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咨讯》（海洋旅游）第五十四期-董浩云特色数据库

　　家住沈家门街道外道头路的杜维兴一家也被列为了拆迁户。“这次搬家，阿拉什么家什都可以舍去，唯独不能丢掉藏在阁楼里的两只谷箩。为啥？杜维兴的儿子和媳妇说‘这是阿拉家的传家宝’。”搬家那天，75岁的杜维兴小心翼翼地把洗干净的两只旧谷箩用旧被单包起来，以免搬家时损伤，当作宝贝搬进新家。“两只旧谷箩怎么说是传家宝呢？”笔者不解地问杜维兴。他指着两只发红的旧谷箩，回忆起77年前父亲的那次搬家。

　　杜维兴原籍宁波镇海。抗日战争前，他的父亲迫于生计，到沈家门捕鱼。站稳脚跟后，于1937年将妻子连同两个子女，从镇海接到沈家门——这是第一次搬家。

　　那天，父亲挑着这担谷箩——前头谷箩睡着1岁的儿子，后头谷箩坐着3岁的女儿，孩子屁股底下垫着几件破衣裳，连人加家当不上百斤。

　　从宁波港乘船到了沈家门，一家人租住在刺棚山上一间破旧草屋里，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下子变成4张嘴，加上“东洋人”打进来，杜家度日如年。

　　随着家庭人员的增多，原租住的草屋已容纳不下，不得不换大一点的房子。靠父母辛勤劳动和省吃俭用，家里积攒了几个铜板，加上借和赊，于1948年在滨港路外道头购买了3间低矮平屋。那年，杜维兴8岁，杜家第二次搬家。虽然家里又添上几个人，但家产仍旧只有一点点，还是用这两只谷箩挑上几担了事。

　　平屋破旧不堪，低矮潮湿，屋檐高度只有现在一楼的一半。“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最怕下雨天。一下雨，山上的水会直接冲进屋里。 ”杜维兴边说边摇头，更严重的是台风天，一刮台风，一下暴雨，山上泥沙往下冲刷，加上海水倒灌，鞋子当船撑是常事。“有一次，水和泥冲进房子里，连床也漂起来了。 ”如此水漫“金山”，每年要碰上好几次。

　　“第三次搬家，除谷箩挑外，还用上了手板车”

　　杜维兴16岁下海捕鱼，在荷外渔业大队木帆船上当伙浆囝。1956年“八一”台风，给杜维兴留下深刻印象。那次台风前，荷外渔业社有4对小船在浪岗山捕海蜒，知道台风要来，杜维兴他们把小船拉到半山，用绳子绑住，人逃到山的西边。

　　“那个台风厉害呀，浪从浪岗东边打过来能越过山头，比松巴门还要高，足有四五十米，听声音好像水在喷一样，‘哗哗’作响。 ”杜维兴说，“那天晚上，阿拉听得骨骨发抖。第二天台风过了，早上出去检查船只，还好，还没刮走。 ”

　　经受住台风考验，到1957年，大队安排杜维兴到机帆船上当伙计。

　　1958年吕泗洋受灾，杜维兴在船上。那天是农历三月初七，白天还是南风四五级，天气非常好，“可从晚上开始，收音机收到气象预报，说吕泗洋受低气压影响，刮起了大风。”“第二天，海面上漂浮的东西特别多，有船板、小船、桅杆……看到这些阿拉心也碎了，说明事情大了。”

　　到了1974年，杜维兴做了船老大。 1980年3月，他当上了荷外渔业队支部书记。“当时大队很困难，年轻的不肯去捕鱼，年纪大的要退休，捕鱼的人少了，鱼产量也没以前高，我当书记的时候集体经济很困难。既然渔民不肯下海捕鱼，就得把他们安排在后方，于是开始办企业，想通过办企业转换前方劳动力。”“1984年，有部分劳力没有安排完，我对镇委书记周世意说，还是让我再去捕鱼吧。先组织1对船，这样就有30个劳力可以安排，就这样我又到船上抲了两年的鱼。”

　　杜维兴当了16年支部书记，一直当到1996年。

　　燕子垒窠一口口泥。依托荷外渔业社集体经济收入，杜维兴于1987年总算造起一座单门独户式两层楼房，计180多平方米。房屋朝向从朝西改为朝南，采光条件大变。地基也提高不少，再也不用愁进水了。卧室、厨房、卫生间等设施一应俱全。

　　第三次搬家那天，除谷箩挑外，还用上手板车，还办了进屋酒，四亲八眷前来祝贺，杜维兴笑得合不拢嘴。

　　“第四次搬家，阿拉把这两只谷箩当传家宝”

　　现在杜维兴退休养老，在家养狗种花，与老哥老弟们一起安度晚年。走进杜维兴老家，小天井里花草点缀，外墙凌霄花枝繁叶茂，成为小弄堂一道风景线。“想不到政府要征用半升洞这片土地，要阿拉搬家，一开始我也舍不得离开，总是恋恋不舍。”杜维兴说，半升洞区块旧城改造是一项民生工程，整体开发目的、意义、好处他当然听得进，但不肯搬除有怕吃亏思想外，留恋、怀旧也是重要原因。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说杜维兴思想转变还是在党支部会上。“听到‘党员要带头’这句话，我没话可说，觉得党员在党组织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杜维兴对笔者说，“虽然舍不得离开这里，但从整体利益出发，阿拉不拖旧城改造后腿，就同意签约了。”他不但自己主动签约，还与其他党员、干部一道配合政府做宣传，动员亲友签约。

　　“要说吃亏，其实政府没让阿拉吃亏。”杜维兴说，这次拆迁安置选择货币置换，他和儿子共得货币置换款295万元，除40万元赠予两个女儿外，其余255万元在东港购置了两套商品房，其中他儿子新房购买在东港碧海莲缘小区，面积有110平方米。

　　“旧房置换新房，完全不一样。”杜维兴说，这里居住条件和地段、小区环境、房屋质量等方面与半升洞大不一样。东港有城市味道，老地方是渔村味道；这里宽敞明亮，老地方采光条件差，地方小有压抑感；这里安静，那边嘈杂……可惜这里人头还不熟悉，有时我还会回到老地方，会会老哥老弟，与他们叙叙旧、聊聊天。

　　“其实，不是半升洞人就很难理解半升洞人对这块土地的情感。”杜维兴说，在离别前，借着妹夫过生日的机会，他把家里的五六十口人叫到一起，在老家聚会、留影，其乐融融。阿妹开玩笑地说，阿哥家3幢楼房全是值钱的家产，这次搬家连大轮船也装不完。她建议开辆火车来。妹夫接口说，请侬当火车驾驶员。说得全堂大笑。

　　杜维兴说，他和老伴舍不得丢掉旧东西，“儿子开玩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要我把旧家具、旧电器送给亲戚朋友；旧衣服、旧日用品全当废品卖掉。”

　　现在送的送、卖的卖，杜维兴夫妇俩的家当还整整装了4车次，儿子家装了9车次。杜维兴风趣地说，要是不送不卖，是得用火车装了。当然，那两只旧谷箩，他是怎么都不肯扔的。

　　77年前，全部家产装在两只谷箩里。 77年后，杜维兴把这两只谷箩当宝贝珍藏起来。这真是天壤之别呀！

民族危难时期的舟山爱国戏剧活动

作者：李世庭文章来源：舟山日报更新时间：2014-10-29

　　提示：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以定海公学为标志的现代学校相继创办，给岛城带来浓浓的新文化气息。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倡导和推动下，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爱国的戏剧活动。

　　一、宣传“五卅”惨案、控诉帝国主义罪行。 1925年7月24日宁波《时事公报》报道：“6月24日，定海中学外交后援会从宁波、镇海请来宣传员20余人，在城隍庙、都神殿日夜联演新剧三天：《沪滨血潮书民恨》《兄弟殉国记》等，观众每场两千人”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日籍工头枪杀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打伤工人10余人，激起上海市工人、学生、市民的义愤。 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向群众作宣传，被英国巡捕抓去100余人。随后，万余名群众集中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放人。英国巡捕开枪打死群众13人，伤10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定海公学师生看到五卅惨案的报道，出于爱国热情，怀着满腔悲愤，很快就编排出反映该惨案的戏剧。据定海《舟报》1925年6月8日报道：“定海中学师生在城隍庙大戏台举行义演，化装演出《浦西杀人惨案》，观看者达数千人，当场募得银洋百余元。以后，又分头赴穿山、柴桥、普陀山、沈家门及干石览、白泉、小沙、洞岙等主要乡镇演出和募捐，共募得银洋七百元。 ”定海《舟报》6月16日再次报道：“定海中学上海工学后援会在都神殿演出《不如一死》，其内容从日本人枪杀顾正红起至五卅惨案发生止，均由学生扮演，情节极为凄惨。”

　　1925年7月24日宁波《时事公报》报道：“6月24日，定海中学外交后援会从宁波、镇海请来宣传员20余人，在城隍庙、都神殿日夜联演新剧三天：《沪滨血潮书民恨》《兄弟殉国记》等，观众每场两千人。 ”

　　二、宣传抗日救亡呼吁民众团结对敌。定海《舟报》1936年6月25日报道：“私立定海初级中学举行教育经费劝募大会，演出《满洲恨》《监牢里的忏悔》《大家起来》等救亡剧目。定海民众教育馆(址在今警备区司令部内)，组织城关各小学，联合演出《为国牺牲》《雪交亭》等保国保家、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戏”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步步进逼，疯狂进行侵略。 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第二年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舟山的爱国戏剧活动，从“九一八”事变起，至1939年6月23日舟山沦陷，近10年间，围绕抗日救亡这一主题，号召民众团结御侮，抗战到底，演出大量如《放下你的鞭子》《不当亡国奴》《热血救国》《满洲恨》《苏武牧羊》《雪交亭》等爱国题材的戏剧。

　　当时开展爱国戏剧活动的主要骨干是城关的各中小学师生和简易师范学校、省立水产专科学校的学生。鸿贞女子初级中学 (址在今舟嵊小学，1935年8月并入私立舟山初级中学)在“九一八”事变后，成立“抗日救国会”，开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该校教师黄匡、陈平之自编剧本《不当亡国奴》《苏武牧羊》等，组织学生排练演出。在定海南门外大校场的浙江省立水产专科职业学校组织师生在学校大操场演出抗日话剧，观众十分踊跃。定海中学在1928年进行整顿，由完全中学转为初级中学，学生年龄偏小但参与戏剧活动的热情仍很高。定海《舟报》1936年6月25日报道：“私立定海初级中学举行教育经费劝募大会，演出《满洲恨》《监牢里的忏悔》《大家起来》等救亡剧目。定海民众教育馆(址在今警备区司令部内)，组织城关各小学，联合演出《为国牺牲》《雪交亭》等保国保家、为民族生存而战的戏。 ”

　　《雪交亭》是取材于舟山本地历史题材的戏，讲的是明末大学士张肯堂为保持气节而殉难的故事。张肯堂原是崇祯朝的福建巡抚，明代末年，鲁王朱以海流亡到舟山，张肯堂随从鲁王从事反清复明斗争，被鲁王封为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当时张肯堂住在定海北门书院弄的一所大宅院内，其间有一座亭，亭侧栽有一梨一梅两棵树。每当春天，梨树和梅树开出洁白的花朵，枝杈相接，皎洁如雪，故而张肯堂把这座亭取名为“雪交亭”。清顺治八年(1651)，清军攻占舟山，张肯堂不甘受辱，一门20余人全部在雪交亭前自尽。张肯堂临死前写下一首绝命诗：“虚名廿载著人间，晚节空劳学圃闲。漫赋归来堑靖节，聊存正气续文山。君恩未报徒忧瘁，臣道无亏在克艰。寄语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 ”表示他要学习文天祥(文山)不向异族屈膝投降的民族气节，尽到他作为明末遗臣应尽的责任，雪交亭正是他洁身自好、保持民族正气的象征。用张肯堂的故事，教育、提醒人们在危及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一定要保持民族气节，团结御敌。

　　三、一代名师为学生作表率。钟悌之说：“中国如果照共产党的主张去做，穷人会有好日子过，国家会富强起来，外国人也不敢欺侮我们。 ”当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岌岌可危之时，体育老师刘树藩毅然弃教从戎，投奔抗日队伍当上了空军飞行员，不幸在“八一四”空战中牺牲……

　　在爱国戏剧活动普遍开展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校老师的教育、引导和以身作则起着决定性作用。 30年代，定海中学有个叫钟悌之的语文老师，对他的教学水平和进步思想，至今健在的定中学子还在怀念他，如忻元锡先生在回忆文章中说，钟先生经常给学生讲抗日形势，鼓励学生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他说：“中国如果照共产党的主张去做，穷人会有好日子过，国家会富强起来，外国人也不敢欺侮我们。 ”当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岌岌可危之时，体育老师刘树藩毅然弃教从戎，投奔抗日队伍当上了空军飞行员，不幸在“八一四”空战中牺牲。定中校长方同源、教务主任戚德钧跟学生一起为支持前线抗日将士，积极参与募捐和义演等活动。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当年有一大批定中毕业和肄业生加入了党领导的新四军。

　　沈毅、沈渭清是一对令人钦佩的同胞姐妹。姐姐沈渭清任南郊小学校长，她教育学生热爱祖国，团结御侮。 1939年1月，日舰炮轰定海衜头，她深忧国土不保，校舍被毁，不甘当亡国奴，服药自尽。学生们在追悼会上为她题联：“先生愤鬼子而死，可歌可泣;学生向遗容起誓，保国保家”。沈毅是县前小学 (定海小学前身)校长，为学校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恪尽职守，她也是爱国戏剧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1938年3月，定海成立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抗卫会”)，她和中共党员张起达都是抗卫会委员，组织宣传队到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据《定海民报》报道，1938年6月，抗卫会宣传队分作两个小队，到盐仓、紫微、叉页河等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在紫微黄氏宗祠演出《拾手榴弹》《上前线去》等抗日救亡话剧，观众六七百人。是年下半年，沈毅在县前小学成立星期歌剧社，在南门外火神庙演出《谁是仇敌》《黄帝魂》《血奠平倭碑》等歌剧。 1938年3月28日是沈毅60岁生日，师生要举行大型游艺会予以庆祝，在沈毅的筹划下，游艺会演出《姐妹从军》《在烽火中》《再上前线》《中华民族的母亲》等节目，把她的庆生日游艺会开成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抗日救亡大会。

朱家塘：朱门福地寻访岁进士

作者：袁甲文章来源：舟山晚报更新时间：2014-12-29

　　盐仓老虎山的东南麓，曾有一个平凡而精致的海边小村，村中都是颇有福建特色的民居，从福建迁居而来的朱姓人家在这里默默耕耘生存。

　　后来，朱家渐渐兴旺，子孙不断往外迁出，村子里也出了名人，村子也有了朱家塘的名字。

　　现在，城市的推进已经逼近朱家塘，而朱家塘也早已不是往日的福建小村了，在岁月的流转中不能免俗地成为一个舟山的普通村子，但朱氏先祖的荣耀，却一直影响着朱家后人。

　　老虎山下朱家塘

　　朱家塘就位于新开通不久的翁洲大道与329国道的交叉口的东南方，当你看到村口的那座莲花庙，就算是找对地方了。

　　村子依靠着老虎山，山虽不高，却有灵气。相传山上有两个“眼睛”，也就是泉水，终年有水流出，无论有多旱都能保附近村民的生存，因此朱家太公选择此地确有慧眼。

　　现在，村子是在盐仓的海边平原上，离海还有不少路，但从地名就能看出，村子边曾有一条海塘，几百年前，海水一直蔓延到老虎山脚，是当地村民经过几百年的围垦才造就了现在的盐仓地貌。

　　朱家塘并不是想象中的古村，因为离城市近、经济条件又比较好，村中曾经的老宅几乎都已经被拆掉造起了新房。朱氏既然从福建迁来，那个颇具福建特色小村子呢?早已悄悄消逝在时光里了。

　　根据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村民的回忆，朱家塘以前的房子都比较大，四周墙体坚硬牢固，宅院中有围廊四周相通，一家人都住在同一个院子里，这些描述都有福建民居的影子，可以推测，朱家塘以前的民居都带着浓重的福建色彩，可惜的是，现在我们无缘得见，亦无法证实。

　　朱家塘不大，一共100多户人家，但行走在巷弄中却也容易迷路，朱家人对建筑布局的理解也是从福建传来——隐蔽、复杂、排外性强。

　　当然，现在的朱家塘早已没有那么玄乎了，一切归于正常和世俗，若不深入了解，这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子，从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特色。

　　300年前朱氏的垦荒

　　据村中老人回忆，朱家人是雍正年间从福建迁到舟山的，至于因为什么而过来，已经完全找不到记载了。

　　最初，朱家肇字辈太公定居在蚂蟥山下的溪口岙，生了五个儿子，长子留在了溪口岙，其余四个儿子都搬到了朱家塘。后来，又有朱家子孙搬到了定海城中，在朱家大街建起大宅院，至今仍有地名留存。

　　虽然，朱家太公找到了这样一块福地，但最初的垦荒岁月却也是艰辛的，风餐露宿是少不了，好在他们一直坚守着，直到把他乡变成了故土。

　　而朱家最初的艰苦很大一个原因是人丁不旺，搬到朱家塘之后，几乎要断了香火。终于，族人灵光一现，请来风水先生看了祖坟，还真是祖坟位置的原因，于是迁坟到了村中风水上佳的位置，随后太公就生了六个儿子，从此朱家枝繁叶茂，现在子孙已经不计其数。

　　如今，这个太公坟仍在村中，在一幢屋后，被族人牢牢守护着，坟头布满藤蔓枝叶，仿佛象征着朱家后代的活力。

　　不过，除了少数老人，大部分朱家人都不太清楚自己先祖和朱家塘的详细历史了，但他们精神中的荣誉感并没有随着时光流逝而削减，因为一个人——朱佩兰，因为那块悬于其宅院墙门上的匾额。

　　岁进士朱佩兰

　　朱佩兰的匾额是清嘉庆年间经筵讲官、吏部左侍郎、提督、浙江学政文宁为其敬立的，上书“岁进士”三个大字。“岁进士”不是殿试进士，而是岁贡生的别称。所谓贡生，就是地方上把一些出类拔萃的生员(即习称秀才)选出来，进贡给中央以备选用。然而，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社会里，所谓的“出类拔萃”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按资排辈”。我们可以从贡生的选拔中看出，在清代贡生共有六种，分别是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和例贡。他们属于同一级别，只是选拔方式不同。

　　岁贡是由地方定期选送年资长久的廪生(生员分为附生、增生和廪生，廪生是秀才中的最高级别)入国子监，因岁贡者往往是“较其食廪浅深，挨次出贡”，故有“挨贡”之称，故岁贡的选拔基本上相当于论资排辈。

　　所以，岁进士其实是个雅称，和进士无关，其实就是秀才中比较优秀的人，当年有很多贡生花钱请当地的长官或者名流写块“岁进士”、“恩进士”、“例进士”之类的匾悬以作炫耀。

　　不过，朱佩兰的这一块，还真是得来不易的。他虽然只是个秀才，但因不忍见乡亲们背负沉重的税赋，抓住县衙吃钱粮的把柄，带头抗税，为民请愿，甚至还将诉状递给嘉庆皇帝，冒死打起了定海有史以来第一场“民告官”的官司。朱佩兰历经艰辛，最终迫使浙江省衙将定海县衙的有关官员革职查办。这件事一时间传为佳话，也得到了浙江官方的这块匾额。

　　自称是朱元璋的后裔，在当时的定海算是名流雅士，在朱家塘建起大宅，宅院中还有荷花池，规模不小。

　　有趣的是，朱佩兰还被朝鲜国文人、对汉文化颇有研究的崔斗灿写进了自己的书里。当时，崔斗灿等48名朝鲜人从济州大静县下海，两天后遭遇风浪，在海上漂流16天，最后在定海县境获救登陆。

　　崔斗灿在定海的十多天中，见到了很多定海的名流雅士，第一位就是慕名来访的朱佩兰，朱佩兰赋诗：“君自乘槎八月天，忽然风吹到江边。河清海晏今为定，共庆天朝万万年。 ”于是崔应口而和：“碧海茫茫水接天，中流自谓四无边。南来一识朱家丈，生老升平六十年。 ”一唱一和两人甚是开心，这些都被记录在崔斗灿的《江海乘槎录》中。

鼓励杨静娟投身革命的丁方安

作者：丁方贤文章来源：舟山日报更新时间：2014-12-30

　　丁方安是我的大堂兄，生于1923年9月，那时我们家家境颇好，祖父还在世。他作为定海老字号“丁馥兴”第三代人中的第一个也即长房长孙来到了这个世界。他满月之际，家中办了四十多桌筵席，遍请亲朋，着实热闹了一番。按照家族辈分排行，我们这一辈当属“修敬克纯，崇义得方”中的“方”字辈。由于他生在军阀混战、政局动乱之时，祖父给他取名方安，又名方祥，这两个名字既寓有对安宁生活的向往，又寄托着对孙儿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

　　大堂兄仪表出众，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长得很帅。我见过他上世纪40年代的一张旧照，看上去很有些明星风范。大堂兄少年时代过得蛮惬意，在家中被宠爱，在学校里他是活跃分子，有文体特长，也为老师和同学们所喜爱。大堂兄十八岁那年结了婚，十九岁当了父亲，但他并未一味地沉湎于家庭生活，过自己的小日子。他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关心国事，关注时局，有事勇于担当。日军侵占舟山时期，有一天，一个日本兵闯入我家寻衅滋事，家人都很害怕，这时大堂兄毫无惧色地站出来制止，日本兵哪肯罢休，结果他与那个鬼子结结实实地打了一架。

　　日本兵走后，家人说他闯了大祸，鬼子要来报复的，但后来却安然无事，大约那个日本兵是违纪私出不敢声张。大堂兄后来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活动，他与舟山著名的抗日女英雄杨静娟是小学同班同学，据他说，杨静娟在家中很遭罪，后娘虐待她，是他鼓励杨静娟离开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既是同学又是战友，一道参加过火烧伪定海县政府的行动。他们当时的上级领导叫王起，是浙江革命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

　　1950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大堂兄的儿子——十岁的丁其昌在定海西大街自家“丁馥兴”店堂门口看见了多时不见的父亲，身着长衫的丁方安走在一支部队的前面，从店堂前经过，竟过门而不入，丁其昌一时惊恐莫名。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支从干石览西码头登陆、解放舟山的先遣部队，大堂兄是向导，带着部队挺进定海城。

　　大堂兄曾有过如此光荣的革命经历，足以自豪。如果后来没有发生那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他的人生将完全会是另一番景象的，不幸的是他终未能逃脱厄运。 1954年，因“莫须有”的罪名，大堂兄被筛选出革命队伍而身陷囹圄，从此妻离子散，遭受劳役之苦，尝尽人间辛酸。直到1984年，在重新审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时，他再次上诉，几经周折，幸遇贵人帮助，始获平反，又落实了政策。少壮离家老大回，当他离开待了三十年的伤心地，重返故里时，已是颓然一老叟矣!与大堂兄一起回来的还有他在那边找的伴侣陈宝翠女士。他们先后在奉化、安吉、定海三地共同生活了四十余年，两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度过了后半生，殊为难得。

　　祥光终于照耀到大堂兄头上，他归来后享受退休干部待遇，分到了新住房。入住以后，他当即去买了一张邓小平画像，贴在房间墙上,以示敬重。他把邓小平看作自己的恩人，他常对人说：“我丁方安生逢乱世，又饱受离乱动乱之苦，现在得以安度晚年，皆是邓公所赐。 ”他对晚年生活十分满意，说自己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他回来时已六十多了，他说自己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到七十岁时，他说自己才七岁;八十以后，他说自己是八龄童。他真像一个老小孩，积极报名上老年大学，学书法、学声乐、学猜灯谜，由于他勤奋好学，还几次被评为优秀学员。

　　大堂兄热爱今天的生活，他找回了失去多年的歌声。他用歌唱来表达自己的快乐，他最喜欢唱的歌是那首《走进新时代》，这首歌刚唱开时，他就学会了。亲朋聚会时他唱，晚辈婚庆时他唱，在参加社会活动时更是放声高唱，他走到哪里，歌声就会飘向哪里。他的歌声一次次打动了我，我想，这歌声该是他生命的翅膀，它曾经被折断，而今终于又可以自由地翱翔于蓝天碧空。我为大堂兄感到庆幸，我的历经苦难的大堂兄终于过上了缺失多年的安宁祥和的生活，他生命的春天虽然姗姗来迟，但也铺满了和煦的阳光。

　　大堂兄是在2008年农历十二月初三日以86岁的高龄离世的，其高寿为我们家族中所罕见，这是老天爷对他的补偿。他离去的前一天，我与妻子雪梅及小姐若瑾一起去西关新村寓所探望他，他躺在北间的床上，形容消瘦，但神志很清醒。因为他患的是呼吸器官的毛病，已戒烟很久了，那天，他忽然说想抽烟，他的儿子其昌拿出“中华”烟给他抽，一支以后又接一支，吸得很有滋味。他脸色安详，还带着些许微笑。

1964年我们参加了南京军区文艺汇演

作者：吴甫仁文章来源：舟山晚报更新时间：2014-12-30

　　日前，在整理影集时不经意地翻到，当年东福山连演唱组于1964年4月，参加军区第三届文艺汇演的合影。弹指一挥间，光阴已逝去了半个世纪。可看到照片，当年的一幕幕往事，又映在了眼前……

　　被点“将”赴舞台

　　1964年3月初，接团部通知：岱山守备区让我连演唱组于3月底参加舟嵊要塞区文艺调演。还说，若被选上，还将出席军区第三届文艺汇演。团首长再三鼓励，一定得打响第一炮，争取上南京，为咱们团争光。

　　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小岛沸腾了!

　　可对演唱组来说，既感脸上有光，又深知身上压力。

　　大家更辛苦了，既要参加军训、施工，又得在晚上和节假日赶紧创作、背诵、排练。我的任务主要是搞创作，写好稿子，征求意见，再作必要修正、完善，然后共同排练、演出。

　　我们不觊觎“洋大全”，只要求反映我连现实生活和战斗风貌，具有小岛韵味，内容简短，主题鲜明，形式活泼多样的“土小简”。

　　获选南京参演

　　调演通知是团部文化干事从庙子湖乘船来告知的，他说高兴又心急，想来共同做好临“战”前的准备，免得“临时抱佛脚”。

　　离调演只有20天了，我们做了分工，有制作道具、配置乐器的，有去借表演穿的渔民服装的。

　　我和葛信芳分工，在一周内各完成两个新节目的编写，为抢时间不要说忘了吃饭，晚上睡觉也七折八扣。还好，我终于写成了反映守岛决心的群口快板“钢铁堡垒幸福岛”，反映军民鱼水情的小演唱“幸福岛上军民歌”。葛信芳写了以苦为荣的上海说唱“幸福岛上苦也有甜”，描写连队现实生活的“拉洋片”——“幸福岛上趣事多”。

　　为不影响大家休息，只好照着手电“打被窝战”——背台词，去月光下排练动作……

　　调演于3月28日至4月2日晚上，在要塞区礼堂举行。

　　我们岱山演出在第3天晚上。演出前我掀开幕布一角，在强大的舞台灯光下望去，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又见张秀龙司令等领导在前排就座，不由得紧张不已。葛信芳跟我说：“阿吴，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呢。 ”

　　张干事见我们交头接耳，像“小水鸭怕下大海洋”，用说相声的口味说：“我在舞台上我就是玉皇大帝，不管下面是谁，哪怕他是万岁爷，也得老老实实听我的看我的。”大家听了哈哈大笑，紧绷的神经松弛多了。

　　想不到我们的舞台表现比平时演练还出色!我们的四个节目都被选中去南京参演!

　　消息传来，我们兴奋得如被泡进了蜜糖缸里——浑身香甜!

　　4月4日离舟赴宁

　　那时候去南京，需中转上海，而去上海，唯走水路，乘一晚上“民主3号”轮。我和葛信芳还是第一次离开舟山，第一次乘上大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上船后，我跟葛信芳信步走向船艏又船艄，上舱又下舱，左边又右边地走了个遍。

　　子夜，才上了卧铺。

　　上岸后，我们去了上海警备区浦东招待所。

　　翌日上午，乘上去南京的列车，到了南京，我们舟山来的住进了南京空军招待所，条件、设施比浦东还优越。睡钢丝床，坐皮沙发，有会客室、阅览室……

　　汇演自4月8日至19日在军区大礼堂举行。参演的有军以上警卫、守备、野战部队演出队和同去的一个连的演唱组及军区前线歌舞团、话剧团等单位。每晚一个单位演两个半小时。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华等首长出席开幕式并观看了上海警备区首演的开场戏。

　　汇演内容除反映国际上跟“帝修反”斗争的题材外，多数有歌颂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式的模范事迹;有赞美愿作革命螺丝钉，艰苦朴素不忘本的雷锋精神;有颂扬老英模立新功的“硬骨头六连”式的过硬作风;有讴歌新涌现的以岛(哨)为家，扎根建业的光辉形象等等。

　　记得江苏省军区的小歌舞“我们走在大路上”，甚受好评，汇演空隙就开始学唱。以后唱遍全国，直到现在。

　　我连的群口快板“钢铁堡垒幸福岛”，小演唱“幸福岛上军民歌”和上海说唱“幸福岛上苦也甜”，获演出奖，“拉洋片”——“幸福岛上趣事多”获创作奖。

　　汇演结束，兄弟部队都返程了，唯有舟山，军区首长挽留了三天，说海防前线的战士辛苦，让我们“好好玩玩，走走看看”，派专车带我们游览了中山陵、“总统府”、雨花台、玄武湖和南京长江大桥等名胜古迹。

游普陀山成了郁达夫消解家庭裂痕的选择

作者：阿能文章来源：舟山日报更新时间：2015-3-16

提示：郁达夫（1896～1945），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早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创建文学团体创造社。 20世纪20年代曾在安庆、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教书、编辑刊物。 1927年定居上海，曾参加“左联”。1933年迁居杭州。抗日战争期间在南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45年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郁达夫精通日语、英语、德语、法语、马来西亚语五门外语。主要作品有小说《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她是一个弱女子》、《迷羊》、《迟桂花》、《出奔》和散文《故都的秋》等。他曾经与徐志摩为同班同学。

一为了使夫人消气，郁达夫组织了普陀山之行

1929年夏天，7月25日这一天风和日丽，从宁波至普陀山航线的“南海轮”停泊在普陀山海面往渡船上驳客，渡船缓缓靠上了短姑衜头，埠口走上来几对风度翩翩的男女，尤其是其中的一个身着斜格子旗袍、亭亭玉立的妙龄女子，生得白皙丰腴，脸圆圆团团地像一只鸭蛋，清纯甜美，眼似秋水两汪，半笑含情，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是鲜艳得光彩夺目，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她用手挽着一个西装革履戴着墨镜三十出头的男子，当这个男人摘下墨镜时，人们才发现浪漫气质的他长相有些奇特，一副平整的脸上，有一双比较细长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原来这是上海滩的文人才子、浙江富阳人郁达夫（1896～1945）和她的夫人、“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1908～2000）。同道而来的是浙江镇海大碶镇人、著名的乡土小说家王鲁彦和新婚不久的夫人覃英，还有浙江余姚人、著名作家楼锡春（楼适夷），广东梅县人、著名诗人卢森堡（任钧）等。这群风度潇洒、无顾他人、又说又笑的文人雅士的到来，使其他香客游人不得不赞叹不已。

1927年1月14日，31岁的郁达夫在上海法租界马浪路尚贤坊邂逅了从温州逃难到上海来的浙江杭州人王映霞，才貌双全的王映霞毕业于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后到温州第十中学附小任教，外公是杭州名士王二南，家学渊源。王映霞有个绰号叫“荸荠白”，又白又润泽的像春天里的荸荠肉，又兼性情活泼、神气热闹鲜活。郁达夫本是一个浪漫文人，对女人有着真切的喜爱，尤其是美丽的女人。他在《沉沦》中以主人公的形象宣誓：“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王映霞那“丰腴的体质和澄美的瞳仁”，当然给郁达夫带来惊艳和振奋，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苦闷才子郁达夫的血液之中，敢恨、敢爱、敢哭、敢笑的他是一见倾心，开始苦苦追求，感情也如同微雨春风一样，一点点地来了，且越织越密，那一份情愫千回百转，终于抱得美人归。于是1928年2月至4月间，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2月，20岁的王映霞与32岁的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轰动全城。 4月，郁达夫、王映霞又在上海再次举行了婚宴，轰动了整个上海滩。一个是才华横溢、蜚声文坛的才子，一个是名士之后、光彩耀人的佳人，而且又都爱好文艺，趣味相合，郎才女貌，他与王映霞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更是让风流倜傥浪漫多情的郁达夫成为名副其实的风流才子。有诗云：“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

郁达夫是一个非常率真的矛盾的人，由于得到了王映霞的爱情，绅士淑女建立了一个新的小家庭，生活上基本安定下来了，但后来又因喝酒发生了一场郁达夫借着酒兴“离家出走”风波。风流才子郁达夫平生有喝酒、女人、写作“三大爱好”，郁达夫贪恋美酒，是人皆知之的。见到好友更是不醉不归，最喜边喝酒边谈天，兴头一来，就不肯放杯，常常喝得面带微醺，就更加议论风发，滔滔不绝，每每喝得酩酊大醉才肯作罢。他不仅于寓所独饮，与朋友同饮，甚至在途中舟车上也饮，有时以酒为礼馈赠文友。因而郁达夫嗜酒，有“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之句。他和好友鲁迅喝酒的次数最多。鲁迅属于每顿饭必喝酒的人，鲁迅酒量不大，经常喝得酩酊烂醉，而且在喝酒的过程中烟不离手。郁达夫在1933年曾做诗赠与鲁迅，其中两句写道：“醉眼蒙眬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鲁迅的日记里也有记载：“达夫来，并赠杨梅酒一瓶。 ”他在《闽游日记》里几乎每天都有饮酒记载，时而微醺，时而大醉。懂得日文、英文、德文、法文、马来西亚文五国外语的郁达夫自谓“酒醉方能说华语”，他的名句有“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郁达夫结婚后不久，住在静安寺附近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东洋式的房子。腊月的一天，郁达夫被楼适夷等朋友约去洗澡，又去酒馆，喝多了酒，被朋友送到弄堂口，雪大路滑，醉倒在了嘉禾里的街口上。郁达夫拥着冰雪睡了半夜，天亮时被路过的好心人看见，才把满身冰雪、嘴唇发紫、牙关咯咯作响的郁达夫给送回来，一件皮袍子也冻成了毡块。到了下午，郁达夫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王映霞心惊不已，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伴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这禁令一下，郁达夫确实也奉行了好多天。

1929年7月下旬的一天，郁达夫二兄郁养吾自富阳老家来到上海，住在郁达夫家。郁达夫跟二哥感情特别好，兄弟相见自然分外亲热。王映霞则备酒置菜，殷勤招待，见兄弟两人酒酣耳热，王映霞遂劝郁达夫可以罢酒吃饭。郁达夫平时对王映霞是不会动肝火的，但酒劲上头脾气一发，他就不会顾及前后。几分玩世不恭的郁达夫立马大发肝火，一摔杯子拂袖而去。郁达夫一夜未归，美而贤淑的王映霞也担心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郁养吾见兄弟出走，自然也再住无趣，便回富阳去了。郁达夫多变怪异的性格让王映霞捉摸不定，又惊又怕的王映霞一直待到天黑时，才收到一份郁达夫从宁波青年会发出的电报，说他口袋中的钱和戴在腕上的手表被人偷窃去了，要王映霞马上送100元钱去宁波解困。善消费的郁达夫平时用钱大手大脚，稿费一到手，用出去也快，手头没剩下多少，虽为名士，却是一介寒士。因家中无现款，王映霞只得将结婚时母亲送给她的一对金手镯在当铺里当了一百元钱，慌手慌脚地立即赶到十六铺码头，乘轮船前往宁波，当面交给了郁达夫。

心有愧疚感的郁达夫知道这一次又是做错了，在事先并无计划的情况下，为了弥补裂痕，才邀妻子王映霞即兴出外同游散心，遂建议趁机去南海普陀山游玩避暑几天再回上海，王映霞自然依了郁达夫的意愿。郁达夫笃于友情，拍电报还约了王鲁彦夫妇、楼适夷、任钧等同游。

在去普陀山的路上，泪水涟涟的郁达夫告诉王映霞他酒后落魄的真相，他之所以离家出走，是因为她阻止他喝酒，使他怒从心起，一怒之下便扬长而去。但出门后走到十六铺码头时天已经暗下来了，他当时确实是酒涌上头，醉得头昏脑胀地和衣倒在码头的水泥地上，一躺下便神志昏迷，晕乎乎地在冰凉的水泥地上醉睡了一夜。这十六铺码头多的是小偷扒手，见郁达夫这个西装革履的“财神爷”似醉翁倒地不省人事，送上门的发财机会自然是不肯放过的，于是乎在众目睽睽之下，旁若无人地伸手从他的手腕上撸去手表，又从他的西装口袋里摸去钱包，然后乐陶陶地揣着“战利品”逃之夭夭了。第二天一早，郁达夫酒醒后，一摸口袋里空空如也，手腕上的金表也不知哪去了，急得平时爱哭的郁达夫郁闷死了，顿时泪如雨下，失魂落魄得丢失了名士风范。当时身无分文的郁达夫，真真是走投无路。后来他总算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凭借自己的机灵，编了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感动了码头上一个检票人，便让他混上了“新江天”轮船到了宁波。

随后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二郁达夫游普陀山，赋诗《游普陀作》

7月25日郁达夫一行乘“南海轮”到达普陀山岛后，郁达夫夫妇与楼适夷、任钧和王鲁彦夫妇一起住在天福庵里。他们中只有任钧躲在庵里埋头写中篇小说《爱与仇》，其他人每天游山玩海，过得极为浪漫悠闲。梵岛普陀，庵寺林立，雪涛击石，韵胜丝竹，妻友同游，心旷神怡，但郁达夫还是难改嗜酒如命的习性，每天都得大喝一场。郁达夫在普陀山游山玩海喝酒做诗，静下心来时，他也在肃穆威严的寺庙大佛前祈福。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心灵。他去潮音洞听潮音，站在礁石上，浪涛轰鸣其下，如千百种音乐交响迭奏。听着惊涛拍岸，极目海天，浑身放松，别有情趣，他体验到了心灵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被海浪猛烈冲击的美好感觉。为此，郁达夫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游普陀作》：“山谷幽深杖策寻，归来日色已西沉。雪涛怒击玲珑石，洗尽人间丝竹音”。作家王鲁彦夫妇特偕郁达夫在朝阳庵中下榻，王鲁彦还写了一篇名为《听潮的故事》的散文。对海天佛国潮音作了精彩的描绘：“……如战鼓声、金锣声、呐喊声、叫号声、啼哭声、马蹄声、车轮声、机翼声掺杂在一起，像千军马混战起来……”

游玩了6天以后，30日大家便离开普陀山岛回到宁波。临行前，郁达夫还应天福寺住持和尚福明之请，书赠了前人“钟声敲破屠龙木，梵语惊醒依马才”的联句一副。

三对普陀山“冷雾”特有感受进入名篇《故都的秋》

普陀山西北部为丘陵，东南部为沙滩，山脉海拔数十米至近百米，最高佛顶山海拔286.3米，山上终年云雾缭绕，其中春夏为雾季。普陀山多雾，升腾起的白色的云雾，常悠然自得地随风浮荡，雾锁海天，云遮群山。飘浮在空气中的凉凉冷雾，似云非云，把山海包裹得如同仙境一般，营造出一片奇异的景色……

那是郁达夫在普陀山的一个大清早，寺庙中祈福上香的人们摩肩接踵，观音座下繁华热闹。但日出之前的普陀山海边凉风习习，海面雾气弥漫，茶林夙雾缭绕，雾锁烟迷，时而如丝似缕，时而氤氲弥漫。流火之炎炎七月，本当酷暑难熬，郁达夫离开一大清早也逼人出汗的炙热之地上海，一到普陀山上，沙滩、海水、蓝天、绿树、冷雾……给他带来丝丝凉意。在一派清凉的山水之间，感到浑身一下子凉爽起来。尤其是在云雾中散步，恍如入仙境，感受着冷雾裹挟而来的阵阵凉风，那种沁人心脾的清凉冰润的感觉，有一番飘然欲仙的滋味，那可是待在大陆上的人绝对无法想像的。此时此刻，背靠这佛山，面朝东海，站在沙滩上，海浪一阵阵袭来，海风一阵阵吹来，感受到无比清凉舒适，让人立马忘记了这是夏季。当晨阳跃出海平面，眼前顿时云消雾散，山的厚重和海的辽阔又勾勒成了一幅更完美的画卷。

郁达夫对普陀山“冷雾”的感受耿耿于怀。 1934年，郁达夫在北京创作的散文《故都的秋》中有这样的记叙：“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冷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

对普陀山“冷雾”的感受，属于郁达夫一人独有，最见奇妙。作为一个具有士大夫倾向的读书人，郁达夫有着细腻而独特的感受、忧郁而优美的情怀。他以诗文抒发了他对普陀山的向往、眷恋之情。

他在北京作《为祖国捕更多的鱼》报告

作者：俞浙前郑静文章来源：舟山晚报更新时间：2015-3-16

　　84岁的蚂蚁岛老人林阿信，1955年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议期间，他4次见到毛泽东，可惜他与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毁于“文化大革命”

去北京开会，对普通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

无论是曾经的“天子脚下”，还是后来的“祖国心脏”，远在千里之外的舟山人，对首都充满着向往。

84岁的林阿信老人，记忆中有这样一段深刻的烙印。 1955年前，他代表蚂蚁岛乡社员，去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那一趟，他经过了6天的舟车劳顿才到达北京。

一张旅途中的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林阿信去北京开会途中，经过上海时拍摄的，背面还写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东工作委员会赠”的字样，现藏于普陀区档案局。

当时的林阿信，风华正茂，正鼓足干劲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林阿信说：“我是捕鱼出身。在旧社会里，我与其他渔民兄弟一样，受尽了反动派和渔业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 ”新中国成立后，林阿信由于表现突出，土地改革时被评为劳动模范。 1953年，他成为共产党员。

1955年，为了鼓励有为青年，国家召开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此次会议，浙江省有68名代表，舟山市有2位，其中一位就是普陀区蚂蚁岛乡的林阿信。

6天，从舟山到北京

林阿信回忆说，1955年9月，他接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后，内心充溢着自豪与激动。

当时去北京的路途，相当曲折。他从蚂蚁岛出发，到普陀留宿一晚。第二天从定海乘船至宁波。第三天一早再乘轨道汽车到绍兴，从绍兴还需摆渡到杭州与浙江省诸位代表会合。

之后大家一起去上海参加华东局的青年积极分子会议。会后，华东局各位代表再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当时乘的是烧煤炭的蒸汽火车，从上海开到北京需要两天时间。

6天的旅途之后，风尘仆仆的林阿信到达北京。回忆起那次会议，林阿信至今还记得很多激动人心的细节。

报告：为祖国捕更多的鱼

当年，林阿信在北京总共待了18天。其中会议开了11天，另有三四天是参加国庆节游行培训，剩下的时间则是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

林阿信说，在北京期间，连同参加大会，他总共见到毛主席4次。

会议开幕时，先由邓小平介绍会议流程和内容，然后胡耀邦主持会议，当时十大元帅都在座；当邓小平说主席到来时，大家全体起立鼓掌欢迎。毛主席身着简单整洁的中山装，挥手向同志们问好，坐下后微笑着听完了全场发言。

当时到北京参加这场会议的约有2000人，在会上发言的代表不过几十人。而林阿信在会议上作了《为祖国捕更多的鱼》的报告。

自豪：我们那里日夜有电

林阿信回忆说，轮到他上台时，心情非常紧张。但想到能代表蚂蚁岛乡社员，代表勤劳的舟山人民在人民大会堂面对着数千之众发言，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我12岁下海捕鱼，文化水平有限，而且不会讲普通话。稿子是政府帮着润色写成，作报告时用的却是舟山方言。幸亏讲稿是先前印好发到与会代表手中，要不然估计很少人能听懂。 ”林阿信后来说。

在会议现场，林阿信的位置很靠前。当时有一位记者得知他来自舟山后，好奇地问他：“舟山有多少岛屿，你们那里现在有没有电灯？ ”

林阿信自豪地对记者说：“我们那里不仅白天有电，晚上也有。 ”

记者得知后很惊讶。

一生最激动的一夜

9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邀请与会代表参加酒会。当时，赴宴代表都将自己的邀请书挂好，排队入场。

十人一桌，八菜一汤，每桌有两瓶葡萄酒。林阿信后来说：“菜是西餐啦，阿拉都吃不惯。 ”

他还记得当时周总理站在台上致辞时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祖国的未来。 ”大家听了都很受鼓舞。

当晚，林阿信接到通知，确定能够去参加国庆节游行。“这是阿拉有生以来最为激动的时刻，几乎一夜未睡着。 ”老人说。

那次会后，他带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回舟山，其中包括他与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可惜这些都毁于“文化大革命”。

岛城五位女画家作品首次联展

作者：杨佳佳文章来源：舟山晚报更新时间：2015-3-16

　　11月8日上午，舟山五位女画家作品在舟山美术馆展出。这是舟山美术馆第一次集体展出舟山女画家的作品。淡雅的鲜花、轻柔的音乐、米色桌布上高脚杯里的红酒……在这样的氛围里，循着一幅幅油画的轨迹，一个精彩的艺术世界呈现在眼前。

　　对生活的感悟和追求落在画布上

　　五位女画家姜声慧、翁玲玲、陈彩波、李慧、张海虹，她们既是相识多年的老友，又是对绘画有着同样热情和执着的画友。她们给这次展览起了一个名字，叫“心迹”。

　　“取名为‘心迹’是因为每一幅画都是我们内心成长足迹的体现，我们对于生活的感悟和追求都一笔一笔地落在这画布上。 ”张海虹说。

　　欧洲一个小镇路边的咖啡馆把姜声慧深深地吸引住了，她停下脚步观察起咖啡馆里的人和事。这是一个温暖的午后，人们在这里悠闲地喝着咖啡，自在、慵懒。这样的场景深深地烙在了姜声慧的脑海中。回来之后，凭借着记忆中的印象，姜声慧用画笔将这样的场景描绘了出来。于是便有了她的《咖啡馆系列》。朦朦胧胧，这种似“雾里看花”的美感，在她的许多画里都有体现。

　　她们的作品信手拈来笔随心走

　　李慧的画则多是她的写生作品。在她的画里，许多都是对老房子的写生。“我特别喜欢画这些老房子，它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会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渐渐消逝，但是我用画笔把它们曾经存在的那一刻永远地保存下来了。 ”《十三楼的风景》诞生在一个傍晚，下班时分李慧从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老城的房子浸在夕阳金色的余晖中，车水马龙的道路华灯初上。李慧立马拿起画笔，于是这一刻便永远定格在了画布上。

　　张海虹这次展览的基本都是“小画”，用她自己的话说，作小画不那么拘谨，可以信手拈来，笔随心走，精神上放松，即使失败了也不那么痛心。用调色刀将线条、块面、点涂刮在刷过白胶的卡纸上，画面简洁、质朴，但又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热烈和奔放。在张海虹看来，每一根线条、每一个块面都是有性格的，这方寸之间，展现的是创作者的人生感悟和追求。

　　从这里起步展示独具一格的作品

　　姜声慧的朦胧、翁玲玲的素雅、陈彩波的秀逸、李慧的生动、张海虹的奔放，每个女画家的作品都独具一格，这些作品充满了女性画家特有的对自然生命的敏锐感悟和情感体验，色彩、线条、构图以及表现手法均别具匠心。这些作品也获得王飚、毛文佐两位舟山美术界前辈以及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敏杰的好评。“这次展览对于这五位女画家，甚至对咱们舟山的女性画家来说都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她们将从这里起步，更加自信地展示女性画家独具一格的绘画作品。”王飚说，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女画家可以成立一个舟山女画家协会，有更多的女画家能够加入进来，也有更多的机会让舟山女画家的风采呈现给大家。

年近八旬老人恋上船模制作只为将大海的记忆悄悄留住

作者：朱丽媛苗忠表文章来源：舟山晚报更新时间：2015-3-16

　　最近，家住临城桃湾社区的俞福伟老人，一有空就钻在他的小作坊里，精心保养他心爱的船模“绿眉毛”。现年79岁的他自从6年前迷上船模制作后，已经有了不少作品，“现在，我的很多作品都到全国各地见大世面去啦。”老人笑呵呵地告诉记者。

　　年逾古稀情迷“绿眉毛”

　　俞福伟上世纪50年代就是临城船厂的一名木模排车工。“那时候‘绿眉毛’是舟山的特色。茶山浦里停着的全是两头翘的木头渔船，桅杆林立，船头一只只乌亮的‘眼睛’，别提多好看了。 ”说起近50年的修船经历，老人感慨不已。

　　后来，适于远洋的钢壳船慢慢取代了木船，但每一种木头船的结构、样式在俞福伟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直到退休10多年后，73岁的他毅然走进了船模天地。

　　老人捧起他最得意的一艘“绿眉毛”船模告诉记者说，这完全按真船的20比1比例仿制，花了20多天才做完，那真船还是他10来岁时见到的，“帆可以自由升降，每条桨都可以伸缩活动。我曾经把船模挂上帆放在小河里，借着风力就能开着走呢! ”

　　制作船模要20多道工序

　　制作船模的流程和造一艘真正的渔船没什么两样：打龙骨，刨割、拼接两侧船身，然后是甲板、桅杆、驾驶舱等，最后刷上油漆，一共有20多道工序。

　　虽然在船厂工作的经历，让俞福伟对制作流程并不陌生，但真正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何况是制作所有部件都缩小几十倍的船模。为了能尽可能地接近，他跑遍了定海、临城、沈家门寻找各种材料。

　　大至桅杆、小至木锚，每个部件都是老人一个人细细打磨出来了，就连上色也是他一笔一笔描上去的。遇上自己不会的，就去和内行的人探讨。“船越小越难做啊。”俞福伟说，做一艘6米长的渔船只需要一周，可做这艘3米不到的帆船模型却要2个月，既耗时又耗神。有时候一根30厘米长的构件，就要打磨一整天。

　　船模作品很受欢迎

　　每次俞福伟开工，附近的邻居都会跑过来一睹新鲜。老人刚开始做船模是兴趣使然，后来渐渐做出了一些名气，这几年近至本地，远至台湾及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客人慕名前来找他造船模，或当成贵重礼品送人，或放于自家珍藏。

　　邻居的一位阿姨指着一艘“绿眉毛”船模告诉记者，这艘船是俞老伯送给自己小女儿做纪念的，当时有个老板出价5000元俞老伯都舍不得卖。

“宁波帮”的后台是舟山人（上）

作者：阿能文章来源：舟山日报更新时间：2015-3-23

　　引子：记得，有好几次遇到宁波同行振振有词地言及“宁波帮”发端，认为“宁波商帮结帮自明末北京鄞县会馆”，而时定海则是“宁属之六县之一”，定海商人只是在“宁波帮”的大旗下经商而已。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认为此是片面之言。笔者经考证研究后发现，真实情况是——

　　背景提示:

　　商帮是中国历史上在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以会馆为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真实“胚胎”孕育自“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而名闻遐迩则是在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融商业、金融业、外贸为一体，才形成了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的新态势。 “宁波帮”指清末民国时期浙江宁波所辖各县在上海创办的同乡会组织，也就是在上海的宁波人以地缘为纽带组织的一个民间社会机构。清嘉庆二年（1797），宁波人在沪创建殡舍，称为“四明公所”，由朱葆三文牍、定海人贺师章题“四明公所”匾额，这也只是“宁波帮”的一个引子，尚不能算是“宁波帮”的发端。明末清代各种宁波同乡在北京设立的“鄞县会馆”、“浙慈会馆”、 “宁绍会馆” （1771）、 “浙宁公所”（1786）等乡谊组织，只是以宁波商人的个体亮牌子行为为主。1878年旅沪定海人出于“集中群力”的旨归，“为同乡及贫苦人民服务”，在上海成立了定海会馆善长公所。其主要业务是为同乡收寄棺柩，补助施诊，并且在济南路97号和蒙自路31号设立了两所小学校。

　　直至清宣统元年（1909）慈溪洪宝斋集同乡数十人，于汉口路创“四明旅沪同乡会”，是年三月初五成立，原意以期“守旧宁波之民知，联结乡亲之感觉”，但他无乡亲性的任何活动，谈不上是今日宁波旅沪同乡会之“胚胎”之说。这也是一个成不了气候的“小群体的开始”，但终因“嗣以洪君离沪，会务停辍”，“四明旅沪同乡会”顿作“鸟兽散”。其时鄞县人施嵋青对会务中辍甚为惋惜，决意重振此组织，捐全部私产，乃就商于钱达三（定海人）、谢蘅牕、陈蓉馆、陈韵泉、朱葆三（定海人）、孙梅堂诸君，捐资复兴，改称“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所于福州路22号。应该说在此才有了宁波帮的另一个真实 “胚胎”，且有宁属定海人作为后台，为定海人蓝蔚雯、穆炳元、朱葆三、刘鸿生四足鼎立，各显神通，助推宁波帮发达。舟山应该说是“宁波商帮”的发祥地。其祖上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他们成功的基础和出发点，其中以舟山的朱葆三、刘鸿生、董浩云、安子介、刘显哉、周祥生、王启宇、厉树雄等舟山儒商著名。他们具有中华民族爱国爱乡、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宁波帮”开创了诚信、敬业、进取、开拓、创新、公益为核心的企业精神、企业文化和济世救民道德。印证了舟山儒商 “君子未必固穷，商人首先要是君子”之言。

　　一、蓝蔚雯是沪“宁波帮”的开帮后台

　　“宁波帮”第一后台，应是舟山人蓝蔚雯。早在“四明旅沪同乡会”成立前，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上海知县蓝蔚雯就是宁波同乡的后台了。

　　关于蓝蔚雯，上海市地方志中有载：蓝蔚雯（？～1860），清广东大埔人，寄籍浙江定海。字子青，号蔗生。道光及咸丰年间，曾历任上海知县、海防同知、松江知府等职。

　　说到蓝蔚雯，可是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角色，在舟山以外名气大得很，还得从上海开埠说起。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上海道宫慕久在洋泾浜北设立“西洋商船盘验所”，正式办理外国商船入关通商事宜，并由松江府海防同知沈炳垣管通商，受理华洋交涉事件。上海开埠后，上海道台承担特殊职能；面对“夷务”和商务的方方面面，上海道台“摸着石头过河”；上海口岸率先诞生了一批新型的重商主义和务实派官僚。

　　19世纪前上海行政权力的基本结构是官绅结合，商人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商人自身也并无参政要求。但商人群体后来因上海开埠后，中外贸易的迅速崛起和士绅阶层在城市变化后的迟钝和隐退，导致了对政治相当的热衷。前者需要权力的保驾才能获得更大利益，后者则是一种时势之变。

　　蓝蔚雯出自浙江定海商业社会，与商界联系密切，在他1843年的上海知县任内，曾获得宁波商人的大力支持，他则以权力免除了宁波商会的地税。蓝蔚雯在上海的执政方案偏向浙江商人团体，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宁波帮在上海的工商实力，使“宁波帮”在沪势力与日俱增。

　　道光二十四年（1844），旅沪宁波、绍兴地区同乡人会馆四明公所（宁波会馆）董事提请定海籍知县蓝蔚雯将位于25保4图（今淮海东路）公所地产编入官图，以免课税。后来通过他的关系，真将公所土地编入官图，免去税赋，广置土地，添造厂屋五十栋，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兴工，二十六年八月蒇事，上海知事蓝蔚雯勒石志其事，此五口通商以前之举也。

　　由于蓝蔚雯的背景关系，甬剧也较早进入了开埠的上海。甬剧，早期曾名“串客”和宁波滩簧。它是源于宁波，流行于浙江东部和上海市的戏曲剧种。是最早进入上海演唱的外来戏曲剧种之一。清光绪六年（1880年）宁波串客艺人（业余从艺出身）邬拾来、杜通尧等受茶馆老板马德芳、王章才之邀来上海，在小东门“凤凰台”、“白鹤台”等茶楼演唱。因为早在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年～1820年），已有大量宁波籍人来上海经商。嘉庆三年（1798年）宁波旅沪同乡会已在上海城厢北门外购了30多亩土地，建造了正殿五楹的“四明公所”。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当时的上海知县蓝蔚雯是定海人，宁波人在沪势力与日俱增，而这正是甬剧较早进入上海的背景。

　　串客进入上海后，经历了宁波滩簧、四明文戏、改良甬剧、新甬剧几个阶段，形成了能适应广大观众审美要求，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戏曲剧种。后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舟山地区的女艺人筱爱春、筱凤春等来沪登上舞台和金翠玉、金翠香、傅彩霞、吕月红等女艺人先后在新新、永安、福安等游乐场演出，宁波滩簧实行了男女合演，行当也进一步丰富。这个阶段滩簧班社发展很快，最多时达20个。

　　蓝蔚雯还公布了《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也称《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订立之后，英国侨民陆续来到上海，试图寻找合适的落脚之处。由于小刀会起义以及太平军进攻上海，租界中形成“华洋杂居”的事实。 1855年2月14日，蓝蔚雯与英、法、美三国领事议定华人在租界内租占地皮及房舍居住章程，公布了《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向工部局纳税，实际上承认了工部局对租界内中国居民的管辖权。同时意味着华洋分居最终取消。华洋杂居使得华人也可以进入租界居住，外侨大量租地建造房屋以供华人居住，提升了土地的价值。外国侨民在租界中实践的新型土地契证制度对传统社会开始产生影响。

　　二、“宁波帮”的“外语”支撑穆炳元

　　鸦片战争中穆炳元被抓，成了宁波帮第一个买办。这个穆炳元用以培养“买办”，成就了宁波帮中的领军人物。买办之称呼首见于广州，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沿海地区商品货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商业资本日益活跃。早期的大买办都是从广州来的，如吴健彰、唐廷枢、徐宝亭、徐润等。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这时一个新的行当“买办”也在上海应运而生了。由于不少买办是当“通事”出身的，所以，后人常常把“买办”与“通事”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码子事。所谓买办，就是帮外国人收购和推销商品的人。从“买办”这个词的字面来看，早期买办的业务可能以“买”为主，即帮外国人收购中国的大宗出口产品，如茶叶、生丝等；后来，洋货逐渐在中国打开市场，也有许多买办靠给外国人推销洋货发财。

　　那时候，中国人中会说外国话的极少，再加上中国商人历来不喜欢跟外国鬼子直接打交道，所以，在对外贸易中，全凭这些“买办”居间中介；这些买办也就趁机从中牟利，大发其财，这些人的权势和财富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买办阶级”。徐珂解释为：“上海洋行之买办：上海租界洋行所延华人总理其事者曰买办，于商法实无确当之意义。盖吾国海通以后，租界之一种特别职业也，英文译音为糠摆渡（一作康白度）……长于买卖的浙江人，亦以此为业,如穆炳元、杨坊、吴煦。除了经办本埠业务，且不时深入内地，收购茶丝，推销进口商品……”买办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其影响远不止于工商业，还有鲍鹏、杨坊、徐钰亭、郑观应和丁建章等很多著名的买办都卷入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活动当中。

　　“外人之来沪者日多，所设行号与华人之交往亦日繁……于是新开行号。 ”（姚公鹤《上海闲话》）史载，1854年中国只有250个买办，1870年增至700人，到1900年则达2000人。买办之吸引人的理由之一是：给洋人干事，则官府不敢揩油。洋买办能挣多少钱？ 1878年，一个普通买办月薪只有40两，20年后一个银行买办的月薪涨到120两。薪水只是买办收入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是从买卖中提取2％～3％的佣金发财。但最多的是吃两头，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比一般中国人或一般欧洲人多得何止10倍！ ”据统计，仅此一项每年就可得5000～6000两的外快。买办们赚了钱，很少像土财主那样买房子置地，而是离开洋行另起炉灶干他们的老本行，并且渐渐成了外商的竞争对手。

　　由于历史的原因，开埠初期的买办以广东籍居多数，随后，江浙籍买办也悄然兴起。“沪地为宁商辅集之区”，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因而宁波商帮旅沪人中也多有充当买办，而宁波帮买办是江浙籍买办的中坚，近代宁波帮买办商人首先在上海获得发展。

　　早期的宁波帮著名买办有穆炳元、杨坊、方氏兄弟、叶澄衷等人。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超过广东帮而居于买办集团的首位，直到买办制度被废除。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宁波帮确立了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的霸主地位。

　　这一时期，宁波帮买办中的朱葆三、虞洽卿、徐懋棠、刘鸿生、周宗良等著名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上海工商界的著名代表人物，皆以买办兼营进出口贸易，成为中国著名的经营巨子。据民国《定海县志》载：“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之中充行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 ”舟山人中涌现了穆炳元、朱葆三、刘鸿生等名闻中外的买办。其中穆炳元是上海的第一个买办，也是“宁波帮”中的第一个买办。

　　穆炳元，浙江定海人氏，他原是清兵的一个小头目，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英军攻陷定海时被俘，被征集到英舰上打杂，跟着英人学了一些英语，英人还教以贸易方法。道光二十二年，英舰侵沪，大举登岸。穆也随英船到沪，是时穆炳元已谙悉英语，受英人指挥被派赴阵前，充当英人翻译并任总务，开始了他当买办的生涯。“暨英舰来上海，则穆已熟悉英语，受外人指挥矣”，英军进驻上海，上海开埠，外人麕集，彼时中西隔绝，风气锢蔽，洋商感于种种之不便，动受人欺。穆炳元又被派上更大的用场，颇得外人之信用，承担包揽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交易。据姚公鹤的《上海闲话》载：“无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穆炳元在华洋交易中巧取豪夺，积攒成巨富，一跃而成为上海的头号闻人。

　　为巩固发展穆家产业，他又广收学徒，教习他们英语及有关外贸交易的手续和事项，这时穆炳元早已令人刮目相看了，全不管他屈身卖国那一节，只知道他的家大业大，因此闻名乡里。他招收的那些学徒，也就多为同乡青年。后因商务繁忙，穆炳元应接不暇，便将他的学徒们一一引荐给外商，自己退下来，从学徒身上提成抽利。

　　学“洋泾浜英语”成了旅沪“宁波帮”中对外贸易“康白度”的爱好和时髦。此虽为上海洋人雇佣中国买办之始，但毕竟算是第二代买办了。所以上海的买办中，仍以宁波人为最众。如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怡和洋行大买办杨坊等等，无一不是宁波人。旅居上海的宁波商帮为最大，最成气候，亦以此为渊源。 ”宁波人王筱亭，1850年从宁波到上海，粗通英文，入宁波帮买办穆炳元门下，学习经纪。遂入美国法利洋行，从事签约劳工和鸦片贸易。 1860年时，从跑街，跑楼升至买办。 1861年出生的王筱亭长子王崇山，成年后也作为世袭买办，成为法利洋行的买办，同时任美国利邦洋行买办。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迅速发展时期，洋货大举进入中国并迅速向中国内地扩张，王家父子大展身手，成为旅沪宁波人中的巨富。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超过广东帮而居于买办集团的首位，穆炳元的“外语”功不可没。　

“宁波帮”的后台是舟山人（下）

作者：阿能文章来源：舟山日报更新时间：2015-3-23

　　三、“宁波帮”的经济后台朱葆三

　　上海最有名的买办是定海人朱葆三。朱葆三（1848～1926），名佩珍，字以行。他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起任英商平和洋行买办，1897年，清政府以官商合股方式开办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他从进出口贸易起家，先后涉足保险、电子、交通、自来水、面粉、丝织等行业，他在这些企业的总投资额达到规银二三百万两左右。还有和外商合办的日华公司和马来亚吉邦橡胶公司等三十余家。曾先后任中华商业银行董事、董事长，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总经理，浙江地方银行董事，直至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上海总商会会长，捐二品衔候补道。三十一年（1905）任上海总工程局办事总董，连英国领事也让他三分。朱葆三还介入政治，参与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当时，朱葆三在上海任商务总会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等要职，特别是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他与在沪的革命党人及清朝官署皆有联系。

　　1906年，朱葆三和虞洽卿、傅筱庵等人就发起成立主要成员是商人的准军事组织“华商体操会”，用武装团体和枪支弹药进行自卫。在辛亥革命爆发时，以武装保证了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成为反清主要的武装力量，也为后来“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开张，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1911年3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后，朱葆三作为上海有相当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大资本家，成为“同乡会”之首。1911年出任上海道署总账户，对国民军有过支持，辛亥革命后曾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1912年初，朱为革命新政权筹款，急从8家外国银行和90家华商银行钱庄筹款200多万元。上海流行这么一句话：“上海道（市长）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宁波帮商人都买他的账。

　　虞洽卿的一个重要企业是1920年创建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其创办过程中同样依靠了朱葆三的支撑，宁波帮商人自然站在虞洽卿一边，使之得以照原计划创办。可以说没有朱葆三及宁波同乡人士的支持，虞洽卿的交易所是办不成的，他也曾打算发还已招集的股本停办交易所。

　　1921年朱葆三、陈箴堂等发起，以“敦厚乡谊、图谋公益”为宗旨，在劳合路宁波里4号成立定海旅沪同乡会。朱葆三任会长，铁达村、周金茂任副会长（后由刘鸿生任委员长）。开展捐款救灾，铺路修桥，兴办学堂、医院等善事，服务于民。 1931年，陈舜五等人在上海创建了定海金塘旅沪同乡会，会址在四川路487号，主要事业也是办理公益，服务同乡。至1941年，有会员1500人，主要事业是寄柩施材，并办有定海旅沪第一、第二两小学。

　　当时，宁波人在上海的势力迅速得到扩张，为此宁波同乡会同仁合议在市中心区西藏路上（今西藏中路480号申花足球总会）出银五万六千两，购地两亩八分建造新会所。同乡会会长朱葆三被公推为筹建总主任。1919年10月12日破土动工，在朱葆三的主持下，五层楼的新会所于1921年落成。朱葆三以其经济地位和威望，代表筹备委员会在盛大的开幕式上向淞沪护军使代表、沪海道尹、外交部驻沪交涉员、海关监督、上海县知事、宁波（定海）各官厅代表、上海工商界及各界代表报告建筑概略，当时宁波同乡群情激昂，奋臂高呼“同乡会万岁！ ”宁波同乡会新会所建成后，为旅沪宁波同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活动聚会中心，也显示了宁波同乡在上海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他先后被推为宁波旅沪同乡会和定海旅沪同乡会会长，以及上海总商会和全国商会会长。民国12年（1923），选举朱葆三、虞洽卿为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副会长。

　　1926年9月2日，宁波帮商人的经济与精神领袖朱葆三辞世。 9月17日《申报》刊文对他在宁波帮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总结：“朱公葆三讳佩珍……经商上海六十余年，提倡实业，数难偻指。凡中外公益慈善教育，靡役不从，岁输钜资，无有德色。先后为上海总商会会长九年，舆论翕然。辛亥光复，群推公长上海财政。饷集而民不扰，事定即退，不受一官。生平以忠信恺悌，泛应当世。上自士夫，下逮妇孺，远而至于重译，无不知公长者。 ”为表彰朱葆三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租界市政建设的突出贡献，法租界公董局破例将今溪口路命名为朱葆三路，以示纪念。

　　四、“宁波帮”的精神支撑刘鸿生

　　刘鸿生在近代中国商海中作为宁波商帮的一个杰出代表人物，他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企业管理的才干方面都非常出色，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近代宁波商帮企业家的眼光和方式、实力和梦想，他投资的门类多达10多种行业，跨越工、商、金融等部门，他运用了定海儒商的经营理念，认为统一集中管理便于人才、物资、资金、科学管理方法的集中运用和灵活调剂，节约开支，人员也容易作科学分工，提高效率，成为经营众多企业的“企业大王”。

　　以刘鸿生和其弟刘吉生为代表的刘氏第三代，直接投资或间接投资的企业达70余家，跨20多个行业，旗下的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厂、华东煤矿、中华码头、章华毛纺织厂、华丰搪瓷厂都是当时名重一时的企业，成为“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水泥大王”，并创办了银行、保险公司等等。以刘鸿生为首的刘氏企业集团和荣氏棉纺集团、郭氏永安集团、简氏南洋烟草集团被称为旧中国工商界“四大天王”。他仁者爱人，见利思义，自强不息，具有矢志不移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以民族大义成为“宁波帮”的精神支撑，他以启民智、情系桑梓，开助学之先声。民国8年（1919），由刘鸿生捐赠23.25万银元，朱葆三、王启宇、刘宝余等103名绅商襄助万余银元，基督教会赞助2.88万银元，在镇鳌山下创办定海公学（今舟山中学前身），始开该会设助学金之先声。由朱葆三为第一任董事长，刘鸿生被选为名誉董事长。刘鸿生还通过各种关系聘请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为办校顾问。 10年（1921）校舍建成，次年4月开学，有中学生100余名，小学生400余名，每年还保送毕业生数名升入吴淞商船学校。 1920年4月和1922年3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先后授予刘鸿生先生捐资兴学甲字第108号一等褒奖状。

　　朱葆三病故后，1929年，刘鸿生（原同乡会副会长）、朱葆三子朱子奎和周锦水、周祥生、朱宝丰等在“上海大世界”同乡会办事处集会选举新一任会长，宁波三北虞洽卿被邀请参与。由虞洽卿提议将定海宁波两地商会合并，改称“定海宁波”旅沪同乡学生会。

　　1922年，因宁波同乡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请求，补助其学费。1934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有创办“四明大学”之议，旋以条件未具，先从举办“四明大学奖学金”入手，以资助同乡子弟中的优秀大学生。定海商人厉树雄为纪念其父厉虞卿，设置“虞卿奖学金”，专助宁波各中学优秀生。抗战期间，该会又鉴于同乡失学子弟众多，又设置贷学金，计分大、中、小学三组，经考试合格，由该会负担其学杂费。此项贷学金，从1942年春季起至1947年1月上期止，先后10期，计受补助学生总数为886人，而该会设置的中、小学中的免费生、减费生尚不计入在内。

　　商帮文化承载了中国数千年的商业文化精髓，无论是哪一区域的民营企业主，都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也是中国商帮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民国28年（1939），沿海地区沦陷后，刘鸿生由香港飞往“陪都”重庆。在这民族危难关头，刘鸿生得知“大后方”经济异常落后，物资匮乏，急需工业生产。他满怀抗日救国热情，立刻行动起来，为避免工厂企业落入日军之手，刘鸿生花费巨资，万里迁厂，花了六个月工夫，途中历尽艰辛，偷运出了500多吨纺、织、印染的全套设备和器材到后方，首先在重庆和长寿两地筹建了中国毛纺织厂、中国火柴原料厂和水泥厂，后又在贵州、广西、兰州、昆明等地创设建国水泥公司、豪华水泥公司、兰州洗毛厂、兰州西北毛纺织厂和火柴分厂等一批企业，资本总数达1000余万元。并担任重庆政府招商局理事长和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为稳定抗日军民的生活做出了贡献。

　　1946年1月，召开第十次征求会员大会，刘鸿生当选为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抗战胜利后，任“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署长，后兼任总署执行长，同时担任国营招商局理事长。宁波旅沪同乡会是年有会员36490人，在当时上海众多同乡会中规模最大。其中商界人士为20862人，占一半以上，其余为工业、学界、航海、政界等；按籍贯分布，鄞县13362人，镇海10302人，慈溪9124人，奉化1861人，定海1775人，象山69人。刘鸿生作为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掌门人”，以其人格魅力和号召力，使“宁波帮”得到了长足发展。至1947年，据不完全统计：宁属会员约发展为33万人，其中定海5万人。

　　在刘鸿生实业经营的鼎盛时期，总资产高达2000多万元。 1949年4月，刘鸿生被国民党政府挟持到广州，后择机远走香港。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派出得力的人赴港协助刘鸿生返沪，他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乘船到达天津，并收到周恩来总理邀他前往北京的电报。到上海次日，上海市市长陈毅设便宴招待，欢迎他回来参加经济建设。 1956年公私合营时，企业资产总估值为人民币2000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对他说:“刘鸿生先生，你是一位著名的实业家,也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志，希望你今后为发展国家经济以及振兴上海作出贡献。 ”刘鸿生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协助领导工商界恢复生产、抗美援朝、公私合营等各项活动。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和公私合营中国毛纺织厂董事长等职。

　　1956年10月1日刘鸿生先生病逝于上海。刘鸿生先生逝世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厥文曾为其写“铭”，概括了刘鸿生坎坷而辉煌的一生：“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惟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捐，勤攻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

从家庭妇女到新四军女兵

作者：胡亦男文章来源：舟山晚报更新时间：2015-3-23

　　——抗战时期中共定海城区支部书记吴敏

　　吴敏，女（1913-1988年），舟山定海人，曾用名吴冠玉。 193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起担任中共定海县城区支部书记，参加和组织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是我市著名烈士杨静娟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

　　1939年6月23日，日军侵占舟山，她仍坚持在定海城区收集日、伪、顽情报，掩护政工队员和党的地下工作者。1945年10月，吴敏随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沪南地区家庭妇联主任等职，1971年退休，1988年7月逝世，享年75岁。

　　宣传抗日

　　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军民为抗击日寇的入侵，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殊死奋战。当时，工厂、学校、居民住宅被炸，工人、学生等失业、失学，纷纷逃难回乡。结婚后随丈夫居住上海的吴敏，也在战火中携儿子逃难回到定海，租住在定海东大街文彩桥杨家楼上。

　　当时，定海的一批热血青年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抗日，吴敏受到启发也向邻居讲一些在上海看到的日本鬼子残暴行径和上海军民抗日情况。

　　以后她又到米店、李有土（193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定海手工业党小组组长，曾任中共定海东区警察队党支部书记）的理发店去讲。当时听她讲的人很多，李有土也常帮她一起讲，起到了教育民众、宣传抗日的作用。

　　加入共产党

　　1939年6月23日，日本鬼子占领定海以后，吴敏不愿意当亡国奴，萌发了参加游击队抗击日寇的想法，但苦于找不到关系，于是她就向李有土谈了自己的想法。

　　一个月后，李有土告诉吴敏说：“你要打游击，我给你找到关系了，就是定海小学里的王先生（即王起，中共定海地下党领导人），他会来找你的。”

　　李有土说的王先生，吴敏也曾听杨静娟说起过。

　　第二天，王先生就到吴敏家来了。他问吴敏: “你为什么要参加抗日游击队？”

　　吴敏回答：“多少中国人被无辜杀害，多少妇女被奸污，多少人被殴打，如果做亡国奴还是跟日本鬼子拼了好。”

　　王起又说：“参加游击队会有牺牲。 ”吴敏干脆回答：“我不怕！ ”

　　一听吴敏这么有决心要参加抗日队伍，王起感觉这是一位可以培养的富有正义感且爱国的抗日骨干，于是对吴敏说：“你先将抗日宣传活动继续搞下去，要把国家安危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要有牺牲精神。 ”没过几天，王起叫杨静娟带了一本《什么叫阶级》的书给吴敏，嘱她认真学一学。

　　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考察，吴敏由李有土介绍于1939年8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王起就布置吴敏要在定海城区的妇女中发展党组织建立党支部。吴敏就通过亲戚、朋友和邻居关系找杨静娟、王平、黄凤珠、乐凤娣等人进行工作。很快，杨静娟、王平、黄凤珠、乐凤娣在吴敏介绍下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定海城内新增加了五名女党员。吴敏担任城区支部书记，王平为组织委员，杨静娟为宣传委员。

　　转移上海

　　定海城区支部成立以后，吴敏等党员采用组织妇女识字班和召开“抗日座谈会”的方式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识字班在王起的指示下，由杨静娟公开出面当校长，白天、晚上都开班上课或开座谈会。她们还派人到苏本善的部队去做士兵工作，向城区的伪军做策反工作。

　　许多妇女在识字班里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更懂得许多抗日道理，由于吴敏在周围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和亲和力，大家也能协助吴敏等人进行抗日宣传和摄取情报等工作，有力地支援定海农村的抗日武装斗争。

　　但是，抗日斗争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也充满着风险。

　　有一天，吴敏正在班里上政治课，弄堂外一个小孩突然气喘吁吁跑进来告诉吴敏：“毛师母（吴敏的丈夫姓毛，大家就俗称吴敏为毛师母），不好了，日本小队长、翻译都来了。 ”一听这消息，大家当即散开，吴敏则从后门逃出，并将情况向王起汇报，王立即决定吴敏转移到上海。

　　在上海，吴敏与杨志诚、杨秀亭、杨志刚和李隆华等人商量在上海成立“学友联合会”，会址选在“定海旅沪同乡会”内，他们将定海出去的青年紧紧团结在一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过了一段时间，王起来信说：“杨静娟病重，这病很会传染。 ”吴敏知道这是党内的暗语，即杨静娟被捕了，你要立即转移！

　　于是，吴敏迅速搬离住址。而杨静娟面对日本鬼子的引诱和酷刑，宁死不屈，于1941年3月8日英勇牺牲。

　　秘密交通

　　1942年，王起通知吴敏返回定海，另有任务。吴敏一到定海，就马上到洞岙朱安国家中找到王起。王起指示吴敏：以跑单帮为掩护了解敌人情况，兼做地下党的交通工作，具体联系镇海、柴桥、沥港、定海一带。

　　当时王起是浙东地下党的负责人，他与潜伏在镇海江南的胡时杰之间的秘密交通员就是吴敏。

　　在充满艰险的地下交通工作中，吴敏总是怀抱或手领一个小孩，以贩运商品为名往来于三北、宁波等地，被人称“五金店老板娘”。她趟趟怀藏表面看来为“平安家书”、“商业往来”函或用大张牛皮纸包的毛线、衣服、鞋子等，其实是均经“密写”处理过的绝密情报。

　　入伍北撤

　　1942年下半年，吴敏脱险回到三北根据地，王起指示吴敏不要回定海了，并安排她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入伍后，吴敏仍继续做交通工作，经常在穿山、柴桥、沥港、宁波一线。

　　1944年5月，王起又将吴敏派到镇海龙山区做妇女和民运工作, 并被选为龙山区妇救会长、县妇联会长，同时还担任镇北联络站站长。

　　王起曾经说过，当秘密交通员, 两三年不出毛病是少有的。这充分证明，吴敏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秘密政治交通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都非常高兴，还开了庆祝大会。

　　庆祝大会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吴敏也接到组织通知北撤，她迅速处理完善后工作，就跟随队长的船到达上海，由杨志刚帮助安排到红十字会医院暂住。

　　没几天, 同时北撤的舟山人吴敏诚到红十字医院找到吴敏，两人相约一起去苏北。吴敏从亲戚家借了一只钻戒充当两人的路费，经过长途跋涉，她们找到了自己的部队。吴敏诚被组织安排到报社工作, 吴敏则在继续行军途中担任班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吴敏担任上海沪南区家庭妇联主任，邑庙区家庭妇联主任、邑庙区民主妇联福利科科长等职。

　　吴敏是我市在抗战时期涌现的杰出女性，她从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到成长为一名新四军女兵，有许多不寻常的经历，是抗战时期中共定海城区支部书记，是我市著名烈士、被誉为东海女英雄杨静娟烈士的入党介绍人，一位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出色的政治交通员！

忻惠芬：72岁的“海岛女拳师”

作者：刘一乐文章来源：望潮更新时间：2015-3-23

“全国老有所为楷模”，高大上，有木有？

对，没看错，日前，由中宣部和全国老龄委办公室联合评选的“全国老有所为楷模”名单揭晓，我市普陀区72岁的忻惠芬名列其中，全省仅有2人获此殊荣。

太极，她要一直教下去

在沈家门，忻惠芬的知名度很高。不管是个人还是单位，只要想学太极拳、剑、扇，都会去找她。

忻惠芬，普陀区老年体协副主席、区武术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记者看来，实在不像70多岁，她说话声音洪亮，语速较快。“我天生就是教练员，以前每天在上面带队指导，讲话时常需要用吼的，可是喉咙从来都不会哑。 ”她说。即便如今，她的状态也不亚于年轻人，上班的时候，电话不断，记者听她接电话，反应十分敏捷。接受完八爪MM的采访后，她还要参加点亮微心愿系列之“冬日暖阳”活动，去年她捐了2000元，今年也如此。

忻惠芬的热心不止于此。自1990年开始义务教太极拳、剑、扇，20多年来，她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普陀的各个社区、海岛乡镇和小学，有时候在小岛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截至去年底，忻惠芬共举办400多期太极拳、剑、扇培训班，学员达到七八千人次，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她发动和带领下，普陀现有武术辅导站（点）60多个，每天参加武术锻炼有近万人，武术健身活动已在全区普及。

现在辅导站的教练员曾经都是忻惠芬的学员，但她还是坚持下社区、下海岛。忻惠芬告诉八爪MM，她希望自己把这些拳法传播下去，直到她老得再也打不动为止。

太极，让她告别了病床

年轻时患过肺结核等病的忻惠芬，深知武术健身带来的益处，所以她希望通过向武术爱好者传授太极拳技法，让海岛更多的渔农民投入到全民健身运动中来。“我15岁就开始工作，由于性格倔强，做事很拼命，后来把身体都弄坏了。 30多年前，生了一场重病，切断8根肋骨，于1989年因病提前退休。 ”忻惠芬说。

报纸上讲，练太极有好处。在“病退”的第二年，忻惠芬就找师傅学习太极拳、剑、扇。起初，她仅仅是为了锻炼身体，练久了，身体慢慢好起来，告别了病床，抛开了药罐，困扰多年的手术后遗症也奇迹般地消失了。

忻惠芬通过练太极拳获得健康，从此就喜爱上了，且一发不可收。

那时候，忻惠芬在沈家门海力生花园练习太极，路过的人总会说：“你看看，那个春节都在医院里过的忻惠芬，现在打太极，身体好了不少。 ”“太极较其他运动不一样。它如行云流水，源源不断。体内气血运行通畅，似乎对血液和经脉都能起到按摩作用。 ”忻惠芬感觉打太极仿佛走进花园一样，浑身舒畅。

后来，不断有熟悉的人找忻惠芬讨教太极拳，她就把自己所学的和切身感受都说给大家听。就这样，跟她学拳的人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

太极，让她找到了成就感

“2004年以前，海岛打太极拳的人很少，但从2004年沈家门街道举办首届运动会开始，太极在普陀区全面推开了。 ”忻惠芬说。

当时，忻惠芬应聘担任开幕式大型表演操指导老师。从2月开始，她就深入18个社区，逐个举办太极拳、中国功夫扇等武术培训班，培训武术队员600多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开幕式上，500多名队员身穿鲜艳整齐的服装，表演了中国功夫扇、太极拳。整齐划一的动作，博得大会高度评价，街道为此专门为她设了一个特别奖。

慕名来找忻惠芬的人越来越多。最多时，忻惠芬一天要培训三四场太极拳，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跑好几个地方去教拳。她从不厌烦，义务当教练，辅导市民学太极拳、剑、扇。“自己练拳是一个人的事情，带着大家一起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身上有了责任。 ”忻惠芬说，当教练员让她得到了很多的快乐。

1990年，忻惠芬办起了太极拳培训班。她将自己所掌握的套路、技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爱学太极的群众。

对年纪较大的学员，忻惠芬更是把动作分解开来，手把手给他们做示范，复杂拳势甚至要做几十遍示范动作。

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太极拳得到普及，但一部分群众对24式、42式太极拳技法感到难学。为此，忻惠芬从2003年起自编了一套简单好学、不受场地限制、随地可练的十五式太极健身操。她简化套路，降低动作要求，带着录音机一个点一个点推广。

普陀区武术协会因势利导把十五式太极健身操列为推广项目在全区普及。现在会练武术的人都会练十五式太极健身操，有的健身队把它作为表演项目。

付出终有回报。这些年，忻惠芬获得了不少荣誉，如2010～2011年度全国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2012年浙江省六大民间体育风云人物、2009～2012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和浙江省武术工作先进个人、2013年度省体坛“最佳体育达人”等。“让老百姓身体好些，像我一样通过锻炼把毛病治好，少付医药费，这让我有种成就感，也是对我晚年生活的肯定，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太极让忻惠芬享受到了更多的人生乐趣。

蒋介石亲断“嵊泗列岛江浙争治案”

作者：周苗文章来源：舟山晚报更新时间：2015-3-23

　　历史上的政权更替，明清时期的两次大海禁，使得嵊泗的行政建置屡遭废弃。而且由于海域辽阔，不能明确地划分疆界，导致浙江和江苏两省在行使职权上或有重叠或留空白。进入民国，嵊泗地理位置的优越、渔业资源的丰富，使得江浙两省的政府及民间为嵊泗的管辖权屡起争端。

　　一嵊泗列岛北宋始设建置。到清康熙年间江浙两省各派员勘定洋界，在小洋山岛立江浙分界碑

　　嵊泗列岛地处江浙外海，波涛阻隔，舟楫来往不便。自古以来就未归王化，缺乏有效的行政管理。直至北宋熙宁六年（1073）始设建置，为两浙路明州昌国县蓬莱乡北界村。

　　至元朝时，在泗礁山设庆元路昌国州蓬莱乡第五都，并设巡检司，驻弓兵三十名。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分江浙洋汛。江浙两省各派员勘定洋界，在小洋山岛立江浙分界碑。“以羊（洋）山、马迹山（泗礁山）为界。马迹山脚以南之洋岛属浙江，大羊（洋）山脚以北之洋岛属江南。”嵊泗大部分划归江南省，隶于太仓州崇明县。

　　民国元年（1912），属江苏省崇明县，五年，属江苏省沪海道崇明县。七年，沪海道废，由江苏省水上第一警察厅负责治安和防务，行政上仍属崇明县。二十三年，嵊泗列岛设区，为崇明县第五区。三十五年，改为江苏省直辖区。三十六年，建立嵊泗设治局。三十八年十月，始设嵊泗县，县府设嵊山岛，属从大陆流亡到枸杞岛的江苏省政府管辖。

　　二 1935年夏，浙江省宁波行政督察专员赵次胜，向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嵊泗划归浙治的请求。赵次胜甚至根据行政院长蒋介石、江苏省政府陈果夫同隶浙籍，乐观地宣称“苏必让步，事在必成”

　　1935年夏，浙江省宁波行政督察专员赵次胜，向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嵊泗划归浙治的请求。并阐述了从历史、地理、经济、交通等各方面的理由：“一位置。嵊山海岛现属江苏崇明县，然其距离颇远……航行不便，交通阻滞。故凡嵊民之往沪者，必须远道定海县，盖其距离浙江定海，仅及五十五英哩，且有朝阳、东海等轮。行经其地，每周一次，交通称便。“二居民。嵊山本一荒岛，自渔市兴，渐渐繁荣，今则俨然成一海上小都市矣。然其居民，均系鄞县、定海迁移，经久成为土著。绝无一江苏籍杂居其中也。“三现状。苏省以其地处僻陋，政治势力，鞭长莫及；浙江省以地非我属，不欲越殂代谋。以致嵊山孤岛形同化外，居民嫖赌成性。风俗一败涂地，窃盗横行，丝毫无所顾忌。“四趋势。浙江定海沈家门，虽为我国第二渔场，然一究其实在，嵊山已有取而代之之势，苟有良好政治，善为经营，希望诚无穷也。“五邮政。嵊山邮政亦归浙江管理，其邮票上均戳‘浙江’二字，足见该岛改划浙江管辖为便利，更有充分理由。 ”

　　赵次胜甚至根据行政院长蒋介石、江苏省政府陈果夫同隶浙籍，乐观的宣称“苏必让步，事在必成”。

　　同时，全浙公会、旅沪的宁波、定海、奉化、温州、台州同乡会等也群起响应，于6月2日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呈请蒋委员长、内政部、浙江省府，要求嵊泗划治。并派人往嵊泗实地调查，起草报告书发表，以壮声势。

　　报告书长达十余页，内容丰富，可见是下了工夫的。文章开头就以嵊泗社会落后黑暗、民生艰难困苦，对崇明县政府做了一番深切指责。“嵊泗列岛……曩时本为我浙渔船汲憩之所，自逊清以还始划入江苏崇明县管辖……然以闇于民情，妄于治理，而狡吏猾胥，乘机施其伎俩，以岛民无智，良懦可欺，引诱劫持，渔夺牟侵，极其掊克朘剥之能事，以故激成事端者，时有所闻，岛民处此黑暗势力之下，本可向管辖机关申诉，乃距离较远，交通阻滞……”

　　随后，报告书分别从嵊泗列岛的历史、地理、经济及户口、风俗习惯语言、交通等多个方面对划治的理由做了阐述。这些在今天看来亦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也足以作为嵊泗属浙的最有力证据。

　　如历史，“嵊泗诸岛之管辖，并非由江苏单独负其责任，而为江浙两省会哨之处，已形成共治状态，迄民国以还，情随事迁，已非昔比，更不能拘泥于清例矣。 ”

　　如地理，“舟山、马鞍、巴克、乱形等四群岛，实为象山山脉之盘结区域。”

　　再如人口，“诸岛之居民，咸属浙籍，尤以宁籍为最多。”“其婚丧礼节及一切风俗习惯语言等均为宁化。 ”

　　报告书最后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说，“综上诸端，则该群岛与我浙关系之深切不难想见……今崇明县对该列岛仅遥相控制，徒拥虚名，与其有有管辖之名，而无治理之实，不如划县浙江省就近统治与指导之为愈也。 ”

　　三划治案一经提出，江浙两省的政府及民间议论之声哄然而起。双方的态度截然相反，势同水火

　　划治案一经提出，自然形成两大阵营对垒。浙籍的当然支持划治，而苏籍的肯定反对。

　　江苏的各界知名人士，如陆养浩、韩紫石、张仲仁、唐文治、王丹揆、冷御秋、陈陶遗等联合发表电文，要求中央否决此议，免于割裂苏疆。

　　陆养浩曾先后撰文《辟浙省宁波奉化定海旅沪同乡会请划嵊泗列岛归浙说》及《再辟……归浙说》，文中驳斥了“狡吏猾胥，掊克朘剥”的指责，说此“为用人问题，非属苏属浙之隶属问题也。”并援引浙人张寅贪污嵊山岛民所缴田款、及浙属黄龙南港沙田局放领土地时激起民愤等事例，来佐证非“属苏属浙”的原因。

　　在逐条反驳了浙省同乡会的报告书后，陆养浩认为报告书中所述的嵊泗划浙治理由不足采信，并直接质疑提出划治申请的各同乡会，“是否为本山之真正渔民，能否代表真正渔民思想，有无失意渔民有意拨弄。 ”“嵊泗列岛寄生渔民之浪人极多……动机是否纯洁。 ”

　　陆养浩于文后警告称，“将嵊泗列岛划归浙治，结果将掊克朘剥正式渔民，以资养渔民之寄生物，损渔民而无利于浙省者也。 ”

　　在另一篇《嵊泗不应划浙之理由及主划之真相》中，陆氏称，“论江浙之外海渔港，就现状论，浙有定海之沈家门，苏有崇明之嵊山，而遵照总理渔业计划之六大渔港，则定海复有长涂渔港。是划嵊泗列岛归浙，即攘夺苏省之唯一渔港，浙省之受利有限，而苏省之蒙害无穷，有失平衡发展之原则，即无轻言分割之理。且论年来嵊泗之渔业，货销遍长江各埠，经济集中上海，斯则有海关之贸易报告，可为参证；是故以渔业经济关系言，嵊泗列岛更无划浙之理。 ”

　　同时，江苏省属的各民间团体，如崇明县渔会、崇明县渔会嵊山分会等通过各种形式，反对将嵊泗划归浙治。 1935年12月29日，嵊山、枸杞、壁下、花鸟、绿华、泗礁等各岛民众代表数百人，齐聚嵊山，决议成立嵊泗各界民众反对划归浙治委员会，同时推举代表赴京、省请愿，表示对嵊泗划归浙治“誓死反对”。

　　而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也联合陆伯鸿、陆京士等人，电请行政院，反对划治，“（嵊泗）各岛为川南等县之屏藩，改治后于苏有害于浙无益。 ”

　　四关于如何划界这个烫手的山芋，最终落到了同属浙籍的蒋介石手中

　　相对于民间人士的反应激烈，江苏省政府层面则多少表现得有些淡定。甚至对于当时的行政院电令会勘嵊泗也显得无动于衷，以至于浙江方面一再来电催促。

　　1936年3月4日，浙江省府电催江苏省，要求速派员至嵊会勘，“春汛将至，应迅谋解决。 ”

　　3月19日，浙江省府奉行政院会勘嵊泗令后，又向江苏省行咨文，要求“迅定确期会勘，以便早日结案。”

　　1936年6月20日，延宕了许久的会勘计划终于得以实施。江浙两省当局，分派南通区专员葛覃、宁波区专员赵次胜，赴嵊泗列岛会商查勘，以便确定疆界。

　　两省奉令派员会勘后，结果双方仍各执一词，未能达成统一意见。于是行政院又分令两省各派代表到南京，举行划界审查会议，以便将双方意见集中后，呈请行政院长蒋介石作最终裁定。

　　涉及的相关省、部，因自身利益所系，都提出了各自的划界方案。呈送至行政院的报告综合了当时的三种不同意见。

　　一、江苏省代表主张以北纬30度32分为界（即将嵊泗列岛仍归苏治）。财政、实业两部代表亦附和此主张，建议维持现状，嵊泗列岛仍归苏治。

　　二、浙江省代表主张以北纬30度53分为界（即将嵊泗列岛划归浙治）。

　　三、内政部代表主张大、小黄龙岛全部划归浙江省管辖，滩浒山、白山划归江苏省管辖，其余苏浙两省沿海岛屿分界线，一律依照陆军测量局制定之军户地图原定界线。

　　关于如何划界这个烫手的山芋，最终落到了同属浙籍的蒋介石手中。

　　民国25年（1936年）10月13日，蒋介石亲笔签发《行政院训令》（第6010号）：“案查关于嵊泗列岛划界问题一案，前经交该部（注：财政部）及内政、实业两部暨江苏、浙江两省政府会同审查在案……应维持现状。归（江）苏省管辖。”

　　五僻处外海的嵊泗列岛缘何会在上世纪30年代成为江浙两省争夺的焦点，究其深层原因，不外乎“渔业利益”

　　正如陆养浩对这次划治之争的根本原因作了深刻的剖析，“嵊泗列岛是长江的门户……此岛引起江浙人的注意，不在国防，也不在省防，是在渔业。 ”

　　江苏水产界人士姚焕洲也撰文称，“嵊泗列岛……自旧式渔业渐次进展，渔场东迁，居民且众，蔚成江浙闽三省数千艘渔船萃集之区，实渔场有以致之。近数年来江浙两省人士……更引起治权之争。”

　　时人龚善福在其文章中，对浙江争嵊泗列岛归浙，总结了三个原因，“一，保持沈家门之繁荣，以裕浙省税收，二，台温帮渔民对墨鱼渔业，可资笼捕，三，可增渔业警察局旗照费之收入。 ”

　　嵊泗渔区所获渔产大部运销上海及长江各埠，征收的税金数额惊人。若划治一旦成功，那渔产便可转销浙江的沈家门市场，这等于为浙江开启了一股强劲的财源。如何把此巨额税金收归囊中，以利地方，应该是筹划“划嵊归浙”之人的主要动机。

　　浙江渔区有墨鱼笼捕的传统，但笼捕影响墨鱼的繁殖，从而导致墨鱼资源的衰退。而江苏当局在所属海域禁止笼捕，嵊泗列岛的墨鱼资源丰富，也保护得较好，因而引起温台籍不法渔民的觊觎，30年代就经常发生侵占嵊泗渔民传统桁地的事件，甚至爆发大规模的武装械斗。

　　嵊泗划归浙治之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从而将由温台渔民肆意滥捕，无异于肥肉入虎口。这当是奉化、温州、台州等地同乡会积极附合划治的最终目的。

　　嵊泗列岛为“江浙闽三省数千艘渔船萃集之区”，鱼汛时更是达万艘以上。而管理当局照例可征收旗照费、船舶费等。这在一些人看来，无疑是利益渊薮，因而也成为筹谋划治者的动机之一。

　　正如陆养浩所质疑的，（划治）“动机是否纯洁”，嵊泗列岛因其蕴含的巨量财富，无奈地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猎物。而更悲哀的是，社会事业的发展、渔民生活的改善，却并非当局者们所考虑的问题。

普陀山发现明代总兵何汝宾题刻

作者：洪波雷文章来源：舟山日报更新时间：2015-4-2

　　——何汝宾所编《舟山志》首次以港口划分舟山区域

　　海天佛国白华山妙庄严路正趣亭西北，有一巨石隆起。石上有题刻三，因年代久远皆失丹色。正面向南,最上仅有普度二字,其余被另一题刻（清同治年总兵吴大廷所题）所覆。所幸左侧落款犹存:明天启总兵何汝宾题。这是何汝宾在普陀山留下的三处题刻之一，另外两处在几宝岭和磐陀石，无一修复。

　　何汝宾,字寅之,号仲升,苏州人。嘉靖年末为山东济宁游击将军。 1572年（一说1559年），因海盗猖獗，宁绍参将府从宁波镇海移驻舟山，改称舟山参将,协镇舟山总兵。何汝宾于天启二年（1622），从济宁调任该职，一直到天启七年（1627），也就是郎彻发愿筑妙庄严路那一年迁任广东都督佥事，在舟山，为官五年。

　　在舟山期间，何汝宾操练水兵，剿除倭盗，深得百姓拥护。何汝宾外貌儒雅，治军严谨，为官清廉，又精通军事，著《兵录》十四卷，图文并茂，涵盖了“论将”、“选士”、“编伍”、“教练”、“拳法”、“棍法”、“阵法”、“器械”、“军行”、“安营”、“守御”、“攻战”、“水攻”、“火攻”、“医药”、“天时地利”等各个方面，然而该书却在1780年被乾隆列为四库禁毁丛书，不由让人扼腕。其在舟山五年，还编撰了《舟山志》，这是舟山第一套官方志书，填补了很多前人的空白,以港口划分了舟山区域,还录入了很多关于舟山的诗词,如传为苏轼所作的《送冯判官之昌国》（作者经考为元末张宪）,其中有一句“兰山摇荡（动）秀山舞,小白桃花半吞吐”,是歌咏舟山的千古佳句。因其政绩卓著，在舟次年即被擢为宁绍副总兵，但仍驻守舟山，往来于瀚海大洋，与海盗和倭寇周旋，所造战船，令贼等闻风丧胆，再不敢小觑地方军队，一方百姓得保太平。

　　《副总戎何公生祠碑》青石质，高两米四，宽零点八八米，厚零点一六米，原植于何公祠的东侧。何公祠，别名三会堂，天启六年（1626），普陀山僧民为感念其多次巡洋，守护普陀山之恩，由普济寺退居方丈昱光如曜发起所建，内供何汝宾画像，碑文由时任礼部尚书薛三省撰写，众军官联名立碑。天启七年，何汝宾调任后，又另树《何公去思碑》，请吏部郎中戴澳撰碑。清康熙年间，僧承泉在堂东建法喜斋，庵中和尚聚林欲侵占何公祠，毁像沉碑，受到时任普济寺住持绎堂心明重罚，何公祠又得恢复。

　　今《何公去思碑》碑与祠皆废，祠堂原址现在成了商铺，飞檐斗拱尚存几分古貌，堂前台阶，尚存梅花水漏。而《何公生祠碑》,因为被筑进康熙年间所建的法喜斋山墙内，才逃过文革一劫。在其不远处，另有一万历年间的古碑，名《渡海纪事碑》，记万历三十一年（1603），浙江都御史尹应元率数千官兵渡海到山之盛况，高达五米，被称为海山天柱，可惜已被推倒砌入墙内，一半埋入地下，再未能取出。因此，《何公生祠碑》成为了普陀山现存第一古碑。

　　1992年，政府整修法喜斋，无意中发现了这块沉睡了近四百年的明朝古碑。之后碑被起出，被横置在杨枝庵山门西侧。到2012年，经多方呼吁，才由管委会出面，将这块碑运送到正趣亭，在亭内和另三块清碑各占一隅。无独有偶，开头所说的那处何汝宾题刻就距此碑不足百米，这或许是巧合，抑或是命运的安排，让后人知道，在普陀山，留下过一位儒将深深的足迹。只可惜，那些足迹都被历史的风烟带走，只留下一通石碑，半副题刻，聊供后人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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