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宁波小港李氏家族》一书，发现宁波帮著名船商李也亭家族的后人曾经捐助过普陀山灯塔。其文中云李太夫人（即李也亭的儿媳妇）：“为了海上的船只顺利航行，不迷失方向，在普陀洛迦山建造灯塔。 ”书中还收录了近代著名诗评家王国维对李太夫人“燃灯照海”善举的题咏诗赞。实际上，李太夫人所捐建的灯塔，是佛顶山上的天灯台。
一、李氏家族与普陀山灯塔
李氏家族在十九世纪初经营沙船业起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经五代人的发展，先后投资于钱庄业、房地产、垦殖业、银行业和民族工业，在各行业中颇有影响，是镇海地区典型的“宁波帮”家族集团。
发起“燃灯照海”善举的李太夫人（1843-1918），张氏，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人。年十八适嫁镇海李家，李氏为当地富族，夫人善于当家，主持家政有条不紊。平日乐善好施，曾兴办学校，出重资赎回乡里被贩运到南洋的苦力，捐款支援抗法战争等等，故尤为乡人称道。及其卒，其子李云书等择取夫人一生中“创学惠乡、振廪捍侮、燃灯照海”等八件美德善行，请当时的名画家绘成《八徽图》，并遍征名人题咏。
李氏家族发迹于航运业，李太夫人早年曾往普陀礼佛，深知航海风险，其公公李也亭的船队隔洋过海，经营艰辛，船员漂泊汪洋，九死一生，更不容易。于是出资，请人在普陀山修建灯塔，造福往来的船只。
宁波地区的相关文献都认为李老太修建的灯塔为洛迦山灯塔。如《镇海县新志备稿》卷下《列女传》云，张氏“建灯塔于洛迦山上，以利舟行”。
民国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李太夫人所作的《张太夫人神诰》，也说是建洛迦山灯塔。其云：“初宁波工商善航海，而舟山、象山海皆窈博容军舰，太夫人自少时出入岛屿，识波涛期候，以普陀尤险恶，而洛迦山无灯塔，舟夜行不便。乃发家资植灯塔山巅，航行赖之。 ”
清末寓居上海的安徽淮南诗人陈诗曾经作《洛迦灯塔歌》，其在引语中说：“洛迦灯塔为镇海李伯母张太夫人所建，海舶经此遂免倾覆之患，云书道兄绘《燃灯照海图》征题且述遗事，爰作歌纪之”。陈诗歌云：
洛迦山，碧海环，四明回望有无间。俗传观音现身地，隐现莲花波浪际。海客谈瀛洲，归帆趁急流。天风苍苍兮海水浪浪，石矶林立兮淡月昏黄。阿母礼佛登此，悲怜之怀触起。建筑灯塔临高台，度人觉。岸归乎来。迄今令子能继述，云书居士笃式谷，播之图画纪芳躅。演光明经，塑燃灯佛。俨转旋坤，轴耀若木。光华大宙，唤起以烛龙衔烛。绘图者谁？潇湘曾熙。题诗者谁？淮南陈诗。千秋万世，李氏子孙永宝之。
陈诗的诗歌也强调张氏李太夫人所建的灯塔为洛迦山灯塔。实际上洛迦山仅仅为普陀山附近的一个小岛，其上灯塔为上海海关所建，非李家所建，而普陀山上的佛顶山天灯塔（即“天灯台”）倒是确为僧侣募集民间资金所建。普陀山，常常被称之为“普陀洛迦山”，其自南宋起就称“普陀洛迦”，宁波李氏家族所称的洛迦山其实应该是指普陀山。
二、镇海李太夫人捐助佛顶山天灯塔
最早记叙镇海李氏家族捐建普陀山灯塔的舟山志书，是王亭彦所撰的《普陀洛迦新志》，其关于“天灯塔”，如此记载：“一在短姑道头。一在佛顶山。彻夜燃灯，照耀海面。俾行舟知所向，无触礁之患。佛顶灯塔，清光绪三十三年，慧济寺僧德化募建。并置沈家门市房两间，收租充费。镇海李云书之母，前修灯塔，亦助若干。民国癸亥，复捐若干，为长年灯油费。”文中明确镇海李云书之母，即李太夫人曾为修佛顶灯塔捐资若干。民国癸亥年即1923年，此时李太夫人已于民国七年（1918年）仙逝，所以应该是李云书亲手捐助灯塔的灯油费。该文对捐资方式及数量未作介绍。
1924年成书付梓的民国《定海县志》则记载该灯塔“旧然（燃）油烛。民国三年镇海李氏助资改用打汽灯”。
方长生主编《普陀山志》介绍“天灯塔”时，说：在佛顶山白华顶。彻夜点燃，照耀海面，指航行舟。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慧济寺僧德化募建。因灯塔建于全山最高处，故称“天灯”。民国初年，镇海李云书之母捐洋三千元，资作灯油之费。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岛，此塔作瞭望哨。1990年新建瞭望楼，登楼远眺，四周岛群尽收眼帘。
上述《定海县志》和《普陀山志》未说明李家捐建佛顶山灯塔之事，只认定民国初年，镇海李云书之母捐洋三千元，资作灯油之费。
舟山地方文献中最详细的关于李氏家族捐助普陀山天灯塔的记载，当属普陀山高僧印光大师所著的《镇海李太夫人燃灯照海记》，该文收录于《印光大师文汇》等各种书稿中。
印光大师的这篇文章对李氏家族捐助普陀山天灯塔的过程和捐助方式有详细的记叙：
普陀悬峙大海，为观音大士应化道场，其最高处，名曰佛顶。登峰四望，海阔天空，诚堪开扩心怀，增长智识。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岁，赵君馥畴、屠君景三，于此造一灯塔，俾常夜燃之，以破船行迷方之险。又建三楹佛堂，令凡来此妙高峰顶者，一一亲见观音，太夫人亦为佽助若干圆。继念此灯，原属佛光，不但令来往船筏不迷方向，兼复使四远见者，忆念大士，欲供永年灯油，以净业纯熟，即便西归，因嘱其子云书为之设法。
上述这一段话，讲述了三件事情。其一，佛顶山灯塔为民间募集资金而建，沪上企业家、慈善家赵馥畴、屠景三等人于光绪30年（1904年）所建。其二，李太夫人生前也曾经捐助若干圆筹建此灯塔。其三，李太夫人生前有遗愿，希望其儿子李云书设法“供永年灯油”。
关于李云书为完成其母遗愿捐助灯油费，印光大师更是做了详细的说明：
癸亥春，山灵欲令规模廓大，兼使后来之人同种善根，遂假祝融之力以撤去旧建佛堂。慧济寺僧复为募建，云书遂以七年长期公债票五千圆施于慧济寺，指定专供灯塔灯油之费。该票利息周年六厘，计银三百圆。俟抽签还本时，即将此银用置田产，以所收租，充灯油费，佛顶常住，此灯不灭，而贤母孝子之心光，亦随佛光常昭明于亿万斯年也……
1923年春，佛顶山上的天灯台佛堂，因失火而废。慧济寺僧人重新募建。李云书遂以七年期债券五千银圆捐助灯塔，取其年利息300银圆作为灯塔灯油之费。债券期满，则以本金置田收租。并约定，七年公债期满，即将此银用置田产，以所收租，充当灯油费。
综上所述，镇海李老太家族捐建的灯塔，是佛顶山的灯塔，而不是洛迦山的灯塔；其次，其出资额分三次，分别由李太夫人和其子李云书完成。天灯在光绪末年初建时，李太夫人出资若干圆，民国三年又捐洋三千元作灯油之费。后灯塔佛堂因火损坏，1923年李云书又以债券五千银圆施助，以利息作为灯油之费，其出资方式非常科学，通过公债券和不动产的稳定收益，来确保天灯的长期运作，反映了早期宁波帮商人办事周详务实的风格。
被称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大师自光绪十九年（1893年）时，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护送藏经南下，后便常住法雨寺，熟悉普陀山的地理风貌，也亲历普陀山的各种佛事善举，因此印光大师关于佛顶山灯塔的记述最为详细可信。
三、洛迦山灯塔，实为海关所建
宁波地区相关文献记载的李太夫人“建灯塔于洛迦山上”，其失误之处在于把“普陀洛迦山”这一地理整体概念给分割了，狭义地理解为“洛迦山”，因此将普陀山上的天灯塔误以为“洛迦山灯塔”，或许是近代历史上“洛迦山灯塔”的名气要远超佛顶山天灯塔，故而误以为“洛迦山灯塔”就是民间捐资兴建的天灯。
其实，早建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洛迦山灯塔，是当时海关利用“船钞”所建的灯塔，其通常有充足的资金保障，无需向民间募集资金，更不可能由僧人来募集资金。
在近代历史上，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在华扩大贸易、发展航运。1860年底《天津条约》生效，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朝总理衙门申请，以船钞（即向外国船舶征收的洋税等）的十分之一费用设立专款应航标各项之需，获得批准。1868年，总理衙门又批准改拨海关所征收船钞的七成费用用于改善航运，并在海关总税务司下设立船钞部，其最高负责人为海务税务司，其下有专门的灯塔营造司和港务营造司等部门人员。洛迦山灯塔就是由海关船钞部兴建的灯塔，其经费来源于船钞收入。据《舟山市志》记载，同治八年至民国元年（1912年），上海海关先后在今舟山市境域兴建大戢山灯塔、花鸟灯塔、鱼腥脑灯塔、佘山灯塔、小龟山灯塔、白节山灯塔、洛迦山灯塔、半洋山灯塔、东亭山灯塔、唐脑山灯塔、下三星山灯塔。
晚清海关在舟山沿海兴建灯塔的同时，民间募捐兴建的灯塔也悄然兴起。这些灯塔大都是民间以行善积德为名，由高僧化缘募捐或地方乡绅集资而建，或由寺院僧人管理，或由当地乡人负责。普陀山的佛顶山灯塔就是其中一例。据《舟山市志》记载，清光绪二年（1876年）至民国七年，民间募捐，先后兴建金塘沥表嘴灯塔（太平山）、长涂西鹤嘴灯塔、沈家门外马峙灯塔、半升洞灯塔、普陀山佛顶山灯塔、普陀山短姑道头灯塔。
四、天灯塔——“一灯能照天下黑”
以佛顶山灯塔为代表的舟山海岛地区的“天灯”，是融合佛教文化、海洋文化的航标建筑。舟山自唐宋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沿海商贸兴旺，百舸咸集，舟樯似山，在海上孤屿的显著突出之处或暗礁丛生的危险地带，建寺庵茅蓬，夜燃灯火，或是为祈求舟船出海平安，或为航船指点迷津，佛灯普照，故称“天灯”。有的地处高山之巅，如佛顶山上的天灯台，也有的建于海岸一隅，也称之为“天灯”，如普陀山短姑道头的一处天灯，这里的“天”不是现实的高度，在民众的心中，这是一种心灵敬仰的高度。
巴金说：“灯，灯光，主要的寓意是光明，是指对光明的向往。 ”光明是灯塔符号的最基本的寓意。对长年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来说，在茫茫大海中，特别是晚上，看到散发着明亮光芒的灯塔，自然而然会生出一种特殊的感情。那是方向的指引，是避开危险的希望。灯，是航海文化的符号。
天，代表悲悯，是一种对生命诉求积极回应的一种慈悲普世情怀，因此人们感恩灯塔，膜拜灯塔，称之为“天”，天代表的是佛教文化的符号。天灯是舟山海岛地区灯塔特有的地域符号，有天灯的地方，往往就有佛寺，抑或有小小的茅篷。
如，岱山长涂岛的西鹤嘴灯塔，为1871年乡人金品山所建。江苏常熟的慈领法师云游至此，搭起茅篷，甘愿留在这孤寂的西鹤嘴，每晚点上五盏小油灯，为过往船只指引航道，避免触角，当地渔民也称之“天灯”。深受感动的当地船民和渔民，常去西鹤嘴捐钱，法师以所捐的钱重建了西鹤嘴灯塔，并铸一口大铜钟，若遇到雾天，就可以敲钟指航。法师圆寂后，乡民在法师生前住的茅篷处建了庵，为纪念法师取名为“传灯庵”，以示灯之精神代代相传。天灯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指引方向，更重要的是作为“慈航普渡”的一种象征，在人们的精神层面、心灵层面指引方向。佛说，一灯能照天下黑。
佛顶山天灯塔（现名“天灯台”），是近代民间慈善力量的结晶。由于宁波李氏家族对李太夫人善行的广为宣扬，其燃灯照海的事迹也广为传播，章太炎、王国维、印光大师等近代知名人士都为之撰文赋诗，既为贤母孝子点赞，也为普陀山这一座佛顶山天灯增添了浓厚的佛教人文色彩。
如，王国维《燃灯照海》诗云：“上有紫竹林，下有蛟鼍窟。波涛万艨艟，稽首定光佛”。这一首诗没有直截了当地把李氏家族捐建的灯塔认定为洛迦山灯塔，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成是为佛顶山天灯台而写。
诗的前两句，以“紫竹林”点明了观音说法的普陀山；以蛟鼍窟比喻波涛险恶之处。东海浪涛千帆过，众人叩首定光佛，王国维在诗中把“天灯”拟人化，化为定光佛。定光佛又称燃灯佛，是佛教中传说的佛祖之一，为释迦牟尼的老师。汉语中也有译为“锭光佛”，据说他一生下来，身体就如一盏观灯，使周围一切都很明亮。自古以来，江浙等地也有把那些功德无量的人视为定光佛的习俗。在王国维的眼里，“燃灯照海”的李太夫人或许就是佛的“化身”来普渡众生的。
佛顶山天灯台是普陀山重要的历史人文景观。民国五年（1916年）8月，孙中山游访普陀山，曾在天灯台看见了海市蜃楼，并留下《游普陀志奇》一文。笔者撰写此文，也希望佛顶山天灯台，这一融海洋文化、佛教文化的景观能够获得文化与旅游部门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