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晚期，吴国与越国为争霸于世，经常发生战争。公元前494年，越为吴所败。作为人质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翦灭了强大的吴国。其时，越王勾践欲将吴王夫差安置在甬东(今浙江定海)。对于这一段历史，《国语》、《吴越春秋》等古籍多有记载。《国语·吴语》曰：“寡人(越王勾践自称)其达王(指吴王夫差)於甬句东，夫妇三百，唯王所安，以没王年。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第十》亦云：“勾践怜之，使令入谓吴王曰：‘吾置君於甬东，给君夫妇三百余家，以没王世，可否？ ’”

勾践将夫差安置在甬东，其待遇如夫差所言：“吾请献句甬东(句，句章。甬，甬江。甬东，甬江之东)之地，吾与君为二君乎！’”韦昭注：“待之若二君。”《礼记》：“未卜之日称二君。 ”所谓“二君”，即是“次君”或“副君”而已。作为亡国之君的夫差，名分是“副君”，其终身待遇是“君百家”，或言“君三百家”、“给君夫妇三百余家”。

关于“封君”问题。春秋时期，列国所实行的是周一统的封君封邑制，而到战国时代，封君制与郡县制相辅而行。有学者说，战国时代，只有齐国始终没有设郡。言下之义，吴、越两国也实行了郡县制。余以为，即便是，实行郡县制对于越国来说，那也是勾践复国之后的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依“君百家”，“以没王世”而言，勾践对夫差的安置方法，实行的是不完全的“封君制”，与春秋之前的封君采邑制已有所不同。以前，封君封国封邑是世袭的，而到了战国，诸侯、卿大夫之所封食邑地则不是完全世袭的。若是封邑对象失官与死后，其封国食邑相应失去(见《战国策·赵策》、《史记·穰侯列传》)。所以，勾践谓“二君”、“没王世”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所据。“没王世”即是“没王之世”。“没世”者，终身、一辈子也。勾践所承诺的只是以“三百家”养夫差一辈子。夫差过世，其“三百家”食采地自然收回。

关于“三百家”问题。在古代，享受“三百家”，是大夫、侯爵的待遇。按古制，凡有封邑(邑有多解。西周，大邑曰国。京城曰邑。春秋战国卿大夫封地曰邑。汉代，县曰邑)者，称“邑大夫”。邑大夫所封食采地，一般为邑“三百家”。郑玄曰：“诸候之大夫邑有三百户之制。 ”又曰：“三百家，齐人大夫之制。 ”《论语》：“夺伯氏骈邑三百”，孔注：“伯氏食邑三百家。 ”春秋战国时，诸列国多采齐人之制。即使到了三国，仍见此古制之痕迹，如《三国志·魏志·任峻》称：“太祖以峻功高，乃胡封为都亭侯，邑三百户，迁长水校尉。 ”

封邑或言食采地既有“三百家”之制，则“一家”又作何解？据考，古称“一夫一妇”为一家。《传》：“一夫之居曰廛。”“一夫”者，成年男子之谓。清·孙诒让说：“户以一夫一妇为率，所谓夫家也。 ”清·马瑞辰亦说：“《国语·吴语》：‘寡人其达王於句甬东，夫妇三百。’亦是三百家。有夫有妇然后为家，此《传》只言‘一夫’者，言夫以该妇也。 ”

夫差有“君三百家”之封，乃是说夫差可以享受甬东三百家之税。《诗·魏风·伐檀》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稼穑：播种曰稼，收获曰穑。胡：为甚。廛，音蝉。《说文》：廛，一亩半，一家之居。有说“一家占二亩半为居者。 ”)兮？ ”孙诒让说：“《诗》所云‘三百廛兮’者，自是三百家之税。”《正义》引“遂人(《周礼·天官·遂人》)”曰：“夫一廛，田百亩”。马瑞辰称：《正义》所指“即是三百家，亦指下大夫采地之制言之。《诗》二章“三百亿”、三章“三百囷(囷：园形的谷仓。可引伸为收获物)”，皆承上“三百廛”而言，谓三百家所取之意，三百家所取之囷，变文以协韵耳。”汉·扬子亦云：“有田一廛，谓百亩之居也。 ”扬雄亦说“百亩”即是“三百家”，与马瑞辰所云同一意思。古代称“百”，含“三百”之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吾置王甬东，君百家。”唐·司马贞《索隐》注曰：“《国语》云‘与之夫妇三百’是也。 ”按上所引，所谓“三百廛”，即是“三百家”之税。其税所指，正如《周礼·王制》所言：“市，廛而不税。 ”其注曰：“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 ”郑玄也谓“廛”即“城邑之居”，亦即《孟子》所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麻者也。 ”春秋时，民以“一廛”而居，被视为“施仁政”之举。所以，一位研究神农氏学说的名叫许行的人对滕文公说“愿受一廛而为氓。 ”(语引《孟子·滕文公上》。氓：段玉裁《说文》注云：“自他归往之民则谓之氓，故从字从民亡。 ”也曰：“野民曰氓。 ”)

上述“三百家”之制、“三百家之税”之说，春秋战国时期(亦称东周时期)在诸侯国之间是通行的。虽然各诸侯国有所改革，但当时的吴、越在形式上仍是周王朝的名义下的诸侯国，其制度所取仍是周国之制。越败吴，吴王对越王说：“君若不忘周室，而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愿也。 ”在这里，吴王提醒越王应不忘“周室之义”。事实上，越灭吴后，越王勾践仍按以往处理宗主国与诸侯国关系的惯例行事，并“致贡於周”(见《吴越春秋》)。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所谓“三百家”之税，实际是一种“地租”概念。郑玄注《考工记·匠人》“田首倍之”之“田”，曰：“一夫之所佃百亩。 ”可见“廛”也是一夫所耕百亩之田(《新唐书·突厥传》：“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 ”)，可引申为一夫所耕之田的收获物。所以，贾公彦认为：“《诗》所云三百廛兮，自是三百家之税，故亦廛表税也。 ”孔颖达亦谓“取禾三百廛”就是“取三百夫之田谷”。这个“税”，在今经济学上被称之为“租”，是被物化了的劳役地租。占有“地租”，是诸侯、邑大夫在其食采地上的特权。《墨子》：“以其常正(正，“征”也)，收其租税”，“以其常役，修其城郭。”《荀子》也说有“田野之税”。商鞅变法后，秦国还实行“户税”和“口税”。其税之重，农夫不堪忍受。北宋·苏洵在《田制》中说：“周公之制，园廛(用篱笆围起来种植蔬菜或果木的地方称“园”。廛，此处指店铺占用的土地)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稍、甸、县、都皆无过十二。漆林之征(指漆树林所征收的税率)，二十而五。盖周之盛时期，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后以次而轻，始至于十一，而又有轻者也。 ”他还说：“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 ”“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 ”无怪乎孟子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抨击道：“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至战国时，有自耕家与奴隶，自耕家固然要纳税，奴隶更不待言，其所收成，几乎全部为奴隶主所占有。宋·陈舜俞在《厚生》中举秦国之例说：“秦之民屯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足以亡秦矣。 ”假若吴王夫差真到甬东，享受的便是“鞭笞驱役”、盘剥“三百家”的奴隶主特权。

越王勾践赐夫差甬东“三百家”，夫差若是委曲求全，蒙羞前往甬东苟且一生，甬东则成之海中一“邑”。余以为，按勾践对“甬东”熟悉程度，按《越绝书》屡言“外越”与“内越”的表述，甬东之地早已开发，甬东之“岛夷”也不止“三百家”。而且计于“安全”，勾践也不会允准夫差自带其下属“三百家”前往甬东。所以，给“三百家”，当是甬东岛民三百家。然而，夫差并未泛海甬东。因为，栖身越地甬东，犹如“囚身牢笼”。对于“失灭宗庙社稷”的亡国之君夫差来说，所企望的“保姑胥(即姑苏，今之苏州古称)，暂栖身，以誓复国”的美梦完全破灭。正如夫差自言：“天降祸於吴国，不在前后，正孤之身，失灭宗庙社稷者。吴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事君。 ”遂伏剑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