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舟山日报》（海潮·人文）刊出庄世维、孙和军先生所撰《明代张信状元墓所在地考证》（以下简称“庄文”）一文，对定海城北村白露岙真武山麓的大墓遗址进行了考证,以光绪年间《定海厅志》（以下简称《厅志》）中的“甬东庄图”为主要依据，认为墓主为明代状元张信。笔者认为在没有碑碣和其他史料印证的情况下，这个结论是草率的。
因此，笔者提供几条依据与各位同好商榷。
一 真武山大墓的墓主绝不会是状元公张信
（一）“庄文”引用资料失考
纵观“庄文”，其考证材料中最关键的证据是《厅志》，故先对历代舟山志书中记载张状元墓的材料作个综合和比较：
1.明《天启舟山志》，亦称《翁山志》（以下简称 《天启志》），修于天启五年（1625），由昌国参将何汝宾修，定海（今镇海）邵辅忠订正，天启六年（1626年）成书，其距张信生活的时代为最近。《天启志》卷二“坟墓”第四条记载：
“张状元墓，城东北三里淡水坑之原。 ”
2.清《定海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志》），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知县周圣化修、缪燧重修，慈溪裘琏、定海陆钧等纂。
该志在卷五的“冢墓”第五条记载与《天启志》一致。在卷二“舆图·甬东岙图”（见图）中，明确标示了淡水坑的地名，图示位置也与《天启志》所载一致，图中标示淡水坑与坛聚庙在同一位置。也就是从东门出城，往东北方向走。
3.在《厅志》的卷二十六“塚墓”第十九条（明朝第二条）中记载为：
“状元张信墓，在城北三里淡水坑之原。 ”
也就是从定海城北门，往北走三里地。该志卷二“甬东庄图”（见图）中，将张信墓标在城北永安二桥（淹没在城北水库）旁的镇武山（即真武山）麓。
这是“庄文”推断张信墓位置的主要根据。
4.民国《定海县志》（简称《民国志》），卷五“冢墓”第五条的记载与《厅志》一致。
5.1992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舟山市志》，“人物·张信”条，也沿袭《厅志》、《民国志》的记载。
从以上综合比较可见，从《厅志》开始，关于张信墓位置的文字记载和地图标示与之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导致光绪之后的人们将张信墓的位置锁定到城北（而不是之前地方志所记载的城东北）的开端。
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天启志》、《康熙志》距张信死后最近。其地标比《光绪厅志》更可靠。
关于三里的距离。一里约500步左右，相当于现今400米左右距离。按《厅志》之前地方志记载的东门出城往“东北三里”，是不可能走到白露岙的镇武山麓这个位置。定海城古时从城东门外有从北面来的二大溪流，如地方志记载的东湾位置为城东北七里，也就是东门出往东北走七里。《天启志》“东江桥（今东港桥），城东五里。 ”等不一一枚举。
（二）“庄文”所描述的墓葬规格不符合张信的身份
按“庄文”所述：“墓前有七座拜台，可见此墓来历不凡。 ”“我们目测了一下，每个拜台遗迹大概六七米宽，十余米长。拜台和拜台之间落差不到1米，并有明显的人工堆砌的挡土石墙的残留痕迹。当然现在还没有找到有关张信墓志铭之类的确切证据。 ”“庄文”发表时有其按实地地形描摹的墓地复原草图。
其实，古代丧葬有其严格的规矩。据史料记载，在整个封建社会，坟墓等级分明，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坟头越高。唐、宋、元、明、清五朝的典章对不同品官和庶人墓地的大小都有具体的规定：大小一般为一品90方步，每减一品减约10方步，坟高度一品为18尺，每减一品减2尺左右；墓碑和座、石雕群规格也有严格制度，比如宋代规定三品以上可置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各2件。
九为至尊之数，只有皇帝能用，如皇宫之门钉九九八十一颗，天坛每层四面出阶各九级。坛面中央为中心石，外铺扇面状弧形石块九圈。靠近中心圆石的一圈是九块，每向外一圈，数量递加九块代表至高无上的意思。官员层级数依次递减，且多为阳数（即奇数）。
从“庄文”描述的层级来看，共有七级台地，每台宽度六七米，七级共约为50米，加上墓道入口牌坊、坟墓圆丘，由此可见墓主身份为一品官员，至少为正二品以上的官员。而张信被朱元璋弃市杀头，是一个罪犯身份，比普通庶民还低，就算是按其生前官位品秩建造，张信在世时最高的官职也就当了“侍讲”，官位品秩为六品，其坟墓不可能有如此高规格牌楼、甬道、七级拜台、石雕群等墓葬规模。
（三）后人所造大墓也不可能
我们不能随便以现代人的观念臆测，比如现在人想造多大的庙、多大的坟，有经济实力，一般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要遵守规制，不能僭越的，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要造如此规格大墓，不说国家的丧葬规制，至少要有财力这个经济基础，要么由国家拨付建造，要么百姓集资，要么自家富有或子孙昌盛。
1.查明代各类史料，我们没发现明朝廷为张信平反，或死后追封或赐高爵位的记载，入清之后更是闻所未闻，故根本不可能由官方为一个罪臣（尽管张信没错，但终究是罪犯之身）造如此大墓。
2.不具备百姓集资建大墓的可能性。一是张信作为一位青年才俊，其为乡里地方的贡献不足以昌国百姓修建大规格的墓葬。二是其死时，正处海禁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