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日本意外发现源自普陀山的“吴道子观音像”拓本

　　普陀山杨枝庵观音殿中的“杨枝观音碑”素与元代多宝塔、明故宫九龙宝殿并称为“普陀三宝”，这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浙直总兵侯继高和宁绍参将刘炳文相继为普陀山留下的宝贵财富，历经400余年风雨沧桑，弥足珍贵。令人唏嘘的是，阎立本的杨枝观音像尤存，与之同立的吴道子所绘观音像却不见踪迹，该像自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植于普陀山，而后一直无闻，殊为可惜。

　　去年笔者在网上访查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时，意外发现了源自普陀山的“吴道子观音像”拓本。拓本高184cm、宽70cm，从拓本看原碑右上角虽有断崩，但造像总体非常完整。观音像与常人同大，赤脚立于云端，线条简洁清晰。像左右侧均题有简介，左侧为“唐吴道子作，中华南海普陀山立石之尊像摹造，而建于东海松岛山瑞岩寺无相窟之旁，宽政庚申夏五月朔，曲江池维则谨模写”，这个相当于题记，应为日本瑞岩寺立碑时所题；右侧为“南海普陀山镇海寺立石”，这个相当于版权标记，从书法字迹比较，也应是日本所题，为原碑所无。

　　日本所得的吴道子观音像显然是得自普陀山，拓本所称的“南海普陀山镇海寺”就是现在的普陀山法雨寺，俗称后寺。该寺由大智真融禅师始创于万历十五年（1587），因当时此地泉石幽胜，结茅为庵，取“法海潮音”之义，取名“海潮庵”。万历二十二年（1594），宁波知府吴安国为海潮庵题额“海潮寺”，三十四年（1606）朝廷赐额“护国永寿镇海禅寺”，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廷赐金修寺并赐题“天花法雨”额始改称法雨寺。“南海普陀山镇海寺”应当存在了百年之久，即1594～1699之间，其下限距离日本瑞巌寺摹造的寛政庚申（1800）也近百年。吴道子观音像与阎立本杨枝观音像的立碑人是侯继高，他在《游普陀洛迦山记》中曾说，“往余得吴道子所绘大士像，质素而雅。近又得阎立本所绘，则庄严而丽。二人皆唐名手，余并勒之于石。明发复诣宝陀，植碑于前殿之中。 ”按照这个说法，两碑均立于宝陀寺（现普济寺，俗称前寺）前殿之中，拓本所称的镇海寺立石很可能是从前寺所复制而来。侯继高当年上山时，大智真融禅师也曾命徒贯竹引泉，煮茗相待，侯在游记中写道：“庵有楼，开牅视之，则沧溟灏瀚，近在几席。而涛声訇磕，震应岩谷，超然尘世矣。”如果吴道子观音像当年立于镇海寺的前身“海潮庵”中，应当不会失记。令人好奇的是，在国内已经失传的普陀山吴道子观音像，是如何传播到日本的呢？

　　二 日本的观音像，最大可能就是“漂流民”传播过去

　　明代前期，日本向中国遣使十余次，先后持续一百多年，这就是所谓的遣明使。遣明使中除了第一次所派的祖阿、肥富外，均由京都五山禅僧担任，这些僧人了解中国且擅长汉文。遣明使但凡经过普陀山，一般都要登山顶礼观音，这促进了中日两国的观音信仰交流。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倭寇的关系，遣明使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便已终止，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得见“南海普陀山镇海寺立石”。至明朝因农民起义被清军乘虚而入，困守舟山的鲁王政权曾多次派人前往日本“请师”，并随带普陀山珍藏的万历皇帝之母所赐《藏经》作为礼物，镇海寺立石造像拓本应当不足以随行。康熙八年（1669）镇海寺毁于兵火，康熙十年又遇遣僧离寺，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海禁解除，方才得以重新营建，在这段时间之内，哪怕镇海寺立石造像仍然存在，日本人要得到恐怕也是难以想像的。返观同时代的日本，为禁止葡萄牙人向日本人民传天主教，宽永十年到宽永十六年（1633～1639）德川幕府连发五道锁国令，禁止一切西方人到日本贸易，同时规定日本人在海外者不许回国，日本人不得出海，全面锁国长达二百余年。日本锁国期间，仅开放长崎作为唯一对外贸易港口与中国及荷兰开展对外贸易，其中中国输出的主要是生丝、丝织品、土产和书籍。镇海寺的立石造像并非商品，而且存世量目前唯有瑞岩寺摹造吴道子观音像。综上所述，如果排除遣明使和贸易商大量传播的可能，剩下的最大可能就是“漂流民”。

　　三 日本在舟山海域多起“漂流民”事件与普陀山有关

　　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群岛国家，因其国土狭长，各地之间的交通主要由沿海的航线网络构成。但日本列岛周围的气候和洋流条件变化十分剧烈，正如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东倭记》中所写：“海风之行，触礁则摧，入涉则覆。又有黑风、海动之变，遇之则天地晦冥，波涛鼎沸……”日本全面锁国期间，禁止民间建造大型船只，这使得日本民间仅有不抗风浪的近海驳船。当这些简陋的帆船航行在海上，一旦遭遇台风等恶劣天气，其命运是不容乐观的。这些遇难的船夫或船客在日本史料中被称为“漂流民”，而在中国史料中则被称为“难番”或“难夷”。最为舟山人了解的“漂流民”当属清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漂流至舟山的“春日丸”商船，该船从日本宫城县气仙沼市出发驶往千叶县的铫子港，航行途中突遇暴风袭击后动力系统严重受损，船长传兵卫及其12名船员在海上漂泊了4个月，被舟山桃花岛附近渔民救起并受到了精心护理和热情款待。定海县衙官吏闻讯后，将日本船员接到定海居住，宁波知府也曾专程乘船过海看望。次年三月，12名日本船员满怀感激之情回到日本。“春日丸”所在的气仙沼市，摹造吴道子观音像的仙台市松岛瑞岩寺，两地均属于日本宫城县且为近邻，这既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

　　“春日丸”之外，目前有据可查的“漂流民”事件还有多起。康熙七年（1668）十二月，日本名古屋附近大野村以源左卫门为船长的商船1艘，遇风暴先漂入菲律宾巴丹岛被岛民充为奴隶，1年后偷造小船逃到普陀山，僧民等赠与大米、青菜、木柴、衣服及磁石，并提供驶往长崎的海图。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一月，日本萨摩山川港船1艘11人，经广东高州、福州海山漂入普陀山，由官府送回日本。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二月，日本赞岐国船1艘14人从远州滩出发，于翌年三月五日漂至马迹山，被在山上砍伐竹子的普陀山白华庵僧蕴空等人所救，载回普陀山暂住白华庵，宁波文武官员前来查访后允许参拜山上寺庵，八月由官府发给证明文件分乘中国商人刘四官等两船回国。这些“漂流民”应当是有机会获得镇海寺立石造像拓本的，在他们准备起航归国时，请求拓像以供航海途中便于祈祷，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吴道子观音像”拓本的重现，为南海普陀山的双碑合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存的拓本保存非常完好，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有识之士能付诸实践。借此机缘，法雨寺与瑞岩寺、普陀山与松岛、舟山市与仙台寺，也可继“春日丸”之后再续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交流的新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