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受鹏、孙和军的《东极之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是以发生在舟山东极的里斯本丸事件为基本素材而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里斯本丸事件本身并不复杂，而过程惊心动魄。1942年9月27日，日军在攻陷香港后，俘虏了英军1816人，用货船里斯本丸运送往日本。途经东极海域时，该船被美国潜艇“鲈鱼”号发射的鱼雷击中而沉没。日军弃船逃生而不顾船上俘虏，甚至意欲嫁祸美军，而对战俘开枪射击。掉落大海的英国人中，有384人得遇自发前来的东极渔民，暂时逃过一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在日军随后的搜捕中被俘，仅有3人在渔民冒死护送下，顺利离开东极，并在舟山抗日部队的协助下转移到重庆。
面对这样的历史素材，作者一方面力图还原历史具象，一方面着力写出人性本真，让人看到历史的回溯在渔民日常生存状态的呈现中获得深挚、悲悯的表达。
上篇 历史书写
在《东极之光》出版之前，以里斯本丸事件为基本素材进行创作的文艺作品主要有冯华编剧、张鑫执导的电影《东极拯救》和杨怡芬的中篇小说《地狱航船》（载《人民文学》2016年第8期）等。前者讲述幸存者后代凯莉到东极听当地老人的回忆，用管窥的方式，抓住若干重要细节，有选择地勾勒历史过程，呈现历史情景；后者“以香港沦陷后的英国战俘的亲历叙事，在国际化视野的交错中，深入侵略与败逃、战争与生命等重大命题，在困厄、黑暗又罪恶的汪洋中呈现人道航线、人性岛屿的存在。 ”（见《人民文学》导读）相比之下，《东极之光》的两位作者着力于全景式的叙述与描摹。
正如余英时所言“历史是要讲连贯性（continuity），是根据事（event）来讲的”。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说，前因后果的完整性是一种必要。“事本身没有完，历史便还在延续中；即使事本身完了，还有它的余波。 ”[1]《东极之光》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属于最接近史实的非虚构文学，突出历史的发展线索，也符合非虚构作品本身的文体特点。整部作品共分八章，外加一尾声，首次完整展现了里斯本丸事件的始末及后续影响，并选取了若干重要环节进行浓墨重彩的细述。
前两章从香港之战开始讲述，简要地勾勒了二战亚洲战场的战况：日军在闪电袭击珍珠港后立即突袭了香港。寥寥几笔，已足以让人感到宏大的二战背景下，作为邪恶轴心之一的日本的疯狂。而作者显然是有意把珍珠港事件摆在了前面，因为香港之战中英军的表现，恰如珍珠港美军的表现，在疏于防范的情形下，他们迅速溃败。这是里斯本丸事件的起因。被俘英军从被关入战俘营，到登船的过程中，难免心存侥幸，但一切幻想都在随后的海上航行过程中一一破灭。这部分内容的两个小标题很好地说明了问题：“日本人会优待俘虏吗？ ”“地狱航船”。当然，“地狱”还不是终点，因为里斯本丸随即便遇到了美军的潜艇“鲈鱼”号。随后的沉船与逃生，相比此前的禁锢，是更为惨烈的一幕。“日军封舱”、“罪恶的企图”、“英俘求生的拼搏”三个小节是全书第一个生死相搏的悲壮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日军封锁遇袭消息、封锁船舱、自行弃船逃离、对英俘开枪的四步行为成为英俘反抗的关键。而手无寸铁的俘虏，在这场搏命的抗争中自然无法占得任何一点便宜：“或挥舞木板，或拳击脚踢，乃至撕咬，甲板上响起乒乒乓乓的物体碰撞声，血肉的撕裂声，骨头的折断声，令人心悸的号叫声……”这样残酷的搏斗，换来了两个结果：一是杀死了包括日军少尉和田英男在内的6个日本人，二是侥幸还活着的英俘得以漂在海上，而没有立即随船沉入海底。这景象几乎就是二战战场上，反法西斯同盟最初败退的缩影。这两章前情提要式的内容，不仅理清了历史发展的线索，也奠定了整个事件的惊险基调。而即将登场的东极渔民，将以其博大的襟怀和发自本心的人道精神，成就一段历史佳话。
第三章、第四章“东霍洋上大营救”，即东极渔民自发出动拯救英国军人的过程。这两章，作者继续采用双线并进的方式进行叙写——前两章一边写日军行径，一边写英俘的感思与反抗；这两章一边写渔民救人，一边写英人感怀。渔民救人的部分，作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进行重点叙述，包括待嫁的渔家姑娘陈阿莲和她父亲，东极乡公所总干事赵筱如和渔行老板唐如良，德高望重的古稀老人沈万寿，救下外交官詹姆斯顿的沈阿贵和他的父亲，船老大张福庆、郭阿德，中途停下上梁建房的李朝洪和他的两位兄长，家境贫困的渔民许毓嵩及其家人，同样贫困的渔妇王昭云，老嬷嬷刘阿元为首的几名老妇人，等等。这几组人物事件以点带面，展现出东极数百渔民下海救人性命、上岛给人衣食的温暖群像。为了救人，渔民们可以丢下同样漂在海上的财物，也可以自己勒紧裤腰带省下食物，还可以不顾夜黑风高的海上险境。而另一边，获救的英国人中，有本来吹着口琴在海中礁石上等死的三名军人，有在海上漂了10多个小时终于获救的奥尼斯，有在渔家饭桌上痛哭的伊文思，有忍不住感叹“她就是天使”的法伦思，有动情地表示“全赖中国人的救援行动”的中校汉弥尔登，有后来对逃命过程都忘记了却忘不了在渔民家那一餐饭的丹尼斯·莫利和佐敦等等。拯救与感恩、凶险与温情在这两章中得以交织，构成具有整体性观感的历史画卷。
第五章至第七章详述了三名英国人（詹姆斯顿、伊文思、法伦思）被辗转送到重庆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中，主要有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一是日本人搜岛。本来被救上岛的英国人有300多名，但是日军5艘军舰很快包围了东极，让英国人集体转移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便胎死腹中。200多个日本士兵荷枪实弹，登岛搜捕，尽管渔民们尽力帮助英俘躲藏，无奈东极本就不大，藏人实在是难事，300多名英国人绝大部分便再次被俘。二是东极渔民护送英国人出岛。护送的队伍总共15人，以抗日自卫四大队副大队长缪凯运为首，以东极渔民为主力。从东极的青浜岛到普陀山东侧的葫芦岛，到六横岛，再到镇海，东极渔民完成了海上护送的使命，把英军盟友交给了抗日自卫四大队。之后，三名英国人从镇海转移到象山，到丽水云和县，再到桂林，最后抵达重庆，才算彻底安全了。这个过程中，海上护送的阶段是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部分。特别是第七章的“历险”一节，护送的船队从葫芦岛前往六横岛的途中，遇上一艘日军的小炮艇，缪凯运机智地用一句和舟山方言“抲鱼去哇”谐音的日语问候语让日军放松了警惕，成功掩护了就在附近的装着3名英国人的小船。
第八章和“尾声”是关于里斯本丸事件的后续情况及影响，包括1948年英国酬谢东极渔民，2005年被救的英国老兵佐敦到舟山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2017年中英分别举行纪念活动，2018年英国三家大报刊登寻找里斯本丸事件幸存者及其后人的整版广告，BBC采访广告刊登者，意欲将里斯本丸事件搬上荧幕的劳雷影业总裁方励。这些后续事件的陈述，将半个多世纪前的东极大营救从历史语境中延伸到了现实语境，让人看到更为丰满的历史发展历程。
下篇 人性观察
“人性是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形成的，是在道德教诲中完善的。伦理环境发生变化，人性也会因伦理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2]战争情境下的人，自然要面对更为严酷的人性拷问，生死利益和是非道德的碰撞让人性的特征在纠缠争斗的过程中愈发复杂多变。而这也正是《东极之光》最为出彩的部分。
在我看来，整部作品有三次叙事上的高潮，恰好是三处极具戏剧性的人性冲突描写。
第一次是在第二章的“罪恶的企图”一节。里斯本丸的船长经田茂和日军少尉和田英男之间发生争辩。经田茂意识到沉船的可能，因此对和田英男封舱的做法表示异议：“万一船沉没，底舱的人闷在舱中，不是都要丧命吗？ ”并且提出了一个看似妥协的办法：“留一个通气孔，给俘虏透透气，不能全封死呀！ ”但他的有限度的善心立即遭到了和田英男的严厉斥责：“八嘎，滚开！这是军事行动，你无权干涉。再闹，我就不客气了，把你绑起来扔到海里！ ”经田茂在此情形下，不敢选择坚持，“摇摇头，无可奈何地回到了驾驶台”。在和田英男的残暴形象中，人性之恶已经横溢出来，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法西斯日本的一个缩影。源于自身领土和经济需要的战争，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人性崩毁的直接表现，“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而经田茂的善心，像一根刚刚划亮的火柴，在强大的军权面前，转瞬就熄灭了。从经田茂自身来讲，如果要在他人的性命与自我的安危之间作出选择，那么选择保全自身的选项是不需要犹豫的。首先，这固然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反应。早在17、18世纪，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法国的卢梭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人性对于利益的服从。然而，正如卢梭所说：“任何人都没有一种自然的权威驾驭他的同类”[4]。同样是二战背景，德国纳粹党成员、商人奥斯卡·辛德勒的事迹可以作为对比。辛德勒在意识到犹太人的无辜时，选择利用自身身份做掩护，最终保护了约1100名犹太人，其人性的光辉恒久留存。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根据他的经历拍成的电影《辛德勒名单》，也成为电影史上的一段佳话。而经田茂的微光一闪，最终让人遗憾。
第二次是在第五章的“鬼子搜岛”一节。东极渔民康志华、单淑芳夫妇为保护家中的两名英国俘虏而被日军残忍杀害。康志华、单淑芳是一对从温州迁移到东极的普通渔民夫妇，他们家中藏的两名英国人被日军搜出后，康志华毫不犹豫地“拿起一块石头就朝一个日本兵头上砸去，日本兵应声而倒。另一个日本兵赶忙后退几步，向康志华射出了子弹”，而单淑芳在丈夫中枪后“愤怒地操起一根竹棍，扫向日本兵”，但她立刻就被又一拨闻声赶来的鬼子射杀。这是一次善恶的正面交锋。而值得注意的是，康志华夫妇的反击行为本身似乎缺乏理性判断，而只是一次感性的冲动。流血牺牲在战争、革命年代并不鲜见，甚至一些大的改革中，也难免。但后人往往要争论流血牺牲的必要性。诸如晚清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烈情怀选择赴死，后人也多有疑惑。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姿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风骨之一。死的价值正是在于这“决绝”二字的不妥协与对抗性。我们固然希望处于弱势的正义、善良一方能保存实力，但对于既成事实的拼死一搏仍应满怀敬意，毕竟，这样的牺牲，宣示了更具有震撼性的精神力量，闪耀出强烈的人性光辉。
第三次是在第六章的“杨家老宅”一节。葫芦岛的老先生翁贤方与缪凯运的对话，引人深思：
“大女婿，救人是积德，你救的若是其他人，我不反对。但你救的是谁呀？英国人啊，红毛鬼子！我的爷爷100年前可是被英国人的鸦片害的呀！整座葫芦岛，被红毛鬼子害得家破人亡的，哪个岙没有呀？他们可是吸血鬼啊！ ”
“翁老前辈，那不是过去的事了嘛。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英军是我们的盟军，一起打小日本的……”
就这段文字来说，作者不仅是要丰富一个人物的形象，也不仅是要丰富一段历史的形象，更是要进行深一层次的人性思考和历史思考。翁贤方的反问大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的心声，从民间层面来说，恩仇关系对善恶观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谓“杀父、夺妻、亡国、灭门”是人们常说的四大不共戴天之仇，翁贤方所言，几乎涉及其中的一大半。而缪凯运强调的，显然是当前的国家利益。正如丘吉尔所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根本的利益。 ”尤其是在战时的国家关系中，如果无法分清利弊，就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在民族大义和旧日仇恨的两难抉择中，翁贤方没能马上转变思想和态度，但他随后的所言所行，还是展现了作为普通民众的淳朴心性。一方面他强调了掩护英俘的危险性：“东洋人一旦知道这事，一把火就会把葫芦岛烧得精光，要害大家的呀！对不住了，大女婿，赶快将他们马上送走！ ”另一方面他也恪守承诺，不告密、不复仇：“我这边暂时替你瞒着，权当不知道，但愿没人向日本人透露消息！ ”言辞之间，我们可以想像翁贤方老人内心的激烈斗争。而斗争之后，作出正义的选择，是其人性之善的集中体现。
诸如上述人性冲突的描写，不断凸显出东极渔民自发救援的可贵性。那些至今闪耀着熠熠光辉的名字，成为今天人们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
最后，“我们感谢东极这一方水土，给了我们一束世上最富人性温暖和历史情怀的光芒”，也感谢《东极之光》的作者将这一束光芒用文字记录下来。[1]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页；[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7页；[3]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4]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