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归厚堂与三槐池
归厚堂即定海双桥街道浬溪社区墩头村黄氏祖堂的总堂号，黄氏早先世居宁波鄞县塘乡古干里，明正德(1506—1521)间，黄俊(朝字辈)徙居昌国为墩头始祖，至第六世黄士立，号“学礼公”；生子必悌，庠生；必悌生子兴梧，“以《易》《诗》著名庠序”(《先考明经公言行略》)，1800年始修《翁州紫微庄墩头黄氏谱》，年老时候喜欢读《孟子》；兴梧子即黄式三，岁贡生，终身治学，著有《易释》四卷、《尚书启幪》五卷、《春秋释》四卷等，曾两次考订续修《翁州紫微庄墩头黄氏谱》。式三弟黄式颖，定海厅增广生。自少随兄学通经史，中年在家设塾教授弟子，提倡“以治经为急，治经必先明诂训”，教授之余，常义务为百姓治病。式三子黄以周，同治九年(1870)举人，自著和后人整理有《周易故训订》《十翼后录》等。式颖子、式三侄黄以恭，幼随叔读书，治经通大义，长益博览，清光绪元年(1875)举人，以研究《尚书》《毛诗》为主，著有《尚书启蒙疏》二十八卷、《读诗管见》十二卷。晚年与黄以周等主编《定海厅志》三十卷。式三孙、以周子黄家岱，自幼受祖父黄式三教导，专意研经。稍长，即斐然有述造之意。可谓治学门第，经书世家。
归厚堂排行：朝庭大国甫，仲士必兴邦。维家次均齐，丕显承宗嗣，龙应永光裕，宏成明……有黄氏认祖诗八句(其诗与国内其他地方的黄姓认祖诗大同小异，乃是各地在承袭过程中误传所致)：
升马登程不定方，任从随地立纲常。心存尔意从尔意，去往他乡即故乡。
朝夕莫忘亲嘱咐，晨昏思拜祖先堂。生子发叶皆新茂，三七男儿当自强。
归厚堂何意？《论语·学而》记载孔子弟子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说的是对丧祭之礼的重视及其对民风民德的影响。何晏《论语集解》记载孔安国的注解说：“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朱熹《论语集注》说：“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慎重追远，民德归厚，强调的是人对于文化和道德传承应当秉承十分谨慎的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对于自己的言行是否有悖于祖辈的教育，身后对后世子孙有何影响，都应当深思熟虑。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做，社会风气就会淳厚朴素。
黄氏墩头归厚堂内悬挂“翰林第”匾和“内阁中书”匾，前者乃乾隆五十八年(1793)钦赐黄敏为翰林院检讨(黄敏字有功，是墩头黄氏抱养子黄士安长子，随父迁居石礁野岙牛屙岭下)；后者乃光绪十四年(1888)赐黄以周内阁中书衔(从七品)。归厚堂后又派生出三槐祠、汝界祠等分祠，到了第七世三槐祠后人黄必悌这一代，又分出屏山祀、玉山祀和归禾祀，俗称“三份头”，黄式三及其后人都属“三份头”屏山祀这一支。“三份头”现尚有小宗祠即“贞寿门”，就在总宗祠归厚堂附近。“贞寿门”是乾隆年间定海知县刘臻题赠黄式三曾祖黄士立妻袁氏的，袁氏31岁守寡至95岁卒。
中国古代有槐树崇拜的文化现象：因此，“三槐”在中国较多运用于各大家族的堂号和族谱之中，如三槐堂王氏，如编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北蝉钓门村《三槐堂陈氏宗谱》等。
墩头三槐池是一个三四十平方米的池塘，前有两眼井，井墙上嵌着一块石碑，上书“三槐池”三字，下面的公禁碑文细小，因风化严重已不可辨。据黄氏老人说，“三槐池”是三槐祀太公黄维革任族长时，逢干旱，在他自己的祀田里所挖。早前曾有一碑，佚失后重新竖碑，即现今见到的三槐池碑。
笔者在墩头村附近的侯家村采风时了解到，黄式三父亲黄兴悟的墓碑曾经在峡门大溪坑侯家桥畔锅底潭被当作洗衣板，附近的山上有一穴墩头黄氏先祖的坟茔。传说侯家人见黄氏抢占他们山头的风水，有人恶意地将一只红夜桶套到了黄氏祖坟的坟脑头上，黄氏人聪明，随即应口说是黄氏头上出红顶了，有顶戴花翎戴了，于是黄氏一门人才尽出。
一部追溯历史、追逐光芒的文学新书
阎受鹏、孙和军的《东极之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是以发生在舟山东极的里斯本丸事件为基本素材而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里斯本丸事件本身并不复杂，而过程惊心动魄。1942年9月27日，日军在攻陷香港后，俘虏了英军1816人，用货船里斯本丸运送往日本。途经东极海域时，该船被美国潜艇“鲈鱼”号发射的鱼雷击中而沉没。日军弃船逃生而不顾船上俘虏，甚至意欲嫁祸美军，而对战俘开枪射击。掉落大海的英国人中，有384人得遇自发前来的东极渔民，暂时逃过一劫。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在日军随后的搜捕中被俘，仅有3人在渔民冒死护送下，顺利离开东极，并在舟山抗日部队的协助下转移到重庆。
面对这样的历史素材，作者一方面力图还原历史具象，一方面着力写出人性本真，让人看到历史的回溯在渔民日常生存状态的呈现中获得深挚、悲悯的表达。
上篇 历史书写
在《东极之光》出版之前，以里斯本丸事件为基本素材进行创作的文艺作品主要有冯华编剧、张鑫执导的电影《东极拯救》和杨怡芬的中篇小说《地狱航船》（载《人民文学》2016年第8期）等。前者讲述幸存者后代凯莉到东极听当地老人的回忆，用管窥的方式，抓住若干重要细节，有选择地勾勒历史过程，呈现历史情景；后者“以香港沦陷后的英国战俘的亲历叙事，在国际化视野的交错中，深入侵略与败逃、战争与生命等重大命题，在困厄、黑暗又罪恶的汪洋中呈现人道航线、人性岛屿的存在。 ”（见《人民文学》导读）相比之下，《东极之光》的两位作者着力于全景式的叙述与描摹。
正如余英时所言“历史是要讲连贯性（continuity），是根据事（event）来讲的”。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说，前因后果的完整性是一种必要。“事本身没有完，历史便还在延续中；即使事本身完了，还有它的余波。 ”[1]《东极之光》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属于最接近史实的非虚构文学，突出历史的发展线索，也符合非虚构作品本身的文体特点。整部作品共分八章，外加一尾声，首次完整展现了里斯本丸事件的始末及后续影响，并选取了若干重要环节进行浓墨重彩的细述。
前两章从香港之战开始讲述，简要地勾勒了二战亚洲战场的战况：日军在闪电袭击珍珠港后立即突袭了香港。寥寥几笔，已足以让人感到宏大的二战背景下，作为邪恶轴心之一的日本的疯狂。而作者显然是有意把珍珠港事件摆在了前面，因为香港之战中英军的表现，恰如珍珠港美军的表现，在疏于防范的情形下，他们迅速溃败。这是里斯本丸事件的起因。被俘英军从被关入战俘营，到登船的过程中，难免心存侥幸，但一切幻想都在随后的海上航行过程中一一破灭。这部分内容的两个小标题很好地说明了问题：“日本人会优待俘虏吗？ ”“地狱航船”。当然，“地狱”还不是终点，因为里斯本丸随即便遇到了美军的潜艇“鲈鱼”号。随后的沉船与逃生，相比此前的禁锢，是更为惨烈的一幕。“日军封舱”、“罪恶的企图”、“英俘求生的拼搏”三个小节是全书第一个生死相搏的悲壮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日军封锁遇袭消息、封锁船舱、自行弃船逃离、对英俘开枪的四步行为成为英俘反抗的关键。而手无寸铁的俘虏，在这场搏命的抗争中自然无法占得任何一点便宜：“或挥舞木板，或拳击脚踢，乃至撕咬，甲板上响起乒乒乓乓的物体碰撞声，血肉的撕裂声，骨头的折断声，令人心悸的号叫声……”这样残酷的搏斗，换来了两个结果：一是杀死了包括日军少尉和田英男在内的6个日本人，二是侥幸还活着的英俘得以漂在海上，而没有立即随船沉入海底。这景象几乎就是二战战场上，反法西斯同盟最初败退的缩影。这两章前情提要式的内容，不仅理清了历史发展的线索，也奠定了整个事件的惊险基调。而即将登场的东极渔民，将以其博大的襟怀和发自本心的人道精神，成就一段历史佳话。
第三章、第四章“东霍洋上大营救”，即东极渔民自发出动拯救英国军人的过程。这两章，作者继续采用双线并进的方式进行叙写——前两章一边写日军行径，一边写英俘的感思与反抗；这两章一边写渔民救人，一边写英人感怀。渔民救人的部分，作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进行重点叙述，包括待嫁的渔家姑娘陈阿莲和她父亲，东极乡公所总干事赵筱如和渔行老板唐如良，德高望重的古稀老人沈万寿，救下外交官詹姆斯顿的沈阿贵和他的父亲，船老大张福庆、郭阿德，中途停下上梁建房的李朝洪和他的两位兄长，家境贫困的渔民许毓嵩及其家人，同样贫困的渔妇王昭云，老嬷嬷刘阿元为首的几名老妇人，等等。这几组人物事件以点带面，展现出东极数百渔民下海救人性命、上岛给人衣食的温暖群像。为了救人，渔民们可以丢下同样漂在海上的财物，也可以自己勒紧裤腰带省下食物，还可以不顾夜黑风高的海上险境。而另一边，获救的英国人中，有本来吹着口琴在海中礁石上等死的三名军人，有在海上漂了10多个小时终于获救的奥尼斯，有在渔家饭桌上痛哭的伊文思，有忍不住感叹“她就是天使”的法伦思，有动情地表示“全赖中国人的救援行动”的中校汉弥尔登，有后来对逃命过程都忘记了却忘不了在渔民家那一餐饭的丹尼斯·莫利和佐敦等等。拯救与感恩、凶险与温情在这两章中得以交织，构成具有整体性观感的历史画卷。
第五章至第七章详述了三名英国人（詹姆斯顿、伊文思、法伦思）被辗转送到重庆的全过程。这个过程中，主要有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一是日本人搜岛。本来被救上岛的英国人有300多名，但是日军5艘军舰很快包围了东极，让英国人集体转移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便胎死腹中。200多个日本士兵荷枪实弹，登岛搜捕，尽管渔民们尽力帮助英俘躲藏，无奈东极本就不大，藏人实在是难事，300多名英国人绝大部分便再次被俘。二是东极渔民护送英国人出岛。护送的队伍总共15人，以抗日自卫四大队副大队长缪凯运为首，以东极渔民为主力。从东极的青浜岛到普陀山东侧的葫芦岛，到六横岛，再到镇海，东极渔民完成了海上护送的使命，把英军盟友交给了抗日自卫四大队。之后，三名英国人从镇海转移到象山，到丽水云和县，再到桂林，最后抵达重庆，才算彻底安全了。这个过程中，海上护送的阶段是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环节，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部分。特别是第七章的“历险”一节，护送的船队从葫芦岛前往六横岛的途中，遇上一艘日军的小炮艇，缪凯运机智地用一句和舟山方言“抲鱼去哇”谐音的日语问候语让日军放松了警惕，成功掩护了就在附近的装着3名英国人的小船。
第八章和“尾声”是关于里斯本丸事件的后续情况及影响，包括1948年英国酬谢东极渔民，2005年被救的英国老兵佐敦到舟山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2017年中英分别举行纪念活动，2018年英国三家大报刊登寻找里斯本丸事件幸存者及其后人的整版广告，BBC采访广告刊登者，意欲将里斯本丸事件搬上荧幕的劳雷影业总裁方励。这些后续事件的陈述，将半个多世纪前的东极大营救从历史语境中延伸到了现实语境，让人看到更为丰满的历史发展历程。
下篇 人性观察
“人性是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形成的，是在道德教诲中完善的。伦理环境发生变化，人性也会因伦理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2]战争情境下的人，自然要面对更为严酷的人性拷问，生死利益和是非道德的碰撞让人性的特征在纠缠争斗的过程中愈发复杂多变。而这也正是《东极之光》最为出彩的部分。
在我看来，整部作品有三次叙事上的高潮，恰好是三处极具戏剧性的人性冲突描写。
第一次是在第二章的“罪恶的企图”一节。里斯本丸的船长经田茂和日军少尉和田英男之间发生争辩。经田茂意识到沉船的可能，因此对和田英男封舱的做法表示异议：“万一船沉没，底舱的人闷在舱中，不是都要丧命吗？ ”并且提出了一个看似妥协的办法：“留一个通气孔，给俘虏透透气，不能全封死呀！ ”但他的有限度的善心立即遭到了和田英男的严厉斥责：“八嘎，滚开！这是军事行动，你无权干涉。再闹，我就不客气了，把你绑起来扔到海里！ ”经田茂在此情形下，不敢选择坚持，“摇摇头，无可奈何地回到了驾驶台”。在和田英男的残暴形象中，人性之恶已经横溢出来，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法西斯日本的一个缩影。源于自身领土和经济需要的战争，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人性崩毁的直接表现，“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而经田茂的善心，像一根刚刚划亮的火柴，在强大的军权面前，转瞬就熄灭了。从经田茂自身来讲，如果要在他人的性命与自我的安危之间作出选择，那么选择保全自身的选项是不需要犹豫的。首先，这固然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反应。早在17、18世纪，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法国的卢梭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人性对于利益的服从。然而，正如卢梭所说：“任何人都没有一种自然的权威驾驭他的同类”[4]。同样是二战背景，德国纳粹党成员、商人奥斯卡·辛德勒的事迹可以作为对比。辛德勒在意识到犹太人的无辜时，选择利用自身身份做掩护，最终保护了约1100名犹太人，其人性的光辉恒久留存。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根据他的经历拍成的电影《辛德勒名单》，也成为电影史上的一段佳话。而经田茂的微光一闪，最终让人遗憾。
第二次是在第五章的“鬼子搜岛”一节。东极渔民康志华、单淑芳夫妇为保护家中的两名英国俘虏而被日军残忍杀害。康志华、单淑芳是一对从温州迁移到东极的普通渔民夫妇，他们家中藏的两名英国人被日军搜出后，康志华毫不犹豫地“拿起一块石头就朝一个日本兵头上砸去，日本兵应声而倒。另一个日本兵赶忙后退几步，向康志华射出了子弹”，而单淑芳在丈夫中枪后“愤怒地操起一根竹棍，扫向日本兵”，但她立刻就被又一拨闻声赶来的鬼子射杀。这是一次善恶的正面交锋。而值得注意的是，康志华夫妇的反击行为本身似乎缺乏理性判断，而只是一次感性的冲动。流血牺牲在战争、革命年代并不鲜见，甚至一些大的改革中，也难免。但后人往往要争论流血牺牲的必要性。诸如晚清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烈情怀选择赴死，后人也多有疑惑。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姿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风骨之一。死的价值正是在于这“决绝”二字的不妥协与对抗性。我们固然希望处于弱势的正义、善良一方能保存实力，但对于既成事实的拼死一搏仍应满怀敬意，毕竟，这样的牺牲，宣示了更具有震撼性的精神力量，闪耀出强烈的人性光辉。
第三次是在第六章的“杨家老宅”一节。葫芦岛的老先生翁贤方与缪凯运的对话，引人深思：
“大女婿，救人是积德，你救的若是其他人，我不反对。但你救的是谁呀？英国人啊，红毛鬼子！我的爷爷100年前可是被英国人的鸦片害的呀！整座葫芦岛，被红毛鬼子害得家破人亡的，哪个岙没有呀？他们可是吸血鬼啊！ ”
“翁老前辈，那不是过去的事了嘛。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英军是我们的盟军，一起打小日本的……”
就这段文字来说，作者不仅是要丰富一个人物的形象，也不仅是要丰富一段历史的形象，更是要进行深一层次的人性思考和历史思考。翁贤方的反问大致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的心声，从民间层面来说，恩仇关系对善恶观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谓“杀父、夺妻、亡国、灭门”是人们常说的四大不共戴天之仇，翁贤方所言，几乎涉及其中的一大半。而缪凯运强调的，显然是当前的国家利益。正如丘吉尔所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根本的利益。 ”尤其是在战时的国家关系中，如果无法分清利弊，就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在民族大义和旧日仇恨的两难抉择中，翁贤方没能马上转变思想和态度，但他随后的所言所行，还是展现了作为普通民众的淳朴心性。一方面他强调了掩护英俘的危险性：“东洋人一旦知道这事，一把火就会把葫芦岛烧得精光，要害大家的呀！对不住了，大女婿，赶快将他们马上送走！ ”另一方面他也恪守承诺，不告密、不复仇：“我这边暂时替你瞒着，权当不知道，但愿没人向日本人透露消息！ ”言辞之间，我们可以想像翁贤方老人内心的激烈斗争。而斗争之后，作出正义的选择，是其人性之善的集中体现。
诸如上述人性冲突的描写，不断凸显出东极渔民自发救援的可贵性。那些至今闪耀着熠熠光辉的名字，成为今天人们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
最后，“我们感谢东极这一方水土，给了我们一束世上最富人性温暖和历史情怀的光芒”，也感谢《东极之光》的作者将这一束光芒用文字记录下来。[1]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页；[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7页；[3]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4]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9页。
悬山岛大渔厂——腥风血雨的古战场
近日，和文友红萍及张编聊起人文方面的事，令我想起早年一则踏访古战场的事来。于是兴之所至将采录之事形成文字，作抛砖引玉，期求方家关注，对此古战场作进一步探访解读。
一 谈之色变的“杀人礁”是200年前古战场核心区域
话说普陀六横悬山岛（又称元山岛，位于六横岛东面700米处）有个自然村，名叫“大渔厂”，地处悬山岛的中部沿海，与六横岛台门隔海相望。大渔厂村海岸线曲折，构成连绵的海湾，由北向南，依次为大渔厂海湾、老宫后海湾、黄沙海湾、田湾沙海湾。那个谈之色变的“杀人礁”，位于大渔厂海湾与老宫后海湾之间，三面临海，一面连山，形如半岛，地势平坦，草木葱茏。这里便是200多年前，一场腥风血雨战斗的古战场的核心区域。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官兵与海盗的冷兵器血战。
当地有许多的传说，与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海盗蔡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蔡牵（1761年～1809年），福建漳州人。家境贫寒，幼丧父母。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因饥荒而下海为盗寇，船帮驰骋于闽、浙、粤海面，劫船越货，封锁航道，收“出洋税”。没有他的令旗，商船休想平安通行于中国台湾海峡。1809年8月，蔡牵与清军闽浙水师连续交战于浙江渔山外洋，遭清军围击，寡不敌众，发炮自裂座船，与妻小及部众250余人沉海而死。
二 传说“老宫后”有海盗头子蔡牵埋的乌金宝藏
有当地村民说，大渔厂有蔡牵的衣冠冢，被称为“太太坟”（编者注：太太称谓，在海岛风俗中是对祖上的一种尊称，但本文中的“太太”称谓，也可视作一种时间冲刷了恩怨交织复杂心理后的中性称谓）。1958年在运动中被平掉。也有传说，在大渔厂“老宫后”这地方有蔡牵埋的乌金宝藏。
1997年夏天，笔者曾到该村走访，听一位田湾自然村的励姓老人讲述了一个战争故事，当时老人已80多岁，双目失明。他说，约在200年前，在老宫后的地方发生过一场战斗，杀人无数，当时海滩都被鲜血染红，尸体都被堆在附近一个叫“杀人礁”的海边小山包，因尸体太多，没有深埋，大雨时骸骨被冲到老宫后沙滩，他小孩时到那个沙滩去玩，看到许多头骨、腿骨等，十分惊骇，以致在太阳下山后，大家都不敢到那个沙滩去玩。
问起战斗双方是谁，老人说不知道。
后来，笔者又找到村委会了解，听村老书记陆满祝介绍，老宫后地方，村民造房挖地基时，发掘出一只烟斗，镶嵌有玉石，非常精美，非富豪不可拥有，这烟斗是他亲眼看到过的。
按惯例，一场大的战斗，史书中当有记载，但清朝出版的地方志并无只字片语。
三“大渔厂”这个地名，定格了那段奇特的历史
近年，笔者发现在《四明清诗略续稿》中，有王贻佩的《六横竹枝词》4首，从内容看，写了涨起港的拖虾，横被塘大教场小教场一带的稻田，石柱头的晒盐，和大渔厂的贩带鱼，非常详实，如果没有作者亲自考察，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的。其中一首写的就是悬山岛大渔厂：
厂搭东窑号大渔，官兵烧尽屋无余。
至今海静商船集，遍结茅庐贩带鱼。
这首诗描绘的是海盗大本营经血洗后又恢复生产的景象。茅庐才搭，可见诗的创作与那一场战争为时不远。200多年前的历史真相也露出了端倪。
悬山岛大渔厂这地方是蔡牵的海上大本营之一，其主要功能是渔货的加工销售基地。位置在台门港内，风平浪静，宜于商船和蔡牵的海盗船队避风锚泊。东窑这地方，就在大渔厂自然村的东部，现在叫老宫后的地方，这地方之所以办渔货加工厂，有二个有利条件：一是有沙滩，渔船靠岸方便。二是上有大溪坑和水井，水源充足，便于鱼货加工。
大渔厂自然村的西部，过去是繁荣的商业街，叫上行，海边还建有坚固码头。
“大渔”原来是蔡牵从事海上渔货贸易的商号。蔡牵自称大号为“大出海”，商号称为“大渔”，看起来非常符合蔡牵的个性。那场血腥的战斗，是清朝官兵与蔡牵海盗的战斗，清朝军队用“三光”政策清洗“海盗窝”，所有的房屋都被烧光，可见，在厂里劳动的普通老百姓也遭殃，作为清代的政府军，这种作战方式也太残暴了，以致清朝地方志也不便记述。
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海盗文化，笔者认为中国有特殊的海盗文化，与欧洲以拓展殖民地为主要内容的海盗文化不同，中国的海盗文化是国内政治斗争的延续。蔡牵海上纵横15年，拥众上万，海战无数，曾击杀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他之所以能成气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他是政治海盗，有一大批民众支持他。就悬山岛大渔厂来说，蔡牵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生计和繁荣，而清朝官兵给他们的是烧光和杀光。悬山岛百姓情感的天平无疑向蔡牵倾斜，且不确定“太太坟”衣冠冢是否为民间所立，至少，那首写大渔厂的诗里也露出了民心之端倪。
曾经的战火已烟消云散，如今到大渔厂这个古老的渔村走访，一些老人会谈起蔡牵宝藏和衣冠冢的故事，而绝少触及那场血腥的战斗，也许是他们不愿提及祖先曾经的伤痛，也许是他们不想打扰在“杀人礁”已经安心的灵魂。而“大渔厂”这个地名，却永远凝结了那段奇特的历史。
一块铜匾见证“金塘—镇海”间海上交通史
笔者曾在定海一位收藏爱好者家里发现一块铜匾，这块铜匾宽61厘米，高23厘米，是上海和泰煤号的老板史学孚送给一家叫中孚公司的航运企业，祝贺“大利”轮开航之喜。由于铜匾原藏于定海石灰道头一户人家，因此大家都觉得这块铜匾应该与定海航运业有关。
“大利”轮，曾行驶“镇海—金塘”航线
笔者查找相关资料发现，这艘“大利”轮是民国时期曾经行驶于镇海与金塘间的一艘客货轮。这块铜匾应该是为祝贺该航线开通而制作。铜匾上雕刻的这艘“大利”号客轮，烟囱上吐着串串烟雾，劈波斩浪，行驶于海山之间。
史学孚是宁波镇海籍旅沪企业家。笔者在《甬商办医———宁波帮与近代宁波慈善医院史料集》中发现，史学孚曾经向镇海同义医院捐款。在镇海同义医院《民国二十二年份常捐报告》中记载，史学孚捐洋五元。这也可以说明这条“大利”号轮船可能与镇海商人有关。
笔者查阅宁波镇海的交通史料发现，中孚公司所属的“大利”轮载重55吨，系木质小客轮，1936年前作为内河运输船，行驶于镇海、余姚、奉化等地。1936年起，开始营运于“镇海—金塘”航线。
“大利”轮的营运也和一位叫朱葆懋的金塘乡绅有关。1928年，时任金塘沥穆乡乡长的朱葆懋集资购买“沥平”号客货轮，投入沥港—大浦口—镇海—宁波之间运行。1936年，“沥平”轮不幸沉没，朱葆懋等人又购置“大利”轮继续投入这条航线营运。朱葆懋是民国时期金塘的航运企业家，1946年还创建金塘轮船局，置“利宝”轮航行于沥港—宁波间。朱葆懋还在金塘办过教育，1921年创办“定海县第五区区立义立小学”，校址就在平倭村朱葆懋家，朱葆懋自任校长，有4个班级，70余个学生。
“大利”轮船型较小，且时有故障，这也说明旧中国民营航运企业经营的窘迫。据宁波出版的《时事公报》曾经记载一起“大利”轮故障事件。1936年6月9日，行驶于甬埠与定海沥港间的“大利”轮准备起航，但是突发机器障碍，不得不临时宣告停运。后船主连夜组织抢修，排除故障，“大利”轮于6月11日得以恢复航行。
历史上，镇海—金塘间的繁忙航运
金塘岛距镇海约十海里，是舟山群岛中的第四大岛，附近海域出产大量的海产品，宁波、舟山等地渔民常在此打鱼为生，岛上还盛产有名的金塘李。金塘与镇海，一衣带水，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自南宋宝庆元年(1225)起设立金塘渡，金塘就与明州(宁波)、定海(今镇海)等地通航。元代至明代中期继续通航，明天启年间始废。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舟山展复，镇海一带的很多百姓来到金塘垦荒创业。清时，镇海至金塘线始由帆船行驶，称“金塘航船”。民国时，有众多小客轮营运。金塘的渔船也常停泊镇海的金塘道头，渔民们在进行水产交易的同时买些生活用品回金塘。
镇海有很长的甬江岸线，自唐宋始，沿甬江北岸自东至西(从招宝山麓至白家浦)，有十余个道头，其中金塘道头历史悠久。金塘道头，又名邵家道头，明尚书邵辅忠建。邵辅忠，字广益，号上葵，浙江镇海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进士及第，明天启五年(1625)，出任兵部尚书，封大司马，赠太子太保，曾经参与编校天启《舟山志》这本明代舟山史志。
至今镇海城区依旧还保留金塘道头的相关地名，如金塘道头弄等。据史料记载，镇海与金塘间“金塘航船”往来两地，靠泊的就是镇海港的金塘道头。民国时期，先后有“姚北”“镇宁”“大浦”等多艘小客轮，行驶过这条“镇海—金塘”间客班航线，这是金塘岛民进出之主要航线。金塘道头，见证镇海—金塘间的繁忙航运。
1912年，金塘沥港创设航船2艘，每日一来一往驶行于镇海与宁波。
1916年6月，虞洽卿创办的宁波三北轮埠公司“姚北”轮行驶于宁波、镇海、穿山、沥港等地。
1923年，宁波“镇宁”轮开辟镇海途经沥港驶往岱山的航线。
1927年，金塘富绅余蓉生、陈文生(武汉亨达利钟表创始人)暨旅甬商人刘成福组织金塘汽船股份有限公司，购置机帆式汽油船，行驶于宁波、镇海、沥港航线……
这一面铜匾，见证解放前“镇海—金塘”间小客轮的红火时代。解放以后，海岛交通事业蓬勃发展，“镇海—金塘”间航船也越来越大。1992年，新“天宁”轮投入运营，该轮的客位达到309个。2009年底，舟山跨海大桥全线通车试运行，高速公路代替了舟楫往来，如今金塘、镇海间每天至少有十余个班次的汽车在发送运客，大大方便了百姓出行。
昌国路的前世今生
定海城区昌国路，东西走向，西起环城西路，东至檀树新村，长1552米，宽10米。1942年，侵华日军强迫居民拆部分定海老城建穿城砂石公路，由新东门至新西门，长1000米，宽5米，成昌国路初型。“文革”期间，这条路称要武路。1980年，在原简易公路基础上，进行拓宽和改建(与要武路最大位差约50米)，1984年建至环城东路，长1040米，车道宽10米。1992年向东延伸至檀树庙。因定海曾名昌国而得名。是定海城区东西走向的交通干线。
昌国路沿途旧有总镇府、县衙、祖印寺、古学宫、御书楼、定海公学旧址等。
昌国路98号，为号称“翁洲第一古禅林”的祖印寺，现占地6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左右，为舟山本岛最大的佛寺。现主体建筑有三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东西边分别有钟楼(地藏殿)、鼓楼(接引殿)，厢房设客堂、库房、斋堂、三圣殿、祖师殿、伽蓝殿等，殿堂内像设俱全。大雄宝殿为清末建筑，殿高17.5米，进深19米，宽29.6米，面积564平方米。
昌国路103号，原为古学宫，址在舟山师范学校(现为定海第一中学)内。唐开元二十六年(738)置县治时创建学宫于霞山之麓(今东门鳌山新村)。宋熙宁八年(1075)县令张懿文，元祐七年(1092)簿尉顾复经，政和六年(1116)县令张如晦，或重建。淳熙十六年(1189)县令王阮，迁建学宫于芙蓉洲。嘉泰、开禧年间(1201～1207)县令葛洪、淳祐六年(1246)县令沈睿或重修，或扩建。而置田产，给廩食养士则始自绍兴五年(1135)县令韩晦，嘉定间(1208-1224)县令赵大忠更增加县学田产。元贞元年(1295)州官冯福京到任，重视文教，协力修理学宫。清康熙皇帝于二十五年(1686)御书“定海山”匾额。二十七年(1688)恢复定海县建制，知县周圣化择今地建学宫。二十九年(1690)，知县周圣化建御书亭悬匾。三十四年(1695)，知县缪燧择学宫东偏地建御书楼悬匾。乾隆四十八年(1783)御书楼毁于台风，知县庄谓伦重建，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入侵定海，御书楼毁于兵火，匾移至紫微东岳宫。光绪八年(1802)厅同知陈恩受募资重建。民国九年(1920)改作通俗图书馆，民国年间毁于战火，御匾移紫微东岳宫。1972年紫微东岳宫被拆时御匾被毁。1956年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定海县学学宫旧址创办定海师范学校(1959年改名舟山师范学校)。1984年舟山地区行政公署拨款修复孔庙(学宫)内奎光阁，改称御书楼。御书楼建筑保持原有风貌，精雕细作，别具风格，环境优美，楼内珍藏着康熙御笔“定海山”和四十二年(1703)赐普陀山的“狮子窟”等匾额及康熙帝画像等重要文物。
昌国路5号原为舟山中学址，前身为定海公学，创建于1921年，由舟山籍爱国实业家刘鸿生(1888～1956)等捐资创办，是舟山市历史上最早的中等学校。刘鸿生后又创办女子中学(也合入舟山中学)。1952年与定海县立中学合并为“浙江省定海县中学”，1959年改为“舟山市第一中学”，1962年定为现名。1960年列为浙江省重点中学；1981年被列为浙江省首批办好的18所重点中学之一；1996年，经省教委评估，认定为省一级重点中学。校园面积29552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34200平方米(其中海洋科技大楼13000平方米)。2012年9月，舟山中学正式迁入临城新校区。老校区内的思刘堂，为刘鸿生当年捐款建造舟山中学前身定海公学的一幢教学楼，迄今保存完好，是舟山中学的标志性建筑，后人以此命名来缅怀刘鸿生热爱家乡教育事业的崇高品格。
昌国路11号原为舟嵊要塞区司令部址，1985年舟嵊要塞区改为舟嵊守备区，现为舟山警备区司令部。从唐至明代海禁，为县治和州治衙门所在地，明隆庆三年(1567)后为参将府，时宁绍参将梅魁因倭乱驻舟山，到任后建参将府。清顺治六年(1649)十月，南明鲁王朱以海进驻舟山，以参将府为行宫，后有宫内井遂名宫井及花圃。
清顺治八年(1651)，清军破舟山，鲁王元妃陈氏等投宫井死。清光绪时立石栏，勒“舟山宫井故址”。“雪交亭”原在城关书院弄定海二中校园内，明大学士张肯堂建，亭旁植一梅一梨，枝条相交，故名“雪交亭”。清兵攻破舟山，阖门老小20余口自缢尽节。肯堂自缢于雪交亭。清康熙二十三年，总镇府由镇海移驻舟山，旋置舟山镇总镇府于参将府旧址，民国二年(1913)浙江省议会决议将镇鳌山麓前旧镇署改建成仁祠，并迁建“雪交亭”。
当时的定海公园也在今昌国路警备区司令部所在地内，公园用墙围起，内栽花草树木。1927年3月14日，定海县总工会成立。3月17日，定海城区药业、南货业、茶食业、牧业、咸货业、绸缎业、广货业、运输工人、码头工人等11个基层工会在当时的定海公园里召开定海总工会成立大会。到会除工人外还有学生、妇女等团体的代表千余人，时有会员2000余人。共产党人顾我、金爱卿、胡焦琴，国民党定海县党部委员邬企予(左派)等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一路上学生们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齐欢唱。”
1939年6月，定海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政机关及抗日自卫团400多人未作抵抗就撤离舟山。当时，百业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灾难深重，苦不堪言。6月底，日军在原定海公园内成立由海军大佐来岛茂雄任司令的“大日本海军舟山岛基地队司令部”。抗战胜利后，定海公园有过短时期的开放，不久，又被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所进驻，遂被毁。
昌国路60号(现61号)，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置定海县时，在此处置县署，1841年4月，英军在定海民众的抗击下退出定海。为加强防务，清政府将定海县升为直隶厅，县署改为定海厅厅署。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光复军(也称民军)在原定海厅署内召开新军政分府定海军政支部成立会，改旧厅署为定海县署。解放后曾为舟山行政公署、舟山市政府所在地。
昌国路西向还有个“花园底”老地名，是因旁边有花园而得名。 民国六年(1917)春，当时定海县农会会长朱福昌(字启绥，定海中学名誉董事，为朱葆三胞弟朱捷三长孙)，在定海县镇署旁小校场(原舟山中学操场)开设仙乐种植园(花园)，引进欧美园圃方法试种花卉，首开定海花卉园艺之先河。
夏氏“祖训”，七百余年代代传承
家训是家族优秀文化世代相传的一个法宝，它承载着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生活方式、文化理念、价值观和人生观等文化基因。历史上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等名训，至今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海岛定海西乡双桥《滃洲礼房夏氏南山前中房宗谱》(以下简称《夏氏宗谱》)列有“夏氏祖训五十一条”，自南宋宝佑甲寅年(1254)著录，清同治戊辰年(1868)继传，代代相承，至今已有760余年。夏氏祖训内容严密周详，历经宋元明清数代，在舟山各家族及民间家谱中实为罕见。其诸条训言，虽如“布帛菽粟”，然“令人读之神凛然”。
乐山水之胜定居滃洲南山
定海南山《夏氏宗谱》，创自南宋咸淳间(1247-1265年)，御书颁诰命赐。现保存下来的是清同治戊辰年(1868)六修本。沧桑岁月，天灾人祸，《夏氏宗谱》也遭遇磨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破四旧”，族人把宗谱藏于当时的仓库之中，而后不知所踪。十多年前，夏家第三十四世夏荣耀修建房子时，宗谱才被发现。虽然宗谱下方有不少因腐蚀而字迹不清，然其中仍保留了大量夏氏家族的珍贵史料以及海岛定海开发的一些历史记载，南山夏氏家族繁衍脉络也由此得以溯源追宗，宗谱中不少诗文传述让后人深切感受到了夏氏家族的恢弘历史。
据宗谱所载，定海南山夏氏，世出越州，而后迁至鄞县之万龄老界，以后又分迁于奉化之禽孝与滃洲(即今舟山)定海西乡南山等处。始祖夏善，字惟宝，北宋人，任明州鄞县丞，遂籍于鄞。有二子夏庆、夏度。定海南山夏氏始迁祖夏祁，字晋彦，生于北宋大观三年(1109)，是夏氏第五世，其长兄夏邵，字才彦，以贤才仕擢兵部尚书；仲兄夏邴，字秀彦，由明经仕至兵部员外郎。夏祁以兄恩泽授将仕郎，添差明州司理参军(虚衔)，后改昌国(即今定海)观察录事参军，这大概已是南宋宋高宗赵构年间。夏祁因“乐山水之胜”，于是就定居于定海西乡双桥南山，即宗谱中所言“滃洲南山”(又写作“翁州”)。据宗谱卷八“世次传”所记：始祖母王氏，早卒，葬奉川畸山(今溪口畸山)。再娶翁州余氏，合葬翁州南山之原。夏祁有一子一女，子利吉(字智祥)，历仕至将仕郎，同父徙居翁州南山，后也葬于翁州南山下。
对于南山夏氏始迁祖夏祁，宗谱谱序、世系传等处有诸多记载。如明隆庆五年(1571)进士中大夫张谦在谱序中称：“按宋谱夏氏由会稽夏后氏徙明州，散处翁邑滃洲城西二十里南山之麓，自昌国录事卜定于兹，更三百余年繁衍昌大。”明万历辛卯年(1591)邑庠生嗣孙夏应祥说始祖祁“因宦仕乐山水之胜，遂定于南山焉，滃洲有夏此其来历之明徵也”。清同治己巳年(1869)同邑岁贡生沈有澜撰写的“夏氏南山重修族谱序”也称：“迄唐开宗中有一世善祖，字惟宝，以贤才为明州鄞丞。……定始祖讳祁公，字晋彦，任昌国观察录事推官，至今遗像犹留，而坵陇事迹几不足徵，惟徵诸谱而已。”自此，夏祁子孙后裔椒衍瓜绵，“分为四房一后房”“一房即现今的岑港烟墩下，二房今双桥南山下，三房今岑港大庙前，四房今双桥南山前房，后房即南山后房。”(据夏荣耀所记)
定海南山夏氏绵延800余年，自宋创谱，明清五次修谱，而由十八世孙夏炳等嗣孙所修纂的明谱，使得夏氏世系得以“昭昭不紊”，宗谱“凡例”有“至明炳祖著训定排行”之语，这为以后修谱打下了基础。
诗礼传家代有闻人
在定海各氏族先祖辈中，像南山夏氏家族有如此多的先祖能够荣登科第位列公卿，非常少见。据宗谱卷之四“人望录”所载，宋时，夏氏自始祖善公“以贤才授明州鄞县丞”起，至八世祖止，致仕宦者有44人，这是南山夏氏最为辉煌耀眼的时期。
南山夏氏中二房第十八世夏炳说夏氏得姓后“历数千余年，代有显仕”，对先祖宋时“科甲簪缨蝉联”，几代人名震朝堂，“奕叶宸章奎翰”，感到无比自豪。宋时夏氏第四、五世几位股肱之臣，其大名在宗谱谱序中屡次被提到。如四世祖敦公，宋绍圣四年(1097)进士，历仕至翰林学士，知吉安府事；四世祖承公，宋崇宁五年(1106)进士，任开封少尹，后赠朝议大夫；四世祖攸公，由明经举仕至国子监丞，擢监察御史起居舍人；四世祖潜公，由明经仕至兵部员外郎，升福建参议；四世祖赞公，以贤才仕擢户部侍郎权工部尚书令，上赐金鱼袋。五世祖邵公，以贤才仕擢兵部尚书；五世祖邴公，由明经仕至兵部员外郎；五世祖焕公，历仕至大理寺评事；五世祖炜公，以贤才仕授信州敕封刺史。
众多先祖，为夏氏赢得了无限荣光，“驰声迈誉而为显宦之表”。故宋时朝堂诸多高官侯爵纷纷为夏氏宗谱撰序，有同邑进士资政殿大学士兼参知政事应，还有进士金紫光禄大夫左丞相郑清之、进士国子祭酒权工部尚书袁甫、进士金紫光禄大夫文殿阁大学士史嵩之等。
定海南山夏氏自始祖夏祁参军定居滃洲南山以后，子孙后裔向学从善，诗礼传家，整个家族读书氛围浓厚，家风严谨，有科举致仕的，有名入邑志光宗耀祖的。据宗谱“人望录”所记，南山夏氏一脉，明代致仕3人，如中五房十八世夏炀，由贡生除授四川营经县知县；夏炤，嘉靖中为广东巡检司；夏炳，学行兼优，罗致书塾，为南京侯门教读，一时名士多出其门，归隐南山，屡举乡饮弗就。清代时，同治戊辰年(1868)止，南山夏氏邑庠生以上约有78人，被举为乡耆或有职衔的有11人。如中二房时栋、惟泰父子，夏时栋，第二十世，宗谱中称他“才能出众，应答如流”，被载入康熙《定海县志》“人物”，康熙展复时，知县周圣化旌其闾曰“翁州遗献”。夏惟泰，康熙丙子年(1696)出贡侯选儒学，赠修职郎，不几年选任金华府训导。中五房尚炯、德正父子，第二十三世夏尚炯，康熙时县府院三考皆第一；夏德正，雍正癸卯乡试中式副举。中五房第二十五世家樑，任定标左营额外奉署右营把总，军功四品蓝翎。
祖训家规尊礼守德
悠悠七百余年，定海南山夏氏代有显仕，人才辈出，名显邑里；家风醇厚，家教严格，与祖训的谆谆教诲密不可分。
南山夏氏祖训与宗谱一起始创于南宋咸淳年间，数传而后，至明万历乙未年(1595)由十八世孙夏炳续谱，祖训得以保存。清代时，宗谱分别于康熙壬戌年(1682)、康熙已亥年(1719)、乾隆甲午年(1774)、同治戊辰年(1868)四次修谱。子孙后裔在一次次修谱中接受祖训的教诲，良好的家风得以传承。南山夏氏祖训条例详尽，五十一条祖训几乎囊括了整个家族的所有活动及其道德行为规范，在舟山现存百余本谱牒中，堪列首位。所言似乎皆为“布帛菽粟”日常生活小事，但夏氏“历世守之”，奉为圭臬，其原因就如清同治戊辰年(1868)任苏州元和县正堂、即选府首藩臬抚宪、同邑厉学潮所言，夏氏祖训“贻谋深远”，“发警省皇皇焉”。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美德在夏氏祖训中都有体现。
夏氏五十一条祖训主要围绕“修身立德、治家教子、勤俭持家、涉世从政”等方面内容。修身立德，在五十一条祖训中所占篇幅最多。《礼记·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传统家训所要告诫子孙务必遵守的一条法则，南山夏氏也是如此。如何修身立德，夏氏祖先认为孝是修身之根本，是保证家道长久昌盛的核心要素。“家长齐家之法，当以孝悌为本，孝悌行于家而后仁孝及于物。”五十一条祖训中有关孝悌睦亲内容特别多。如孝亲，“冬至一节，宗长率令子侄男女击鼓三声，齐升祠堂参拜，……命子弟一人即诵家训，曰为臣必忠于君，为子必孝于亲，为弟必敬于兄，为兄必爱于弟，为妻必顺其夫，为妇孝养舅姑，为卑幼必服于长上。”“父母在堂，为子者各体亲心。”祖训对祭祀之礼还有不少具体规定，如“祖宗父母坟墓祭扫，不分远近，俱有交轮，子孙有力者春秋二祭，无力者清明一祭。”“子孙凡有出入，必告祠堂，朔望须当拜谒，四时不祭，忌辰不奠，许族人责之，毋令失仪。”对于子孙不遵孝道，不守礼义，祖训则列有严厉的家规戒律，如小辈对长辈“有出言不逊制行悖戾者，警以诲之，诲之不悛者笞之，否则宗谱--(缺字部分从上下文判断有宗谱除名之意)”；“族中子孙不分远近，但有不守士农工商本业，不遵礼义廉耻明训，敢有故犯奸盗诈伪之名于有司者，……毋登是谱。”
祖训还力倡家族互助，和睦乡里。强调“子孙当以和待乡里，仍使我容人，毋使人容我也，不可先存忽人之心”。对于族内贫乏无力者，要尽自己所能予以帮助。“婚丧嫁娶之类，倘有贫乏不能自为者，凡有力子孙当念其同气，理互相助”。“宗族之中无归者，有屋子侄借与居之，如贫死者更劝勿用大葬，各相助之，无地者听埋义塚”。
家族兴旺发达，是任何一个家族孜孜追求的目标，家族中每个成员都能清楚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与责任，这是家族兴旺的至关因素。南山夏氏祖训中“治家教子”条例对父子、兄弟、夫妻等宗亲关系以及处事规范皆有明确规定，而其中对家长的要求特别之多，夏氏先祖非常清楚家长是家族重要的教育管理者和实施者，家长懿德高风会起到事半功倍之作用。如：“家长总管一家之事，必先谨守法度以御家众，每日先要清晨早起，呼子妇娣侄人等--派以家务，各令干蛊，至晚考其成功，察其勤惰。不可先自懒散以致群小效仿。”“家长总管一家大小，当以至诚待下，言不可妄发，事不可妄为，有父兄者必先起敬起孝……”“家长处心务要至公无私。”“家长处事须要量才差遣。”等等。
祖训对家族克勤克俭、子孙立志向学，以及清廉为官等都有劝勉，这些训言即使置于当今，也是十分有益。“家长理家之法，当以勤谨为先。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士农工商各有本业，俱要鸡鸣而起，各司其业，以成名成功而已。功名既成，又当谨身节用，量入为出，致有盈余，以备不虞，不可先自懒惰或先过奢费，一旦艰难，悔何及焉。”“子孙七岁入小学，先教以洒扫应对，初学孝敬论语，十一岁出就外传讲读四书集注，十五岁入大学--授经听教，先以孝悌忠信为本，次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期以成立。”“子孙弟侄性资聪敏学业可进者，务在专心笃志，责令读书肄业，为父兄者考其成功。”“子孙倘有侥幸入仕，务要守法奉公，勤心莅政，抚恤下民。”
夏氏祖训中那些积德行善、诗书传家、和睦族邻、克勤克俭等训言对家族丰厚道德底蕴和良好家风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对家族子弟的成长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宗谱“懿行录”就载有数十篇不同年代夏氏子孙的“懿行”，就是一个明证。如中四房二十四世夏德怀，考名震，邑庠生，一生从善积德，定海知县宋如林赠有寿序。中五房二十八世夏定守，字竹生，邑庠生，受业于陈寅斋夫子，资学兼优，老师“期以远大，令其习举子业”。后因父亲生病，为尽孝道，遂辍举子业。沧海桑田，世易时迁。双桥南山，古风犹在。老屋、古树、古井、古桥，在潺潺溪流声中，似乎在述说南山夏氏的陈年往事。尤其是山下那重修于清嘉庆七年(1802)，由夏家陆宗太公所建的继思桥，取名为“继思”，有着特别的寓意在其中。我想，南山夏氏祖训、家风就像继思桥下这一条永不干枯的溪流，源远流长，代代相传。
三毛祖父陈宗绪与振民初级小学校
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是定海小沙陈氏家族第十三世后裔，原名陈懋平。“懋”是小沙陈氏永春堂第十三世的排行。据重修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定海小沙陈氏宗谱》(以下简称《陈氏宗谱》)记述，陈氏自清康熙年间从宁波府城望京门外陈家衕回迁定海县小沙陈家村以来，历代先祖克勤克俭。到了第十一世“宗”字辈，即三毛祖辈开始，家族逐渐步入兴旺，以后更是人才辈出，蜚声庠序。尤其是三毛祖父陈宗绪白手起家，历尽艰辛，经商致富之后，不忘家乡教育事业，创办振民初级小学校，其一生奋斗之经历，情系民族国家兴旺之胸怀，让后人无限感慨。
艰苦奋斗永不言败
陈宗绪，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从《陈氏宗谱》“宗绪公语录”等相关文字记载中，可见陈宗绪始终有着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他的成功是在于不畏艰难，永不言败。
陈宗绪幼年时，家境十分贫困。其父16岁时，祖父母均逝世，伶仃孤苦。陈宗绪幼时就跟随父亲学耕樵，11岁入学读书，13岁时因家寒无力再读。面对困窘的家庭环境，陈宗绪犹觉“若不别谋发展，则永无升腾之日”，于是再三向父母请求远出谋生。14岁时，仅带着二千六百文钱作为川资以及生活费用来到上海谋生。起初暂住于兄长宗春家内，一起种菜养猪度日。15岁时，到信局班船(传递邮件的专用船只)做厨房工作，同时还要摇船拉纤，极为辛苦，而且时有生命危险。在信局班船7个月间，“失足落水险遭灭顶者三四次。”然迫于经济压力，陈宗绪还是不得不勉力挣扎。17岁时，有一艘英国商船到上海，要雇用华人管理炊食物品，经人介绍，陈宗绪进入该商船工作，前后共10个月。商船从上海到汉口装上茶叶后，运到俄国敖得萨，然后再装小麦至德国汉堡，复至英国格拉斯哥，期间修船2个月，后至利物浦装货运到红海、印度、新加坡、南洋群岛各处，最后驶抵上海。途中在经过新加坡、苏伊士运河、土耳其等地方时，船身颠簸不堪，陈宗绪是每日晕船呕吐，又无米饭下腹，所食只有卤牛肉、硬饼干及冷水而已。此番境遇在40余年以后回忆，陈宗绪心中还是“犹有余痛”。
从19岁至33岁，陈宗绪在招商局工作，开始有了一些积蓄，于是放弃航海生活，到南京谋求商业发展。以后的20余年间，虽然几经曲折，然陈宗绪始终坚持不懈。如起初与友人合资经营泰昌兴百货商店，兼营建筑事业，面对“当地不良分子频加欺凌”，陈宗绪是强硬抵抗，并通过诉讼手段，使不良分子有所畏惧而不敢再存非分之想。辛亥革命之时，陈宗绪将泰昌兴闭歇，毅然参加革命。后又在南京与友人合资创设泰隆公司，经营美孚煤油及泰太料，并在安徽省分设支店十余处。至民国二年(1913)，由于时局动荡，营业大受打击，泰隆公司因之闭歇。民国六年(1917)，受周缉之、陈一甫(启新水泥公司协理，启新水泥是北方袁世凯家族企业产品)委托推销启新水泥，同时与周肇咏、陈文鉴、邵德铭诸先生合组“顺和号”。在以后10多年里，在江浙皖豫赣五省都开设了分号代理启新水泥，事业由此稳步发展。
从14岁离开海岛家乡，凭着坚强意志以及诚信经商理念，最终获得了事业的丰厚回报。59岁之时，陈宗绪对其子嗣业、嗣庆口述一生经历时，总结了自己成功之道：第一，应有改善环境之决心与方法；第二，应有艰苦奋斗百折不挠之精神；第三，应有不畏强梁锄暴安良之勇气。并由此而感慨：“诚能人人如是，则我族之兴可立而待，更推而至一乡一县一省一国，又何独不然？”
心系乡梓创办学校
陈宗绪在自己生活富裕安定之时，不忘家乡父老，而更为可贵的是，希望能通过兴办教育以有助于民族复兴。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定海一些仁人志士重修成仁祠，陈宗绪是董事会成员之一。民国十年(1921)，陈宗绪重建小沙家中旧房，用自己一生积蓄，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之中。在其所做的善事之中，陈宗绪利用陈家祠堂创设振民初级小学校，让乡村贫穷的孩子都能够免费上学，更是体现了一个地方乡绅的高尚情怀。
据《陈氏宗谱》卷四“私立振民小学校引”所载，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陈宗绪用陈氏宗祠作为校舍，嫡侄陈沧石(谱名嗣宰)为教员，开始试办振民小学校。学校全称“定海县私立振民初级小学校”，取名振民，其意“是以振醒斯民也”。以陈宗绪为首的、陈氏家族7人代表组成的校董事会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六日在向定海县教育局立案呈报公文中明确提出创办振民小学校的目的就是“使平民得享受小学教育”。呈报公文中还讲到了创办学校的良苦用心：“窃思教育为救国之本，兴学乃当今急务，欲挽救民国于健强，必先普及全国之教育。……就吾乡而论，居民六千有奇，学龄儿童八百以上，现在求学者不满三百名，欲求教育之普及，非办平民免费学校不为功。”
振民小学校兴办之初所有开支及设备都是由陈宗绪独力负担。在以后几年里，陈宗绪为使学校持久稳定，屡次慷慨解囊。陈宗绪的两个儿子以及陈氏家族其他成员等人士为陈宗绪义举所感动，也纷纷尽自己所能支持学校。据宗谱“私立振民小学校引”所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陈宗绪担心学校基本金不够使用，“乃慨出囊金四千五百四十三元零”，其“长子汉清先生(谱名嗣业)襄助银五百四十九元，次子嗣庆先生五百元，嫡侄嗣隆先生四十九元四角三分，堂侄子平先生(谱名嗣钧)九十六元八角七分，合集上数购买民田念一亩八分零及宫田荡田等。”年收花息以补充学校之费用。民国二十三年(1934)夏，陈宗绪又解囊购买小舟涂丁荡三十五亩八分零，年收花息用于学校开支。民国二十四年(1935)陈宗绪又将私有恕房户下荡田48亩拨归学校所有。从创办起至民国二十四年，四年内陈宗绪助入学校费用约达万元。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举人孙尔瓒对同邑陈宗绪的诸多善举甚表赞许，在《定海小沙陈氏宗谱序》中这样写到：“君之高掌远蹠，经商中外，白手起家，积赀恒数万，营宅第，建祠堂，兴学校，凡有善举，知无不为”。 陈宗绪晚年时曾告诫后辈族人：第一，应知一衣一饭来处不易，不可暴殄天物，浪费无度。第二，对于农工痛哭应表同情，不可存轻视之心。第三，应各就斯业，努力工作，无论家道如何，在年富力强之时，一概不得逰惰，坐食不事生产。第四，在可能范围内应救济贫苦无告之人，以减轻社会之病态。第五，应谨守我国固有之道德，勿堕家声。这些话语，即使放在当今，也是值得深思。这也许就是当年从一个穷乡僻壤走出来之后，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了人生志向的陈宗绪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舟山忻氏考析
忻氏溯源，在宋时的《姓纂》一书中已收有“忻”姓。据《丛书集成》本的《古今姓氏书辨证》校勘记介绍，南宋绍兴年间刊本的《古今姓氏书辨证》目录中有忻姓。
清道光《东钱湖志》载：“忻氏是春秋时那个著名的范蠡的后代。 ”相传，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成功地打败吴国，复兴越国后，范蠡就携带西施隐居东钱湖旁，他改名陶朱公，所以这里的一座山被称为陶公山。
一、舟山忻氏的始祖忻都
舟山忻氏始祖忻都，为忻氏十四世孙，字宏勋。宋时登解元，元赐进士，除右纳言，元至元二年(1265年)谪授定海(今镇海)县令(见《重修定海县记》)，至元十二年(1275年)，自福建任职庆元路(宁波)清剿倭寇，公后见幾(机)退居定海(今镇海)县金塘山梳头岙(一说“墩头王”)。
元代史学家、翰林侍讲学士奉政大夫袁桷(1266年～1327年)曾写过一篇《重修定海县记》，记述忻都在至治二年(1322年)开始治定海(今镇海)之事。而后的五年复升右纳言，又转升庆元路统辖兼总督军务事。他任官的时间在元大德年间至至顺年间，前后约三十多年。
这段时间内，他任过福清州同知、庆元路总管府同知、定海(今镇海)县令、滁州府判后，最后任过湖州达鲁花赤，退休时见金塘岛仙人山下风光宜人，即在金塘岛定居。
在老三房家谱中，有忻氏后人颂扬忻都公之事的“黄莺儿”词∶“功名忠义，先抗劲节不避奸。天颜直犯谪蛟从，提弋征日边。跨海凯歌旋顿息，权威斗印捐。识卓天见机明决，憩向白云闲。 ”这是忻都公一生的写照。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金塘岛居民被命令入关。于是忻都公子敬宗公(十五世)率家人回福建南安老家袭指挥职。而次子忻睦宗则带子忻高和部分家人迁居定海(今镇海)县城的车苏巷。
二、陶公山忻氏开山祖端一公
二十一世胜道公(1370年～1437年)，是最早来到陶公山的忻家人，但家谱上没有算他是开山祖，后来他又回到了定海(镇海)那边。
家谱上陶公山的始迁祖是二十四世忻颛，字公信，行端一，号继陶，尊为陶公山一世祖。
据家谱所载，忻颛生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由太公胜道公指点，在明朝宣德十年(1435年)，带着儿子迁居陶公山天镜亭。元配陈氏，生三子，续配包氏，生一子，为忻尹庄、忻尹海、忻尹通、忻尹观。
笔者分析家谱上端一公在1435年生下忻尹观是有疑点的，端一公那年只有11岁，不可能结婚生子。据分析，端一公始迁陶公山时，应在20岁左右。忻氏宗谱载：明“嘉靖三十二年遇灾失谱。 ”(一说嘉靖八年因灾失谱)，所以后人在考证前辈事迹时产生误记，因而，端一公的生年，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自端一公后，忻氏靠着打鱼、耕地，在宁波陶公山生息繁衍，族谱详尽。 端一公迁居陶公山后，忻氏的家谱分成了三个谱系，安庆公到忻都公之前称福建南安谱系，忻都公到胜道公称定海谱系，胜道公到端一公称鄞东谱系，从福建南安的安庆公到端一公共有24代。
三、端二公在金塘岛居住
端一公弟忻顗，行端二，字公采。生于明宣德二年(1427年)，寿68岁。有子忻尹尚、忻尹助。
端二公没有去陶公山，他一直在定海金塘岛居住(现金塘无忻姓)，后来迁居到定海盐仓“墩头王”(一说后来迁居到梅墟“墩头王”，现约有20多户)等，为舟山一世祖。
再后来端二公的第二个儿子忻尹助也回迁到陶公山立业成家，陶公山下也有了叫“也二房”房号。所以端二公之后一支在定海，一支在陶公山。
舟山第五世忻应偁为孟房祖，字世达，号公山，明州府学增广生。生于明宏治辛酉年(1501年)，卒于嘉靖甲寅年(1554年)七月廿九，享年54岁。生4子，下分元、享、利、贞四房。
四、舟山忻氏传人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征南将军汤和经略海上，以悬居海岛、易生寇盗为由实行海禁，奏请遣徙昌国46岛居民1.3万余户、3.4万余人往浙东、西各州县和安徽凤阳县。
由此分析，当时在定海的忻都公之后大多在1380年～1386年间已迁徙福建和鄞县地区。其后，少数徙民不顾禁令陆续潜回。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清廷厉行海禁，把留居舟山岛的居民和驱迁后陆续潜回各岛的居民悉数遣徙。十八年(1661年)，又驱迁潜回居民1118户、5220人。
由此使定海的忻氏族人分成了三个部分，一是老的定海族人，二是端二公的后代迁往定海、普陀，三是端一公的后代迁往定海、普陀。
定海干石览忻氏为陶公山端一公子三房忻尹通本仁堂一支。
在定海县志史料中说明，在洋岙合利村有忻氏一支族人是端一公的后代，属老三房的。曾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的忻元锡(1918年～2003年)住定海城关总府弄。
2014年忻氏在舟山的人数最新统计数：共914人，其中男485，女429人，定海276人，普陀622人，岱山2人，嵊泗14人 。
现定海干石览忻氏聚居30户、80人左右，宗祠堂号“瑚汝堂”，意为宗族之后需传承祖上的礼义之道和治略才能。
五、定海干石览《本仁堂忻氏支谱》
定海干石览《本仁堂忻氏支谱》编写时间民国三十五年五月，编纂者为十六世孙忻礼营等，记事截止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内容仅有排行、鄞东忻氏老三房仲方房干石览派世系、世传。不分卷。书写本，线装。
现存干石览镇合利村忻元斯处。
《本仁堂忻氏支谱》谱前有民国三十五年五月(1946年)陶谨撰的鄞东忻氏“老三房重修支谱序”，及十六世孙礼营“重修支谱跋”。原“老三房重修支谱”为民国八年，经戴莘农之重修。
因抗战八年，族民流离失所，或转徙他乡。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台风袭境，老三房支祠东北墙崩塌，在修建之后，长房德兴公同意开始修宗谱。
定海干石览忻氏合族总谱五部，分藏“四如堂”、“听彝堂”、“亦政堂”宗祠、“本仁堂”宗祠、“竹介堂”宗祠;又二房总谱四部，又三房总谱三部，分存祖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