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自强，普陀区虾峙镇大岙沙头人，1927年5月1日出生，1979年5月14日逝世于台湾，享年52岁。父亲周通儒下肢双瘫，致力于办学兴教，曾是普陀虾峙中心小学校长，外号阿儒先生，母亲邬杏云解放前后曾在大岙沙头开小店。
一 隐蔽身份开展抗战教育
周自强的名字在当地鲜为人知，然而他的人生却充满了传奇色彩，而且是一个几乎被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人物。他曾是台湾“国立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学生自治会主席。他思想进步，向往光明、自由，曾领导了由台大发起的台湾1949年4月6日学潮运动，被捕入狱十年之久。他嗜书成癖，孜孜不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他思维敏捷，观察入微，古今纵横，有独到之见解，显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由于种种原因，虽然至今仍无法查证他的政治身份，但他无疑是充满着热血的进步青年。 1943年7月，周自强辞别了养育他的慈父贤母，离开了海岛渔村的故乡——虾峙，去大陆读书。他先就读于宁海县立高中，早年，这所学校就有倾向革命的先进教师、学生，他从中受到影响并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当年暑假他曾回到过家乡，还在他父亲任校长的灵和小学多次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据当年的学生蒋先耕口述: 每当他与学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时, 师生们都热泪盈眶，激发出同仇敌忾的高昂抗日爱国热情。
二 领导台湾学生开展罢课反蒋运动轰动整个台湾
1945年，周自强考取了浙江英士大学，这所学校以辛亥革命、先驱者陈英士命名，原校址设在杭州，因抗战曾迁入丽水，后又辗转到温州。两年后，还未曾毕业的他却突然决定去台湾“国立大学”就读，而且是从大学一年级读起。这究竟是热血青年的理想抱负还是其他原因，至今仍无法查证。 1948年9月已经住在定海南郊的舅父突然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封信，拆开后既无称呼又未具名，仅寥寥数语：“大陆不久就要解放，你要拥护新政府，积极帮新政府办事。”从邮戳和笔迹判断出是周自强亲笔所写，这时他舅父已敏锐感觉到外甥似有一种特殊的身份，但他又无法完全确证。
周自强就读台湾“国立大学”法学院后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正值辽沈、平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蒋家王朝已风雨飘摇，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1949年4月1日，南京11个专科以上近万名学生在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原浙江省长沙文汉妻子)领导下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八项和平协议，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血腥镇压，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1949年4月4日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檄文，揭露国民党政府假谈判真分裂和“划江而治”的阴谋，上海、杭州等南方城市学生奋起响应，远在海峡一隅的台大学生因军警非法拘捕台师院学生，奋起声援，南京学运流血惨案消息传到台湾，更激起台大、台师院学生的无比愤慨，他们立即组织上街游行示威，沿途高唱《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高呼“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口号并散发革命传单，递交请愿书等，从而轰动了整个台湾，震惊了朝野上下。
事实上，当时的台湾已处于白色恐怖，台大学生的革命运动早已掌握在台湾军、警、宪、特的监控之中。据1948年4月8日台湾《公论报》披露：周自强、庄辉彰、许江华、孙达人(又名孙志煜)等19人早就列入抓捕名单。1949年4月6日深夜，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麾下台湾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亲率军警数百人突然包围了台大，并进行逐室搜查，逮捕了学生130余人，后经甄别，将原定“拘讯”的“极少数分子”和所谓大陆派来的“职业学生”周自强、庄辉彰等19人，以及《新生报》记者史习木、《杂报》主编歌雷、《中华日报》记者童佩璜等投入监狱，还称如“罪证确凿将依法惩办”。又据1949年4月6日(南京解放前16天)上海《申报》讯:“台湾国立大学学生因搞赤色宣传，煽惑人心，扰乱治安，制造暴乱，由省主席陈诚亲率军警包围台大并逮捕了以周自强为首130余人。 ”
三 被捕入狱激起社会各界强烈抗议和积极营救
周自强等被投入监狱后，时任台大校长傅斯年(历史学家，曾任当时国立北大代理校长)立即向台湾警备总部副司令彭孟缉交涉：“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台大法学院院长、资深的法学专家萨孟武先生四处奔波，积极营救。香港《文汇报》于4月11日也进行了披露并严厉抨击抓捕之事。 1949年4月15日，台大学生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通过媒体舆论向社会呼吁：“本校同学周自强等19名师生被捕后，我们3000余名学生已被卷入恐怖之中，我们是有热血正义感的青年，我们不能忘怀被捕的同学在铁窗受苦，今天，我们的营救会宣告成立了”…… (谢汉儒·著《关键年代》1948―1952历史见证) 最后通过交涉，这批学生从军事法庭被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审理，周自强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萨院长通过电报把周自强的遭遇告诉了其亲属，并一再安慰，同时还表达了学校对这一事件的关切，说常会派人去探视等等。当时有关自强去台湾以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仍瞒着他母亲邬杏云。
四 海峡两岸母子亲情阻隔，十年生死两茫茫
1951年11月，他母亲邬杏云突然接到自强通过香港寄至沈家门新大祥布店转交的信，内有他被逮捕入狱的报载，简单介绍了他狱中身体状况和生活，信中还特别提醒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定海县参议员的父亲周通儒，“要认清形势，不要留恋旧的制度，对新政权要拥护”等，实际上他的父亲下肢双瘫，也早已不参与政治而致力在本岛办学兴教，并在1947年逝世，只是一直瞒着他而已。这封信是通过关系偷寄的，以后就通讯中断。直到1959年7月，其母再次收到自强通过香港九龙辗转的家书，内容简短扼要，说经朋友帮助已获自由，只是身体有病，气喘不止，小时候爷爷从柴桥买来的“赫氏金丹丸”疗效显著，可否寄些?这时他母亲回信告诉“其父已在多年前病逝，母亲也已风烛残年，步履蹒跚，生活十分艰辛，‘赫氏金丹’一下无法买到”云云。
谁也无法料到，此时的自强本就身体孱弱，十余年的牢狱折磨，连走路都已艰难，贫病交加，长期住院，穷困潦倒，医药、生活费用全靠同学朋友接济。几月后母亲又收到自强来信，曰：“闻家父仙逝，悲恸欲绝，又悉母亲体弱多病，生活艰涩，自己未能尽到孝顺责任，甚为歉疚! ”并附近照一张，又嘱以后寄信的地址：台湾罗斯福路四段二号××贸易公司，外再套上信封寄：香港九龙××号×先生收，可见当时敌对的两岸隔绝连通邮都十分困难，这以后由于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金门炮击，两岸战火似有一触即发态势，从此书信来往就中断了。自强的母亲于1974年秋逝世，五年后周自强也离开了人世，终年52岁。虽然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那种心怀理想，向往新中国，追求民主正义、和平幸福的精神，值得后人怀念!
五 他临死前还在遥想着生他养他的海岛故乡
2004年5月27日，自强生前同学殷衷先生给表弟松年来信叙述：他曾就读上海复旦大学，1948年初因参加上海学运被开除，1948年6月去台湾考入台大法学院，与自强同班还住同一个宿舍，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使他俩成为莫逆之交，一起参加过台湾学潮。 1949年4月6日在台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周自强的带领下一起参加学运，他说“我们是早已上了黑名单的人”，还说“风暴是从海峡彼岸大陆吹来，血腥是从南京飘到台北”，当时陈诚应李宗仁之邀刚从南京述职回来，他目睹了南京学运，又听到台大、台师院学生“闹事” ，大发雷霆，立即下令镇压，因而血腥镇压是迟早的事。
在陈诚率军警抓捕的时候，殷机智地脱逃，以后返回大陆。
1970年，殷衷在北京一次旅美同学会上巧遇上海复旦大学同学曹维良(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曹在台大学运后到台湾邮局工作，正回大陆探亲)，两人相见十分激动，泪涌相抱，殷即打听自强下落，曹告诉他周自强健在，还较详细叙述了自强情况：“自强读书时就患上肺病，被捕入狱后受尽摧残，出狱后身体一直有病不能上班工作，近二十年来全靠同学帮助。时为台湾著名企业四维胶带公司董事长杨斌彦几乎全部包揽自强住院、疗养、药物、生活等所有费用，还曾安排到杨的公司当过秘书，但不久因旧病复发被杨送去台北淡水一家医院疗养。医院环境非常高雅，凭窗还可眺望观音山的远景和淡水河的波光，我们每次去看他，他似乎有说不出的痛苦，怀恋故乡，牵挂亲人。 1979年5月14日晚9时30分周自强在台湾逝世。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在纸上写的‘魂归故里’几字，可见他临死前还在遥想着生他养他的海岛故乡。病房内有一大堆的书，还有藏书5000册，由老杨用卡车装去南郊一家私人图书馆作为赠书，编目专橱保存，以供后人阅览。丧事还是由杨斌彦先生操办，曹维良等许多同学一起参与，遗体在台北辛亥路第二殡仪馆召开追悼会后火化，骨灰瓷瓶上书有‘故周自强先生之灵骨’，下书‘子孙永远奉祀’及生平。1979年5月17日，由杨斌彦、曹维良两人具名存放在台北一座禅寺中。 ”
周自强临终前遥望祖国大陆，梦想魂归故里，可死后至今都未能实现他的遗愿。他的政治身份至今仍是个悬念。两岸长期隔绝几十年，他似断了线的风筝，又如失去了亲人的孤儿，更因牢狱的摧残，疾病的折磨，长期卧病在床几乎与外界隔绝，尤其缺乏有心人去深入查证他的真实身份，这对于一个曾满怀爱国热忱，无私无畏，敢于在白色恐怖中带领学生向旧政权反抗的有为青年是一个终身遗憾。
注： 2001年1月，台湾四六案件获得正式平反，台湾地区“教育部”代表政府召开记者会，公开对当年学生表示歉意，台湾“行政院”核定将把四六事件纳入“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适用范围，四六事件受害者可在两年内申请补偿。叹!自强已先于20年前含愤死亡。
(本文根据周自强表弟邬松年口述，参阅1994年6月30日原台湾警备总部副司令彭孟缉接受“中研院”学者赖泽涵、许雪姬采访记录; 1949年4月11日香港《文汇报》资料以及自强同学、难友殷衷、曹维良来信等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