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一个寒冷的深夜里，我为探求舟中的历史踪迹翻阅枯黄色书页，不觉间又拿起那本晚清状元张謇题写刊名的1923年校刊。看到书中“送陶知事序”这个题目，让我有一种好奇一种关注，于是，细看起来，其文如下(笔者加了标点)：一、送陶知事序

　　毛孝梓

　　定邑，浙省海防之要隘也；属岛三百有奇，领海四百馀里；地瘠而民俗强悍，非得贤有司以治之乌乎可。清康熙间，江阴缪公，宰是邦二十二载。多惠政，民爱之如慈母，笃立生祠以记之；且取衣冠座之城北普慈寺侧；而书其碣曰：其人如在迄今二百年矣。官台傅舍，送往迎来以十百计，其间不乏贤有司，而政绩究不缪公若。民以是益思缪公不置。客岁秋，京兆陶公来。公曾宰鄰邑，有政声，缪公之流亚也。下车伊始，属岛岱山，渔民滋事，人心惶惑，寝食不安。公亲往，以理喻之。众皆贴然，事遂平。岱山民俗蔽甚，溺於迷信。病者不信医而信佛，境内因之无良医。公为之设立医院，捐数百金为众倡，巨款立集。其造福苍生也。方之缪公，何多让焉。时诸父老方捐资办中学。既开校，公不时至，輙谆谆然以至理名言勗后生。退食时，又取国文成绩，加以郢斩，择其尤者嘉奖之。公之热心教育又何如也。兹闻公将移宰武林，诸父老留之不获。任事仅一载余耳，不及缪公十之一。而邑民系恋之。殆与缪公一辙。此岂可倖而致耶。孝梓家居岱山。而肄业於中学。知公特详。故於其去也。为记其事以赠之。

　　毛孝梓是岱山东沙宫门人。东沙一带原是渔镇老街。毛家商铺百姓称之为“毛日新号”。毛孝梓为舟山中学第一届的学生，1922年2月16日入学。当时的一个初中生写出如此关注现实，切近生活的文章，的确可见当时舟中教育注重生活与社会的切近和时用。从“送……序”的标题可见这是一篇赠序，可以说是献送给陶镛的文章吧。文章记写了陶知事的三件事，一是陶知事刚到舟山任职时，平息岱山渔民滋事，二是宣传文明，带头捐资建造医院，三是关心舟中的教育。一个十几岁的学生，都知道了这样的事。可见当时人民的赞说之盛。把他与缪燧县令相提并论。其实翻看历史，古今中外，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给百姓办事的官员，老百姓就会念念不忘，久久传颂，即使这人治政时间很短，也总会印下他的足迹，留下他的事迹。

　　而我却在感知了陶知事的文化气息，文人本色，文明目光。渔民闹事是一件很繁复罗嗦的事，渔民的性格相应较为粗蛮，而相关的事件一定是细碎复杂的。要处理这样的事，实在是很有艰难的。陶知事并没有因为他刚刚到任，不了解情况而推诿不管，也没有派出公安警察前去警示，以示威严，而是亲自前往岱山，走进民间，走近渔民，了解情况，评说道理，公平处理，以理服人，让渔民心中服帖。这样来平和渔民闹事，很有和谐处事之本领，可见其文化素质之高雅，处事本领之灵巧。而后岱山树立新风，创办医院，那是一种很有远视灼见倡导文明的义举，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显示了他的导引的巧妙，效果的卓著。这是一个很有文气的知事啊，是一个值得信任的父母官啊。

　　二、“举人”“幕僚”说陶镛

　　翻看舟山历史，不难发现很多到舟山来的县令大多不是等闲之辈，都有点文气才识。于是，笔者细细查考陶镛知事生平，却只有零碎的资料。经反复查找，多方印证，仔细考证。的确，那陶镛知事不是等闲之辈。陶镛，187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字湘，又字在东，号籛秋，又号龟龄。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科举时代，应考要跨过四大步，极少数才能到达顶峰考取“状元”。首先要经过县州级考试，这级考试叫“童试”，考中者称为秀才；再经省级考试，这级考试叫“乡试”，考中者称举人；再经过国家级考试，这级考试叫“会试”，考中者称贡士；贡士再经皇上亲自监考，这级考试叫“殿试”，考中者为进士，前三名为鼎甲三元，考中第一名者称“状元”，第二名称“探花”，第三名称“榜眼”，其他进士称“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由皇帝派专门的主考官，以布政使、按察使以及以后的巡抚为监考官；乡试共考三场，三场都过关者称为“举人”。 “举人”可以直接授官。由于乡试的录取名额按中央指定的数目录取，故取得“举人”的地位相当不易。举人有当官的资格，并有俸禄。不要认为科举都是死读书，其实真才实学的还是大有人才。陶镛自然应该是饱读经书的文化之人。也是富有才识的文化人。

　　陶镛的官场生活跟晚清重臣戴鸿慈有着密切的关联。戴鸿慈，字光孺，号少怀，晚号毅庵，广东南海人，生于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卒于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终年58岁。赏加太子少保，谥“文诚”。身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从封建正途出身，逐渐升迁，官至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礼部尚书、法部尚书、内阁学士、协办大学士等，《南海县志》(宣统版)称：“国朝二百余年以来，吾粤由军机入相者惟鸿慈一人”。他富有强国之想，如1894年9月，中日黄海战役爆发，李鸿章决策失当，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未发一炮便逃回威海卫。戴鸿慈不畏李鸿章位高权重，上书指责他“迁延贻误”，“任用非人”，应“特予严惩”。同时批驳了“放弃朝鲜”，“划江而战”等投降派言论。次年，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戴鸿慈深知国事日非，但仍然向皇帝提出“兴学以开民智，开矿以阔利源，修铁路以利交通，筹兵屯以资捍卫”等一系列强国之策。他是广东历史上6位宰相中最后的一位，是晚清朝中重臣之一。

　　1897年戴鸿慈出任福建学政，陶镛是戴的幕僚。幕僚后来泛指文武官署中人员。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为长官提出建议、顾问咨询、帮助处理文书档案、管理文职行政事务；他们和长官的关系比较密切，同长官一起进退，即使不是由长官自行任命的，至少其人事调动升迁要考虑长官的意见；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享用政府发放的俸禄。后来，戴鸿慈转任侍读学士，前往北京，陶镛也跟着到了北京，继续这个职务。戴鸿慈调动工作，换了职位，一直带着他，可见他的工作，戴鸿慈是很满意的，而且这个助手很是投合。那么很自然在这位晚清重臣和会试、乡试的考官和阅卷官的的身边，陶镛自然也获得更多的才识，更具有文化之气。

　　1908年，陶镛被委派任奉天绥中县知县(现属辽宁锦州市)，候选知府。入民国后，几经辗转，历任浙江鄞县、定海、杭县知事(民国的初年，县令改为知事，到1927年改称为县长)，浙江省署司法秘书等。

　　三、陶镛知事多文气

　　1921年9月正是秋高气爽之时，在鄞县担任几年知事很有令名的陶镛，乘舟跨海登上了千岛之地任定海知事。而1923年1月，他又离开定海调任杭县知事，在这一年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位年过知命之时的陶镛，这个手握中国特定笔墨的举人，这个出色的高官参谋，他正以那一种“佳景四时，最好景光何况月；静观万物，欲平天下有如湖”(陶镛题杭州西湖平湖秋月亭)的平正、温柔、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应和着时代的节拍，给舟山一种文化新气。岱山的治理之举，有学生赠序记载于文。而在定海，这样的事自然是平常之举，知事本职，所以文案记载不多。

　　细细想来，古来那些县令之类，大多为科举出身，知书识理，懂得文化教育的重要，所以对于教育似乎特别关注。陶知事上任正是舟中开学之间，对此他多次亲临学校，问询学校情况。舟中虽是刘鸿生等私人所办，但毕竟是舟山的第一所中等学校啊。 4月10日学校举行开校仪式，他几天前就跟校长了解举行情况，开学的颂词自然是他亲自动笔，不是秘书之类所糊弄，那天他带着绍兴的高腔和北京的语音，激情地诵读那颂词：

　　四百兆人之国，斡桢必赖人才，二十四纪之时，学校一新文化。定海中学应运而生，献岁发春，落成开课，甚盛事也颂曰：翁山仰止，欎莽苍兮，东海望日，浴扶桑兮，川嶽渟峙，毓奇英兮。樹人百年，德澤长兮，制缘三代，校序痒兮。甄美陶歐，觀国光兮，大昕肄雅，旌斾扬兮。菁莪芹藻，芝蘭芬兮，蔚为国宝，望圭璋兮。饮水知源，思刘堂兮。

　　山海之境，高瞻远瞩，育人感恩，意义丰瞻；诗经楚辞，文辞熠然，不愧为举人之文墨啊。

　　一个官长的文化素质是文明治理的必要条件，是和谐施政的重要前提。科举取士如果没有作弊之风，至少应该是保证了官员的文化素质。那个至今为千岛民众敬仰的缪燧正是科举得官之人。其实像大唐的科举取士，不但只是六经之类，诗歌，乃至琴棋书画都是科举取士考评的一门类别，所以官员的那一种文化素养就显得相应较好，处理问题就显得更加和谐稳妥，大唐的江山也就显得相应的长治久安。

　　陶镛是科举上来的人，文化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所以能很快适应新的时代的管理，注重实施民国初期的民主民生的思想。

　　且看看他在普陀山的管理上的那一些政令行为。他告谕免除了长期来普陀法雨寺住持率领全寺僧徒，在山门外，排班迎接县令等上官的旧例；他关注上普陀山百姓的安全，作出了“普陀驳船不大，只能容载十人”的新规则；他呈文省府，秉请对普陀山法雨寺首座僧圣量，世人称之为印光法师的“深究毗尼，博览经论，戒行精严，胁不至席，遍参知识，应缘说法。权开五位，善接三根，大阐一音，广弘万品。布被脱粟，数十年如一日；笔砚炉香，外无长物，艰苦卓绝，堪列独行”品行和对印光法师在“定海监狱，创办讲经，难于得人，由其赞成，推举释侣智德来县担任，感化囹圄，具见法施”予以表彰。他识知迷信和宗教文化的不同，所以在岱山他启动全民从医，在普陀他树立宗教名师。他告示保护普陀山地，保护山上树苗种植……他接受印光法师的建议，托邑绅王亨彦重修《普陀洛迦山志》，后更名《普陀洛迦新志》，由上海国光印书局铅印出版。孙尔瓒赞扬这本山志“材料翔实，考证精审……蔚然成巨观”。

　　一种深厚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功底，总是带着特定的秀气、才气、豪气、金石气、书卷气、名士气，把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潮有机地融合成一种施政的方略，活化了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连傲气十足的美国国会也为之钦佩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陶镛应该有着这样的文气。

　　四、胸襟才识酿远见

　　说到文气，自然应该说陶镛可谓文墨皆佳，更主要的自然有着文人的那一股浩然之气在文墨之间。杭州西湖的孤山公园，现在改为了中山公园。从中山公园大门一直到山顶的大半爿山面，清朝时是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行宫。游江南是康熙一大爱好。杭州地方官为接待皇帝，腾出办公场所(现后市街浙江省商业公司大楼附近)，改造一下当行宫，俗称“内行宫”。后来，他们见康熙来得勤，索性在孤山选了一块风水宝地，正正经经造了一个行宫。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第四次南巡杭州，就住在那里。康熙驾崩后，行宫改造成圣因寺，一度与灵隐寺、净慈寺、昭庆寺(遗址在杭州市青少年宫)并称“杭州四大丛林”。乾隆即位后，承袭乃祖遗风，也爱游江南，多次到杭州。乾隆十六年(1751年)，官府在圣因寺东侧修建万寿宫，供皇帝居住。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二次进杭，一把火将行宫烧掉大半。辛亥革命后，孤山地区原清行宫范围全部开放，供市民游览。 1927年定名为中山公园。 1925年陶镛在为杭县知事时，一天他登临孤山，来到这圣因寺旁，居高远望，思绪奔涌，不禁感慨顿生，便挥就了一副联语：

　　故宫寥落认前朝，天下为公，莫忘怀四部图书，一园草木

　　胜迹登临容我辈，人间何世，试极目东西浙海，南北峰云

　　这里“故宫”就是指帝王的行宮。天下为公，见《礼记·礼运》，意指君位不为一系所私有，借以指政权、事物归一般平民所共有。四部图书，指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其中一部就藏于孤山南麓的文澜阁。下联首句用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诗意。结句“南北峰云”，指南高峰、北高峰，语意双关，因为当时南方虽有孙中山的国民政权，但北方仍为军阀所统治，世道并不太平。东西浙海，指浙东浙西，旧时有两浙之置。这副联语的意思是说，清朝已经灭亡，文澜阁和帝王行宫等终究归天下民众共有。而我在这里却是这里的知事，想到现实社会，那风云变换的社会局势令人关注。反映了他忧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正因有种这种情感，他才会关注山河，注重教育，爱惜土木。文明执政，文化施政。

　　杭州的玉皇山是一座旅游名山，其实它也是一座矿山。据记载，玉皇山上的石灰岩极具开采价值，很久以前就有不法之徒凭借各种手段盗采矿石。 1923年11月11日，陶镛调任杭州知事，为了惩戒“张巨川勾通王盛麟、冯畅亭将玉皇山山麓化名龙岩山，盗卖给上海水泥公司作采石场一案”，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特发杭县公署布告第一七一号，并竖立了一个高2米余，宽约1米长方形摩崖石刻，刻着布告，以广告诫“凡玉皇山界内，以及毗连支山，无论公有私有，永远封禁开采。倘敢故违，一经报告，定即拘案严惩不贷”。至今石碑尚在。八十多年之前一个举人出身的新政县长能够有这样的环保意识，资源意识，实在是值得钦佩，足见他的目光远大谋划长远，不但因此为我们保留了玉皇山的自然风光，为后代留下了资源，更给了我们长治久安施政的导向启示。

　　文心在胸，文化于外。担任一年另四个月的定海知事的陶镛，给定海的文化意味绵延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