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咨讯》（海洋旅游）第七十一期-董浩云特色数据库

　　屠隆（1543年—1605年），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字长卿，一字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郎中等官职，后罢官回乡。屠隆是个怪才，好游历，有博学之名，尤其精通曲艺。屠隆不但写戏编戏，还演戏，其家中便自办有戏班，还掏钱聘请名角。其戏曲主张“针线联络，血脉贯通”，“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他甚至编导过整出戏无曲，宾白演出始终（话剧的雏形），广受欢迎。屠隆的传奇戏曲辞典雅，是典型的文化人传奇。他书怀写愤，继承了徐渭的戏曲思想，其中《彩毫记》对后来《长生殿》产生过影响。

　　诗歌创作方面，他为明末四杰、浙东诗坛的领袖人物之一。

　　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文体——清言，他是具有很强的审美效果的清秀文体。

　　至于有一疑点说屠隆是言情小说《金瓶梅》的作者，多少年来，学者、教授之间争论不休，至今尚未定论。

　　现在就谈《海览》一文。

　　综观《海览》，我们似乎跟随作者“放舟桃花津，顺流东下”，登侯清山，踞聱柱峰，扪潮音洞，然后“乘流送目……”呈示出波澜无边际的荡漾貌，以及巨涛的威力。继而“夜宿佛阁”，写风雷如“万面战鼓”以及他“心魂悦荡数惊数喜，双睫不复交。”

　　第二段描写“五更起观潮旭”一句提纲挈领，先写“初黑气罩幕……”再写日出壮观，继而“默朝观音大士”，“入乎禅定”及此幻觉思绪联翩。而“舟在大波中……”远近岛的形态，于见于闻，“历历来献”，惟妙惟肖。远处，“日本三韩琉球咫尺矣”。最后的落笔处还是普陀山梅子真的炼药石室，马秦桃花诸山安期生脱玉舄还栖隐处，东霍（福）山的徐市（氏）楼船……把周边的历史胜迹与自己抒古人之幽情糅合在一起，从而思想情感有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为后文做了铺垫。

　　第三段舟抵洛迦，“山西折有观音洞……”“又西善财洞……”“北折有磐陀石……”“坐其上可望岛夷诸国……”“撞钟者鼓，与海涛响答”“栖学者真学道者，面壁其间，永与人世隔绝哉！”

　　于是他想起他读《庄子·东海若篇》，谢灵运说的“溟涨端倪”、韩退之说的“有海无失天地”乃真知灼见。

　　最后道出自己挣脱尘世之网，“侧身从之，燕昭汉武当翘首羡我”感喟之言。

　　屠隆写散文，与当时公安派小品相比，古代色彩颇重，有骈丽之痕，语言涉于拙奥与钝重，不仅碍于阅读，也压迫着灵逸之气的脱臼而出。而他又毕竟是以才情为文，也就已不同于旧文的格调。《海览》写海景，能极呈纷纭，词墨飞溅，并非斤斤规矩所可限量。他虽然沉雄乃至感到脚下的桎梏，但已在飞翔而去，挣脱而去。《海览》散文写于晚期，在意念上更近于新的潮流，更趋于冲和清脱。当然精神贯注，生气竞发则是其散文一贯之本色。

　　在上海七宝，我看到2002年为屠隆“避风台”重立的牌坊，颂其功德，名益史章，其中有一楹联为：十里风雪踏七镇八乡心怀民情，两袖清风游乐九峰三泖不误吏事，可见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位置。我在有关的书籍中读到他《避风台》一诗：

　　天寒雪色晕微红，自是神仙下汉宫；不有高台临太液，因风吹去碧云中。

　　避风台是上海早年的名迹，到清道光时已坍圮，幸有屠隆的这首诗，才使我们得以知道上海七宝历史上曾有过避风台这样一座建筑。

　　屠隆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关心民生疾苦。在任职青浦期间，曾上书上司，反映当时人民“庐舍无完，民贫……催科急，故民益贫，由赋税多为华、上官大家所逋……贫民受县官笞，体无完肤，易麻丝粟不得钱，有鬻妻子者，或挚家以逃……”的悲惨状况。

　　屠隆离青浦后，迁礼部主事，不久即罢归，因为家贫，只能以卖文为生而终。封建时代正直的知识分子，往往只能得到这样的结局。

　　屠隆在被侯继高邀来昌国期间，已是无官一身轻，仅是编志著文，游山玩水。但他留下的诗文熠熠闪光，弥足珍贵，尤其是这篇具有海景特色的散文，在普陀山、桃花山、东福山之间，为舟山群岛竖起了不朽的牌坊。

　　附：海览

　　放舟桃花津，顺流东下，登侯清山，踞聱柱峰，扪潮音洞。乘流送目，陡觉东南天地大荒，寥廓开朗，奣然灏漾。金鸡虎蹲，两山对峙奔腾峡口，蛟门峡东，谽蚜鼓怒，巨涛摧爽，六合撼顿。夜宿佛阁上，通宵闻大风雷声，或如万面战鼓，訇訇而来，疑遂卷此山去，令我眇焉四大，掷于何所？其上挂扶桑蟠木，与阳乌亲乎？其下撞蛟宫水府，与龙子友乎？听其所之，靡弗愉快，心魂怳荡，数惊数喜，双睫不复交。

　　五鼓起观朝旭，初黑气罩幕，窅窅莽莽，有若混沌未辟，莫辨四方上下；忽风起波涌，赤光迸出，横射万道；须臾大火轮吐海底，海峰如赭，云霞紫翠，倏忽变幻，使人神悸精眩，散发狂叫。壮哉！咄咄天地，亦复好怪乃尔！顷之，阖户跏跌，半瞑冥寂，默朝观音大士，则目不复有日轮，耳不复有海涛声。出乎形观，入乎禅定，无所不空，无所不丧。已遂乘孤航，浮渺茫，绝东行，鸟迅入疾，瞬息千里。蝤蜃鳊鲸，衡波而跋浪；鹈鹏海凫，翔风而鸣雨；蛏蛤螺蚌，依沙而走穴；天吴川后，按节而扬旍；舟在大波中，蓬蓬天上，无处可著；项洞砰湃，邈隔神州，远近诸岛，历历来献，大者如拳，小者如粟，日本三韩琉球只尺矣。遥睇梅岑，想梅子真炼药石室，葱茜哉！再眺马秦、桃花诸山，问安期生脱玉舄还栖隐处，飘然欲往。黑嶕既过，赤桥来迎，秦皇帝使神人鞭石，石为流血，事太荒唐。始皇虽无道，亦一时共主，故海岳诸神灵所宗，容有之矣。再望东霍山，徐市楼船，去而不返，童男女三千安在？昔人所传蓬莱三岛，非近非远，近则几席，远则万里，夙有仙骨，呼吸可至。金堂玉室，灵药瑶草，斑驎紫麇，实有非幻，所以天风吹之而去，为夫凡胎秽器耳。

舟抵洛伽，又名普陀，又名小白华山，观音大士道场在焉。山西折有观音洞，洞深黑窈窕，中空擘开，怒涛日夜纵击，龙啸虎吼。又西有善财洞，石峰峭啮，足以断而悬。北折有磐陀石，嵌空刻露轩翥，坐其上可望岛夷诸国，崇刹高栋，兀立波中。撞钟者鼓，与海涛响答，栖真学道者，面壁其间，永与人世隔绝哉！余读《庄子·东海若篇》，洮洋可駴，每谓寓言耳，乃今信之。谢灵运云“溟涨无端倪”，韩退之云“有海无失天地”，非身涉其处，谁知其言之有味哉？乃迹山则有三山，迹佛则有洛伽，此尤为冥栖好道者所醉心。余幸生而并海，为安期大士之乡人，而又得蚤脱世网，侧身从之，燕昭、汉武当翘首羡我。

岱山石马岙於氏古居里的匾额和搁几

作者：於有财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匾是题字的横牌，又称匾额，一般悬挂于门屏或厅堂内墙的上部,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起源于秦汉，在清代的农村已被普遍使用。按匾的内容可分为牌坊匾、府第字号匾、堂号匾、文人墨客题字匾、福禄寿庆匾等。

经考证,至文革前,在石马岙於氏一族就有好多匾额,还有一些目前已很少见的搁几。

堂号匾

石马岙於氏是一望族，设有多间祖宗堂，那间房俗称堂前间，在一座房屋的中间。堂前间是该座房屋里最大最讲究的，如於氏新小房堂前间的檩条两头被做成了一样大小，并用一只标准圈套过，全间房用油漆装饰，富丽堂皇，该房人的红白喜事大多在这里举行。一般人家祖先的香火就供奉在祖宗堂里，祖宗堂里设有“神龛”，在这“神龛”之上，挂有一张匾，称为“堂号匾”。

石马岙於氏廿四间走马楼“安业堂”匾，寄托着希望子孙都安居乐业的心愿；接椽墙门的“忠恕堂”匾，意为子孙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举人府的“于斯为盛”匾，是希望家族从这里开始昌盛起来。於氏的堂号匾还有父子二代均为秀才的丹峰先生屋的“敬止堂”匾，秀才楼的“余庆堂”匾。

牌坊匾

石马岙於氏老小房祖宗堂内曾挂着一块“节孝匾”，是奉旨钦旌於维权妻沈氏。二十四间走马楼有一块“於嘉芝妻邬氏节孝”匾，匾中有二个大字“钦旌”。（岱山於氏历代共有6块“节孝匾”）。

府第字号匾

石马岙於氏举人府墙门上挂有“武魁”匾，由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凯题，褒奖於九皋荣中武举人。

艺文教泽匾

即文人墨客题字匾，据於氏书法传承人、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於建国先生讲，於氏义学堂-文昌宫里有四张艺文教泽匾：“先德是食”匾，意先人的优秀品德是后人的精神食粮。“佑启后人”匾，意为启发后人成为国家有品质等级高的有用人才，由被誉为清末舟山出北门第一支笔的山外秀才韩国栋题，其为石马岙於氏女婿。“垂裕后昆”匾，意为要为后世子孙留下功业或财产，由当时浙东名人文昌宫十五房后裔於凤圆题。“斯文在兹”匾：由於氏书法家於维水题。这些匾虽仅只言片语,着墨不多，但寓意深远，内涵丰富，它悬于宅门则端庄典雅，挂于厅堂则蓬荜生辉，装点名胜则古色古香。

石马岙於氏祖堂、义学堂、举人府的这些匾，历尽岁月沧桑和历史变迁，已不复当年端庄文雅的身影了，唯独秀才楼的“余庆堂”匾（见图一），仍完整地高悬于祖宗堂内，因子孙保管有方，至今犹存，是一块目前在农村罕见的，有价值的老匾。

“余庆堂”匾挂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匾上有记），已有147年，该匾长2.48米，高0.90米，字阴刻，书法精湛。因占上下二层，故匾高大。它是於氏先祖相濡以沫的结晶，寻根释祖的见证。今天承载着历史文化价值的“余庆堂”匾越发显得弥足珍贵。

“余庆”两字语出《周易·坤》“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指留给子孙后辈的德泽。用现代话说：一位做了很多善事，造福乡里，功在国家的人，虽然不一定能及时得到回报，但留下来的德泽，必然会惠及子孙，由子孙享受；而相反，一个人做了很多坏事，损人利己，祸国殃民，尽管本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留下来的遗恨必然会殃及子孙，由子孙来承担。“秀才楼”的先祖，用“余庆”二字做座右铭，要求子孙行善积德，广植福田，建和谐社会，走中庸之路。

“神龛”之上有匾，“神龛”之下有搁几，是清代百姓堂前间里的正常摆设。搁几是一种用搁板做面，安置在两端几架上的长案桌，与现代的长茶几相仿。

搁几之名笔者有所耳闻，但以前不曾见到过，民间遗存的也不多。最近发现石马岙於氏药店屋里还有搁几一张（见图二），长2.58米，阔0.38米，高1.02米，搁板厚8厘米。於氏药店屋里的搁几不算高档，高档的搁几两只几架精致，面板用独块梓木、硬木等做成，举人府堂屋里的搁几就比较高档，搁板用上等乌木做成，两头翘起，元宝型，民呼“搁几大座”，可惜现在已不见踪影。

祖堂里的搁几有何功能，一是放东西，如结婚拜堂和祭祀祈福时用的香烛台和锡花瓶等，现在庙宇的元宝桌上可以见到。二是当有族人亡故，要香火上堂时，它作为梯凳用，安全又方便。

石马岙於氏的旧居、石窗、匾额、搁几、都是宅居文化的丰厚积淀，广泛体现了石马岙於氏的人文风貌，是研究石马岙民俗文化极其宝贵的财富。

七十年前的二战沉船“里斯本丸”现在哪里？

作者：胡牧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1942年10月2日，被美国太平洋舰队“鲈鱼号”潜艇击中的日本货轮“里斯本丸”在舟山群岛中街山列岛海域沉没，这起重大的二战沉船事件距今已经七十年了，在海底经长年的洋流冲击，沉船位置是否有变动，至今仍无定论。“里斯本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在中国战场上的重要物证，它和“里斯本丸”沉船历史事件中舟山东极渔民救助英军官兵的英勇事迹一样重要，都是二战留给舟山人民的海洋历史文化遗产。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极青浜岛以东三海里处的海底，渔民在撒网捕鱼时经常有个障碍物钩住网具，解放后经国家海事部门的调查测量，在公布的海图上，这个障碍物被标明为一艘不明沉船。上世纪90年代，舟山市交通部门为航道清障，曾在东极海域对这艘不明沉船进行过水下探摸，希望通过探摸来确定这艘躺在舟山海底已几十年沉船的真实背景。据参与这次探摸沉船工作的原舟山市交通委闻波处长介绍：当年对这艘沉船的探摸依据，一是根据海图显示，在东极海域青浜岛附近海底有一条较大的不明沉船，在此海域捕鱼作业的渔民反映，海底有障碍物，渔网经常被水下不明物钩住;二是通过走访，中街山列岛上老渔民、渔妇的回忆及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认为在青浜岛以东三海里处的这艘不明沉船，极有可能就是当年沉没的日本轮船“里斯本丸”。

　　根据舟山市二战沉船“里斯本丸”研究会整理的《档案资料论文专题汇编》中所介绍的探摸结果：“沉船长约116米，宽约18米，外形为客轮，货舱在船艏，并有两台起货机及左右舷2根吊杆，船的倾斜度不明显，顶甲板没有淤泥，整条沉船除客舱外都处于淤泥中。沉船的方向是头部为西北面，尾部为东南面，该船上部顶甲板渔网不是很多，主要是流网，但是沉船客舱二舷被厚厚的渔网罩住。 ”在这次探摸过程中，潜水员虽从这艘沉船残骸上捞上两根10cm×500cm紫铜管等船上构件，但没有标志可供考证这些构件就是“里斯本丸”轮船上的。最终，这次水下探摸没有找到如铸有船名的船钟、船锚等实物证据。

　　这次探摸后，也曾有境外媒体和团队到东极海域组织水下拍摄，想通过寻找沉船残骸激发人们对二战历史文化的关注，但终因风急浪高而放弃。因此,至今我们没有在东极海域上找到二战沉船“里斯本丸”的有效证据。时至今日除了几位年长在世、曾参与救助的舟山老渔民亲眼目睹此船下沉海底的事实外，其实我们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可靠证据证明沉船的正确位置和公布于世的二战沉船遗物。这一结果也使与船共存亡的八百英军官兵无法被人们所关注，由此也影响国际社会对舟山人民在二战中所作贡献的了解。

　　今天那艘不明沉船还静静地躺在舟山群岛的海底，无法作为二战重要的遗物而展开研究。战后二战研究兴盛的时候，中国与西方国家因冷战而中断了交流，一般研究者都难顺利便捷地获得资料，这是中国战场未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充分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造成国际主流二战史学界片面认为，西方是二战的主战场，东方是次要战场的西方二战史观。

在国内二战史、海战史的研究中，也没有开展对二战沉船“里斯本丸”的研究。因为当年发生沉船事件时，事发所在地中街山列岛属于海疆边远地区，很少受到社会关注，当地群众在自发救助遇难英军的过程中，也接受乡村自治组织的领导，特别是转送三名被救英军去重庆，都是和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关的人所安排的。1950年5月，一些当年参与组织营救的主要人物跟随国民党撤离舟山到了台湾。新政权建立后没有再对这件事开展调查与记录，给历史留下一个二战空白。因此连中国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五卷《第二世界大战史》也没有收进这段历史。这套著作者之一、上海海事大学时平教授指出：“我是研究二战海战史的，以前却没有听到这段历史，如真实，这将有助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贡献的了解。”

　　这几年舟山市在开展对二战沉船“里斯本丸”研究所做的工作经过主流媒体的传播，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2005年8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活动中对二战沉船“里斯本丸”的研究达到高潮，但随后又再度沉寂。

　　其实，随着对二战沉船“里斯本丸”研究的深入，就会发现二战时在舟山海域一次牺牲八百多名英军官兵，是二战史上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件大事。当年这些英军官兵在抗日战场上被俘后，被侵华日军押往日本途中，在舟山海域遭遇美军袭击后随“里斯本丸”轮船沉入海底而牺牲。见证他们牺牲的只是生活在舟山海岛上的个别渔民，战争的环境和语言的障碍，使人们缺乏对他们的了解，复归平静的海面又掩饰了战争的残酷。使他们的悲壮牺牲没有像美国空军陈纳德飞虎队一样，为建立著名的驼峰航线，在中国战场上参加抗日战争而被广为传颂。

　　目前，这场二战海难只留给我们一份在舟山阵亡的英军官兵名单和一艘仍无法确定的沉船，但它们的确是打开人们对二战历史记忆的重要钥匙和在文化高端上连接舟山与世界的桥梁。通过这份名单，我们可以找到二战阵亡英军官兵的后代，在西方社会掀起一股寻找二战东方战场的研究，共同缅怀先辈的英勇事迹和为人类和平所作的贡献。同时将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战场上的这艘二战沉船“里斯本丸”现状的关注，因为在她残破的船舱里还躺着他们先辈的残骸。几十年来，他们几乎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虽然西方人的人文习惯是不愿再去惊动长眠海底的已故人，就像世纪沉船“泰坦尼克号”一样安静地躺在大西洋冰冷的海底，但对陪伴已故亲人的沉船残骸现状一定会倍加关注。寻找确切的沉船位置和公布沉船物证，将会是国际社会对二战沉船“里斯本丸“关注的热点，因此，二战沉船“里斯本丸”在哪里?是舟山市目前研究二战海洋历史文化工作的重点。

定海擂鼓山发现古代石雕群

作者：庄世维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今年11月22日，笔者在友人引导下在定海义桥擂鼓山发现一批可能用于墓葬的石雕群像。这些雕像大都残缺，被人为移置在一块铺着石板的半山平地边缘上，计有六座。石雕像从外形上看有狻猊两只，有武将三尊，文官一尊(仅剩下半截)。三尊武将均无首，其中较为完整的一尊有近两米高，其余两尊很可能是断为上下两半截的同一人。人物石雕雕刻精致，武将铠甲上的花纹、文官锦袍上绶带和皱褶都表现得极为精细、流畅。那尊两米高的武将仗剑而立，威风凛凛。另外两只狻猊呈蹲坐状，昂首挺立，神态可掬。

　　这些人物石雕像比真人略大，那尊较为完整的武将如果加上它已缺失的头部的话，足有两米多高。很可能是品级较高的大型墓葬前的石翁仲。狻猊大小也与一般石狮相同。从雕刻的精细水平上来看，很可能出自明代。

　　这批石雕从何而来?这里是不是还有古代大墓存在过?如果有古代大墓，那么他是什么品级?姓甚名谁?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在高小申老师陪同下对周边的老人进行采访。

　　壹方显芳之说

　　定海北面最高峰双髻峰向西南的余脉就是绵延的龙峰山、镇鳌山和进入城内的锁山;向东侧的余脉就是马跃山、擂鼓山和牛角湾。这些群山列屏似的在主峰双髻峰左右侍立，将定海城拱卫于中。在这一带山麓之间演绎了舟山历史上许多精彩的片断。擂鼓山位于现在的义桥村。我们访问了现年81岁的老人方显芳。老人说，小时候擂鼓山下是一个非常荒凉的郊外去处。擂鼓山下有一个杨梅坡，这些石雕像从他记事起就东倒西歪遗留在杨梅坡下。小时候放牛常常路过，他们称这地方叫“石人石马坑”。胆大的男孩子还敢上去骑石马，胆小的女孩白天也不敢去。方显芳老人说，他的老爹如今算来有106岁，在世时,曾说过这些石人石马一直就留在这儿。老人建议我们去问问一位原居住在擂鼓山脚下的住户黄纪康老人，说他家以前就住在杨梅坡边，他或许更了解。

　　贰黄纪康之说

　　在热心村民的陪同下，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脚下的自留地里找到了义桥村民黄纪康老人。老人生于1935年，原住在擂鼓山下杨梅坡，后来杨梅坡开发征用才迁到现今的永安路44号居住。黄纪康老人说，原来的石人石马数量和种类还要多，有羊、骆驼、象等。石马还雕有马鞍子，他们小时候爬上去可以骑的，这些石人石马一直放在杨梅坡那儿，有的站立，有的倒在地上，被荒草掩盖着。上世纪50年代初要修一个小水库，将一些石马放上炸药炸碎后当石料用。但经过雕刻后的石头炸开后也是圆滚滚的，没棱角，不大适用砌土墙，就不用了。至于当初那儿有没有大墓，从他记事起就没见过。他的老爹如果在世的话，算来有120岁了。他没听老爹说起有什么大墓。 1978年擂鼓山一带被征用要开发，迁移民居外，这些石人石马也得处理。有人认为是文物，用吊车装到汽车上准备送到当时位于祖印寺内的舟山文物馆，或许是这些东西太大太重，文物馆又装回来了，后来这里建成了学校，这批石雕就一直放在这里了。

　　黄纪康老人最后肯定地说，这些石人石马是从内陆用船运过来的，当时这里全是海，上千斤的石马，用“八撑”“十六撑”的人工方法来抬(“撑”是一种古时人工抬扛重物方法，每撑为一人)。

　　叁方素文之说

　　当时在村民眼里，石人石马坑充满了神秘、怪诞色彩。村民方素文说，她今年51岁了，还是小姑娘时，挖猪草、放鹅，最怕去“石人石马坑”，那儿的石人瞪着眼好怕人。听她妈说女孩子最好不要去那儿，说是被石人看上了，夜里寻上门来要你做他老婆的。村里人常常说这些石人夜里会进村入户，进门后会在人家的饭筲箕里捞冷饭吃，她们听了更是怕怕。那时候穷，医疗条件不好，女人会生邪病(一种精神疾病)，生花痴病，肚仙婆就说是被那些石人看上了，附了身。于是病人的家属便会拿上铁锤，将那些石人敲碎，以为将它们敲碎了就不再会来骚扰，病也自然会好了。但单是铁锤是敲不碎的，只能将口鼻耳头手和衣服饰物敲掉，所以石人的破坏更严重些，现在都没有了头，有的只半个身子,衣服也支离破碎。

　　肆结语

　　如果按黄纪康的父亲在世已有120岁计算，他应该是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也就是说，在光绪十八年前石像就已在那儿，这样推算起来，这石像或大墓起码应是南明时期或更早时期就存在了。

　　有行家说，墓前用如此石雕，说明墓主生前官职地位是很高的，起码在丞相之位。在北蝉的宋代大官余天锡墓前也不曾有石翁仲，盐仓小埠岭发现的总兵丁绍奉大墓也仅只有一对石狮、一根旗杆而已，而这里曾经存在的大墓有如此规模，让人不可思议。舟山孤悬海外，皇族、丞相一类人物死后很少会下葬到海岛，而最有可能的，也只有在昙花一现的南明时期曾经成为鲁王监国驻跸“宫闱”，那么，是否是在这个时期，在这个地方，安葬了某个有着这个品级的人物?这只能期待历史学家更进一步的发掘考证了。

　　至目前，擂鼓山麓是定海古墓发现最多的地方。

协成里王氏民居：一个充满人文韵味的乡居

作者：翁源昌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位于白泉镇繁强村协成一弄7号的王氏民居，2010年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点。王氏民居依地势而建，呈阶梯式，院落之间都有石板铺就的通道。记得小时候常去协成里同学家玩耍，那个年代的协成里王氏民居是一整片前后左右的三合院四合院，院与院紧挨，廊与廊相连，道道墙门，把整个王氏民居群落严密地封闭起来。如今的王氏民居，虽少了些许从前的那种气派，没有了黑漆的大门，钢筋水泥楼房不时挤兑着砖墙木板旧屋，但站在宽大方正的石板道地上，望着那凌空飞翘的屋脊，会有一种平静，有一种寻思。

　　诗礼之家，书香传世

　　繁强协成里王氏家族是白泉的一大巨族，是一个恪守诗书礼仪，人才辈出之族。王氏家族“自山东迁至定海城中，复自城中徙至白泉”，至今已有320多年的历史。据白泉《王氏宗谱》记载，王氏“肇自周文王庶子毕公高之后代，后分书食采，至秦汉时，氏族始大，支派变蕃。”清初实行海禁，王氏家族也同样被迁徙浙东内地，王氏十九世孙贡生王昌科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白泉王氏篆修宗谱序》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清“定鼎之初，徙舟山居民于各郡县，我祖宗流离颠沛侨寓于杭，迨康熙二十八年(1689)，朝廷始议复，我祖宗重回故土，来守先茔。”

　　王氏家族自古就很重文，素来以诗书礼仪传家。清道光五年(1825)，繁强王氏家族就出了一件光宗耀祖的喜事，36岁的王修允中了顺天举人。据《王氏宗谱》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前后，学政汪文端视学浙江，按试至定海，28岁的王修允因“贤而能文”为汪文端赏识，并随京受知于汪文端，留京师十余年。后以道光乙酉顺天举人的资格，任江西大庚知县。以后又任江西鄱阳、河南沈邱县知县。在任之中，王修允崇学校讲礼义，教化民众，劝导良善。贡生王昌科光绪间(1875—1908)在王氏宗祠设私塾，广收学童。民国九年(1920)，王昌科曾参与修纂《定海县新志》《定海县续志》。

　　古韵墙门

　　在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中，宅门居于特殊的地位，是家族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势等方面的表征，故宅门装饰大多浓墨重彩。王氏民居进入口，前后有两道墙门，第一道墙门与第二道墙门之间有七八个台阶。想象当年前面是一片宽旷的田园，那真够有气势。第一道墙门，雕饰极为丰富，所饰图文不少还较为清晰。墙门上施屋脊状，两翼飞扬，其上还残留一些卷草纹饰。正面有上中下三枋，中枋是雕饰重点。檐下之枋为长短间隔的略凸的五个长方形。中枋五幅图文，中间长方字框为砖雕，还隐约可辨“紫气东来”四字；字框左右一幅雕有一个拄着龙头拐杖的老寿星笑吟吟的看着一个欢快的儿童，另一幅为祥云下衣裙飘逸的仙姑，回首欢跳的梅花鹿。中枋两侧所塑人物其形象已不太清晰，但从画中祥云、古树以及麒麟等细节处可推知所表达的也是一种吉祥寓意。墙门下枋是三条神采飞扬的龙组合图，最中间所雕一条正面朝前，两翼飘逸，身披锦绣的龙；两边饰一对称双龙，龙首向里卷曲，龙身舒展修长。墙门正面各枋所雕饰图文，充分表达了屋主人追求富贵、长寿以及家族飞黄腾达之愿望。

　　第一道墙门其背面雕饰，中枋五幅灰塑图案还保存的非常好。最中间俨然是一个书房模样，有古色古香的书案，精致的如意笔架，线条优雅的方形矮几，还有插着书画卷轴的落地花瓶，挂着宝剑的三脚架等等，构图主次分明，错落有致。两边四个框内分别是“梅兰竹菊”图。中枋所雕饰的图案明显寄寓了屋主人对君子风范、书香门第的向往。

　　“凤凰”脊翼

　　在协成里的王氏民居，你一定会特别注意到王氏民居那屋脊两头的独特形状，也就是屋脊脊翼。当地人叫它为“凤凰屋脊”，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

　　定海古民居脊翼最显著最有地域特色的就是起翘特征，在定海其它地方我们所见的民居两端的脊翼，翘起的飞檐尾端并分叉一般做成如燕子、麻雀的尾巴，民间称之为“燕尾”或“麻雀尾巴”。但协成里王氏民居，把脊翼两端翘起的飞檐做成凤凰鸟头样子，线条十分优雅，而且连凤凰双翅也雕塑得栩栩如生，这与其它地方有着明显的不同。

　　如果想进一步追问其文化渊源，我想这是否与源远流长的鸟崇拜有关？在远古时代的先民意识中，鸟是和太阳紧密相联的，太阳的图像表现为一个圆内画一只鸟，俗称三足乌、金乌，它们是光明的象征，是万物之本。作为农耕文化为主的浙东地区，其先民一直存在着鸟崇拜，也有许多鸟神话流传。代表长江下游以南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出土文物中就有两件刻有鸟的图案的文物。距今四千年至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上，也有不少有关鸟的刻纹图案。而记载我国早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越绝书》，其卷八中有如此记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因病亡死，葬会稽……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其意是说大禹生前有“忧民救水”之丰功伟绩，死后，会稽百姓为其厚葬。大禹为了报答“民功”，就“教民鸟田”，以免除百姓劳作之苦。

　　类似这种久远的崇拜信仰观念往往会强烈地在传统民居建筑上再现。我想，协成里王氏民居“凤凰”脊翼造型，不正是淳朴的乡民对神秘自然的一种崇拜，表达了他们对天人合一和谐共存的向往。

青龙山的碎片

作者：庄世维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我们在白泉镇的皋泄社区和平村舒家后山发现一个古窑址。该遗址傍山坡，现存的断土层中以及地表上均可以发现大量的青瓷和陶器碎片，这些瓷器和陶器形状古拙粗放。回来考证定海相关志书，果然有记载曰，青龙山古窑址，位于白泉镇平湖社区和平青龙山，面积1000平方米。堆积层厚1米左右，出土文物以泥质韩瓶为主，次为碗、罐、壶、被，陶质较粗，呈灰红色，施淡青、黄釉，出土以陶器居多，属宋代文物。

　　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没有陶器的发明与发展，就不可能有瓷器。瓷器出现以后陶器还是在继续生产，所以说，陶器和瓷器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打个不是很妥当的比方，瓷器是陶器的“贵族化”，并非是说出现了瓷器之后陶器就被淘汰了或者说被替代了，它们各有各的用途，从至今陶器仍然在民间广泛使用可以说明这一点。然而它们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密切的，不少制作陶器的窑坊，在制作陶器的基础上，也有可能通过技术上的提高，生产部分的瓷器。

　　和平村舒家后山的古窑址发现，大致上可以断定属于这一情况。从现场看，由于年代相隔久远，已为层层叠叠的民房所侵扰。在一些民房建筑的断土层中，数以万计的瓷陶器碎片形成一堵堵的“墙”，有些断层见不到一点土，而全部为瓷片所堆积。山坡地的土层中，也有极其丰富的碎片存在。如果说是民用的陶瓷器，绝对没有这个高度集中的数量。

　　为什么古人会选址在舒家村这个地方建立陶窑？这里得说明一下古代皋泄这块地方的原始现状。白泉有一条白泉河，通称为白泉大河。它分别从东皋岭和唐皋岭下发源，流经平湖村汇合后，过董公桥向北，然后经老碶头入海。白泉大河纵贯整个境内，将白泉境内一分为二。在老碶没有造好之前，涨潮时海水会长驱直入，能够一直向南倒灌到现在的平湖庙山头和舒家一带，舒家村门前便成一片广阔的海滩，船只能够一直驶入到家门口。村民会摇着小舢板，在海涂上捡拾贝类海产品。发源于舒家村、现载入市级非遗名录的旱船舞，就是当地妇女们摇着小船出海的真实写照，也是一个唯一传承下来的能够证明当地曾经有过海涂作业的历史见证。随着岁月时光的流逝，原来的海涂涨成干涂和海滩，遗留下的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海浦。老碶造好后，海水不能入侵内陆，这条浦就成为泄洪的淡水河。至今，人们通过不断围海造田，海岸线一步步向北扩展，已经建立起面积广袤的舟山海洋产业集聚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连老碶头也早已变为内陆，失去了阻挡海潮的作用。但是正如旱船舞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舒家的陶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物质文化遗产，让这一古遗址证明这一片土地的沧海桑田变迁。

　　皋泄和平村是舒氏大姓世居的地方，这个古窑遗址，当时可能与海上的交通便捷有关，大量的产品可以通过船只运输到外地。如果不是窑址，那也极有可能是一个以陶瓷器为主要商品的集散地，是由外地运入定海作民用的商埠，这些需要专家继续考证。

　　但是我们发现的这一个窑址，之所以初步认定它为一个以烧制陶器为主、瓷器只是少量的窑址，是因为直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止，这里还有一些民间烧制陶瓷的土窑，这些土窑以烧制缸、甑、甏等为主，说明和平村历来就有这个传统。由于当地百姓千百年以来靠“渔盐”为业，无论是腌鱼的还是盛盐的，都需要一种不易受盐卤浸蚀的容器，这种容器就是陶缸。它不但便宜，且经久耐用，是从事渔盐业的小户人家须臾不可缺少的家具之一。缸是一种陶器，用泥烧制，有大有小，大的有“七石缸”，高度和口径可达一米半，能放上千斤的粮食(按一石=150斤计算，7石就能达到千斤之数了)，再以下的就有青果缸、脚缸，乃至于甏、甑之类盛器。陶器是一种易碎品，体积又大，不但装载的重量小，而且搬运不便，从外地运来成本非常高，而海岛的需求量又十分大，一些制缸的工匠干脆把烧缸的窑和技术人员带到海岛上来，就地办起缸窑厂。这类缸窑厂之前在舟山各地都有，如皋泄潮面村缸窑厂就曾经开办过很久。而岱山泥峙开办的缸窑更是历史悠久，据《泥峙志》载，在狮子山畚斗岙出土过4000年前的陶器碎片，而在江窑遗址的文化层发现的陶片已达千年以上，是一个海岛部落的聚居点。《泥峙志》说“明时江窑湖窑建厂烧缸、甏泥制盛器。”说明缸窑厂建立也已达五六百年以上了。能够作为制陶器的泥土质量要求十分苛刻，泥峙，顾名思义，泥一定是非常出色的。烧得火候好的陶器呈深棕色，敲击时“当当”作响，反之，太嫩就呈土黄色，敲起来“壳壳”响；太老了就僵得缩体变形，成了“歪瓜裂枣”。

　　青龙山的瓷片没有得到任何保护，其实，密集的民居建筑的存在，对保护这样的一个遗址也有一定困难，但是至少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定海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有一个出产青瓷的越窑存在过，在志书上应该有所记录。定海在古代的某些历史文化与大陆的文化接轨是十分密切的。

定海自古多乡贤

作者：李世庭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何谓乡贤，按民国《定海县志》的说法，乡贤就是“有功德于乡者”。在当地建功立德之人，在群众中口碑不错，有威望，即谓之乡贤。民国以前，定海的学宫中专辟有“乡贤祠”，供奉乡贤灵位，受人祭祀。民国《定海县志·人物》设有“乡贤”一栏，记载诸乡贤的姓名及其主要事迹。乡贤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并无一官半职，但他们能为民作主，为百姓做好事、做善事、做实事，是整个社会坚实的根基。这样的人在定海历代都有，民国前有，民国后也有。

明代洪武年间紫微乡的王国祚便是一位有名的乡贤。当时因为浙东沿海尚有明朝的敌对势力存在，朝廷实行“海禁”，动用军队，强迫舟山岛民迁移到内地。要舟山人抛弃家乡的房屋、田地到内地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这灾难来临的关键时刻，是王国祚出来为民请命。他一个草根小民，竟敢冒与皇帝唱对台戏的风险，不知用什么方法赴金陵(今南京)面见明太祖朱元璋。志书上说他见了朱元璋“力陈翁州不可徙之状”，并建议建立民间武装，协助官军守卫海岛，即所谓“民兵与官兵交足之法”。朱元璋终于被说动了，准许“留在城居民四里，兵二所”。“兵二所”就是岛上驻中中、中左二个千户所(一个千户所约有兵员1200名)；“留在城居民四里”，昌国城内方圆四里居民可以留居，也就是540户、8800人可免徙。这8000多舟山人可以免受颠沛流离之苦，深感乡贤王国祚的恩德，尊称他为“复翁先生，”在他家门楣上挂“复翁堂”牌匾，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肆虐东南沿海，舟山是重灾区。当时虽有俞大猷、卢镗、汤克宽等抗倭名将，但他们部下的士兵素质极差。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到，明代的军制规定，每四家军户抽丁一员，构成现役军人。这些抽丁抽出来的现役军人往往不是壮丁，而是滥竽充数的病弱老人。而且朝廷不发军饷，兵士供养由原籍地方政府提供，以致待遇极差，当兵的士气低落，毫无斗志。与倭寇交锋，常常是一触即溃。官兵打败了，一退了之，丢下老百姓任受倭寇蹂躏。在老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各地都有乡贤站出来，组织民间武装以求自保。定海柯梅乡有个叫姚恩敬的人，他变卖家产，招募壮丁，置备武器，建立一支民间武装，随时准备迎击来犯的倭寇。倭寇得知这一情况，不敢对柯梅乡轻易下手，就到柯梅隔壁的芦花乡邵岙登岸抢劫。邵岙人到柯梅求救，姚恩敬率民团配合官兵与倭寇发生激战。倭寇人多势众，气焰嚣张，姚恩敬深入敌阵，砍杀倭寇十余人后，渐渐力不能支，死于倭寇刀下。姚恩敬为了抗倭毁家纾难，甚至牺牲生命，这样的乡贤实属难得。

到清康熙年间，“海禁”解除，朝廷召民回垦海岛，重建家园。舟山经长期荒废，岛上原有的塘碶等设施已全部坍塌毁坏，咸潮倒灌，田地遭海水侵蚀，无法耕种。所幸来了县官缪燧，他带领百姓修筑海塘，捍卤蓄淡，围塘造田。当时缪燧筑塘主要在城东一带，而西乡片一时无法顾及。盐仓一带大片土地荒废着，种不了粮食，农民们心里急呀。这时候，盐仓一位叫黄敏的乡贤站出来说：“大家不用急，不求爹不求娘，要吃饭靠自己，还是我们自己动起手来干！”他把盐仓农民都召集起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同心协力修筑海塘。不幸的是刚修了半截，台风来袭，修起的塘又倒坍了。黄敏并不气馁，等台风过去，他就带领乡亲担泥垒石，坚持把塘筑成。有了这条塘，“斥卤成沃壤”，千余亩荒滩成了良田，人们无不拍手称快，把这条海塘命名为“五福塘”。接着又筑成一条“百岁塘”，成田数百亩。从此，盐仓成了百业兴旺的鱼米乡，人们都感念黄敏当年带头筑塘的恩德。

　　清末民初，大批舟山人离开家乡去上海、汉口、香港等地谋生。据民国《定海县志》载，当时外出谋生的舟山人有十万之众。他们做生意、办工厂，事业有成，发家致富后不忘回报家乡父老，出钱在定海城乡造桥、铺路、建学校、办医院等，很多在外的乡贤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

　　在上海经商、学生意的人时间一长难免有死去的，按传统习俗，他们要“叶落归根”，棺材要运到定海来安葬。为了给旅沪商人死后棺木运到定海后提供“寄榇场所”，朱葆三、丁梅生、朱祺祥等乡贤于同治十三年(1874)捐资在道隆山麓建“体仁局”。后来因运回来的棺木越来越多，道隆山麓的体仁局已不敷所用，于是朱葆三等又出资在东岳山下杨家塘建体仁局分局(俗称二厂)。体仁局房子解放后仍存，被政府移作他用。

　　旧社会穷人多，弃婴的事常有发生。光绪十七年(1891)，何瑞堂、李肃铭在城南建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周汝翊、高振镖、孙玉瑞等为育婴堂捐助日常开支经费。光绪三十四年(1908)，朱葆三、刘东峰、丁紫垣、胡汝舟、许召卢、朱捷三等人出资建济生公所，供回籍后年老无靠的商人住宿。还有，朱葆三修南珍桥，潘尚林修状元桥，陈人宝建模范路，唐嘉鹏改造东大街，周祥生捐建救火会，杨希栋父子在大鹏山建沥表嘴灯塔等等，这些善事、好事、地方政府不作为，由乡贤们做了。

1919年，刘鸿生发起倡建定海公学(舟山中学前身)，让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当时，刘鸿生出资二十三万二千五百银元，朱葆三、王黼卿、王启宇、刘宝余等也有捐助。1926年，刘鸿生又出资倡办私立定海女子初级中学，1935年该校并入定海公学。热心办学的还有女教育家沈毅于1920年倡办定海高等小学(定海小学前身)；1924年，许廷佐在三忠祠建廷佐小学；普陀山僧人在半路亭吉祥庵倡办慈云小学。这些学校都是乡贤们办的私立学校，一直沿办到解放后。

　　1918年下半年起，定海境内时疫流行。当时，定海只有中医没有西医，光靠中医要控制传染病流行显然力所不及。眼看疫情猖獗，在上海的朱葆三、刘鸿生心里焦急，在这关键时刻，他们花钱雇请上海西医黄世康、杨钟甫到定海开设临时时疫医院。据1919年9月13日上海《申报》报道：“临时时疫医院开办10月间，共救病人500余名，除有8人不及救治外，余均全愈出院，且系重症居多、施割症者凡60余起，故地方人士咸赞黄世康、杨钟甫二医生医术精深，救治如许生命，拟公送匾额以表钦佩。”

　　1922年，朱葆三、刘鸿生、朱岚沁、王启宇等一起商议，在家乡定海办一所固定的西医诊所，满足城乡居民治病求药之需。他们和定海商会共同出资在定海公园成仁祠右侧建定海医院，设内、外、产、儿等科，病床20张，医生2人、护士助产士各1人，聘周宁甫为院长、詹唯一为医务主任。贫苦人家看病，半价收费。春秋两季医院施种牛痘，夏季打防疫针，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1939年6月，定海沦陷，存在了17年的定海医院被日寇捣毁。日伪时期，定海爆发霍乱病，没有了定海医院，很多患者不治而死。旅沪绅商王启宇、周三元、林熊飞等捐资在西大街开设时疫医院，并在火神庙设分院，大力救治霍乱病人。事后，时疫医院改称福仁医院。这所医院解放后还存在，成为舟山医院前身。

　　1922年8月，台风过境，危害甚烈。民国《定海县志》载：“飓风自东北来，骤雨，海溢数日，少间又作，凡七次，最后益甚，田庐人畜被灾为百年来所未有”。当年粮食欠收，一些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米价飞涨，米珠薪桂，民不聊生。在这关键时刻，上海的朱葆三从湖南运来大米一万石(一石约140斤)，平抑米价，使家乡百姓度过难关。朱葆三到他民国15年去世，先后为家乡运米九批，共花去银元37616元。

　　1938年12月，有一支国民党杂牌军从奉贤抗日前线撤退到定海。这支部队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第四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徐承德，人称“徐部”，有兵员300余名。当时，国民党定海县县长林世泽刚好遇到一个难题，虾峙岛以张阿志为首的一批渔民造反，捣毁乡公所，赶走乡长。林世泽亲自带警察去镇压，不但没有把事态平息下去，反而自己当了俘虏，好不容易才逃了回来。情急之下，邀请“徐部”出兵镇压。这支杂牌军打鬼子吃败仗，打老百姓很在行，把造反的渔民包括张阿志在内全部抓回定海关进监狱。林世泽祝贺“徐部”打了胜仗，备下酒肉要给徐承德庆功。令林县长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徐承德竟然狮子大开口，向林世泽索要军饷大洋8000元。定海县政府穷得叮噹响，8000元大洋哪里拿得出。徐承德拿不到钱便耍起了流氓，指使他的部下趁机作乱，缴去警察的枪械，捣毁无线电台，砸烂县政府办公室，冲入监狱将287名罪犯全部放走，把虾峙抓来的69名渔民编入他的“徐部”当了他的兵。那些当兵的还乱打黑枪，吓得定海城里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林县长逃得没了踪影。后来才知道原来他躲在北门普济寺里避难。县长逃走了，政府里的人吓得都不敢露面，这残局该由谁来收拾？在这当权者都不见踪影的关键时刻，敢于出头的还是那些社会上有名望的士绅。经他们私下商议，最终由定海城里最出名三家店铺铺仁、锦昌栈和丰泰隆凑齐8000元大洋，由商会出面送到“徐部”那里，徐承德这才不再闹事，答应第二天乘船撤离定海。一场飞来横祸才告结束。

　　在旧社会，遇到天灾人祸，常常是官方束手无策，倒是没有一官半职的乡贤起到了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上面提到的那些乡贤的名字，我们后辈不应该忘记。

从历史变迁考证岱山金姓

作者：金仲治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岱山金姓，以居住在岱西塘墩、摇星浦、外湾为多，称为彭城郡金氏。居住在塘墩金家的有老大房、老小房之分；居住在摇星浦的有上金家、下金家之区域；居住在外湾的有外金家、里金家之分别。

　　据史考证，金氏先祖上溯可至黄帝。史记《本纪第一·五帝》篇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

　　史记记载较明白：说黄帝是少典的子孙。黄帝生了二十五个儿子，建立了姓氏的有十四人。

　　黄帝娶了西陵国的女子，名叫嫘祖。是黄帝的正妃，生了两个儿子，他们的后代都掌管过天下。这个大儿子叫玄嚣，也就是青阳。

　　青代文史学家吴乘权编辑的《纲鉴易知录》卷一、五帝纪·少皞金天氏篇记载：“少皞金天氏，以金德王。名挚，姓己，黄帝之子玄嚣也。母曰嫘祖……邑于穷桑，故号穷桑氏。国于青阳，因号青阳氏。以金德王天下，遂号金天氏。能修太皞之法，故曰少皞。”

　　这说法与史记相佐证，黄帝妻嫘祖生子玄嚣，还直接点明玄嚣就是少皞帝。

　　据诸多史料记载来看，归纳如下：少皞帝姓己名挚，就是黄帝的长子玄嚣，黄帝去世后即帝位，都山东曲阜，在位八十四年。

　　春秋时的郯国，是少皞后裔所建立的国，也是黄帝部落向东发展的一支（黄帝原居西北，后居涿鹿），因春秋战乱之故，郯国金氏一支迁到了彭城（江苏徐州），后世称彭城郡金氏。

　　少皞自穷桑登帝位，后迁曲阜，尊为西方大帝，按古人五行学说，西方属金，又称少皞帝为金天氏，后裔以金为姓至今。

　　金姓是中国排名第64位的姓氏，总人口近380万，占全国人口3%多。

　　从战国历秦至两汉，彭城郡金氏一直为东方望族。

　　东汉末年，山东爆发黄巾起义，为避战乱，金氏一支迁徙姑苏城（江苏苏州）阊门外定居，后称金庄，直至明末。

　　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卖国求荣，打开山海关城门变节降清。满清大将多尔衮率八旗铁骑入侵中原，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暴辱汉政策。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仅留一人”的惊世骇俗的血腥屠杀。姑苏城也惨遭其祸，金氏先人为避兵祸，从阊门外迁徙浙江慈溪金夹岙。后子孙繁衍，兄弟分家，为谋生计，一支迁居余姚马渚镇，一支迁居镇海澥浦龟山下。

　　澥浦离海口较近，当时海盗匪患盛行，特别是安南盗魁阮文光为首的海匪，侵袭镇海慈溪沿海一带，澥浦也深受其害。金氏族人组织乡民，勇击海匪，于国于民，大有贡献。

　　笔者曾于10年前为探寻祖迹去过金夹岙和龟山下。

　　在金夹岙笔者参观了金姓宗祠“安贞堂”。在龟山下的金氏宗祠里，笔者看到了一块道光皇帝钦赐的黑色金字匾。上书“忠勇”二字，应是道光亲书的御笔。

　　据管理宗祠的一对老年夫妇讲：此匾是清道光年间，金氏先人抗海盗有功，皇上赐下来的，族人奉为传家宝。

　　龟山下有一座庙，叫淡水庙，是金姓族人所建。供奉的是明代兵部尚书胡宗宪，胡氏在任直浙总督时，在浙江沿海一带大力抗倭，护国安民，百姓感其恩惠，建庙祀之。后龟山下金氏族人移居岱西，也把龟山庙香火接引到岱西摇星浦，在拷网山下新建了座淡水庙，供奉胡宗宪，求神祇庇佑，祈吉祥平安。

　　清雍正年间，居住在澥浦龟山下的金氏族人有叔侄二人来岱山贩盐，这在当时无疑是一条生财之道，但私自卖盐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后来看到烧盐也不错（当时晒盐板还未发明），叔侄两人就在岱山摇星浦安顿下来，以烧盐为业。

　　后侄儿在摇星浦娶妻生子，繁衍至今。

　　这个人就是岱西金姓的最早先祖，后来人口增长，一部分金姓族人迁居塘墩金家，一部分迁居外湾金家。分传下了塘墩金家和外湾金家。

　　塘墩金家从落户摇星浦第一代世字辈开始，下传其、昌、如、增、德、修、信、仲、华、嘉、延共十二代。信字辈以下四代已无族谱可依，当然，摇星浦金家与外湾金家的族谱虽与塘墩金家不能全部相合，也是大同小异，各房所谱罢了，总之，都是从慈溪金夹岙与镇海澥浦龟山下迁徙过来的。

舟山民间说唱“洋扫地”

作者：孙峰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在旧社会的春节新岁，城里也好，乡下也好，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大户人家门口每天都会有几班民间艺人来献艺“讨彩头”。大户人家的主人也会准备一些年糕、白米、花生、铜钿等相赠，来一班发一班。有的班子是五六人一班表演的，如马灯班，也有单个表演的，如“唱新闻”等等。这些民间艺人很受老百姓欢迎，在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Pad的年代，民间艺人挨家挨户“讨彩头”，满足了大家的休闲娱乐生活。特别是一群小孩子，屁颠屁颠跟在民间艺人后面，又学又唱，有得好玩了。

　　舟山渔农村的“洋扫地”

　　“洋扫地”（也写作“佯扫地”）这种小曲，是从宁波等地传过来，岱山衢山、定海紫微等地都有专门的艺人。过年时候，唱“洋扫地”的人背负大筐，手拿一把缚了红球的扫帚，口中唱着：“去年不来扫，门口出青草；今年来扫扫，老板生意格外好。”对于这位唱“洋扫地”的“发财人”，有些老百姓也会施给年糕，直至给他背的箩筐装满。

　　与盲艺人“唱新闻”不同，“洋扫地”的表演者并不是盲人，以一人表演为主，一般不用乐器伴奏，偶尔也有用竹板打节奏，表演时艺人边走边动，边打竹板，边拿一把芦花扫帚做扫地的动作，边唱歌谣。

　　除了新年期间唱“洋扫地”赚一些“外快”，平时这些艺人偶尔也会有一些演出，那就是给唱大戏的演员跑跑龙套。在越剧团开演之前，也会有请唱“洋扫地”艺人来卖唱热热场，因为“洋扫地”的歌词比较风趣，给观众逗逗乐。“文革”期间，“洋扫地”这种行当逐渐被“革命”了，一下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唱“洋扫地”为什么一定要用扫帚？这可能和古代扫帚神的传说有关。在古代民间信仰中，灶神、扫帚神等都是很重要的信仰对象，“廿三祭祭灶，廿四掸掸尘”，在迎新年的习俗中，祭过灶王爷后就要请“扫帚神”来掸尘，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在老百姓的传说中，这位扫帚神的显相是12岁的姑娘，所以表演时候要用红色小绒花打扮一下扫帚。

　　“洋扫地”是民间小曲与方言声调相结合的歌唱化，有一定快板节奏，曲调流派别具一格。其唱词内容因为过年“讨彩头”的需要，语言都较为吉利。各地“洋扫地”的歌词大同小异，但有一定规律。

　　开篇往往是介绍“洋扫地”的重要性，如“洋扫地，扫扫伊，三年勿来扫，主人门口出青草，今年来扫扫，老板年成格外好。”而宁波地区的“洋扫地”，演唱者往往自称“陆阿小”（有的写作“陆阿笑”），其是这样唱的：“好笑好笑真好笑，人人叫我陆阿小，我去年弗来扫，老板年成弗大好，今年来扫扫，老板年成格外好。”

　　唱开篇也有一些变化，有的会说一些调侃自己的话，逗人发笑：“吉利吉利真吉利，清早爬起打喷嚏，万岁有信来，招我驸马做女婿，我一来勿肯去，二来少盘钱（缠），情愿拿拉一把笤帚扫扫地。”

　　唱完开篇，就要唱东南西北。如：嘟得啦，一扫帚扫到东，老板屋里五根活蛟龙，黄龙盘谷仓，青龙盘水缸……嘟得啦，一扫帚扫到南……在扫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时候，各个地方的演唱者会根据自己的地域文化进行文字上的加工编排，根据“老板”的不同身份赋予不同的祝福。

　　舟山的很多“老板”是捕鱼的，“洋扫地”是这样祝福的：嘟得啦，一扫帚扫到南，老板屋里干大对。一网掏两截，快快回洋来。鲜鱼赶卖场，儿孙进考场。干大对，是指拥有大船，就是祝福抲鱼老大拥有对网作业的大对船，获得渔业大丰收。

　　唱完东南西北，就要唱老板屋里的账桌、老板屋里的介橱（食橱）等等，然后再唱老板娘、老板囡等等，把老板家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祝福一遍或恭维一遍，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程序，表演的时间可长可短，短则两三分钟，长则七八分钟，要看老板听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了。

　　旧曲新唱“洋扫地”

　　在数年前举行的定海区“全明星SHOW唱响定海·夕阳之星”文艺比赛中，双桥街道浬溪社区的文艺爱好者李良学曾上台表演了一段“洋扫地”，其诙谐幽默的表演，引得观众阵阵爆笑，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以前祝愿渔老板干大船捕鱼丰收的语言，变成了鼓励创业大力发展航运业的文本，这样的立意更加有高度，按照李良学的说法就是“阿拉舟山改革开放了，对新区建设要多做贡献，船老板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经过李良学的改编，传统的“洋扫地”增添了很多鲜活的内容，这就是民间说唱艺术的与时俱进。

　　李良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草根艺术家，他也是《翁洲走书》的区级非遗传承人之一，可惜前几年去世，人们再也听不到他在民间曲艺舞台的各种表演了。今天，“洋扫地”，还有“贺郎调”等等，这些地道的舟山民间说唱面临失传，民间说唱似乎越来越成为“绝唱”。

舟山在东海东海有龙王

作者：佚名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龙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舟山和龙有关的传说和信俗也是特别多，走在舟山的乡镇、街道，或是礁石、港湾中，带有“龙”字的地名是随处可见。

　　岑港的白老龙、马岙的龙潭坑、紫微的锦线女龙、六横的龙头金钗、嵊泗的龙王输棋、沈家门的龙王失印服渔翁、金塘的煮海治龙王、普陀山的龙女拜观音、岱山的八仙斗花龙……似乎无处不在，常常是提到几个地方，其中就有一个地方带着“龙”字。

　　毫无疑问，舟山人和龙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和信仰基础，按舟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非遗处处长邵思明的话说，舟山在东海，而东海有龙王，这里就是传说中东海龙王的故乡啊。

　　龙王信仰形成今天海岛独特的龙文化

　　普陀是传说中的东海龙王故乡，而东海龙王信仰就是普陀岛民的三大信仰之一，在普陀海岛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

　　千百年来，龙王信仰成了普陀岛民的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渔民在危难时刻，祈求龙王保护平安，在平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龙王信仰支配了他们的行动。因此，龙王信仰形成了今天海岛独特的龙文化，如渔民在渔业生产中的祭祀活动，桃花岛的桃花会，虾峙的祭海；岛民社会生活中的祭祀活动，如展茅的请龙降雨，赛龙鳌灯会、二月半会、勾山的三月半会。这些重大祭典的过程都是先供龙王，继而请龙旗，最后择定吉日举行全岛性大规模的海祭活动。

　　这几年，普陀文化部门组织力量搜集普陀有关龙的传说故事、礼仪习俗、文艺娱乐、特别是与海洋文化相关的内容和题材。东海龙王信仰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千百年的传承历史，目前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祭海，足以说明舟山人对龙的信仰

　　岱山县的渔民谢洋节是舟山龙文化的表现之一。渔民谢洋祭海是岱山乃至中国沿海渔民崇拜和信仰龙王及海上诸神的一种祭祀方式。旧时渔民由于生产工具落后，每逢风暴，渔民在海上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于是将传说中的海上诸神奉为生命保护神和丰收的赐福神，所以每逢渔汛开洋、谢洋时节均要举行祭海仪式，渔民称“谢龙水酒”或“行文书”。此习俗千百年来，代代相传。

　　岱山县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承祭海习俗，成立了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及祭海工作小组，在古祭坛遗址上建造了我国首个大型祭海坛，并于每年东海区伏季休渔期，举行规模盛大的“休渔谢洋”大典。 2008年6月，渔民谢洋节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岑港白老龙”的传说在舟山最有名

　　龙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是中国传说中的一种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神异动物。龙王治水便是民间信仰中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于是“龙潭求雨”、“白龙出会”、“龙女化雨”的故事应运而生。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定海，流传着许多有关龙的传说，最具影响力的当具地方特色的“岑港白老龙”故事。岑港镇司前社区的小岙村有一个白龙潭，相传很久以前，潭里有一条白龙，每当干旱之年，那白龙便吸来东海之水，化作甘霖喷降下来，使方圆数十里的村庄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感念白龙，都称他为“岑港白老龙”。

　　尽管岑港白老龙的传说版本不一，但它的故事脉络和精神指向是一致的，作为人们善良愿望的寄托与化身的白老龙，兴风布雨，无所不能。每逢风雨失调，居民们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祈祷风调雨顺，以求农业丰产。

　　在渔民出海之前，也必有一番祈求海龙王的盛大仪式。因为，掌控着海洋中水族鱼类和风暴潮汐等一切权利的“海龙王”，同样维系着他们的渔获和平安。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创造、丰富和完善，“岑港白老龙”成为了一种广泛尊奉的民间信仰。

　　舟山人习惯用“舞龙”来展现海洋文化

　　白泉龙舞是白泉庙会中的一个传统民间舞蹈节目，流传历史悠久。旧时的舞龙作为一种游戏玩耍，到了清时，舞龙作为一种游艺节目，列入行会队形，后改成龙贝形状，自编白泉彩龙。

　　白泉舞龙以10人表演为主，持龙杆者8人，持龙头1人，持戏球1人，以翻、滚、跳、举、穿等基本动作表演出搁角舞龙、扯旗舞龙、坐背舞龙、快舞龙磨转、屈膝躺腿舞龙等较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舞龙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传统舞蹈表演节目，因为场面宏大、表演热闹，且带着吉祥韵味，越来越多地成为各种庆典活动的保留节目。

　　近年来，普陀区连续举办了五届《中国沈家门渔港国际民间民俗大会》活动，龙王出游和舞龙活动都是其中重要的环节。由渔民装扮的东海龙王出游队伍浩浩荡荡，海岛舞龙的“龙打串”、“龙戏珠”、“龙身入肚”，舞龙姿态变化无穷，别有特色。在龙的制作上，龙眼、龙鳞等，都与海洋动物有关，如展茅的鱼龙，头是龙，身是鱼，合是龙，分又是鱼，十分富有海洋特色和创意。而舞龙套路中的“摇头船”、“游龙船”等动作，模拟行船姿态，这些都是海岛舞龙的独特性。

　　在2007年海洋文化节的大巡游中，场面最为壮观的要数万鱼大巡游，在数辆巨龙彩车徐徐引领下，后面浩浩荡荡游动着由渔民装扮的万条特色鱼类，这次万鱼大巡游还成功地申报为世界吉尼斯纪录。

床上的这样东西，舟山的年轻夫妻已经没人知道了

作者：叶玲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清末民国时期和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舟山一些殷实之家盛行购买豪华床榻。可以说拥有一张华丽富贵的床是主人身份、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制作精良的豪华大床上，那些繁花似锦的吉子就成了点睛之作。

　　什么是吉子

　　吉子，又称节子和结子，是浙东传统家具上的一种木雕构件。据考古发现，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已出现木雕鱼。当时出土的两件木雕鱼，尺寸大小如同今天的吉子，一件鱼眼和鱼鳞都是圆孔，另一件柄部阴刻以直线和短斜线构成的几何形花纹，这是中国现存历史上最早的木雕装饰图案。

　　小小的吉子，形状有方、圆、长，也有曲面、扇面、十字形等各种形状，大多成对出现。选材颇为讲究，以黄杨木、红木和榉木居多。吉子的工艺精湛，集镂雕、圆雕、浮雕、镶嵌等多种雕刻手法于一体，能工巧匠们把雕刻工艺和木材特质完美地结合起来，创作的吉子精致细腻、婀娜多姿。

　　市博物馆内藏有木雕吉子共48对（套），尺寸长12～16厘米，高4～6厘米，小巧玲珑、工艺精湛，以黄杨为料居多，色泽黄润温厚，其中较多是清末民初舟山群岛的传统床榻“大眠床”的配件之一。纹饰题材有神仙人物、戏曲故事、风俗民情、瑞兽及其他吉祥纹样，生动展现了明清时期舟山地区人们真实的民俗心理和审美情趣。

　　木雕吉子的特色

　　以神话传说和历史记载中的人物为题材，是木雕吉子吉祥图案的一大特色。这些进入吉祥图案中的人物，多来源于历史人物或民间故事，如诸葛亮空城计、郭子仪拜寿、和合二仙、牛郎织女等，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2011年12月，市博物馆从定海解放街道征集了一张宁式发卷七弯凉床。床挂面以黄杨木高嵌郭子仪拜寿为题材的吉子作中景，说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封为汾阳王，皇帝女儿升平公主许配其子郭暧。郭子仪寿诞之日，七子八婿上门拜寿，唯独郭暧之妻倚仗自己金枝玉叶帝王女尊，不行儿媳之礼，结果被郭暧所打。郭子仪绑其子上殿请罪，肃宗赦其无罪，夫妻和好，双双回家拜寿。人物刻画细致入微、呼之欲出。景物幽深、层次清晰，令人赞叹。

　　床挂面左右两侧用和合二仙图案吉子（见图）作装饰。相传，隋朝逃亡贵族寒山误入天台仙境，结识了火头僧拾得。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和神奇际遇，帮助仙界降妖伏魔，并领悟了和合之道。成为真神仙的寒山、拾得从此游走在民间，智慧巧妙地为民排忧解难，扶危济困，广为颂扬。他们手中一人执荷花，一人捧盒。“荷”与“和”、“盒”与“合”同音，取和谐好合之意，寓意着吉祥瑞安、家庭和睦。

　　吉子的前世今生

　　吉子也有它的前世今生。

　　从节子、结子到吉子，是纹饰图案、初始功能、文化内涵的演变。

　　明代家具上的“矮老”其实就是早期的节子，是家具中边框与枨子之间垂直连接的部件，呈圆形或者方形，起着支撑和固定的作用，并无过多的纹饰图案。

　　清代初年，家具上的“矮老”已经发展到用人物、花鸟、虫草、图文等丰富的内容来表现，集镶嵌、雕刻、镂空多种工艺于一身，起着承重和装饰双重作用，这时大多被称为结子。这时的结子，表达了人们对美的认知和感悟。

　　随着木雕业的突飞猛进，清末民初年间，结子内涵已经进入文化层面，人们用谐音以吉子称。

　　吉子的雕刻题材多为旧时民众喜闻乐见之事物，常见的有喜鹊登梅、麒麟送子、状元及第、麻姑献寿、八仙过海等，无一例外地寓意着吉祥喜庆，所表达的主题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吉祥文化紧密结合，与民间文化精神的有机契合，反映了当时人们祈望美好生活的愿景，韵味悠长。以至于当时百姓购买婚床、嫁具，都要不辞辛苦地跑到浙东。

西方人关于普陀山佛寺的最早描述

作者：孙峰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就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

　　舟山群岛成为欧洲人的“淘金”乐园，佛教名胜普陀山，就这样进入西方人的视野。

　　最早记载普陀山佛寺的，是16世纪的葡萄牙文献。

　　据《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一书翻译葡萄牙资料发现，1542—1546年间担任葡萄牙远征舰队财政官的阿尔瓦拉多写给墨西哥总督一封报告，其中介绍一个叫迪斯的西班牙加利西亚商人所讲述的航行故事。 1544年5月，迪斯乘坐华人的一条中国式帆船来到福建，又去了一个叫Lionpu（即宁波）的城市。阿尔瓦拉多的报告如下：

　　“这个迪斯在中国海岸见到一个小岛。上面有一座寺庙，内有30个教士。他们着宽大的黑服，戴开口的帽子；寺庙的房子很好，教士起居、饮食有规矩，不进血腥，仅食蔬果；禁止女子入庙。祭坛上供奉着一个他们称为Varella的女子的漂亮画像，她的脚下画了一些面目狰狞的魔鬼……大肆庆祝，向她供奉一切。岛上只有这些教士。 ”

　　这个报告虽然没有提及“普陀山”的名称，但据《西方澳门史料选萃 15-16世纪》一书的译者金国平教授介绍，从古代葡语地图看，普陀山常常被命名成“Ilha da Varella”（佛岛），而从文中“海上小岛”、观音“Varella”（佛像之意）等描述看，极有可能就是普陀山。

　　明代海禁时期，舟山除本岛以外，其他各个岛屿几乎都被搬迁一空。普陀山虽屡遭劫难，但还有幸存的寺庙。因此说“小岛”上还保留一定规模的寺庙，也就只有普陀山了。

　　金国平教授认为，西班牙商人迪斯所发现的寺庙，可能就是海禁时期的普陀山“铁瓦殿”。

　　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确实，明初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认为普陀山“穷洋多险，易为贼巢”，因此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毁掉寺院，遣散众僧，山上仅留下“铁瓦殿”，由一僧一役守奉。从迪斯口述的“30个教士”看，这个寺庙规模与“铁瓦殿”的“一僧一役”大相径庭。

　　虽然海禁，但明代中期的普陀山曾经屡得偷偷复建。据《普陀洛迦山志》等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江南释教总裁祖芳住山弘扬禅宗，著《拙逸语录》。天顺年间（1457—1464年），四方缁素，纷纷上山。正德十年（1515年），僧淡斋于潮音洞南建正殿五间，方丈殿二十间。嘉靖六年（1527年），河南王赐琉璃瓦3万鼎新无量殿，香火渐盛。鲁王又在潮音洞捐资建琉璃殿、梵王宫。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倭寇屯踞普陀，殿宇遭毁，僧众解散，历朝敕赐碑文被砸断抛入海中。再此后，参将刘恩至等灭倭于潮音洞一带。提督王忬命把总黎秀会同主簿李良模领兵到山，遣僧拆庵，佛像、钟磐等运往镇海招宝山……屡遭劫难的普陀山梵音虚寂。

　　迪斯口述中1545年的普陀山，正值明朝中期潮音洞一带屡得兴建后的大好时光，“大肆庆祝”则反映了佛教法会的热闹场景。

　　这是西方人记载的首次考察普陀山情景，明朝时代的普陀山已逐渐成为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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