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几个关键词是外族、大一统、高压、短命。简单来说，这是中国首个不是由汉族统治的大一统朝代，不过它也开启了之后600年的统一。

元朝疆域广大，但寿命不长，仅维持了九十多年的统治。历史长河中这短短的时间算不上什么，但对舟山来说，却能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稳定发展期，后来明清时的舟山看起来更多灾多难一点。

至少，在元朝，舟山又一次升格了。

小股反抗不成气候

1276年，忽必烈的军队兵临杭州城下，在温润的江南享受偏安一隅小资生活的南宋皇室终于顶不住了，只能又一次向前辈们学习——从海上逃跑。

当然，此时也涌现出一大批不屈的人物，比如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被称为宋末三杰)，他们边跑边反抗，也成就了自己民族英雄的荣誉。历史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

走海路南下，舟山往往是第一站，此时的舟山也仍有南宋的水军驻扎，数目还不少，大约有千余艘军舰，不过大多是“小舢板”一类的小船。这些水军的领导人，正是张世杰。

南宋王朝崩溃后，正规军变成了地下党，本来位于定海、秀山、衢山的这些水军只能隐藏到更为偏僻的小岛进行训练、整备。

几个月后，在1276年的夏天，舟山的这些抗元将士们气势汹汹地向镇海方向开进，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夏末秋初，义军再次集结进攻，再次败北，这不占天时地利人和的仗确实打不赢。

怎么办？继续往南跑呗。成王败寇，打了胜仗的镇海守将哈剌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官至正三品。而张世杰走后，剩下的义军大多沦为海上盗贼。

1279年，南宋朝廷一直被追到广东崖山，海上开战再次被打败，毕竟实力相差悬殊，无奈的陆秀夫只能抱着8岁的小皇帝跳海殉国，南宋的最后一丝气数也尽了。可怜8岁的孩子懂什么，成为政治牺牲品，那真是个残酷的时代。

昌国县升格为州

就在昌国海战失败后，一个叫哈巴岱的官员“提师压境”舟山，当时的舟山长官哪见过这种阵势，魂都吓没了，于是投降交出县印，算是政权的平稳过渡了。舟山百姓没受什么损失，即是大幸了。

1278年，舟山再一次升级，由县升至州，名字没变，仍是昌国。州在元朝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地级市，这可以看出舟山在元朝时仍是有一些地位的。

官方表示，舟山行政区划升级的原因是这里扼守着险要的海道，肩负着国防的重要任务，县治已经不符合当下的管理要求了。不难理解，元朝本就是个年年对外扩张打仗的国家，军事是放在第一位的，因此统治者了解舟山在地理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那么，哪里管着舟山呢？还是宁波，当时叫做庆元路，路是元朝位于十一个行省之下的行政区划单位。舟山管着哪里呢？还是老地方，富都、安期、蓬莱、金塘四个乡，下面再分为十九个都。

舟山成为市之后的第一位长官叫刘思义，历史上并无太多记载，只是说了民心安定、社会和谐。但这只是表象。事实上，那些吃了败仗的南宋军队变成海盗后，占据着一些小岛，还与民间一些南宋时期的大V、公知们遥相呼应，妄图搞出点事情。

当朝廷深入了解舟山的情况后，觉得把舟山升格这事做得有些草率了，而且竟然还有承认错误的魄力，两年后，又把舟山降级了，让一个叫陈应璧的台州人来当官，先把这乱象治理好了再说。

元朝廷并没有忘记舟山，十年后，也就是1290年，当了解了昌国真正稳定之后，再一次升为州，至元朝结束都没有变过。

第一本属于舟山的地方志

升级为州之后，舟山的底气就不一样了，单从一点就可以看出，第一本属于舟山的地方志诞生了——《元大德昌国州图志》。

之前，宋朝时关于舟山的记载都是出于宁波的地方志，因为舟山一直隶属于宁波，而行政级别又低，因此一直没有修过专门关于舟山的地方志。

在宋乾道《四明图经》、宋宝庆《四明志》、宋开庆《四明续志》中，舟山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些是单独介绍昌国县的一卷，有些则是夹杂在各个部分中的。记载较为粗糙简略。

元朝时的舟山明显就不一样了，身为一个地级市，若是没有一本专门的地方志那成何体统，这相当于现在政府没有个网站来政务公开一下，是不可想像的。

于是，历史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一个叫冯福京的人。

冯福京在这本志书中，有过一句精彩的论述：“史所以传信，传而不信，不如亡史。故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长，曰学、曰识、曰才，而后能传信于天下。盖非学无以通古今之世变，非识无以明事理之精微，非才无以措褒贬之笔削，三者阙一不敢登此职者。 ”

不难懂的一段话，就不翻成白话了，否则就少了韵味。因此，冯福京看起来是一个历史学家，至少也该是个历史教授。

但其实他是一个判官，舟山的地方官。

冯福京，舟山好判官

元朝的一个州有几个官员？少得惊人，像舟山这样的一个州，官员大概就五六名，判官又是这几人中，官职最低的，从七品的小官。

判官的上面有达鲁花赤、知州、同知等领导。这里要说一下“达鲁花赤”这个职位，这是元朝一个特有的官职，在路、府、州、县等各个行政级别中都有，意味“掌印者”，是某地区部门的最高长官，绝大多数由蒙古人担任。按现在的方法可以理解为，如果知州是一个市的市长，那么达鲁花赤就是市委书记。

虽然冯福京的官不大，但舟山的历史记住了他，而没有记得他的上级，除了他是《大德昌国州图志》的作者，更因为他是一名为百姓争取利益的好判官。

元朝近百年，这样的好官不多，他是第一位。

冯福京是四川人，曾经在宁波教书，然后来舟山做了判官，因此他对文化教育非常重视，重修了学宫，还修了小学“德育堂”，让小孩子能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聘请舟山最有名气的老师来教授学生。他自己也很爱好写文章，成为舟山史料的记载者之一。

不过，他最为百姓所感恩的事，应该是两次上书，为舟山子民的利益向上级据理力争。

一次是朝廷准备对江浙一带增收田涂的税收，冯福京就发挥了自己写文章的特长，向宁波的达鲁花赤建言，说舟山地处海岛，与大多数地方的实际情况不一样，舟山的田很多都是由海涂改造而来，只能用一年，秋天的潮水一到又变成滩涂了，离海远的田就连接着山地，雨多下一点就涝，少下一点就旱。农民非常辛苦，但收成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如果增加税收，因为总量很小，你只能多收一点点，对你来说还不够塞牙缝，但对舟山农民来说却关系到生死啊。

达鲁花赤一听也有道理，看着冯福京坚定的眼神，于是就做了这个顺水人情，对舟山不增税了。

祸不单行，没过几个月，政府又决定要提高盐价，当时的盐是官府专卖，谁能和官府讲价？唯有冯福京了。

他再次找到了上级，再次说出了上级无法拒绝的理由。还是因为舟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导致了舟山没有什么蔬菜，百姓的营养本来就不均衡，盐在舟山人维持生命中更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海岛食物不多，百姓要用盐腌制鱼鲜来储存，现在食盐的定量(每人每月十两)对于舟山人来说本来就不够，你再加盐价，就会导致百姓逃荒。这样一来，人少了，不但你的收入少了，还会让百姓变成盗贼，社会也不稳定了，双输的结果！

看来冯福京不但是历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经济理论被他运用得非常熟练。长官一听，算算账发现冯福京说得很对啊，于是对舟山不但没有增收盐价，还给打了个八折。 冯福京，你是真心为百姓谋福利的好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