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翻阅清宣统三年(1911年)修编的《定海白泉王氏宗谱》，其中记载：其先祖第三代“宗”字辈宗藩公与第四代“士”字辈楷公父子俩，先后被举荐为乡饮大宾。

　　查相关文献史料得知，乡饮是古代一种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以达到德治教化之目的。乡饮大宾即“乡饮宾”，一般乡饮都选德高望重长者为乡饮宾，与当地官吏一起主持乡饮酒礼活动。

　　乡饮是古代盛行的嘉礼之一

　　作为我国古代嘉礼之一的乡饮，对其相关礼制历代文献记载较多。《礼仪·乡饮酒礼》云：“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周制，乡饮酒礼举荐将贡于君的贤者为宾，乡中贤者为辅佐宾行礼之介。随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乡饮酒礼也逐渐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成为一种社会道德教化手段。西汉时，诸儒就“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儒林列传》卷一二一)。唐朝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诏天下行乡饮酒(《太宗本纪》卷二)。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朝廷“颁乡饮酒仪于郡国”，十七年又命州县每三岁行一次乡饮酒礼(《高宗本纪六》卷三○)。

　　清代对乡饮酒礼制度提高到教化治民的政治理念，县府每年从财政支出一定数量官银用于举办“乡饮大宾”活动，习俗更为隆重。为彰显朝廷对乡饮礼的重视程度，《大清律例》卷五甚至明确规定：“乡党序齿，乡饮酒礼已有定式，违者笞五十。”而被举荐为“乡饮大宾”者，往往就是集功名、财势、德望于一身的地方精英人士，能选为“乡饮大宾”是家族的一种巨大荣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为应对战争支出，清政府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银两全数解司预拨充饷，作为政府层面的乡饮酒礼才逐渐瓦解。

　　定海历史上的“乡饮酒礼”

　　历史上的定海“地僻而风淳，民愿而士朴”。历来重教兴学，儒风日盛，人才辈出。仅宋一代，定海就登进士第三十四名，其中南宋时期三十三名。如此浓厚的儒学氛围，对于作为纲常伦理和道德教化施及大众的一大载体“乡饮酒礼”，海岛历代官府也格外重视，文献史料中有此记载。

　　清代时，定海县府曾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予以重视，如清康熙《定海县志》卷四“田赋”载有“乡饮酒礼二次，共银七两”。光绪《定海厅志》(史致驯、黄以周等编纂)卷十六“田赋”也有“乡饮酒礼二次，银七两”之记载。而清代以前有关定海的乡饮酒礼，相关历史文献中也可查到一些记述，如处于宋元之际邓文原的《故建昌略南城县邑王君墓志铭》、元代戴良的《元中顺大夫秘书监丞陈君墓志铭并序》。

　　邓文原(1258-1328年)，字善之，一字匪石，祖籍为宋代绵州巴西县(今绵阳市)，出生于钱塘。《故建昌略南城县邑王君墓志铭》(邓文原《巴西集》，《钦定四库全书》第1195册集部五)写道：元初，王元善为庆元路昌国县邑，“始至，即修学宫，行乡饮酒礼。”

　　戴良(1317—1383年)，字叔能，号“九灵山人”，浦江人，曾为月泉书院山长。《元中顺大夫秘书监丞陈君墓志铭并序》(戴良《九灵山房集》，《全元文》卷1641)云：儒士陈文昭在昌国州岱山隐居时，“以海乡僻陋，为兴岱山书院，严师弟子之职，暇日复与其里人聚石为台，陈簠、簋、爵、斝，盛升降揖让，如乡饮酒礼，父老见而荣之，争令子弟为学”。

　　以上这些记述足见定海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诗书礼乐之乡。

　　白泉王氏先祖与“乡饮大宾”

　　历史上白泉繁强村王氏家族治家有方、和睦乡里，有崇高社会威望，在白泉庄中可谓无出其右者。

　　定海厅学教谕沈廉在其《白泉王氏谱序》中称：“王氏子姓率服畴食德，以勤俭世其家。”宗谱中所列主要为始祖道弘太公、约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前后至第十三代“有”字辈、宣统三年(1911年)止，约三百年的家族延续史。作为明清时期白泉庄著名的世家大族，王氏家族自然就成为乡饮大宾的理想举荐人选。宗谱记载所示，王氏第三代“宗”字辈宗藩公与第四代“士”字辈(后改为圣行)楷公父子俩先后被举荐为乡饮大宾，并敕授修职郎(正八品)，这极为罕见，为家族至高荣誉。

　　宗藩公，字明卿，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一月，卒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月，寿登八十二岁。楷公，字圣木，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五月，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寿登七十四岁。通政使浙江学政雷鋐(1698-1759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视学两浙之时，得见王圣祥(明卿公之次子，考名王煋)，“观其文，圭璧琳瑯……询之牧司，访之与论，啧啧称道，咸谓王子非能自贤也，趋庭有训，入奉有仪。 ”应王圣祥所请为其父八旬寿撰《明卿公八十寿序》。白泉繁强王氏第三代明卿公、第四代圣木公父子懿寿德馨，堪称德才双馨，故而先后担任过“乡饮大宾”。其后代也俊才辈出，深得乡人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