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山位于浙江省杭州湾外的东海大洋中，处于舟山群岛的东部海域，距我国著名渔港沈家门仅6.5公里。岛上山青水秀、幽洞奇石，花香鸟浯，金沙绵亘，雪浪若花，瀚海万顷，更有那金碧辉煌的寺院精舍，隐现在苍松翠柏丛中，确是风光艳丽迷人的佛国圣地和桃源仙乡。

　　据新编的《普陀山志》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普陀山就有人上岛居住。春秋战国时，普陀山与舟山统称甬东。西汉，南昌尉梅福来山居住，自此称梅岑山。宋时称宝陀山。元代称补陀洛迦山。宋至明代有以梵语“补怛洛迦”意译成白华山，到明万历十三年，钦赐宝陀观音寺为“护国永寿普陀禅寺”，山以寺名，此为普陀山名之始。因其东南海中有洛伽山，故有普陀洛伽之统称。据传，秦朝方士安期生卖药东海边，曾七上普陀并在山上凿井汲泉。到过普陀的还有西汉成帝时的梅福，晋太康年间的炼丹方士葛洪。又说，徐福东渡扶桑时来找安期生，也曾到过此山。

　　关于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形成过程，新编的《普陀山志》中曰：“唐代，是普陀佛教初创时期。据史书记载，唐大中年间（847～860年），有天竺（古印度）僧来山礼佛，传至潮音洞前目睹观音示现。梁贞明二年（916年），日僧慧锷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圣像回国，途经普陀海面触新罗礁受阻，于潮音洞登岸，留佛像供民宅中，俗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最近，舟山作家叶宗轼先生在他所著的《南海观音》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远在晋太康年间或更早一些，普陀山已成为普门大士的道场，起码比慧锷请观音的：：梁贞明二年”推前六百多年。此论的依据有二：一是明代高僧宏觉的一段文字：“补怛洛迦山者，则普门大士化迹所显，以佛菩萨慈悲因缘故，故自晋之太康，唐之大中，及今（崇祯）朝上千载，逾溟渤，犯惊涛，扶老携扶者不衰。”二是初唐大诗人王勃所作的《观音大士赞并诗）是赞今之普陀山。其序中云“盖闻圆通大士乃号观音，接物利生，随机应现，向乾坤东畔娑婆海中。云涛涌金色之山，圣阁起琉璃之界……。”赞曰：“南海海深幽绝处，碧绀嵯峨连水府。号名七宝洛迦山，自在观音于彼住。”而王勃生于650年，卒于674年，他在世的活动年限不但早于“梁贞明”，而且早于“唐大中”。为此，叶宗轼先生认为普陀观音道场应始于唐初之前，约有近二千年的历史。

　　至于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点：一是权威性依据佛经中的《华严经》68卷中的记载，其文曰：“稗瑟胝罗居士指示善财云：“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有菩萨，名观音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善财依次游行，至于彼山，见其四面岩石之中，泉流潆映，林树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音自在菩萨于金刚石上，结枷趺坐云云。可见，佛经中所描写的地域方位，仙岛环境，与今之普陀山十分吻合，而当时的佛教徒要想在中国找这样一个观音道场，当为不谋而合。二是唐初以后中日航路南线的开辟，日本船只进出中国必经普陀山，这就为日僧慧锷请观音建“不肯去观音院”和开创观音道场提供了客观条件。三是历代帝王对普陀山寺院的封赏和崇扬。如宋神宗赐建“宝陀观音寺”，指定普陀山专供观世音菩萨。皇帝老子的谕旨，使普陀山观音道场具有法定性的效力。四是东海渔民中广泛流传的有关观世音的传说，特别是观音显灵的传说，如唐大中梵僧亲见大士说法，授以七色宝石的传闻，唐文宗嗜蛤观音现身的异说，还有渔民在海上遇难，求观音得救的经历，无不使普陀山的观音道场戴上了神秘的光环。

　　然而，人们只知普陀山为观音道场，却很少有人注意和知道在观音道场未形成之前，普陀山在古人的眼里却是“蛟龙之窟”，或说是东海龙王的居住地。这是我们实地考察和查阅了大批文献资料后得出的结论。

　　首先从文献记载看，在初唐才子王勃、宋代宰相王安石、大诗人陆游到元代诗人赵孟顺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定海知县缪燧等大量古诗文中，多次把普陀山与“蛟龙窟”相提并论，视为一体。如初唐诗人王勃在《观音大士赞并序》中曰：“献宝兮有龙王龙女，奏乐兮有天仙地仙。向孤绝岸处作津梁，于浩渺波中拔急难。”“南海海深幽绝处，碧绀嵯峨连水府。频伽孔雀尽来朝，诸海龙王齐献供。”在这篇序中，王勃多次提到了龙王水府和龙女。稍后，宋朝的王安石写了一首《游洛伽山》的诗，诗中曰：“山势欲压海，禅宫向此开，鱼龙腥不到，日月影先来。”他是在写海洋诗中首次把鱼龙之变与普陀山连在一起的诗人。继而有明朝龙膺《题补陀》中的诗句“鱼龙跋浪连林屋，钟声和云出灌门。”张煌言《月夜登普陀山》：“鹤梦来何处，龙吟隔几重。”陈献章<洛迦望海》：“秋高鸿鹄排云去，夜静蛟龙出穴来。”梅魁《善财龙女洞》：“雪肤苍貌紫霞裾，几驾苍虬下碧虚。”丁鸿阳《茶山夙雾》：“漫向定中窥色相，分明龙女献珠来。”李邺嗣《游普陀梵音洞》：“上蛟门兮下龙窟，蛟龙不见深似潜。”傅光宅《礼大士八韵》：“龙宫吞日月，蜃气拥楼台。”屠隆《赠白华庵昱光师）：“人语龙天外，僧归蜃市中。”吴钟峦《寓梅岑）：“钟声隐隐知诗诵、龙窟巍巍自仰瞻”等等。以上，除王安石外，从龙膺到吴钟峦9位诗人都是明代人，在他们的普陀诗中都不约而同大量地出现了有关龙、鱼龙、龙窟的诗句，这种现象不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吗？当然，在元朝、清朝及至近代，也有很多人写了这方面的诗。如元代吴莱《夕泛海东寻梅岑山》：“鱼龙互围绕，山鬼惊变灭。”刘仁本《普陀大士桥》：“鲛人织浪为华盖，龙女持珠献宝幢。”清朝，张岱的《忆普陀》：“此下有蛟龙，榜人戒勿唾!”彭玉麟的《普陀山留别》：“只许云龙腾岛屿，不容雾蜃幻楼台。”魏源《普陀观潮行》：“天阵地阵相压摧，龙战鲸鏖万古雷。海水自当广长舌，供养独有群龙趋。”叶舜臣的《洛迦山》：“百谷龙蛇归大壑，空王香火属孤洲。邀僧施食龙窥钵，柱杖看云蜃结楼。老蚌献珠宵出浪，文豚吹雾昼迷舟。”一直到近代，著名学者康有为在《游普陀题》中，还感叹地喊道：“楼阁高低二百寺，鱼龙轰卷万千波。”“无限龙宫无限岛，云荒树老岁三春。”以此观之，在古人的眼里，普陀山就是龙窟，龙岛，龙宫。

　　饶有趣味的是，在清光绪年间编纂的《定海县志》中不仅有潮音洞的记载，而在附文中还有若干龙宫诗。如明·卢纯学的诗句：“大海灵山回，龙宫岂易寻。万年垂妙相，孤洞启潮音。”汪学信的诗：“龙从洗钵洋边化，连就然檀定裹开。”陈王宾的诗：“大士棲霞所，龙神听法宫。”更有清康熙三十四年任定海知县缪燧的诗句，说得更直接了当，其诗曰：“相传观音现，恐是蛟龙巢。地底鸣空雷，昼夜风怒号。”“观音”“恐是蛟龙巢”，一语道破天机，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在普陀山御碑亭的碑文中，也有类似记载：“洛迦之山，隶在定邑。……俾宝地龙宫得以广津梁而振钟鼓。”“宝地龙宫”即为普陀洛迦山。

　　说普陀山为古之龙窟的另外一个依据是神话传说。由香港佛经流通处印行，煮云法师著作《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中就有这方面的文章。其文的大意为：普陀山上原有一个蛇王，率领他的蛇子蛇孙盘踞在山上。观音见普陀山环境很好，向蛇王借此山作为观音道场。蛇王不答应，说：“这是我子孙万代帝王之业的根据地，怎么可以随便借给你？”观音见蛇王不肯，就要二者斗法比输赢。若蛇王输了，就得把普陀山借给观音。蛇王答应了。蛇王的特长是现原形后能绕普陀山三匝，果然现了原形，是一条千年怪蟒。蛇王现了原形，身子变得又粗又长，却不知观音的佛法更大，把普陀山也慢慢的放大，结果是蛇王输了，别说三匝，连一匝也围不起来。蛇王无奈，只得把普陀山让给观音，自己挪窝，搬到东海的外海小岛上去了。这就是《观音收红蛇》的神话。另外一则神话叫《观音巧借龙王地》，观音借了龙宫宝地普陀山，龙王要观音定一个归还的日期。既然是借，借者当然要归还，龙王的要求也合乎情理，观音无法拒绝。于是，观音略施小技，说：“等到那一天，全山听不到我弟子敲木鱼的声音，或者千步沙前的海潮声不响了，我就把此山还给你。”观音当然知道，只要佛教兴旺，哪有断木鱼声的日子，只要海水不涸，千步沙前必有海潮声。东海龙王又一次上当了。也许说这话是阴历七、八月份，所以每到这个季节，海上多台风，千步沙前涌浪如山，发出“还!还!还!”的讨债声。从以上两则神话中不难看出，正如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所说：“图腾未合并之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蛇的名字便叫龙。”汉代的王充亦曰：“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有一本书叫《述异记》，说得更明白：“水虺（水蛇）五百年为蛟，千年为龙。”普陀山原有的这个蛇王是条“千年怪蟒”，并且有变化之神通，这就非一般之凡蛇，而是龙王的又一称呼。到了《观音巧借龙王地》，那就更直接了当地把蛇王改称龙王了。

　　普陀山是怎样从古龙窟变为观音道场的？这两则古神话是个很好的例证。它脉络清晰的说明，普陀山原是东海龙王的宝地，因神通不及观世音，斗法时失败了，这才让出普陀山，成了现今的观音道场。至于后来的龙女拜观音以及东海龙王派龟相来偷听佛经而化为巨石的神话，不仅是对以上两则神话的补充，并说明龙王索山之心未死，其龙宫宝地必在普陀山邻近海域。

　　由于上述缘由，至今的普陀山虽为观音道场，但海洋龙文化的气息依旧很浓。以龙命名的山、湾、池、井、洞、桥、岩、庵等比比皆是，龙建筑，龙绘画，龙雕塑，龙文物，龙信仰，龙习俗，龙风物处处可见。这些，均是“普陀原为古龙窟”的又一可靠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