石木刻文字实物具有重要的考史意义。

今年二月底，舟山博物馆几位领导从临城新区建筑工地征集了一方明末清初的墓碑。据当地居民称，其墓原址在山坡，不知何时墓碑为当地住民移筑于村井之旁。

据笔者考察，墓碑质地系花岗岩，当取之于舟山（南明时，舟山四面受敌，只能取材于舟山本地）。碑长2.28米、宽0.56米、厚0.15米。正面楷体横书“明诰赠郑太夫人之墓”，两边题款依稀可见，但因日久风化，字迹无法辨认。反面隶书，曰“陆地仙藏”，左右分别题款“隆武乙丑年春吉旦立”、“太师肃卤侯黄斌卿书”。其中“乙丑”二字稍有模糊；“年”写作“秊”；“肃卤”二字不很明晰，但细微之处大略可辨；“斌”字缺半，只剩一“武”字；“卿”缺其左三分之一，唯右半“即”字尤为分明。

墓主郑氏，明代人，有“太夫人”之“诰赠”。所谓“诰赠”，即是明清对五品以上官员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之殁者，以皇帝的诰命追赠封号，叫诰赠。而“太夫人”，根据汉制，列侯之母方可称之“太夫人”。后世官吏之母，不论存殁，亦称“太夫人”。蔡元培《与陈鹗》：“太夫噩耗，同深怆悼。 ”由此可见，郑氏乃是题碑者之母（或他官之母），而题碑者黄斌卿有“太师肃卤侯”爵位之名谓，正合汉制“列侯之母”；亦合明清所谓“五品以上官员”，因为黄斌卿曾于明末任舟山总兵。

“陆地仙藏”，其书遒劲浑厚，与正面行楷字体为同一人所书。书语蕴意为“地藏仙之藏”。所谓“地藏仙”者，乃是于道家养生之道颇有造诣之人。如此说来，墓主是一位长于养生之术的妇人，故亦可说是一位长寿之人。藏者，安葬也。就是说，郑太夫人寿终安葬于此。

再看其左右题款。“隆武乙丑秊”，即清顺治六年（1649）、明永历三年、鲁王监国四年。隆武，是唐王朱聿键的年号。据《东南纪事》载，崇祯五年（1632），朱聿键年三十一，嗣唐王位。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六月，朱聿键于福州称帝，年号“隆武”，是为隆武帝。兄帝弟王，原“唐王”藩号遂由其弟朱聿相继。至顺治三年（丙戌，1646）八月，清军入闽，隆武帝朱聿键死于清乱兵之箭，或说被囚于福州，绝食而亡。由此观之，唐王称帝不到二年。隆武政权覆灭后，朱聿 流亡广州，被隆武帝朝大学士苏观生等拥立为帝，年号“绍武”。但即位不到四十天，又被清兵俘杀。与此同时，在广西的明神宗之孙朱由榔于隆武之亡政之后，于顺治三年十一月在肇庆称帝，年号为“永历”。但朱由榔又于康熙元年（1662）四月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需要指出的是，“隆武”年号直至清顺治五年（1648）六月，海上尚有“隆武四年”之称。《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五》曰：顺治五年六月，“明封金声桓豫国公，王得仁建武侯。声桓归明半年，尚称隆武四年。有旧臣至，述闽陷广立之详，始改称永历。 ”当时，一向尊奉隆武帝为正统的郑成功，在隆武帝死后，于顺治五年九月方悉朱由榔在肇庆称帝的消息，于是开始启用“永历”年号。《小腆纪年附考》曰：“明朱成功遣前中书舍人江于灿、黄志高奉表於肇庆。 ”郑成功“加额曰：‘吾有君矣。遣于灿等航海至行在。 ’”而且于当年十月，明永历帝封“朱成功为威远侯”。自此，“国姓爷”郑成功拥戴永历帝，放弃“隆武”年号，而使用“永历”年号。

花开二支，再表鲁王。顺治六年乙丑年（1649）六月，明鲁定西侯张名振率兵收复了健跳，并与阮进表迎监国鲁王。于是于当年十月，鲁王从海上前往健跳。鲁王没有直接进入舟山，原因是张名振与阮进与镇守舟山的黄斌卿发生了矛盾。因此，从舟山退出的张名振与阮进只能以健跳立军，为反清基地。当时，黄斌卿是受命于隆武帝镇守舟山的总兵，隶于闽政权。鲁王曾于丙戌、乙丑两次欲驻舟山，都遭遇黄斌卿的拒绝。由于黄斌卿一再拒绝鲁王入驻舟山，加之反清同盟内部诸多矛盾逐渐恶化，终于于顺治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乙丑年九月乙酉日），黄斌卿被“明鲁定西侯张名振、荡湖伯阮进、平西伯王朝先合兵讨之，诛之。 ”尸体被沉于海。

需要强调的是，先后被隆武帝与鲁王赐封为“太师”、“肃卤侯”的黄斌卿在鲁王未至舟山之前，一直启用“隆武”年号。也就是说，“乙丑八月丁酉日”，是张名振等袭杀黄斌卿的时间，此时正是“鲁王监国四年”，鲁王尚在健跳。而黄斌卿母亲郑太夫人亡故，则立碑于“乙丑年春”。所以，黄斌卿“乙丑拒鲁”，仍沿用“隆武”不是没有来由的。黄没有用“永历”年号，这是因为，清兵围剿封锁浙东，海上信息不灵，不知天下有“永历”，更不知郑成功已上表拥戴朱由榔。而且，根据有关史料表明，福州沦陷后，隆武帝一时去向不明，当时甚至有传称隆武尚在流亡中。据此，在鲁王进驻舟山前“乙丑年春”，黄斌卿在其母郑太夫人去世后，在墓碑上镌刻“隆武乙丑春”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下款“太师肃卤侯”又如何解读呢？这还得从黄斌卿的简历谈起。

黄斌卿，清康熙《定海县志·寓贤》曰：“黄斌卿，号虎痴。福建兴化人。有文武材。崇祯末，为舟山参将，升广西总兵官。留守南京，会王师渡江，退保舟山，得远近民心。鲁王封为肃鲁伯。 ”《东南纪事》：“黄斌卿，字明辅，一字虎痴。福建人。其先以御倭功，世千户。父奢，死崇明之难。又晋世袭。崇祯末，为舟山参将。福王时，升九江总兵，改广西征蛮将军，未赴。唐王即位，擢水陆义兵马招讨总兵官，封肃鲁伯、太子太师，赐尚方剑，治兵舟山。”是书又曰：鲁王时，“斌卿已晋威鲁侯，其肃鲁伯印故在，名振议即用封胜兆，率舟师抵崇明为援。 ”唐王赐封黄斌卿，《小腆纪年附考》也有记载，文曰：“崇祯间，黄斌卿为其地参将”，“南都亡，遁归，闻闽中立，附表劝进，并言‘舟山为海外巨镇，番舶往来，饶鱼盐之利，西连越郡，北绕长江，进取之地也。 ’王善之，封为肃虏伯，赐剑印，屯舟山，得便宜行事。 ”

由此而明，“太师”之爵位，乃是由唐王即帝位、号称“隆武”后而获得的。所以，黄斌卿终其一生都效忠于隆武帝朱兆键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黄心目中，他与郑成功一样，都以正统观念尊奉“真命天子”，即所谓正史所称的“奉正朔”，一朝天子一朝臣，千古已然。

至于“肃卤侯”，乃是当初黄斌卿支持鲁王监国绍兴时所封之爵。黄斌卿于墓碑上同时使用二个封号，正反映了当时南明初期诸王相继称王称帝的复杂背景。

《小腆纪年附考》：唐王朱兆键于顺治二年乙酉闰六月初七日（乙亥）监国于福州，又于是月二十七日（丁未）即帝位于福州。同年同月的二十八日（戊申），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其时，以兵以饷来归者，有总兵王之仁自定海，黄斌卿自翁洲，张名振自石浦，沈宸荃等应之于慈溪。《定海厅志·大事记》曰：“六月戊申，鲁王监国於绍兴，群臣奉表劝进”，而鲁王推辞说：“当俟拜孝陵后徐议，乐推未晚也。 ”固推不许。《厅志》又说：“丙戌正月乙酉朔，鲁王监国於绍兴，称鲁王监国元年。 ”以此推之，鲁王监国绍兴的具体时间，当在“丙戌年正月”。厅志还载道：丙戌年三月戊申朔，清兵入江；五月，方国安率马士英、阮大铖劫鲁王南行；六月，鲁王脱险航海至石浦之南田，继由张名振奉鲁王至舟山，而黄斌卿坚持不纳。故此，鲁王于十月丁酉从舟山出发，十一月入闽抵达厦门中左所。此后一段时间，鲁王率将于福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先后复三府一州二十七县，继而又兵败失守。至乙丑年七月，即鲁王监国四年的七月间，张名振又把鲁王接到健跳。而张名振提议以“翁洲为大谋，袭黄斌卿为监国地。 ”于是又有了张名振等问罪黄斌卿二拒鲁王之过。

应当说，黄斌卿拒鲁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早在乙酉年的八月十一日（庚寅），明隆武帝就命令“肃虏伯黄斌卿镇舟山”。《小腆纪年附考》记曰：“崇祯间，黄斌卿为其地参将”，“南都亡，遁归，闻闽中立，附表劝进，并言‘舟山为海外巨镇，番舶往来，饶鱼盐之利，西连越郡，北绕长江，进取之地也。 ’王善之，封为肃虏伯，赐剑印，屯舟山，得便宜行事。”所以，对于黄斌卿的封爵，隆武赐爵授命在前，鲁王赐爵在后。而受命于君，镇守皇封之地，乃是黄斌卿的本职。

根据史料和诸学者分析，明末，清军直下江南，朱明诸王逃散各地，纷纷建立自己的军队，打出了反清的旗号，彼此之间并不了解。而黄斌卿在这乱局中一身先后得唐、鲁两王之封，也是当时唐、鲁两位藩王对立的产物。唐封在前，鲁封在后。一个是要黄以“太师太子”、“舟山总兵”的名职，为唐王镇守舟山，一个是封黄以“肃卤侯”之名，变舟山为鲁王的基地。而对于黄斌卿，将两王之封号叠加于身，完全是为当时的情势所决定的。从客观上讲，受命于唐，拒鲁不拒封，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其实，在隆武帝即位后，当时鲁王麾下的诸多文武之臣，都有既受封于唐王又受封鲁王的先例。

对于鲁王之封“肃卤侯”，有称“肃鲁侯”者，有称“肃虏侯”者，而确切之称，当以“肃卤侯”为确。清举人定海孙尔瓒《定海成仁祠备录重编》与孙诒谋《成仁祠备录》引《重桂堂文集》于“另龛附祀牌位一人”一节中写道：“故明威卤侯清赐谥节愍黄斌卿。威卤侯镇守舟山，甚得民心。事唐拒鲁，卒以亡身，既未便与鲁臣并列，又未便于定西同科，故另龛处之。 ”之前，还在《重编》之“改正初立牌位”中写道：“黄斌卿，原作都督、太保、肃鲁伯，在中龛。案《唐纪》作‘威卤侯’。斌卿事唐拒鲁，当用唐王封号。清赐谥节愍。改入另龛。”笔者以为，两孙氏考证多年，“肃卤侯”名号当是不误。而黄斌卿本人在墓碑上大书“肃卤侯”正好印证了孙氏之考，并纠正了诸多野史的称号之乱。可以想像，黄斌卿亲自被授予的封号，黄本人是绝对不会失去记忆的，毕竟受封是眼前发生的事。

黄斌卿最终死于非命，死于南明反清阵营内部的争斗。对于黄之亡，前人与后之学者褒贬不一。贬者以全祖望为代表，褒者以清康熙《定海县志》为代表。清末民国时期，邑人厉得鹏与《定海成仁祠备录》的作者孙诒谋各异一辞。之前，朱绪曾在《昌国典咏·张定西墓》一文中又进行分析。综观双方观点，贬者以为，黄斌卿心胸狭隘忌心重，不顾反清大局，一拒鲁王监国于丙戌（顺治三年），二拒监国于己丑（顺治六年），且有杀明将荆本彻之罪，更因过于谨慎而践约支援吴兆胜反正举义之过。而褒者以为，黄斌卿善纳沈廷扬建言，在舟山实行“定履亩劝输之法”，治理舟山有功，有得民心之誉。至于二拒鲁王，一是受命于隆武而忠于隆武，二是自保其力量。孙诒谋在《附录旧成仁祠备录另龛附祀黄斌卿牌位案语》写道：“案：全谢山谓黄斌卿不当入成仁祠，后儒多从其说。得毋以斌卿据有舟山，一拒鲁王于丙戌，再拒鲁王于己丑，为足定其罪案欤！不知此正斌卿之忠，不能罪斌卿者也。斌卿奉唐王命屯兵舟山，固唐王之臣也。为唐王臣，则祇知事唐王，不知事鲁王。既不知事鲁王，亦何敢纳鲁王哉！且斌卿不纳鲁王，亦迫于时势则然耳。鲁王之监国绍兴也，唐王遣给事中刘中藻颁诏浙东，鲁王不受；又遣御史陆清源赍饷十万犒师浙东，清源见杀。衅隙既开，闽浙遂如水火。鲁王尝命督师张国维抽师西御闽兵，甚于御我王师。当日情形，唐、鲁俨然敌国。延敌国之君，俯首而事之，此固贤者所不为，况斌卿屡拒鲁王，安知非唐王所使也！唐王之报复，不得不然，则斌卿之从违，亦不能不尔语云‘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 ’斌卿一再拒鲁，亦各为其主耳，而因此致死，可谓忠矣。斌卿卒时，张煌言有挽诗一章，亦足想见其为人。此当日同事之臣，良非虚语。《鲒埼亭集》云：‘斌卿颇能以小惠结士心，故其死也多惜之者。 ’此与《康熙县志》所谓‘哭声动山谷’也是相合，则谢山虽不满于斌卿，似亦知其有恩于舟山者也。既有恩于舟山，则其祀之也亦宜。翁州逸志谓当日人心摇惑，靡所率从；以舟山孤悬海外，譬如寘婴儿于隘巷得一腓字之者，卽牛羊亦母之矣。此言不亦过乎！ ”孙氏之论，“忠君”二字涵盖了一切。从客观而论，在封建帝制的时代，一国一君，“君天下”，“忠君”，儒家的“天地君亲师”伦理观念在旧时代人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纵观千年，又有哪一个朝代，诸文武臣子能逾越这道深坎呢？黄斌卿虽为武将，却有喜读经史的雅爱，深知“君”、“臣”二字的含义。《文字蒙求》称：“君，象君坐形。臣，象屈服之形。民，凡人形字，面皆向字，君作正面形，臣及小篆民皆向右，归向其君之意也。 ”中国的许多象形字体，都隐示着古代人伦观念的文化秘码。而这种秘码，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再说，以皇系论，唐王为叔，鲁王称侄。唐、鲁的对立曾以颁诏与拒诏而矛盾恶化，最终导致两藩互杀来使，兵戎相见，而终为清军各个击破。应当说，这是南明小王朝致败的一个沉痛历史教训。虽然是教训，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谁也挣脱不了社会的诟病和人伦的羁绊。

故此，孙诒谋之说，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众所周知，平素与张名振关系相契的兵部尚书张煌言，当闻及黄斌卿死于非命之时，亦深表同情，感叹不已。张煌言在《吊肃虏侯黄虎痴》中云：“百年心事总休论，堕泪凭看石上痕。竹帛早应传魏胜，河山终不负刘琨。当时杖履知何在，此日衣冠赖孰存？一自将台星殒后，胡尘天地尚黄昏！ ”张氏叹黄斌卿之死，既是肯定其功，亦是惜其才能。据《福建通志》称，黄斌卿“好聚书，夜必张灯读史，鸡鸣治军，日以为常。著有《来威堂存稿》、《东南纪略》、《闽浙杂咏》数十卷。 ”如此，今赏其书法之精妙，叹武将有此豪然之笔，当观不怪矣。

其实，后人对黄斌卿的评价也是抱十分谨慎态度的。晚清定海举人孙尔瓒在《成仁祠备录重编》中，特地将不同意见备载之于书，并将黄斌卿“另龛”祀之。黄斌卿之死，惟忠而不惟烈，以别于舟山辛卯之役遇难的壮烈之士，故以“另龛”祀之，亦当是公允合理之举。清初，清帝分别对南明死难诸臣授予不同谥号，亦都是据情因人而授之。

今观之于诸史，余以为，论者各持其说，当思其理，理其曲直。黄斌卿一生有功也有过，但过不至死于非命。以愚人之见，黄斌卿之死，包括唐、鲁对抗之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互相内讧、杀戳，正是南明反清失败的原因之一，封建历史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