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里装修，整理出一只“古董”——篾制冷饭筲箕，触景生情，引发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馊气冷饭真难咽

儿时经常吃馊气冷饭，它的滋味真是难受之极，未入口就先闻到一股难挡的气味，进口粘乎乎，酸涩涩，还有那说不清的甜酱味。慈母见我们实在通不过喉咙关，就叫我们不要品味，硬性吞咽，其状犹如吞糠的鹅颈，一伸一伸的。哎！吃饭竟然成了活受罪。

馊气冷饭是叠冷饭造成的，为何要叠冷饭呢？当时父辈把大米称为“珍珠白米”，遇上米谷落地，不像如今用扫帚一扫了事，而必是一粒一粒捡起，还教育我们，饭粒落地，天雷要打。由于米饭如此珍贵，不管馊气到何种程度，甚至像浆糊一般，还是舍不得倒掉。

那时，家家备有冷饭筲箕，有的人家甚至备了两只，一只盛煮过一次的“新”冷饭，，另一只盛的是叠了又叠的“老”冷饭。如此反复烧煮、保存，加之夏秋季天热，自然发酵变质，而坊间却盛传“冷饭馊气是被鬼抓吃造成的，只要把馊气冷饭点香供奉，当鬼尝到它的滋味后下次就不会来了。”母亲听信此言，多次“实践”，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母亲叫我“打饭道”

通常只是打隧道、打地道、打坑道等词语，而我小时候却有“打饭道”的经历。

解放前，山岙农民以种番薯为主，又无钱买米，只得种啥吃啥，一日三餐杂粮充饥，“马目绝壁坎，三年呒没饭看见”的民谣，就是当时海岛农村的缩影。当年我家早、晚是清一色的薯丝汤，中餐的饭锅里有时虽是米饭与番薯丝条各据半壁江山，而米饭则是以招待客人、师傅为主，自家人只能在番薯丝基本“填”足后才能尝一点米饭，遇上客人同桌吃饭时，为撑面子，母亲就叫我们盛饭时在饭碗顶部盖上米饭，下面“藏”番薯丝，并教我们吃饭时先“挖饭道”，盖顶的米饭留到最后吃，造出一种大家都吃米饭的假象。虽然这种掩人耳目的做法，客人也心知肚明，但在十户人家九户穷的山岙里，普遍都在推行这个“潜规则”，因此也就多见不怪了。

黄鱼尾巴撑香棒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里，我刚成家立业。那时的物资极度匮乏，就是连买火柴都要凭票的“票证天下”，过春节时一户人家只能分配到一两碗鱼货，而传统的贺岁拜年的礼节不能省，招待客人成了妻子愁肠百结的难题。

母亲向她的媳妇传授了“穷人苦打磨”的经验：招待客人时，主人首先动筷把黄鱼的尾部向上折倒，热情请吃，如果客人不吃，事后把尾部复原（因上面鱼皮还未断开），小心翼翼地在鱼尾下撑上一截香棒，看上去鱼尾依然翘着，还可招待下批客人，但是一餐饭下来，如果“摆设菜”一点不动，当然也不能如此怠慢，有时把鲳鱼的上面一层吃上几筷，等客人走后再把它翻个身。看上去又成整条鲳鱼了；对用咸菜烧的鱼则是不动头尾吃中间，然后再把咸菜拨弄盖上也就“无事”了。但主人打的“小九九”还得靠客人的配合（好在小孩走亲戚前大人教育好的不能动第一筷），要是“假客气碰上老实西”，那就会乱了“阵脚”。

我家灶间里有木制碗柜和竹制镬扛。对于这些“装碗头”的稀缺菜，是从大年前的“做送年羹饭”摆起的，客人来时搬到桌上，客人走后藏进碗柜里，其间烧饭时用镬扛蒸，直至次年的正月“十五十六，除酒除肉”，才算过了年“关”，把蒸得霉头秃脑的“鲜鱼”处理掉。

儿时的“分食制”

年幼时，家里兄弟姐妹3对，加上父母8个人每天早、中、晚三次围坐一张圆桌，桌上不是青菜、萝卜，就是咸菜、芋艿，偶尔遇上鱼肉开荤，就“众目睽睽”。哥哥姐姐比较谦让，却常见小弟弟们“先下手为强”，因而出现“强”者吃肉，“弱”者食骨的不公平和不耐吃现象。面对此情，慈母给我们采取了“分食制”（后来成为一项家规），即凡有鱼肉之类的好菜，母亲就把它分成6份，比如一条带鱼，中间短些，尾部长些，任我们自选；买来酱豆腐时每人分2块，兄弟中也有“眼睛光溜溜，吃食打后手”的，调皮者趁着别人盛饭离席时，悄悄去他人碗里撩一筷。

上面说的是“分食制”时的“高档”私菜。桌上还有“大众菜”。大家颇精明的，凡是“两菜”兼有时，目光就光盯向了大众菜，比如桌上有大碗炖蛋时，大伙就会拿着汤匙争先恐后地去“共产”，直至碗边只粘一点蛋汁才罢手，把节省下来的私菜留作下餐，这个自私或许是“肚荒”逼出来的吧！

糕饼、糖果平时难得进门的，偶尔母亲从寺院供佛后拿回来的，每人分得一两件。一般零食以炒番薯丝、炒薯片为主，偶尔也有炒蚕豆，每当有这些炒食时，慈母总是平分盛入各人的零食罐里。就是这些现时孩子不屑一顾的炒食，母亲还不时接到“失窃”的“报案”。

如今，虽然餐桌上佳肴丰盛，犹如天天过着“生日宴”，零食更是越来越高档，但儿时那“分食制”是我心中的抹不掉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