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城，不是人名，是一段绵延400余年的刘氏宗族史，史实之源起于明朝。
据刘氏代代相传，刘氏祖先来自山东诸城大树下刘家，明时到定海当武官，清朝初期已在状元桥下竺家弄繁衍成族。
清顺治八年(1651)九月初二日，清政府派兵围剿设在定海的明鲁王朱以海小朝廷，进行了血腥屠城。屠到竺家弄刘家时，公鸡受惊嘶鸣，清兵以为天亮了，放下屠刀，刘家人虎口余生，以不食鸡肉报答公鸡救命之恩。此故事屡屡见报，在定海几乎家喻户晓，本文不再赘述。据定海老人传说，屠城后，定海城中只留七姓人家，“刘”为第一姓。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宁海大将军伊尔德攻克舟山，次年正月，朝廷以舟山“不可守”之由，再次实行海禁，将居民尽迁内地，刘家也不例外。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颁“展海令”，开海禁，一些外迁的定海百姓，逐渐回归故里。
乾隆年间，刘氏返定谋生，那时，人少地多，建房不需买地、审批地基，用草绳圈地要多少就多少。刘家人多，圈了竺家弄以东大片土地，几乎占了半个城邑，被人称为“刘半城”。刘氏祖先陆续在竺家弄、东管庙弄和马河桥一带建了许多房子，儿孙们多居于斯。如竺家弄刘家、东管庙弄刘坤记贳器店、东大街马河桥下刘家。状元桥下存德堂原也是刘家房产，解放前仍由刘氏收取房租。东管庙弄徐祥裕屋后建有刘氏祠堂。祠堂里挂有一块刻有“天志成运大道维昌传宗继庆保国延方……”48字的排行匾。刘氏宗族在洋岙有六个山头，因下代败落，日伪时全部卖光了。祖坟多建在小碶大岙山和三官堂。民国时，刘家人已破清规戒律，允许谢年供鸡肉，但做祭祀羹饭不供鸡肉。
刘氏人丁兴旺，太公生六个儿子，其中五子六子迁入近郊农村务农，即洞岙村五份头、六份头。六份头在现在定海的檀枫新苑对面，中隔昌洲大道，村里新楼鳞次栉比，六份头刘家仅留下一座破旧的大墙门，作为古村落的象征。原六份头旧宅是洞桥村里最大的住宅：二进、五开间、三厢房、白檐顺、七架屋。1958年，大屋里办过食堂，开过村民大会。此屋有三道直通大门，门上曾挂三块横匾。在刘家人小辈的记忆中，第一块匾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第二块匾刻有乾隆皇帝御印。旧匾早当作柴禾，化作灰尘。大墙门虽破，梁上仍留存着精美的木雕匾额架脚和花纹，看来确非一般庄户人家。现洞桥六份头约有50户刘氏后裔。
六份头、五份头与竺家弄刘家同宗同根。刘氏祖先置有大量祭祀田供子孙轮种，轮到的人家要做祭祀羹饭，每年清明，刘氏一族都要在六份头大屋里做祭祀羹饭。这一天，城里刘氏男孩早已等在东门外河埠，六份头刘氏摇着河船，把他们接到家里；大人们则坐轿去六份头，与农村刘氏一起扫祖墓、吃祭祀羹饭，饭后，每人分两斤麻糍和糕包。一年，女人们造反了，说也要吃祭祀羹饭、分麻糍。族长公公没法，只得划出几亩田让女人享受。没几年解放了，没有了祭祀田，不再有族人集体扫祖墓、吃清明羹饭的盛事了。
在东门外老汽车站后，今新桥路北侧，也是刘氏聚居之处，以前住处有棵大树，便称为大树下刘家。70多年前，刘顺富为刘氏族长公公，在东美桥下开烟酒小店，因天天戴西瓜皮帽子，额头留下深深的帽痕，日本兵进城时，怀疑他是军人，把他抓去。是时，家人不知其下落，后来才知被日军活埋在龙峰山东麓，同时遇难的还有28个同胞。
临城和沈家门也居住着山东诸城大树下刘氏后裔，迁居外地谋生者不计其数。
刘氏除传说中的先祖当官外，民国时，竺家弄刘东锋、马河桥下刘昌宝父亲也发过财，造过大屋。
刘东锋，名刘凤翔，都司衔，旅沪邑绅，与朱葆三同时代人。刘家人说他是撑船发财的；也有说他与外国人做生意发财的，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与北门富贾丁四爷知交。刘东锋常去上海老牌针店锦章号，矮小的丁四爷就站在凳上与他比高低。百年前，刘东锋在竺家弄祖先发祥地上建造了一座二进(一进楼屋、一进平屋)大屋。楼屋五开间、二楼道，三厢楼，大门两边有轿房，还有后花园、亭子、竹园，在状元桥下十分显眼。解放后，此屋先后驻设过省供销社办事处和市商业局。
刘东锋传二子：刘宝玉、刘宝余，为乾坤两房。刘宝余(1876—1941)，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因学潮肄业，停学后去德国任礼和洋行高级职员。回国后，协助刘鸿生购买外国机器设备，创办龙华水泥厂，并投资入股，还拥有草帽厂、中华软管厂、汉口冶萍矿厂等实业。刘宝余为民国时期的旅沪名绅。他热心公益事业，与朱葆三、刘鸿生交往密切，是旅沪同乡会的积极分子。民国九年(1920年)他与美国浸礼会总干事(美教士)郝德培发起(刘鸿生捐巨资)创办定海公学，并捐款1200银元，为定海公学校董之一，负责学校基建、总务。刘宝余1941年病故，享年65岁。他的妻妾一直住在竺家弄刘家大屋里。
马河桥下的刘昌宝，是定海名绅乐南庭的女婿。刘宅也是座大屋，材质上乘，由刘昌宝父亲建造。
在旧城改造中，竺家弄、马河桥、东管庙弄刘家都已拆建为新街新楼。 山东诸城刘氏已在定海传承了十一代，“刘家不食鸡肉”成为过去时，世上能讲刘氏历史的老人寥若晨星，而刘半城的宗族史仍会千秋万代地绵延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