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之子刘公诚的报国历程

提示：

他，早在1938年9月在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让大家知道他是党员身份时，却是时过41年后的1979年底，那一年，刘澜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公布他和沙千里、胡愈之等同志的中共党员身份，他的家人、同事才知道他原来是个中共党员。

他是谁？他叫刘公诚，原名刘念悌，定海籍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刘鸿生的第6个儿子。

                         投奔延安

刘公诚1914年10月出生，193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年毕业后，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留学。1937年，正当他准备毕业论文时，“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他毅然放弃学业，于7月9日返回祖国，决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刘公诚请当时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亲笔写了给周恩来和王明的两封介绍信，卖掉自己的德国蔡司照相机充作路费，从上海经武汉，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辗转于1938年到达延安。当时，周恩来接见了刘公诚，给予他热情的鼓励，赞扬他的爱国精神。不少青年正是在刘公诚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投身革命后，组织上给刘公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上海帮助其父摆脱日军的胁迫，撤离上海“孤岛”，同时为革命根据地购置一批所需的药品器材。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刘鸿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和抗战伤兵救护会会长，组织民众冒着日军炮火上前线救护抗日将士。上海沦陷后，刘鸿生和他的庞大家业一起留在上海，日军军部曾多次胁迫他担任伪商会会长，但均遭严词拒绝。刘公诚辗转香港来到上海后，耐心说服其父，随后躲开日军的监控，悄悄登上客轮去了香港；又在其父支持下，购置了一批药品器材，借用中国红十字会名义，设法运往延安。

返回延安，刘公诚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时也给学员讲授日本概论课程。有资料说，其间，时任“抗大”区队长的金维映曾同他谈过话，老乡加老大姐（金比刘年长10岁）和蔼可亲的形象、富有哲理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8年9月，刘公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分配到对敌工作训练班当教员。翌日5月，他被派去筹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为筹集办院资金，他利用其父关系，去重庆国民党统治区募捐，为工作需要，他改名刘公诚，表示自己“以公诚之心报效祖国”之志（也有资料说他是在赴延安途中改的名）。当时，刘鸿生已从香港来到重庆创办实业。中共在重庆虽有公开的办事机构，但仍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刘公诚这时的公开身份是其父所办工厂的职员，他以此为掩护完成党所交给的秘密任务，募集到一笔巨款，为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顺利创办，为革命根据地培训干部和发展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后刘公诚又在十八集团军钱之光将军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

                          水泥专家

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刘公诚赴美国学习水泥制造工艺。1947年学成回到上海，在其父创办的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水泥厂前身，1920年创办），担任水泥厂厂长。他以资本家的身份，同时又以中共党员的立场开展工作，暗中保护了一批进步工人。 1949年国民党军队溃退时，刘公诚日夜在厂，与职工一起坚守岗位，保全设备，以一个完整的水泥厂迎接上海的解放。

  上海解放后，刘公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继续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开展统战工作。1952年，刘公诚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曾任该会中央常委。抗美援朝时，他动员工商界人士捐钱捐物，仅上海水泥界就捐了5架战斗机。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刘公诚动员父亲带头实行公私合营。 1954年7月1日，上海水泥厂公私合营后，刘公诚继任厂长。其间他研制成功抗冻性和易性优良的引气水泥，首创粉煤灰水泥，开创我国利用工业废渣制造水泥的先例，使水泥产量提高25～30%。刘公诚先后被推选为上海市第3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担任上海水泥工业同业公会主任。

1956年，刘公诚调往北京工作，担任国家建材部门的技术工作和领导工作。历任建材研究院物化室主任，水泥室副主任，水泥研究所副所长，建材技术情报标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副总经理，国家建材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顾问等职。其间，刘公诚亲自动手筹办仪器设备，规划学科设置，培训人才，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水泥物化室，取得多方面科研成果，发明了自应力铝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和铁铝酸盐水泥，使当时我国在水泥新品种科研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刘公诚是新中国水泥物化理论的奠基人。他对建材工业发展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撰写多篇学术论文，提出许多有益建议，因贡献突出而多次获得嘉奖。 1971年至1977年，他多次参与全国“小水泥”会议筹备工作，经常冒着高温和粉尘，深入企业现场调研指导，总结提高“小水泥”企业的革新成果和管理经验，推进企业技术进步。 1986年，刘公诚以国家建材局科委副主任身份参加上海水泥厂技术改造方案论证会，在他的支持和专家论证下，停建一座湿法窑，改为引进丹麦一条日产2000吨干法生产线，使该厂水泥生产技术显著提高。

                          报国无价

刘公诚廉洁奉公，心系国家。调到北京国家建材部门工作后，按照国家规定，可保留在上海时的工资待遇（比同级人员高许多），但他只拿规定的同级工资，其余部分上交国家。平时刘公诚乐于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尽量少用单位的小汽车接送。1956年，刘鸿生逝世后，刘公诚将分给他的20多万元遗产全部捐给国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公诚将家中的珠宝首饰和珍贵文物捐给政府，还动员妻子将她父亲留下的14件家传古董献给国家，其中有的是一、二级文物，现珍藏于上海博物馆。“文革”期间，刘公诚一家遭到严重迫害，他忍辱负重，不说出自己的共产党员政治身份。直到1979年年底，刘澜涛同志代表中央统战部公开宣布他和沙千里、胡愈之等人的中共党员身份，他的党员身份才公之于世。刘公诚的儿子说，在此之前，他们只知道父亲是去过延安的资本家。刘公诚曾两次被评为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先后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1年2月25日，刘公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当时《人民日报》发布的新华社消息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著名的水泥专家”。根据刘公诚的遗愿和家属要求，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并捐献遗体作病理研究。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刘公诚以其实际行动始终实践其在改名时许下的“以公诚之心报效祖国”的庄严承诺。正如他在一篇日记中写的：作为一个党员，在对祖国和党的事业这本账上，只有支方没有收方，我们不要做那种与党讲收支平衡的商贩，而要做祖国的赤子，要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

鲜为人知的白泉商埠

定海区白泉镇地处舟山本岛中心，区域内仅北面的浪西、塘夹岙靠海 (沿海岸码头当地人一直来俗称白泉老碶头)，然而，在这个中心区域内，白泉商埠在历史上曾有过的繁荣、辉煌，至今已鲜为人知。

笔者现搜集以下几例尘封的历史，以佐证当年的一些境况，来为现在的发展作个铺垫或凑个热闹。

下山头曾挖掘出唐宋时的古码头

　　据1993年修编的《白泉镇志》载，1975年春，挖河道发现位于崇圣宫以南下山头水稻田，离地表面70厘米外，有一片木桩建筑。沿山脚向南延伸，已露100米左右，木桩排行规整，一般间距2.5米，南沿间距4米左右。 1974年，崇圣宫300米稻田里离地表1米处发现古船遗骸，长21米，宽4.5米，3道桅杆，船板有木钉痕迹，年代应属宋代。

　　另据《定海县志》载：宋治平元年 (1064年)帝赐额改万寿寺，拨银重修寺院，建寺材料，曾经在下山头码头运送。唐开元设定海为翁山县，白泉为富都乡。据考证，白泉崇圣宫以南的下山头是唐宋以来的古建筑码头，曾称富都“第一商埠”。

　　清道光年间建起竹桥埠头

　　清道光年间，初建竹桥埠头，田舍王十九世(协成)王昌棣太公在白泉下街头德行弄边创办“协成酒厂”，年产黄酒千缸，除少数供给当地酒铺，多数从竹桥埠头经水道转销岱山嵊泗各地。光绪四年(1888年)海涂渐退，商埠移至老碶头浦外。

　　光绪二十年(1899年)，柯梅严友定在老碶头门边建起“严氏树行”，经营木材生意。从福建温州等地船舶拖树排进商埠。

　　光绪末年，田舍王“行”字辈太公，在“严氏树行”对面用石块修筑船埠头，另开了家“王氏树行”，由于不识商道，树行被迫倒闭。三间房屋出租给岑港里钓石料老板开石厂，那年境内建寿坟红火，且里钓开采的石料堆积如山，老板看中商情，利用老碶头商埠，把毛石料，用河船运往沿途白泉河两旁，请石匠在河道两旁建石厂加工石料。

　　白泉火鸡、茶叶曾是两大出口商品

　　晚清和民国初期，白泉十字街已是定海县内主要商贸区之一。

　　据《中国实业志》浙江卷载：定海出口的大宗商品火鸡额足百万元番银，皋泄商人叶世理与定海、宁波旅沪同乡会联运，年量达3万羽，以白泉为收购点，用帆船从老碶头商埠装船，运至上海十六铺，转销欧美市场。

　　民国初年，上海茶商徐启亮来白泉境内收购散茶叶，用百名挑夫把茶叶挑到老碶头埠，用帆船运至上海。当时，火鸡、茶叶，属岛内规模最大的外贸出口商品及内销物资。抗战胜利后，潮面张奏潮等村民，利用当地泥土资源，山上砍不完的燃料，在沿河两岸，烧砖瓦和冻制蛎灰(石灰)成品后，先用河船把砖瓦运到老碶头埠，再运往嵊泗、岱山渔村。

定海“义桥”的地名来源

定海城区的北部，有义桥新村、义桥路等地名，其起源于原来的城东街道义桥村，而义桥其实是“二(贰)桥”的谐音，舟山话中“贰”和“义”的读音是差不多的，都念作“ni”。原先定海的北郊，有“头桥”，也有“贰桥”。

义桥实为“贰桥”的谐音

　　据《定海区地名志》记载，头桥位于牛角湾东南侧，东为文化路，西南为擂鼓山，是城北通往义页河、皋泄的第一座桥，故称“头桥”。头桥的大约位置，应在今天文化路北端靠近原舟山石化学校的文化桥一带，头桥往西以前有小路可到东湾，沿着鸭蛋岭或东皋岭的山路即可分别达白泉、皋泄。而头桥往北，则可通到义页 河、马岙。

　　头桥往北过去就是“贰桥”，清光绪《定海厅志》中的《甬东庄图》记载为“永安二桥”，永安是旧时定海北郊的代名词，其得名出自“永安门”。光绪《定海厅志》中“城池”记载：明代“指挥许友展跨鳌山恢旧制，辟门四：东曰丰阜，南曰文明，西曰太和，北曰永安”，北门外一带也就因此叫永安，早期刚建成义桥新村时还设立过永安社区。“贰桥”为出城往北郊的第二桥，后谐称为“义桥”。那么“贰桥”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

　　“贰桥”一侧曾有“义桥墩”

　　据笔者询问定海城北村的村民所知，“贰桥”，为石板小桥，约三、四米宽，有两个桥洞，为上游义页河岭的溪水流经之处，光绪《定海厅志》中“水利”记载：“义页河岭下有水，屈曲东南流，东会叠石、东皋二岭水。”此桥为义页河一带村民来往定海城区的必经之路，村民每天就是经此桥挑柴担菜到定海城区做营生。其大约位置在今天城北水库中间偏北一侧。“贰桥”现已淹没于城北水库之中。城北水库于1959年5月建成，“贰桥”消失的时间也应在1959年。

　　在城北水库淹没地带，以前有村民居住点称“义桥墩”，就位于“贰桥”一侧，后因造城北水库，附近村民才迁往今天的城北水库大坝下的大地畈等地带。以前的义桥，也包括今天城北水库边的白露岙(位于城北水库东侧)等村民居住点。

　　“头桥”“贰桥”一带都称义桥

　　解放前，城北“贰桥”附近的白露岙有一户村民，其外甥女名方培茵，为上海女作家、教育家，方培茵的丈夫为民国著名作家胡山渊，胡山渊夫妇1946年秋天到定海义桥扫墓探亲，看望住在白露岙的舅舅，因见农村儿童苦无书读，心系桑梓，创办了“义桥小学”，招收义桥村民实行免费教育。

　　“义桥小学”的选址就位于今天的定海城北水库北侧。

　　因此，从义桥的地名渊源看，其起源于“贰桥”，其原先的地理范围所指应为“头桥”、“贰桥”一带的城北水库淹没地及周围，其地域范围没有现在的义桥村那样宽泛。

　　今天的义桥路、义桥新村位于文化路的西南侧，俨然已经成为义桥的核心地带了。而原先最早的“义桥”、老底子的“贰桥”，则只存在于一些老人的记忆中了。

嵊泗花鸟岛地名探微

嵊泗花鸟岛，地处东海之滨，是舟山群岛中最北的一个岛屿。花鸟岛风景优美，海瀚、礁美、滩佳、石奇、崖险，气候宜人，乡风淳朴。岛上还建有远东第一大灯塔——花鸟灯塔。

　　花鸟岛的开发历史悠久，南宋时已有住人。南宋淳熙初年，该岛砂岸被置为庆元府(今宁波)儒学田产，这是对花鸟岛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最早记载了。

　　花鸟岛的最初地名叫石弄山、石衕山

　　宋乾道《四明图经》的卷七《昌国》中是这样介绍的：“石弄山，在县东北九百五十里，山石玲珑，东西相悬，人可出入。”

　　南宋宝庆年间的《四明志》基本延续了乾道《四明图经》的记载，在卷第二十《昌国县志全》中介绍：“石弄山，在海之东北，有石玲珑，故名。 ”但是，那时花鸟岛的地名称谓既有“石弄山”，也有称“石衕山”的。

　　宋宝庆《四明志》卷第七《叙兵》云：“神前、石衕、三姑、宜山、马迹、关岙、海驴礁及海南北中间其昼夜巡徼者，三日一报。”那时的花鸟山，已经是南宋水军“昼夜巡徼”的边防海疆，纳入南宋政权的有效管理。衕，音“同”，字意为巷、小街道，称“衚(hú)衕(tòng)”。从意思上看，石弄山和石衕山是同一回事，从语言习惯上看，石衕山可能更有点儿像是北方人的叫法吧。宋开庆《四明续志》、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也都将花鸟山称之为“石衕山”。

　　宋开庆《四明续志》中的花鸟山，是作为海防战略要塞来记叙的。云：“自招宝山至石衕、壁下山共十二铺”，又云：“络华山至石衕山一铺，络华山东北取壁下山直西取石衕山，皆有人烟，风水顺便半潮可到，风水稍逆便用一潮，傍近别无以次山屿。若天气清明，烟旗火号仅可相应，或遇海气冥蒙，雾露遮蔽，风雨晦冥皆难应号。”自石衕山东北以至西北，别无山屿，皆是深洋大海浩浩无垠。

　　宋开庆《四明续志》中有“烽堠”十二铺之说，在大海中，铺为烽堠(烽火台)，以两岛相间为一铺。而石衕山至壁下山一铺就是最后一铺，也是南宋朝廷“海上国门”之最东首。

　　明天启《舟山志》云：“石弄山，山石玲珑，云影穿漏，故名。 ”云影穿漏，说的是岛上的穿心洞景点。《浙江省嵊泗县地名志》认为，石弄山是以小石弄(岙)的地形特征而得名的。石弄山的遗风至今犹存，花鸟岛上还有一个地名叫“小石弄村”。小石弄村位于小石弄岗墩中部，系一狭长石弄堂，底倾斜，过去村民在两旁辟岩居之，以此得名。

　　明代的花鸟山，常被称作“花脑山”

　　在明代的一些书籍中大都将花鸟山称之为“花脑山”。那时的花鸟山是明朝抗倭斗争的最前线。明朝大将侯继高曾经取得花脑山大捷。侯继高《补陀山序》中言：“我是以有花脑、浪岗之捷，谓非大士默相之功可乎? ”

　　《浙江省嵊泗县地名志》是这样解释“花脑山”的：“康熙至今，多写作花鸟山，但习称则以花脑山为主。这一带岛屿多水仙花，该岛位居北端，地势最高，喻作众花山之脑，故称花脑。”似乎非常合理。还有一些文人学者认为花鸟山周围一带，嵊山、壁下、东库都是美丽岛屿，但是其秀丽妩媚都无法与花鸟岛媲美，花鸟岛堪称为“众花之脑”，故称“花脑”。

　　这些都是用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花鸟山，明朝时候的花鸟山，其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

　　明朝嘉靖以来，有宁波、台州等地渔民来花鸟、枸杞、壁下一带的边远海岛生产作业，并先后定居在花鸟等岛屿上。这些远海作业的渔民大多数没有什么文化，他们对海岛的命名自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

　　他们看到的花鸟岛、枸杞岛，是一大片的天然石头，高高耸立，正如宋乾道《四明图经》中所描写的“山石玲珑”，但是这些渔民不是非常诗意地将此唤做“玲珑石”，而是把它们叫做“砬屿”，叫做“花脑”。砬屿、花脑，这是什么东东?那是渔民对“癞头”的俗称。在渔民们的眼中，岛屿的取名是为了好记好识别。而岛上因为有高高耸起的石头，地表岩石裸露，缺乏植被，由此形象地称为“癞头”，因此命名。

　　如，砬屿，指的就是马鞍列岛南侧的枸杞岛。清光绪年间《江苏沿海图说》书末的《长江口附近海岛表》中介绍枸杞岛，西方译名南马鞍岛，俗称砬屿。砬，方言中读lá，砬子是指山上耸立的大岩石，多用于地名，石砬子既有岩石的意思，又有癞头山的意思。

　　而“花脑”指的就是马鞍列岛北侧的花鸟岛，也含有癞头的意思。“花脑”是明清时代象山、台州一带渔民对癞头的一种“绕着弯儿”的说法，也算是一种隐语吧。

　　花脑，最初是渔民对“癞头”的喻称

　　在《象山县渔业志》的“丛编”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民间故事。象山檀头山岛，十里平沙，烟涛弥望，乃石浦港东面门户。清嘉庆年间，岛上来了一伙逃亡的“绿壳”，大佬叫蔡千，台州府人，人称大王。“绿壳”干的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勾当，当属恶人一类。蔡千却是与众不同，他专劫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把劫来的银两大把大把地撒给穷人。但是，“绿壳”终归是“绿壳”，一旦被捉，是要杀头的。“绿壳”最忌一个“头”字，比如提到“癞头”两字，就得绕个弯儿说成是“花脑”。蔡千爱吃豆腐，人们须把豆腐唤做“水花”。如果谁不慎说漏了嘴，当心脑袋搬家。

　　这个民间传说是将福建大海盗蔡牵的历史故事移植过来的，象山檀头山岛历史上曾经确是蔡牵的老巢。其中的海盗忌语“癞头”，就被改称为“花脑”。“花脑”是明清时期象山一带渔民对癞头的一种喻称，也有可能是海盗的一种江湖隐语。

　　据《浙江省嵊泗县地名志》介绍，在地质上，花鸟岛西部以燕山晚期侵入的花岗岩为主，东部为钾长花岗岩，并有一条近南北向长1200米、宽300米的闪长玢岩岩脉。明清时期的花脑山，土壤瘠薄，裸露的岩石比较多，植被零星分布，因此被形象地俗称为“花脑”。

定海历史上的“乡饮酒礼”

近翻阅清宣统三年(1911年)修编的《定海白泉王氏宗谱》，其中记载：其先祖第三代“宗”字辈宗藩公与第四代“士”字辈楷公父子俩，先后被举荐为乡饮大宾。

　　查相关文献史料得知，乡饮是古代一种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以达到德治教化之目的。乡饮大宾即“乡饮宾”，一般乡饮都选德高望重长者为乡饮宾，与当地官吏一起主持乡饮酒礼活动。

　　乡饮是古代盛行的嘉礼之一

　　作为我国古代嘉礼之一的乡饮，对其相关礼制历代文献记载较多。《礼仪·乡饮酒礼》云：“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周制，乡饮酒礼举荐将贡于君的贤者为宾，乡中贤者为辅佐宾行礼之介。随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乡饮酒礼也逐渐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成为一种社会道德教化手段。西汉时，诸儒就“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儒林列传》卷一二一)。唐朝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诏天下行乡饮酒(《太宗本纪》卷二)。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朝廷“颁乡饮酒仪于郡国”，十七年又命州县每三岁行一次乡饮酒礼(《高宗本纪六》卷三○)。

　　清代对乡饮酒礼制度提高到教化治民的政治理念，县府每年从财政支出一定数量官银用于举办“乡饮大宾”活动，习俗更为隆重。为彰显朝廷对乡饮礼的重视程度，《大清律例》卷五甚至明确规定：“乡党序齿，乡饮酒礼已有定式，违者笞五十。”而被举荐为“乡饮大宾”者，往往就是集功名、财势、德望于一身的地方精英人士，能选为“乡饮大宾”是家族的一种巨大荣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为应对战争支出，清政府决定将各地乡饮酒礼银两全数解司预拨充饷，作为政府层面的乡饮酒礼才逐渐瓦解。

　　定海历史上的“乡饮酒礼”

　　历史上的定海“地僻而风淳，民愿而士朴”。历来重教兴学，儒风日盛，人才辈出。仅宋一代，定海就登进士第三十四名，其中南宋时期三十三名。如此浓厚的儒学氛围，对于作为纲常伦理和道德教化施及大众的一大载体“乡饮酒礼”，海岛历代官府也格外重视，文献史料中有此记载。

　　清代时，定海县府曾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予以重视，如清康熙《定海县志》卷四“田赋”载有“乡饮酒礼二次，共银七两”。光绪《定海厅志》(史致驯、黄以周等编纂)卷十六“田赋”也有“乡饮酒礼二次，银七两”之记载。而清代以前有关定海的乡饮酒礼，相关历史文献中也可查到一些记述，如处于宋元之际邓文原的《故建昌略南城县邑王君墓志铭》、元代戴良的《元中顺大夫秘书监丞陈君墓志铭并序》。

　　邓文原(1258-1328年)，字善之，一字匪石，祖籍为宋代绵州巴西县(今绵阳市)，出生于钱塘。《故建昌略南城县邑王君墓志铭》(邓文原《巴西集》，《钦定四库全书》第1195册集部五)写道：元初，王元善为庆元路昌国县邑，“始至，即修学宫，行乡饮酒礼。”

　　戴良(1317—1383年)，字叔能，号“九灵山人”，浦江人，曾为月泉书院山长。《元中顺大夫秘书监丞陈君墓志铭并序》(戴良《九灵山房集》，《全元文》卷1641)云：儒士陈文昭在昌国州岱山隐居时，“以海乡僻陋，为兴岱山书院，严师弟子之职，暇日复与其里人聚石为台，陈簠、簋、爵、斝，盛升降揖让，如乡饮酒礼，父老见而荣之，争令子弟为学”。

　　以上这些记述足见定海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诗书礼乐之乡。

　　白泉王氏先祖与“乡饮大宾”

　　历史上白泉繁强村王氏家族治家有方、和睦乡里，有崇高社会威望，在白泉庄中可谓无出其右者。

　　定海厅学教谕沈廉在其《白泉王氏谱序》中称：“王氏子姓率服畴食德，以勤俭世其家。”宗谱中所列主要为始祖道弘太公、约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前后至第十三代“有”字辈、宣统三年(1911年)止，约三百年的家族延续史。作为明清时期白泉庄著名的世家大族，王氏家族自然就成为乡饮大宾的理想举荐人选。宗谱记载所示，王氏第三代“宗”字辈宗藩公与第四代“士”字辈(后改为圣行)楷公父子俩先后被举荐为乡饮大宾，并敕授修职郎(正八品)，这极为罕见，为家族至高荣誉。

　　宗藩公，字明卿，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一月，卒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月，寿登八十二岁。楷公，字圣木，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五月，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寿登七十四岁。通政使浙江学政雷鋐(1698-1759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视学两浙之时，得见王圣祥(明卿公之次子，考名王煋)，“观其文，圭璧琳瑯……询之牧司，访之与论，啧啧称道，咸谓王子非能自贤也，趋庭有训，入奉有仪。 ”应王圣祥所请为其父八旬寿撰《明卿公八十寿序》。白泉繁强王氏第三代明卿公、第四代圣木公父子懿寿德馨，堪称德才双馨，故而先后担任过“乡饮大宾”。其后代也俊才辈出，深得乡人赞许。

风雨沧桑“泽普庙”

位于临城街道绿岛社区的“泽普庙”，庙宇建筑相当阔气，在当地名气也比较大，是一座祭祀传统习俗中人们所共同尊崇神仙的祠庙。“泽普庙”在临城新区定沈公路东荡田旁。对于“泽普庙”的来历，首先得从当时宁波府镇海县东港村的几位下海捕鱼的渔民说起。

　　一、清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3年)春天，来自宁波府的张正如、张小毛、张大法、张小品、张大勾、张法德六位渔民都是堂兄弟。

　　一日，天皓清朗、风和日丽，张家六兄弟从镇海出发，撑着一艘30多吨的大渔船，一路上顺风顺水，从金塘洋面一直驶到平阳浦一带海域张网捕捞。中午时分，渔船逐渐靠近西岙山头(今在临城街道荷花社区西北面)，他们一看西岙鲁家有个小岙口是个避风的好地方，于是六兄弟就将渔船靠了上去，在西岙山头上搭了三间茅草屋，又在海边搭建了一座简易码头。

　　这里离渔区比较近，对捕捞作业带来了诸多便利。为了生活方便，六兄弟还从镇海老家带来了种子，在山头上种了许多番薯土豆，以此度日。当时近洋鱼群旺发，张家六兄弟的捕捞作业比较兴旺，渔船满载鱼货隔三差五到宁波府销售。

　　两年后，张家六兄弟各自将妻儿老小从宁波府带到了舟山岛上的西岙山嘴上安家落户，六兄弟又搭了六间茅草房。

　　随着岁月的流逝，每户人家里都添了不少小孩，大家打算以后就在这西岙山嘴上永远安扎下来，他们利用运输上的便利，从宁波府买了不少的木料运往西岙山头新造住房。

　　有一次，正在外海作业的张家六兄弟突然看到天色骤变，海上起风浪，赶紧拔锚撤篷往北方向逆驶而去。因潮流湍急，行速缓慢，至勾山海区一带，天色昏暗，浪头高涨，始终找不到进浦的方向，大家急得不行。

　　正踌躇间，趴在船舱上的张正如，忽然在黑夜中远远望见一忽明忽暗的灯光，在离东荡田北面三百多米处，六兄弟驾着船朝着光亮处直驶而去。进了港浦，路过发光之处，原来是一个土墩子。

　　当时风浪已经逐渐减弱，六兄弟终于平安进入了港浦，回到了西岙山嘴上的家。

　　翌日清晨，张家六兄弟特意到昨日发光处察看究竟，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发光的东西。六兄弟细细想了想，这难道是神灵保佑?于是，他们出资在这块土墩上建造了一座土地堂，请人在里面立了一块碑，上写“南海观世音菩萨之位”等碑文。

　　从此以后，张家六兄弟每次出海前总会准备好丰盛的祭品到土地堂祭拜入浦祈求，希望菩萨能保佑众人出入平安。这就是“泽普庙”的来历，后人也叫老庙基。

　　二、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夏，一日，乌云四起，狂风大作，洪水铺天盖地涌上山头。

　　狂风过后，张家六兄弟踏着泥泞的海涂来到山头，发现土地堂已经被狂风刮倒，牌位也不见了。张家六兄弟四处寻找，找了三天三夜，终于在一座高墩上发现了牌位。兄弟几个认为，既然这是菩萨的旨意，干脆就在这里造三间庙宇，以此作为菩萨最后的栖身之所。

　　清雍正十四年(公元1736年)初春，居住在大浦岙山脚下的大财主应财康，来到庙前徘徊，四下观察着小庙。中午时分，忽然从后面的小路上走来了一个人。此人名叫高士明，是当地一位有名的风水先生，于是互相交谈起来。

　　应财康想出资将此小庙再扩建一番，就问风水先生：“高先生，您看我将此庙扩建得大一点如何? ”风水先生在庙高墩上绕了一圈，又带着应财主往南方远看，是一片辽阔的泥涂和海洋，说这里水多又大，水大布广，为泽泥辽远布为普，这个庙就定名为“泽普庙”吧。

　　应财康整日在当地的孔家大户和洞岙新碶头的大财主韩天蓝等之间四处奔走，最后还从上海著名商贾和海外华人中共募捐助资金三千金后，遂派人到宁波福建等地购买木材等建筑材料，用三艘200余吨大型木帆船从平阳浦进入后塘小浦再转运到泽普庙。

　　应财康择定吉日招来木工泥水匠，请来洞岙和新碶头信佛的老百姓出钱出力，共同来建造泽普庙。到了第三年春天，泽普庙终于完工，建造面积共计地十亩，搭建起了九架堂楼高八米，正殿三间，东西孔子关公殿各二间，西财神殿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面正三门和后面大殿相对称，南面正三门没有砌楼，只附设走廊。

　　后来，在三大殿上，由新碶头财主韩天蓝拼造附属楼，引成了泽普庙的四缘环楼，大殿里附有一个戏台，四米见方，戏台东西两方各立着一根石柱，东南西楼上附有卍字型，屋顶上的围栏都刻着镂空花纹，屋脊东西各立有一对龙头，屋脊正中附置着一颗请工匠特意铸造的龙珠，对着两条金龙泛着耀眼的光芒。

　　泽普庙一度香火兴旺。有一年春天，朝廷应招纳取天下各地的文武奇才。里浦岙有一位武生名叫陈财校，得知消息后准备去杭州应试。路过泽普庙，陈武生进庙去算卦，同时在菩萨面前许愿说，如果考取功名，回里浦岙后，就在泽普庙前立下一对旗杆。

　　月余后，陈财校果然取得武举人的功名回来，他没有食言，就在泽普庙门前立下了一对旗杆，七米高的杆子，顶端各套着一只两米见方的旗斗，殷红色的鳌鱼旗在泽普庙前迎风招展。庙宇的东西两侧栽立着一排碧绿葱翠的松柏。

　　有一年夏天，天气炎热，乌云密布，霎时，雷电闪光铺天盖地迸射而来，阵阵雷鸣过后是风雨交加。过了一个时辰。雷电逼近泽普庙，突然，半空中出现一道闪亮的火龙，猛击在西面的那根旗杆上，旗杆被雷电击中轰然倒地，旁边的一棵柏树也被雷电同时劈倒。这也是后来为啥只剩下东面的一根旗杆和一棵柏树的缘由了。

　　三、1942年前后，泽普庙被当时的伪政府征用作了乡政府办公的场所，附设政卫班、民兵训练营等。泽普庙分为东南西北四保，共拥有三百多亩庙用自由田，各保尊田参庙，留庙敷用。同时年年由各保轮流管理泽普庙庙会和庙场事务。

　　泽普庙曾经来过许多戏班子做社戏，当时比较出名的象小毛宝、小蝴蝶、小娘班等，都是来自宁波、杭州、上海等地的草台班子。

　　1943年春，小蝴蝶戏剧团来泽普庙演出，挂头牌的二先生是一个著名的二级武生，因上台时间紧迫，就从高楼纵身飞向了戏台，却不幸失控身亡。后人为了纪念这个挂头牌的二先生，就在庙中立了一块牌位，一直流传至今。

　　解放后，泽普庙因政府教育需要开办学校。1966年春，泽普庙被拆迁，当地人将拆迁掉的木材和瓦片运送到两眼碶头造了综合楼，同时在原址上盖了十多间低矮的校舍，供当时的荷花小学使用。泽普庙则按原样向前挪了数百米，规模比原来缩小了好几倍。

展茅李氏宗祠

李氏宗祠坐落在普陀展茅街道沙井社区干施岙中横路29号，坐西朝东，背靠顶梁尖船头岩岗，属地势较高地段，符合早期居民依山傍水居住习惯。

　　据了解，干施岙李姓村民于明崇祯年间从镇海小港迁来，清顺治十三年舟山第二次海禁，移民再度内迁。李氏始祖李文亨避险隐居，在山洞、石缝中过着非人生活。

　　得知要强行迁徙消息，李文亨等人先藏农耕工具，后炒番薯干、玉米、高粱和部分米谷以便山上食用。在山上，他们不敢明火烧煮，只能用干粮和生水充饥。若有烟火，怕引来军爷驱赶。整整半个月时间，他们没有离开深山半步。

　　又过了半个月，见下面没有什么动静，才有人于深夜偷偷潜入家中察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吓煞人。茅屋被拆，家具被砸，连所剩无几的粮食不是被撒落在地，就是被故意倒在阴沟让山水冲走。有家不能归的日子，他们整整过了五年。

　　清康熙元年(1662年)，倭患稍平，禁令渐松，李文亨等人才慢慢在原址结茅而居，垦荒种地，重整家园。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舟山开禁，李文亨等人才有了自由生活的天地。不久，李文亨设法去镇海小港等地召回了部分内迁的族人，决心在干施岙这块风水宝地上重新开基立业，大展宏图。

　　经二十多年努力，李氏家族又具一定规模，家底也日益丰厚，始祖李文亨凭着自己威望，于清康熙四十一年八月(1702年)募资建造宗祠，以告祖先在天之灵。

　　这座宗祠，距今已有311年历史。

　　《李氏宗祠》建筑占地面积519平方米，正屋三开间，穿斗式，七檩前廊子，硬山顶，屋脊中部两端挑雀尾，八卦中宫，屋面盖小青瓦，建筑比较古朴、简易，有一定的明代建筑风格。正屋北首厢房属宗祠配套设施，系重孙所建。鉴于建筑年代跨度大，故格局比较新颖，清代建筑特色比较鲜明。

　　现虽破旧，风韵尚在。宗祠几经修理，保存完好，有一定历史文化保护价值。

　　1996年12月编制的《展茅镇志》中载喻：干施岙“全村56姓，以李姓为大族，有人口539人，占全村总人数58%。 ”于此，李姓人群的行为，在全村村民素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李氏后人将《李氏宗祠》作为一块历史的丰碑，让不畏强暴、不畏艰险、勇于奋进、勇于创业的精神代代相传;也将《李氏宗祠》作为一面镜子，看看自己对长辈有否不行孝道。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干施岙有座积善庵(现称积善寺)，清初村民李贞咸曾居此为僧，后为子孙读书之处。清光绪年间，贫苦弟子李廉曾在此刻苦求读，后求取功名，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竞中第二十四名进士，钦点户部主事，御赐《进士》匾挂在《李氏宗祠》堂中。这块匾比较珍贵，属宝贵文物，有较高历史研究和文物保护价值。

古代朱家尖

从古代朱家尖的地理环境、历史记载、文化遗存等多方面考证，朱家尖是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朱家尖、普陀山、沈家门构成了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普陀金三角”。

　　舟山作为中国南北海上交通要冲，明州海上门户，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据重要地位。对此，已经有很多专家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王连胜老师专门撰写了《舟山的“海上丝绸之路”遗存》一文，对普陀山、沈家门、朱家尖等地的历史遗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发表《普陀山与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论文。笔者在此基础上认为沈家门、普陀山、朱家尖构成的“普陀金三角”是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特别是朱家尖，具有浙东“海上丝绸之路”驿站的独有优良条件。

　　一、朱家尖的独特地理环境优势，决定了其“海上丝绸之路”的驿站功能

　　1.古代朱家尖，乡村经济发展使之具有良好的补给港条件

　　“普陀金三角”位于舟山本岛的东侧，相对于舟山群岛的其他地区，“普陀金三角”是古代远洋船舶驶离明州境界的最后补给港，具有良好的补给条件。

　　从历史记载看，以古代马秦山为主体的朱家尖，自宋代起乡村经济发展已经使之具备港口补给地的良好条件，并不逊于沈家门、普陀山。

　　其一，是马秦山的人口集聚。朱家尖历史悠久，据西岙(黄沙村)兵船湾出土的石戈等文物考证，早在商、周时已有人在境内居住。宋代有马秦村，隶属安期乡，至元代已经形成大马秦、小马秦等数个自然村落。

　　其二，是朱家尖具备良好的农作物种植条件，相对于普陀山“一无所产，岁用米七八千石。自外洋来者，则苏、松一带出刘河口，风顺一日夕可到。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朱家尖“地颇丰腴”，能提供补给所需的各类农产品。关于古代朱家尖的土地肥腴，志书上多有记载。如，《宝庆四明图志》记载“乌石塘有三，一在马秦岙……中成膏腴，不以人力”;《大德昌国州图志》也载“乌石塘在马秦，……下注民田，皆成沃壤”。

　　其三，渔业生产发达，水产品丰富。宋元时期，随着大批商船、渔船在乌沙门往来，官府在乌沙门筲箕湾一带设立“砂岸”(元代又称作“沙岸”)，专门管理船舶和税收。砂岸“即其众其渔业之地也”，马秦山乌沙门一带就是宋元时期官设的渔业基地。元《至正四明续志》云：昌国州有“沙岸”，其中“乌沙洋务钞肆锭”。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又载马秦山附近海中的香火礁大鱼洄游规律，说“每岁三月间，大鱼扬鬐鼓鬣从大洋来会于礁之下。 ”这说明马秦山的渔民，在长期捕捞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掌握大鱼洄游规律，也说明当时马秦山渔业生产之发达。

　　其四，由于海上交通及渔业生产的良好条件，宋代的马秦山，也是昌国县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当地还设有专司酿酒的“马秦坊”。宋宝庆《四明志》记载昌国县酒坊15所，都是人口规模较大的村落才有酒坊，如翁山坊、白泉坊、岱山坊、金塘坊、昆斗坊(桃花)等等，而马秦山也占一坊，这说明马秦山当时户口数量与诸大岛相匹敌。酿酒不但工艺较为复杂，原料、设备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酒缸、酒坛当地不能生产，而要到外地采购的话，也须具备较好海运条件。所以，酿酒绝不是有粮、有粬、有水就行的。因此，酒坊的建立，也说明古马秦山当时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较高，海运业初具规模。

　　2.古代的朱家尖是自然条件出色的避风良港，具有和沈家门、普陀山相媲美的港口条件

　　岛礁密布、大山遮挡的自然条件，使朱家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南宋乾道《四明图经》中记载马秦山“在县东南四百里”。马秦山的左侧是乌沙水道，右侧就是茫茫的东海。自汉至明清，乌沙水道以及附近的石牛港、莲花洋水道便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避风泊地。

　　今天的朱家尖，在古代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由近10个大小岛礁经滩涂淤积而相连成岛，包括古代的顺母涂山、泗苏山、马秦山、石马山，以及蜈蚣峙、馒头礁等等，岛与岛之间形成了良好的港湾条件，由于岛屿的屏障作用，如白山头、大山、大青山等高高耸起，可以避风，据《浙洋守御论》记载：“沈家门可避四面飓风;石牛港、乌沙门可避二面飓风……”因此岛礁之间的水道，就成了日本、高丽等各国贸易船舶航行的必经之地。如明代《天下水路路程》卷七记载杭州府至普陀山的水路，“本府出草桥门……出浑水洋，百五十里舟山所。八十里沈家门，莲花洋、石牛港、缶八孟山。共七十里，普陀山”。据王连胜老师采访老渔民所知，从沈家门驶到普陀山，如果航行其西面的普沈水道(现朱家尖跨海大桥处)，受潮流条件和古代航海技术限制，即使顺风顺水，也会被强烈的潮流漂向塘头山那边;有时候遇到潮流风向不好，早晨从沈家门出发，直到天黑才能到达普陀山，须航行10个小时。而石牛港内四面环山，潮水平缓，风不甚大，驾驶木帆船往返沈家门和普陀山，经过此港就比较便捷。

　　古代的乌沙水道，自莲花洋以南包括今福利门、乌沙门两个航门，宁波往日本、往东南亚的国际航线在此分踪。经乌沙水道往南过兵船湾、筲箕湾可以往东南亚诸国;由乌沙水道北侧往东，经过石牛港、新罗礁可以至高丽、日本，唐代日本遣唐使多次经此水道入明州港。鉴真六次东渡及明代日本国朝贡贸易等多数走的都是宁波—普陀(乌沙水道)—日本这条航线。

　　3.古代的朱家尖，也是舟山海岛佛教圣地，可以满足古代船舶出洋祈福需要

　　宋代的马秦山，也是舟山较早的佛教传入之地。宋宝庆《四明昌国县志》记载：“保宁院，县东南海中，旧名保安。晋(注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63年)建，皇朝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赐今额。 ”当时有寺产田149亩，山1229亩。后由院升寺，到元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年)，该寺已经历350多年历史，这时田产总数增加93.9%，其中田增加了5倍。此外，南宋时期的马秦山上还有碧云庵等其他寺庵。

　　二、古代朱家尖，作为航运、海防基地的历史记载

　　古代马秦山是构成现在朱家尖的10个岛礁中面积最大的岛屿，关于马秦山的航运、海防的史料记载比较多。

　　1.元代的马秦山，官方曾设置海船千户所，这是海上国门的象征

　　元朝初期，官方曾在昌国县的马秦设立海船千户所，这是保护海上运输、对外贸易的一个管理机构，马秦山俨然成为当时庆元路(即今宁波)的门户，海上国门的象征。

　　元初在马秦山一带设立海船千户所，出自元朝邓文原的《巴西集》，其《故建昌路南城县尹王君墓志铭》一文中介绍元朝昌国县的第一任知县王元善，曾在昌国升州后任职马秦海船千户所副千长，“在任凡三考，县升州，就除马秦等处海船副千长，会盗发，台州宁海主帅倚君掩捕余党，悉平。”昌国州建立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初期，元政府组建一套完整的海上贸易机构，在沿海各大城市设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下辖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市舶提举司，“统海船万五千艘”，同时还建立了海上驿站，专门为宫廷运送“藩夷贡物及商贩奇货”，并组建“海船水军”保护船舶航道的安全。庆元府下设立马秦海船千户所，就是为对外贸易保驾护航，打击海盗势力也是其一项职责。马秦山设立海船千户所，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说明元代甚至宋代，乌沙门航道边的马秦山一直是“海上国门”，边防重镇。

　　2.明代设立烽火台和海防营寨

　　明代，“日本国贡使来华勘合贸易船，大部分也从日本五岛直接开往乌沙水道在莲花洋停泊”。海面上“日本贡船连云”。明李言恭、郝杰同撰的《日本考》云：从日本的五岛历天堂官渡来浙东，“多则至乌沙门分踪”。可见，唐宋以来的乌沙水道是中日北洋航线的必经之路无疑。同样，倭寇也是走这一条水路，为此明朝政府在朱家尖设立烽火台以资瞭望。民国《镇海县志》记载:“设旗军以瞭望声息,昼烟夜火,互相接应。若郭巨之三塔山,舟山之朱家尖,矗峙最高,所望独远,故设总台,多拨旗军戒严。 ”明代朱家尖还设立海防营寨，至今还留有“廉泉”遗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朱家尖在浙东海上交通上的锁钥地位。

　　3.南明时代，曾有吕宋使者船泊乌石塘港区

　　清初著名诗人吴梅村曾经做过一首关于舟山明末鲁王政权的叙事诗《勾章井》(注，即舟山宫井)，诗中有“马秦山接桃花岛，吕宋帆移棋子湾”一句。马秦山，即今之朱家尖。棋子湾，就是古代马秦山的“棋子湾”。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云：“黑棋子湾，在乌石塘之左，其形圆巧绀滑，欲得之者必祷于神，撒黑豆易之”;又有“白棋子湾”，与黑棋子湾相望。

　　诗句中“吕宋”，指的就是现在的菲律宾。这说明，南明时期有菲律宾贡船停泊在马秦山，当时的鲁王南明政权割据一方，东南岛国琉球、吕宋等仍旧以鲁王监国为明朝正统，遣贡船使者觐见鲁王。“吕宋帆移棋子湾”或可作为明末朱家尖古代航运发展考证的一个线索。

　　钱海岳《南明史》中《卷七·志第二·礼》记述：“南渡，安南、日本、琉球、吕宋、占城诸国先后入贡。”说明南明时期，确有安南、日本、琉球、吕宋、占城等国曾派使者入贡。当然南明有诸多小朝廷，这些小国是否曾经向鲁王朱以海朝贡?据记载，鲁王监国四年(1649年)，琉球国仍旧向时南明的监国鲁王朱以海朝贡，并与建国公郑彩关系密切，还将硫磺卖给南明以抗击清军。此后，也有可能吕宋使臣前来朝贡。“吕宋帆移棋子湾”或可作为明末朱家尖古代航运发展考证的一个线索。

　　三、朱家尖的历史遗址、文物见证“海上丝绸之路”

　　普陀的乌沙水道作为浙东海上交通的门户之一起源甚早。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水道两侧的兵船湾、石牛港、小山头等地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晚期遗址，并有石斧、石戈、陶器以及大量汉晋时期的古币等文物出土。根据西岙兵船湾出土的石戈等文物测算,已有4000余年文明史。

2006年4月，承建中国佛学院教育学院土建工程的朱家尖围垦开发有限公司施工人员在朱家尖蜈蚣峙码头附近一座小山取土时，发现大量窖藏古铜币，这些钱币铸造年代跨越西汉文帝到东吴孙权不同朝代。这批钱币的发现地点近海，山脚前原本就是石牛港航道，直到建国后修塘围垦才成为陆地。因此钱币专家认为这批钱币是从海上来，系古代商舶留下，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在朱家尖蜈蚣峙码头附近有“廉泉”古井，这是明朝海防的历史遗址。明朝定海(今宁波镇海)都司梁文《饮泉楼记》载：“石牛港在定海之海外，去舟山尚有百余里，遏乌沙门巨冲。……旧为岛夷入犯必由之路，故特设防倭把总统舟师，汛时泊守于此。”梁文在万历年间奉命守此，由于浙东干旱，数月不雨，梁文在蜈蚣峙山麓寻找泉源，掘得一井，命之为“廉泉”，并镌之于石。明朝政府在朱家尖白山与顺母之间的石牛港设立水师基地，并在附近高山上遍设瞭望台、烽堠，清康熙年间的舟山水师左营也设在这里，遂使朱家尖成为当年浙东沿海抗倭防盗的前哨要地。

　　朱家尖岛历史悠久，但是受地理条件和水下考古条件限制，其他的沉船遗址、海港遗址等文化遗存尚不多，因此在舟山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要大力推进海洋考古工作，对包括朱家尖海域在内的舟山海域进行海洋考古，通过沉船考古、海港考古、海洋聚落考古等三大领域的舟山海洋考古工作，发掘更多的历史文化遗迹，同时在海涂围垦等人工活动中提前进行海洋考古的可能性评估与探测，提高相关单位、人员的文物保护意识，使海洋文物出水信息得以及时掌控，让舟山海洋考古文物成为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

沈家门的老街与商行

民国时期，沈家门街市有“东西两横塘，大街一直上”之说。主要街道东大街（东横塘）长315米，西大街（西横塘）长435米，中大街（大街）长327米，新街长585米（包括泰来路）及东西沿港路长2000多米，路面均是用石条石板等铺成。童子路（同济路）长70米，伏虎路长410米，中兴路长325米，均为泥石路。

　　主要商业老街东大街临街大多是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楼下为店面，楼上住人，原为沈家门最繁华街市，有稍大商号达45家之多，还有酒楼18家，特色小吃沿街设摊。每当小黄鱼汛、大黄鱼汛、乌贼汛、鳓鱼汛、海蜇汛、带鱼汛等汛期，沈家门渔港万船云集，海鲜腥味盈天，流动人口最多时达万余人，街上舟山话、温州话、台州话、三北话和闽南语混杂一起，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好生热闹，沿街店铺，生意兴隆，异常繁华，人称“活水码头”和“小上海”。

　　清代诗人刘慈孚有一首《沈家门》诗，曰“海山叠叠衬红霞，茅屋村村绕白沙。趁市船归潮有信，落帆风好水生花。荻芦烟软藏渔户，杨柳阴浓护酒家。贾利及时夸富有，只因鱼米胜桑麻”。一首诗是一幅图画，描绘了晚清时期海乡沈家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貌。海山、茅屋、潮信、归帆和渔刻、酒家、商贾，编织了一幅鱼米之乡“渔舟唱晚”和“活水码头”繁华的胜景。

　　自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颁“展海令”后，沈家门由于渔兴民增，又兼四十八年（1709年）后筑东横塘、西横塘、墩头塘、小茶湾塘、中沙潭塘及荷叶湾塘，使沈家门陆地面积大增，渔村也由此得到扩展。至民国7年（1918年）沈家门人口增至1.3万人，初具渔镇规模。当时的沈家门“市肆骈列，海物错杂，贩客麋至”，商业渐兴，到民国11年，东大街、中大街、泰来街、大道头、泥道头形成商业区，南北货店、布店、酒楼、百货店、药店、烟酒糖饼粮果店、米店，海口的“四六”栈房（也叫“蛳螺栈房”）等相继开业，形成了繁华的街市。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普陀民间有5艘船舶去日本进行贸易。康熙二十八年去船3艘，贸易的商品主要有中国的绫罗绸缎和瓷器、茶叶、药材及笔墨纸砚等，运回来的主要有金银铜和一些高档干水产品等。特别是雍正年间（1723～1735年）清廷允许宁波、舟山商贩去南洋通商，在18世纪，宁波、舟山“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

　　到19世纪60年代，土特产出口不再经定海港，而舟山的白鲞、鱼胶、乌贼等咸干水产品只得经宁波上海口岸出口。到民国8年（1919年），沈家门老德顺发记酒坊直接用福建大商船载运“浙宁老德顺发记酒坊土黄酒”运销新加坡等地，每年达2025吨。民国9年，沈家门鱼商杨万年收购顺母涂无泥筋泥螺加工成瓶装醉泥螺，通过上海远销香港、南洋，每年达3吨左右。香港、广东等地客商也上门收购乌贼鲞、海蜇皮、咸黄鱼等各类咸干水产品，运销香港。时江、浙、闽、粤、鲁渔船每到沈家门避风锚泊，沈家门小商小贩和老百姓挑自产的蔬菜、番薯干、家酿酒、禽蛋和饮用水等，上船与渔民进行小额易货贸易，以毛估估换取海鲜产品和渔民捎带来的木材、桂圆、荔技、花生等物。

唐代的舟山曾设“翁山镇”

舟山，作为古城要塞，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开元年间，翁山建县，但翁山县只存在了大约二三十年时间。此后的翁山，仍是海防要地，并设有“翁山镇”，此事记载于宁波镇海出土的《唐·会稽郡夏氏夫人墓志铭》碑刻。

唐代翁山县是舟山最早县级行政建制

  《历代地理沿革表》卷三十三《县表·翁山》曰：“开元二十六年析鄞之海中洲置，属明州。大历六年，以袁晁之乱，不能讨，弃之。”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七月十三，翁山县正式建立，县令王叔通。县辖富都、蓬莱、安期三乡。

翁山县实际存在的时间太短了，至大历六年（771年）废置。另有一说，北宋王溥所撰《唐会要》之71卷，则载“广德元年（763年）三月四日因袁晁贼废”。

翁山县只存在了大约二三十年时间，离我们的年代太久远了。岱山李国华曾经在《寻找翁山县》一文中感叹说：各地的地方历史文化挖掘中，有诸多舟山元素。通过这些“元素”，能否让我们找到一个形象丰满、充满感性的翁山县？

近日，笔者在宁波镇海《唐·会稽郡夏氏夫人墓志铭并序》碑文中发现一句关于唐代翁山的记述。

该墓志铭全文如下：

夫人本弘农湛氏，周之苗系也，犯穆宗皇帝庙讳，长庆初，准敕改为夏氏，敕词云：‘夏、禹、启子之后也，就会稽郡焉。 ’……笄年归于顺阳范氏，宣节校尉前守翁山镇将，王名行德，风猷擅美……州县耸观，乡闾仰止，褒赐累加，蠲免徭役……乾符己亥岁十一月六日奄终于明州鄮县永安乡梢树里第也，享年七十有五……广明元年岁在庚子十二月庚辰五日甲申，卜窆迁于里东先翁姑之茔侧……永闭幽壤，垂千万年。

仲弟检校国子祭酒前守越州都督府长史殿中侍御史谦撰 并序

该墓志铭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宁波镇海的庄市镇贺驾桥出土的，现藏于镇海区文管会办公室。

墓志铭由碑文中夏氏夫人的二弟前守越州都督府长史、殿中侍御史夏谦撰写的。

夏夫人的丈夫就是“顺阳范氏”“宣节校尉前守翁山镇将，王名行德”，宣节校尉为古代武官散官名，唐始置，正八品上。范行德作为武将镇守翁山，说明翁山县废置后，仍然是海防重镇，驻有军队。

墓志铭中 “前守翁山镇将”出现在何时

该墓志铭的出土地点及碑文所记的故事发生地都在唐代明州，此翁山镇应当就在明州翁山境内。

从墓志铭中所记载的时间考证，“前守翁山镇将”的任期应该是在翁山县废置后。墓志铭中说，夏夫人“乾符己亥岁”即乾符六年（879年）去世，次年即“广明元年岁在庚子”（880年）和其“先翁姑”（即其公婆）的坟墓葬在一起，此时离翁山县被废置已过一百多年。

夏夫人“享年七十有五”，大约出生于805年前后，夫妻年龄应该相似，故其丈夫范行德出生乃至镇守翁山也应该是在翁山县被废置以后，从此推断，唐代翁山县的县级行政建制被废弃，但是仍旧保留驻军，驻军的军官为宣节校尉，正八品上，官阶比唐代知县的正七品小。

唐代后期，翁山的区域性地名犹在，岛名犹在，驻军犹在，当时舟山仍有“翁山镇”的军事设置。

从史书记载来看，唐的戍边军队有一定的编制，大的叫军，小的叫守捉、城、镇，而领于道。

唐代的镇，一般是指军事设防的地方，主要是为了适应军事上的需要。要害的地方，必须设兵的，则建有镇，职官有镇将、镇副，次为戍将、戍副。镇的职能是防务，维护治安和镇压人民的反抗，“盗贼斗竞则属镇将”（见《文献统考》卷六十三，《职官考》十七县尉条）。

唐代有设镇的惯例，明州管辖的区域内就设有鄞塘镇、下庄镇、望海镇。

明州的一些镇还有榷税的性质。鄮县光溪镇就是一例。唐代实行征商制度。

德宗建中三年（782年），规定“诸道津要都会之所”，一律由官吏检查商旅，计量货物，每贯抽税20文。作为津要之处的光溪镇，它的设立目的是检查商旅，征收税收。

《鄞县通志·榷税·光溪镇》条目中就认为它是“以监酒税”得名，具有榷税的性质。“唐制于水陆通津驻有监税，以察商旅。此当系监税，非军戍也”（见《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

当然，唐代在翁山设置翁山镇，还有一种可能是为了征收盐利，打击私盐。当时的富都监虽然在袁晁之乱中撤离翁山，但翁山的盐业生产其实并没有完全停顿。

翁山县废置后何还要保留海防驻军

翁山县被废置，唐朝保留海防驻军，应与防止农民起义、兼管盐业、航运业有关。

翁山县的废置是因为袁晁起义，其暴露的问题是阶级矛盾突出，社会不稳定，因此需要通过驻军，来维持地方秩序。“安史之乱”以后，唐政府为弥补国库亏空，不顾人民的死活，在江南追征“安史之乱”以来的八年赋税，搞得民不聊生。

唐中后期，浙东一带多次发生农民起义，在袁晁起义后又曾发生裘甫起义等，农民军面对强大的统治队伍的镇压，往往避入海岛休整，积蓄力量准备再战。因此为了防止农民军再利用舟山海岛作为大本营，唐政府有意加强海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从为经济发展保驾护卫的功能看，翁山县衙门虽然被废，但是其岛上居民还是大量存在的，而且舟山的盐业生产并未因此而完全中断，作为唐朝十个盐监之一的富都监仍旧在浙东地区运转，直至唐末五代。

古代军队向来有监管查禁私盐之职，一如北宋初期的巡检司。因此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秩序，也有必要在舟山海岛驻扎军队。

更重要的是海运业发展。自唐以来，随着造船水平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发展，通过明州前往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航线不断开辟。

唐朝，明州与朝鲜半岛的海上航线就已经开通，“四明为东南大邦，海帀三垂，北通海岱，东控高丽、日本诸国”，而舟山就是由古代宁波前往东北亚的必经之地，普陀山更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在唐朝中叶，明州至福建、广东的航线早已有海盗之虞，因此航运业的发展需要在原翁山之地驻军维持海防，以确保海上交通治安。

正是唐、五代时期翁山在社会、经济方面得到持续缓慢发展，至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原翁山县的富都、蓬莱、安期三乡基础上设昌国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