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岑港是历史名港，古有“六国港口”之称。对于“六国港”形成时间，志书语焉未详，今人亦一时难解。近年虽有考说，然各说各理，终难一归。其间，笔者曾试作二论，未尽底里。今再思之，以求其正。
一，岑港“六国港口”的地方志记载与今人的考说。
关于岑港“六国港”记载，初见于元《大德昌国州志·叙水》，志曰：“岑江港，去州西北三十里。旧谓之六国港口，南北舟舶辐辏於此，亦海州一镇云。 ”之后，历代志书各有所记。明《舟山志·山川·港》曰：岑港“相传六国港口，南北(舟)航鳞集於此。 ”清康熙《定海县志》之《岑港图说》《港》记曰：岑港“旧所谓六国港是也。 ”“相传古六国港口，南北舟航鳞集，为定海要汛。 ”清朱绪曾《昌国典咏·岑港岙》引大德志原文，并赋诗曰“岑港碇齿凿巉巉，六国舟航尾并衔。 ”光绪《定海厅志·疆域山川》引康熙志原文。
1994年出版的《定海县志》提及岑港“六国港口”有三处：《乡镇篇》、《港口篇》引旧志之说，谓岑港“古有‘六国港’之称”。《商业篇》则引旧志，并考说：“元代时，州治成为浙东沿海商贸中心；西乡岑港，舟航鳞集，亦成商贸重要集散地，有‘六国港’之称。后遭海禁、徙民，商业衰落。 ”《商业篇》是“六国港口”元代说的始作俑者。
近几年来，随着舟山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六国港”的形成时间逐渐为人们关注。始有浑言元代说，继有元始祖时代说，又有唐宋浑言说与宋代说、唐代说。概言之，研究的焦点是：岑港“六国港”形成时间，究竟在元，还是在元之前。
二，对“六国港”概念与相关史料的分析。
确定“六国港”形成时间，既要分析立港成港的历史背景，还要看作为论据的史料是否确凿，能否说明问题。
一个港口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大环境，这是首要条件。选址立港，必须考虑该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区位优势，这是必要条件。港口的兴衰，与朝代的更替密切相关，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笔者认为，“六国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必须弄清它的内涵。“六国港”是商港、贸易港或商舶港，而不是军港。我们所要论证的“六国”，具有历史的唯一性、特定性、固定性的特点，与岑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笔者还以为，凡史料中与“六国”、“六王”相关的文字，应予以重视；凡史料中的相关的字词、语句、章节，应当注意它的特定含义，不能疏忽。
自唐代以来，从史籍反映出来的各个朝代的经济、文化和海上交通状况，以及出土文物看，唐宋元三代都具备通航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欧美、非洲大陆的条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各个港口，在历史上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对外交流的重要作用。舟山，作为宁波的前沿港口，它是进入内地、辐射世界各国的必经通道。从李唐王朝至元始祖时代，凡五百七十余年。这五百余年，通过舟山进入中国内地的异邦商船不计其数。根据史籍的记载，选择一个朝代，概述一下历史背景，列举六个国家之名，也非难事。但是，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所列“六国”，为何不取陆路而选择海道，不选择北方或南方港口而取舟山，则需要依靠史料，进行详尽的论证。
《定海县志·商业篇》在提及“六国港”时，讲了三层意思：一是时间定位元代；二是“六国港”定性商港；三是海禁、徙民是“六国港”废止之因。余以为时间定位无据，定性商港合理，废止原因有误。海禁徙民在明，不在元。以大德志成志之年，并以大德志所谓“旧称六国港”之语，“六国港”的形成时间则在大德之前。至于大德之前，前到何时，其历史时空概念则颇令人深思。浑言元代交通发达，作为“六国港”之证，尚不能令人信服，毕竟大德以后的史事不能说明大德之前的历史现象。若时间定位于元世祖至元年间，则与大德志所言“旧称”相悖。二十五史与地方志，包括私家著述和家乘类，述史言事写人，有书以“旧”字者，多指前代前朝，如“旧时”、“旧官”、“旧主”，等等。古人述志撰文、上表论事，若有犯讳之言，必然是轻者受杖没官、重者死罪。而今人论证史事，若是不思古代“避讳”文化，也必陷误区。笔者所以先后提出“六国港”之宋代说、唐宋时、唐代说，以否定元代说、元世祖时代说，其立足点与出发点也在于此。
笔者所以提出宋代、唐宋、唐代三个不同的时间概念，主要依据以下史料：
其一，光绪《定海厅志·营建》中的《都御史黄斐本府同知督建县城碑记》。文曰：“今天下灌输仰东南，以两浙为重地。浙以东要害称越州、明州诸郡，而明州地形扼江海。逾海而东二百里许为舟山，屹立海中，多腴田沃土。自汉唐来，俱设立金汤，名翁州城，来王六国，近接蛟门，号第一关。是宁郡之有舟山，更为两浙重地。 ”
其二，光绪《定海厅志·遗文》所载元·吴莱《还舍后答海上事》云：“去家才五旬，恍若度一岁。岂不道路艰，周流东南□(左氵右裔)。故人喜我返，来问海何如。所经何城邑，相去几里余。我言始戒涂，尚在越西鄙。随波到句章，满目但积水。人云故翁州，遥隔水中央。一夜三百里，猛风吹倒樯。初从蛟门入，极是险与恶。……似闻六国港，东压扶桑津(压：接近。扶桑，指日本)。或称列仙居，去此亦不远……”。
其三，宋·王应麟《七观》：“在昔句践，疆宇至鄞，仰瞻沼吴(沼吴，犹言灭吴。语本《左传·哀公元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其为沼乎？ ”杜预注：“谓吴宫室废坏，当为污地。”)，蒲赢之滨(《国语·吴语》注：“蒲，深蒲也。赢，蚌、蛤之属。”深蒲，即草蒲，是一种水草，生于水边，根入药，亦名白菖。古代，菖蒲与蚌、蛤用作食物)，曰甬句东，浃口外洲。战争蚁穴，兴亡貉邱。秦政聘欲，狼子未满，游鄮逾月，从流忘反。海水群飞，洪荼于民，一瞬为墟，鲍车鱼罾。建汉六叶(汉武帝建元三年)，濯征东粤，句章出师，命臣韩说。典午未造(典午，指晋代司马氏。未造，犹末世)，妖寇鸱张，裕(指刘裕)以豪英，往戍句章。唐季(唐末)不纲，盗覆此城。巨容简箭，获丑策勋。想霸诸夏(诸夏，泛指中国之中原地区，实指华夏诸国)，吞六王之雄图。螭舟兕楫，射蛟之弧；殿殿阗阗，惮阳侯、駴天吴；矫矫三将，如熊如貙；电矛雨矢，椾刈攘除；威殚势迁，鲋人鲵居；昆明几劫，桑田半芜。吾将放其遗躅，既堙没而无馀矣。建炎凯献于高桥，六飞安行于海澨。 ”
笔者以为，上述史料出自清宁波府同知黄斐和元延祐进士、婺州人、著名学者吴莱(1297—1340)及宋淳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鄞县人、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1296)之手，他们或是在宁为官，或是宁郡邻人，或是鄞人，谙详浙江史事，其文尽言浙江、宁波、舟山史迹，所述“来王六国，近接蛟门”、“似闻六国港，东压扶桑津”、“想霸诸夏，吞六王之雄图”，与岑港“六国港”密切相关。黄斐缘何言“汉唐”，吴莱缘何谓“似闻”，王应麟又缘何将“吞六王之雄图”之史事置于唐、宋之间？其文其诗，其言其语，难道不是隐隐透视出一个久远但却又是明晰的历史时空概念吗？
吴莱生于大德元年，享年四十三岁，其生前浮海至舟山采风，当与元始祖在位之时仅相隔二十余年。其诗中云“随波到句章(今宁波慈溪境)”，“人云古翁州”，“似闻六国港，东压扶桑津”。这“句章”、“古翁州”都是元代昌国州之前的历史地名，不难看出诗人是在向乡人述翁州史迹；也不难看出“似闻六国港”中的“六国港”是元代之前的古港名。
王应麟的《七观》，更是令人耳目一新。他从春秋战国的吴越争霸，引出“甬句东”、“浃口外洲”这一舟山古地名和地理方位；从秦始皇游鄮县(时舟山属鄮县)逾月，述及汉武帝建元三年，遣横海将军韩说师出句章，泛海自东往讨东粤之史事；又从东晋隆安三年孙恩起义，刘牢之屯兵上虞，遣刘裕驻守句章，以加强沿海防御的史事。随后，记叙唐末唐僖宗乾符二年，浙西狼山镇遏使王郢聚众万人反唐起事，相继攻陷镇海、明州与台州，活跃于浙东；镇遏使刘巨容以简箭射杀王郢，王郢起义失败，而刘巨容拜明州刺史之史迹。接下来就说“想霸诸夏，吞六王之雄图”(诸夏，泛指中国之中原地区，实指华夏诸国。所谓“六王”，乃是唐宋之际的相关古代六国)。在作者描述一番海战之后，最后述及南宋建炎帝避金泛海昌国之史事。由此可见，作者述史从远到近，“六王”居于唐宋之间，以南宋为结尾，其时间逻辑概念十分清晰。于此，又有何种史料能否定王应麟所说的“六王”与吴莱所说的“似闻六国港”、黄斐所说的“来王六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呢？
基于上述史料与史料分析，笔者提出了岑港“六国港”之宋代说、唐代说(文见《定海山》、《舟山文博》)和唐宋间之说(见笔者点校的《昌国典咏》“岑港篇”)。这三说的共同点是否定“元代说”。笔者曾在文章中先后分析唐、宋所涉外国与地区，以期进一步明确“六国”名谓。考唐宋二代，根据史料记载，与中国进行文化贸易交流的外国甚多，但要确指，必须见“六王”、“六国”之语义。《宋史》未见，《唐史》有见封国六王者，故继“宋代说”之后，又提出“唐代说”、“唐宋间之说”。
其间，笔者曾反复查考《元史》与相关史料，元始祖时代，虽然在军事的胁迫下，有诸多国家与中国交往，但确指“六国”在舟山形成“六国港”，更是缺乏佐证。鉴于此，“元代说”可进一步排除。至于支撑“元代说”之论据，譬如“十万大军征日”、“习战军士一万”、“户口倍万”、奇增“八万”之说，或不成据或不以为据。简单地说，自古至今，军籍管理不归属地方政府，尤其是元代。《元史·兵志》说：“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大莫有知之者。 ”这是其一。其二，“习水战”之“以军万人隶江浙行省”系江淮漕运官兵，江浙行省相当今之三省与地区，产粮区除杭嘉湖外，还包括江西、苏南、福建，与岑港难以挂钩。其三，“户口倍万”是天文数字，人数奇增“八万”是统计方法有误，不同地区、不同朝代人口之差缺乏可比性。根据宋·曾巩《元丰类稿·救灾议》、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续资治通鉴长编》关于编造户籍的诏令和今人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吕思勉《中国制度史》所提供的史料与论述，按照大德志“生聚日繁，盖亦倍蓰”之语，南宋末昌国民口人数与元世祖时代相比，已达到或超或持平的水平。
三，岑港“六国港”形成时间另有新说。
新编《浙江通志》共十二卷。余观其中《隋唐五代卷》、《宋代卷》、《元代卷》，惟《隋唐五代卷·吴越国的社会经济》有引《大德昌国州志》关于岑港“六国港”的记载。其文的小标题是“吴越国与中原王朝的朝贡贸易”，其内容梗概：唐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海内各国各地区的商路主要分为陆路、海路两条贡道。陆路贡道处衢州出境；海路贡道自明州出海，沿途经登州、莱州等傍海州县，再辗转至京师。并说，既然能作为贡道，应该早先已经开辟。接着转锋援引《资治通鉴》和胡三省注文，说吴越国以海路为主要贡道，亦即闽王审知在开平三年(909)所通行的海路贡道“涔港”、“冽港”至登州、莱州部分。并说吴越国以海路为主要贡道，一直延续到后周显德五年(958)，历时四十年。是篇还说，在闽王审知以此道为贡道之前，实际上这条海道也早已存在。
按照《浙江通志》说法，岑港“六国港”当形成于唐五代十国时期；所谓的“六国”是指华夏“六国”，非指外国之“六国”。这一论说，应当说与王应麟《七观》所说的“唐季不纲”，“想霸诸夏，吞六王之雄图”相契相印，也与大德志所说的“旧称”，吴莱所言“古翁州”、“似闻”，黄斐所言“汉唐”等相印合。根据《五代史》与《浙江通志》所提供的《吴越国朝贡中原王朝表》、《中原王朝赏赐吴越国表》所载，所谓“六国”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也就是说，岑港是唐五代时期吴越国入贡中原六国的商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