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梵僧燔指”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宝庆四明志》，自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以后各普陀山志，也全都存录。其文如下：

“唐大中，梵僧来，即洞中燔尽十指，亲睹观音与说妙法，授以七色宝石，灵迹始著。 ”

这段记载，全文仅31字，故事内容在舟山一带几乎家喻户晓。研究观音文化的人士也耳熟能详。但是至今还没有人对之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对于里面所包含的普陀山文化史价值，更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挖掘。

那么“梵僧燔指”在何意义上开启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灵感”?才使它“灵迹始著”?

◎时间节点：唐大中年间

这个“梵僧燔指”故事有清晰的时间节点“唐大中”。唐大中是唐宣宗的年号(847~859)，已经是晚唐时期了。“慧谔请观音”的故事，根据宋僧志磐所撰《佛祖统记》记载，也发生于“唐大中十二年(858)”。这是很有意思的。“慧谔请观音”是普陀山观音道场开始建立的标志性传说。这个传说有很大的真实成分，因为慧谔实有其人，普陀山也的确曾经有过“不肯去观音院”，慧谔把本想带回日本的观音造像，留置在当时前往日本的必经之地普陀山，也是有极大可能性的，当然什么“铁莲花阻船”云云，显然是传说和神话了。

众所周知，普陀山道场的建立，一般人都以两件事为标志。这两件事都记载在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里。

其一是：“宋元丰三年(1080)，王舜封使三韩。遇风涛有感，以事上闻。赐额曰宝陀观音寺。置田积粮，安众修道，岁许度一僧。 ”朝廷第一次表明了对于普陀山道场建设的态度，从此“宝陀观音寺”(即后来的普济禅寺)就成为了普陀山供奉观音的主刹。也是从那时起，普陀山开始有了正式的修道僧众，而且还“置田积粮”，开始拥有寺产。

其二是：“绍兴元年辛亥，真歇禅师清了，自长芦南游，浮海至此。结庵山椒，扁曰‘海岸孤绝禅林’。英秀多依之。郡请于朝，易律为禅。 ”真歇是普陀山的开山师祖，“易律为禅”标志着观音信仰在普陀山的真正落地。

无论是“元丰三年”还是“绍兴元年”，都已经是宋朝的事情了，所以说普陀山道场的建立，开始于宋朝，那是不会错的。

但是“梵僧燔指”故事却是发生在“唐大中年间”，“慧谔请观音”也发生于这个时候。无论巧合与否，“唐大中”都是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它将普陀山观音文化史的起点，往前“推”了将近200年。

那么“唐大中”年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与观音信仰有关的事情?

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唐大中年间，长安百姓梦见云花寺观音菩萨显灵，“遂立社，建塔移之”。《太平广记》也有类似记载：“长安云花寺有观音堂。大中末，百姓屈岩患疮且死，梦一菩萨摩其疮曰：‘我在云花寺。 ’岩惊觉汗流而愈。因诣寺寻检，至圣画堂，见菩萨一如其睹，遂立社建堂移之。 ”这是一件与观音信仰有直接关联的事件。而且野史和民间一直有唐宣宗曾经“出家为僧”的传说。据说唐武宗为了争夺皇位，曾想杀死光王(即后来唐宣宗)。于是派中常侍四人将光王抓来，浸在宫内厕所里。有个叫仇公武的宦官有心搭救，便假意借口已杀死光王，而将其送出皇室。三年后，武宗死，宦官头子才将光王请出来当皇室。五代时的《中朝故事》、《北梦琐言》及宋陆游《避暑漫钞》中也都有光王潜逃到江南遁入空门的简略记载。

可见“唐大中年间”观音信仰在长安非常流行，佛教气氛浓厚。“梵僧燔指”和“慧谔请观音”将故事时间设定为“唐大中年间”，与这个背景不无关系。

◎主体信息：梵僧东来

“梵僧燔指”故事的主体是“梵僧”(或称西域僧)。梵与梵文有关，梵文是流行于印度的一种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系统，所以这梵僧，当是指印度僧。也有人认为这梵僧不是特指，而是泛指西域僧。但是无论是指印度僧，还是泛指西域僧，他们都是“西域方向过来的僧”，也就是说是从观音崇信的“发源地”印度一带来的。

这个身份包含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印佛教文化交往中,来华梵僧所起到的作用是极为重大的。从佛教文化交往的角度来讲,中印间交往的趋向可谓单方面的流动,即从印度向汉地流动,这一趋向贯穿于中印佛教文化交往的始终。因此来华印僧所起到的是对华佛教传播者的重要作用。学者的研究表明，梵僧入华主要有三个阶段：公元前后至西晋阶段、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阶段和隋唐阶段。来华人数分别为14人、 55人和46人。他们的入华路线，第一阶段以陆路为主,第二阶段以海路为主，第三阶段陆路海路交错。

所以如果从时间上来考察，那个来到普陀山的梵僧，当属是第三阶段即隋唐阶段中的一员。这批人主要来自中天竺、北天竺、南天竺、东印度和西印度。这些地区大多是观音信仰流行的地区。所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那个梵僧的到来，意味普陀山观音道场，与古印度观音崇信发源地，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所以同时也意味着，普陀山所供奉的观音，在法理上，是具备了权威的正宗性的。而不能把普陀山观音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化”的(其实也有民间化的意思)观音。

◎地点密码：潮音洞前

“梵僧燔指”的故事地点，被设置为“潮音洞前”，这也是非常有深意的，因为在普陀山观音文化中，潮音洞是一个具有相当意义的地点密码。

盛熙明《补陀洛伽山传》记载：“潮音洞，菩萨示现之所……石洞巉岩，瞰海回顾无畔岸，人迹不及。洞上有穴如天窗。 ”潮音洞一直有“观音大士现身处”的传说，这个传说有自然气候环境的合理性，并且与普陀山观音文化形成历史相吻合。因为这里面向东方，阳光直射，容易与潮雾水汽形成反光，幻成各种奇异光像，有时候看起来像观音宝相，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潮音洞位于普陀山紫竹林一带，与不肯去观音院很近，这里是普陀山早期观音文化形成的重地。但是这些观音现身的传说和观音文化的形成，都是宋以后的事情，在唐朝的时候，整个舟山才刚刚开埠，普陀山还是荒岛一座，只有安期生等人的传说影子，所以这个唐朝时候的梵僧来潮音洞前燔指，应该属于后人的附会和演绎。

◎结果隐喻：亲见观音

梵僧通过“燔指”而且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自焚的极端方式“逼迫”观音，终于得以“亲见观音大士”。这种求见与后世史浩父子见到观音现身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能见到观音大士，无非是有缘之人有德之僧。虽然根据《华严经》的记载，就算是在古印度的补陀洛迦山上，能够见到观音大士的人也寥寥无几。

但是“亲见观音大士”，仅仅是第一步，如果仅止于此，梵僧何须焚烧掉自己的10个手指?梵僧求见观音的最根本的目的，或者说这段记载最需要表达的主旨，我理解是为了传承信仰，所以紧接着的观音“与说妙法”的描述，就显得特别的意味深长。

梵僧不远万里来到普陀山“逼求”观音的情节设计，乃是为了暗示，他是印度观音崇信发源地来的“代表”，他的求见观音是为了将普陀山观音与古印度观音联系在一起。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自从北朝时期输入中国后，观音信仰在印度这个观音信仰的发源地反而日渐式微了这样的事实，梵僧此来普陀山求见观音，或许还有“承接香火”的使命呢。

所以在故事里，观音不但露出宝相接见了他，还“与说妙法”。印度来的僧人，在东土的普陀山上聆听本来自印度的观音的说法，这样的情节设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都是意味深长的。

◎信物符码：七色宝石

在这段传说故事里，梵僧不但得到了观音的“亲见”，得到了观音的“与说妙法”，而且还得到了观音亲授的“七色宝石”。

这是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观音文化的传承意义。因为这“七色宝石”是观音崇信的一种“信物”信息：根据观音信仰经典《华严经》的记载，观音就是在古印度南海边补怛洛迦山的“金刚宝石”上宣道的。

所以故事里的“七色宝石”，并非表示为非常贵重之物，而是观音在自己的“道场”上进行传道的一种隐喻。它象征着普陀山才是现在观音的最正宗的道场，所以对于这个梵僧从西域跑到普陀山来接受观音讲道的故事，我们不妨理解为观音道场从印度到普陀山的真正转移和确立，所以它后面紧接而来的是这样一句话：“灵迹始著”。

也就是说，在对代表着古印度观音文化的梵僧进行了讲道、送以宝石以后，观音正式表明自己今后将以普陀山为道场，于是普陀山的观音文化才正式开始了。

或许这才是这个故事结尾处所说的从此普陀山“灵迹始著”的真正含义。

任何故事都是一种叙事，而叙事都是在表达一种声音,上述“梵僧燔指”故事包含的种种信息，都在传递一种声音，那就是宣告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真正确立，而这个确立，却以梵僧这样一个具有特殊身份背景和文化含义的佛教徒的“逼求”观音和聆听妙法的程式来完成，那一串“七彩宝石”则是这种完成的清晰符号。所以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构建。

远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宗教学博士于君方却似乎“听明白”了这个故事的声音。他于自己的专著《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中，在分析普陀山的“起源神话”中的这个“梵僧燔指”和“慧谔请观音”的故事时指出：“两个故事都和外国僧侣有关，第一位僧人可能来自印度，第二位则是日本僧人。鉴于有必要确立此岛即为神话中的普陀洛迦山，普陀山志书特别强调此岛与‘异国的关联’或许并非偶然，因为如果这座岛的确是佛经中赫赫有名的普陀洛迦山，则这项事实不只必须被中国人承认，也必须受到外国信徒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