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阿良(1914-2008)定海长峙王家墩人。抗日战争时期在舟山参加抗日活动，并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定海城区支部秘密交通员，1950年5月舟山解放前夕被抓去台湾,与组织失去联系,长期在台湾艰辛地生活,2008年去世。

今年是朱老先生诞生第100个年头，特以此文纪念这位早年参加革命、为党工作多年，不幸被抓到台湾忍辱负重而生活的苦命人。

注1

胡时杰 (1917-2009)定海人，抗日战争初期在定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6年任中共定海城区支部书记，解放后在杭州、嘉兴等地工作，1976年退休，1980年改离休。

注2

叶清和 (1923-1950)定海人，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中共定海城区支部组织委员，1948年8月被捕后未暴露身份，交保出狱后到宁波，因身体在狱中受到摧残，于1950年6月在宁波去世。

注3

董阿良即朱阿良 (1914-2008)定海长峙人，抗战时期在长峙参加我党外围组织，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调定海慈云小学当校工，实际是中共定海城区支部交通员，负责护送地下党干部上四明山，送情报等工作。 1948年6月因叶清和同志被捕，中共定海城区支部组织党员有计划撤离定海，董阿良同志被安排回长峙待命，不幸被抓去台湾。

寻找交通员

我认识朱阿良先生的起因是我舅舅。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医院工作,接舅舅胡时杰(注1)来信，要求查找他当年在定海以慈云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担任中国共产党定海城区支部书记时的组织委员叶清和(女，又称大叶先生，慈云小学教师)(注2)和慈云小学校工董阿良(共产党地下交通员)(注3)。

接到这封信后，我利用业余时间，想方设法寻找线索，大叶先生的情况很快从我小学时的王老师那里了解到了，可找校工董阿良就麻烦了，后在一位住院病人家属中了解到,长峙岛曾有一批青壮年在舟山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其中有一人名为朱阿良。我请这位病人家属联系到了朱阿良的大儿子阿龙。

阿龙告诉我，当年他跟着父亲住在慈云小学，白天在学校里上学，父亲外出时,他就代父亲照看学校。大约在1948年6月，先是大叶先生被国民党抓去，那天,他们眼看着大叶先生被押上等在河边的小汽艇，同学们哭喊着大叶先生是好人、好人!但什么都没用。

到了放暑假时，父亲就带阿龙回到长峙，父亲在家种地，他也失学了。舟山解放前几天，父亲像往常一样到地头种番薯，不料被国民党军队抓到台湾去了。当时，阿龙只有15岁，阿龙母亲还怀着孕，阿龙下面有两个妹妹。

还好没几天舟山就解放了，家里也分到了地和盐畈，阿龙小弟出生时就起名叫会龙，意思是盼望在台湾的父亲能早日会拢(团聚)。但阿龙的祖父母和母亲都没等到朱阿良回来就去世了。

听了阿龙的讲述后，我就认定他父亲就是我要找的董阿良先生(因当年地下工作的需要，入党时往往会改名换姓)，告诉他，如有可能，请告诉父亲，校长先生在想你父亲。而且我对这个家庭进行了关注，帮助他们解决了看病难等困难，还帮助阿龙的小儿子在长峙船厂找到了工作。

拜访朱老先生

1994年，朱阿良先生回到长峙探亲，我获悉后，就和当年慈云小学的教师励一鸣和钱肖侠(解放后改名钱平)一起到长峙看望朱老先生。

朱阿良先生告诉我被抓到台湾去的一些情况：“当年被抓时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想到自己成了一个失去组织的孤鸟，我的心在淌血。我先被国民党军队带到金门，国民党叫我们当炮灰，每天叫反攻大陆，天未亮就要出操，我是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地下党员，受党教育多年，怎么能拿枪打自己人呢?更不能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和组织。于是，每天出操我就报告，说自己眼睛看不清(我有一只眼睛在抗战时被敌人打坏了)，跑不动，国民党军官常常是瞪着眼睛，猛地一脚踢过来，还说我不老实。那穿着皮鞋的脚踢过来，痛得我眼泪直流，这样反复几次以后，那军官只好把我带到医务室，军医指着视力表让我认，我干脆就装双眼都看不清，有了军医的证明，我被国民党军队遣返了。当时舟山已解放，我有家不能回。虽说是遣返，又不发遣返费，只发给我约40斤米钱说是就地安置，那40斤米钱有几天可吃?幸亏当年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多，我用这40斤米钱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为被抓去的舟山老乡理发活了下来。后来，国民党军队大批从金门撤到台湾，我的理发生意也没了，只好也到了台湾。我一没文化，二不会做生意，三年龄又大，在台北找不到工作，为生计我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只是为等待早日回到大陆与家人团圆，找到校长先生和组织。但这一等就等了40多年! ”分别前，朱阿良先生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来看我，校长先生还派亲人来慰问我，我谢谢你们记着我! ”

几次伸援手

朱阿良先生一直生活在台湾的最底层，80岁时还在给人家烧饭，长期远离组织和亲人，可想而知，心灵的创伤、生活的艰辛是何等程度。

1994年以后，朱阿良先生曾多次回到定海，为了安全不能公开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加上有些政策上的原因，他一直忍辱负重生活着。后来年纪实在太大走不动了，就住在长峙儿子家中。当他遇到问题时，我也力所能及帮他做点事，如有一次，因他在台湾又有家属，不能回长峙定居，居留时间长了，当地有关部门就去干涉，按规定没有居住证超时居住是要罚款的。朱老先生表明，自己曾是共产党员，那位干部要他找证明人，朱老先生只好找到我，第二天我就赶到乡里与这位干部沟通，后又通过市委组织部，请乡里对他尽量照顾。

有一次台湾方面给朱老先生汇来生活费，银行工作人员要他出示身份证，但朱老先生只有返台的通行证，银行的临柜人员说：“这不是身份证，不能证明你身份。 ”当时银行的一位领导签字让他领到了这笔钱，但那领导说，下次你们要找有关部门把事情处理好。朱老先生感到很委屈，自己曾出生入死干革命，没拿组织一分钱，现在领点汇款还这么难。于是，他和儿子又来找到我，我请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出面给他写了一份证明，证明朱老先生是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不幸在舟山解放前夕被抓去台湾，现年老体弱回乡,请有关单位照顾。后来朱老先生就一直没找我，表示他到银行取钱的问题解决了。

遗憾的是，一直到2008年去世，历尽艰辛的朱阿良先生也没有享受过党组织任何的政策补贴，我很同情这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我党工作多年，在被抓到台湾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先生的境况。相信历史是不会忘记像他这样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人，愿朱老先生在天国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