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舟山市徐正国博物馆馆藏中西印书馆在1924年出版的《上海著名人物实验致富术》，书中为鼓励青年致富起见，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致富方法44节和民国前期26个上海著名人物的成功史。其中排在第二位的是舟山籍巨商、中国近代上海工商界领袖、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 （1848 ～1926）。
文中开首提到：“上海人有不知韩国钧、何丰林者。而独无不知有朱葆三。上海商界有不知方椒伯、盛竹书者，而独无不知有朱葆山。其声名之远大普及可知矣。 ”江苏海安人韩国钧（1857～1942），在清光绪五年（1879）中举。先后任行政、矿务、军事、外交等职，曾任吉林省民政使。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巡按使、省长、督军等职。山东平阴县人何丰林（1873～1935），天津武备学堂毕业。 1912年后，任陆军第四师第七、第八旅旅长， 1913年为浙江宁台镇守使，封三等男爵。 1920年任淞沪护军使兼第6混成旅旅长。 1924年，任浙沪联军第1军司令。此两人在江浙军政界显赫一时，但名气还是朱葆三来得大。
一
在上海商界，宁波镇海人方椒伯（1885～1968），1918年任北京东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后兼任四明公所及四明医院董事、上海总商会会董兼商事公断处处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董、常务理事及会务主任等职。五四运动后，被推为“各公团联合会”会长。民国11年起连任两届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民国12年兼任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理事长。宁波镇海人、著名银行家盛竹书（1860～1927），1908年被推举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后任协理、总理。1911年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1915年至上海，历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浙江兴业银行常董，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上海银行公会第二、三、五届会长。担任中国红十字会议长、中国济生会经济董事、四明公所董事。还创办江浙渔业公会、镇海旅沪同乡会，担任会长之职。这两商界巨擎，与朱葆三一比，也是略逊一筹。可见葆三先生在沪上的声望之大。《上海著名人物实验致富术》一书中介绍朱葆三闯荡上海滩的经历简明扼要：“朱葆三名佩诊，原籍浙江定海，旋徙镇海，来沪时年只十六，初从叶澄衷公习五金业。朱葆山为人心思缜密，胆气豪放，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发人之未敢发，尤长于交际。而于会计之学，亦甚有得。时虽年幼，已崭露头角。为一店所赏识，言于叶公，于年满后，即给以厚薪，使之佐会计之职，时朱君年尚十九也。以长于交际，故与各界多相识，信用甚著，而以精明有为之，故又为人器重，争欲揽为己用。”这一段文字言朱葆三到上海创业之始随宁波镇海庄市人、后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著名的宁波商团先驱和领袖叶澄衷（1840～1899）习五金业，并受到叶澄衷的看重。朱葆三正是因为结交上了“五金大王”叶澄衷，在叶澄衷的提点下，他很快就在上海滩的五金业与叶澄衷并肩而立，成为了另一个“五金魁首”。
朱葆三是十四岁到沪在“协记”五金器皿兼食品商店学艺当学徒﹐十七岁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升经理。 1878年，“协记”店主去世而关门歇业。他在上海新开河地区开设了慎裕五金店﹐同年﹐开设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几年工夫，年营业额一下子从几十万两上升到上百万两银子，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后在上海日商平和洋行当买办﹐并纳捐二品衔候补道。当时，定海《挖花调》唱词中便有“牛头朱葆三，平和做买办”，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二
“及袁海观任上海道，慕其名，以重金聘司会计。朱君本其积年心得，大为擘划，信用益著。于会计外，不论大小政务，遇有疑难，辄与之商，而朱君亦尽心献替，多所赞助。其时沪人有谚曰，上海道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其时，袁海观之信任朱君，与夫朱君之尽心为袁海观谋划，已可于此二语中见之。后袁海观去职，朱君亦随之而弃政界，专尽力于商业。 ”
此节说了朱葆三与1901年调任上海兵备道袁树勋（1847～1915，字海观，号抑戒老人）的交往，袁树勋把保存“庚子”巨款全权委托给朱葆三，由其处理巨款存放生息一事，各钱庄银行对此均信奉不违。也点明了“上海道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的典故由来。这是朱葆三信誉和地位的写照，而袁树勋在晚清官场中如鱼得水的状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背后的朱葆三为他出钱出力。袁树勋后来一路飚升，官至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等……“后袁海观去职，朱君亦随之而弃政界，专尽力于商业。任平和洋行买办，并创设通商银行，宁绍公司，并纠合同乡，组织大规模之宁波同乡会。朱君心细才大，凡所谋划，罔不成功，盖其心细，故事前必多方策划，三思而后行。其才大，故临时从容布置，有条不紊。宁绍公司初办时，规模甚陋，自朱君精心经营后，业日以振，遂有今日之发达，而宁波同乡会之以有今日，亦皆出朱君之谋划也，且以朱君之信用，凡所号召，无不一鼓即成。而朱君亦日以富，自商店学徒以至今日，其家资每年加增，由千至万，而五十万，百万千万，为上海商界中首屈一指之富豪。法人信仰之，堆崇之，至特筑朱葆三路于法租界之东部，以垂不朽。其名誉之隆，更可不言而喻矣。 ”
朱葆三是宁波旅沪同乡会主谋划之一。清嘉庆二年（1797），宁波人在沪创建殡舍，称为“四明公所”。清宣统元年（1909），慈溪人洪宝斋始集宁波同乡朱葆三等数十人谋划，创建“四明旅沪同乡会”于汉口路。不久，洪宝斋离沪，会务一度停辍。宁波鄞县人施嵋青联合同乡绅商钱达三（定海人）、朱葆三（定海人）等于次年4月复兴同乡会，并改名宁波旅沪同乡会。当时，施嵋青捐全部私产，并同钱达三、朱葆三、鄞县人孙梅堂、陈韵泉、陈蓉馆、镇海江南乡人（现为北仑区）谢蘅牕等人商量，捐资兴复，于次年，即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四日，正式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设“事务所”（即会址）于福州路22号。宣统三年（1911）二月二十一日，在“四明公所”举行成立大会。公推李徵五为会长，虞洽卿、朱葆三为副会长。民国12年（1923），选举朱葆三、虞洽卿为正副会长，李徵五为理事长。
1906年袁树勋调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后，朱葆三弃政界而专行于商业。朱葆三在1895～1911年﹐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又投资于英商鸿源纱厂﹑大生轮船公司﹑浙江银行﹑立大面粉厂﹑广州自来水公司等企业，还发起并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张全华资的综合性新闻纸——上海《新闻报》，并担任华董。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商务总会协理等职﹐天道酬勤，商道重信，终于成为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被商界誉为“百变奇才”。 1915年10月，朱葆三当选为上海总商会总理，次年改称会长。此后连任三届会长，直到1920年8月止。 1924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为表彰朱葆三为上海作出的杰出贡献，破例命名朱葆三创办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所在的靠近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天主堂路（今四川南路）的一条小马路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来纪念他当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三
辛亥革命后﹐朱葆三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任职期间﹐为筹措军饷政费﹐尽了不少力。此后﹐趁当时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又先后投资于上海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上海中华商业储蓄银行﹑龙华造纸厂﹑舟山电灯公司﹑河北柳江煤矿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成为全国闻名的大资本家。其间又历任上海总商会协理及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慈善救济协会会长等职。
史料载：“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发电支持段祺瑞政府﹐反对上海工商学界罢工﹑罢市﹑罢课的爱国行动﹐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迫辞职。 ”而《上海著名人物实验致富术》一书则有不同看法，认为朱葆三此举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有先见之明：“且朱君不特于商业上有远到之才，即于政事上亦多先见之明。当五四风潮发生时，巴黎和会适在进行，国人一致主张无条件收回青岛，并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必须在巴黎会议中向德国索回，声势汹汹不可遏止，稍有踌躇，辄以卖国加之，若大逆不道，即可弃市者。朱君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独通电各界，主张对日直接交涉，索回青岛。当时虽大受沪人诟病，至欲以对待曹汝霖、陆宗舆、章崇祥之手段，移而对待朱君。函牍交弛，责难倍至。朱君亦不安于位，至辞职以谢国人。然青岛案最后结果，仍在华盛顿会议中，由施肇基、顾维钧与日本代表直接交涉索回，并非向德国收还也。而详细条件，且由王正廷在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解决也。是日声势汹涌，一致反对直接交涉，至欲以手枪炸弹与朱君相见者，至是亦一转论调，赞成当局之得计，是可见朱君对国事实有先见之明。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发人之未及发，非如随众逐流者之阿附时好，以博一时之称赞也。由大以见小，则其商业之兴盛，知其有由来矣。 ”可见，朱葆三没有支持罢工罢课，也是有缘故的。
“由大以见小，则其商业之兴盛，知其有由来矣。朱君今年七十有七岁，精神仍矍铄异常，虽辞去一切职务，而各界以会长、董事诸尊称推举之者，仍不可胜计，盖取其年高德劭，足以领袖一方也。 ”晚年朱葆三从事慈善事业，曾创办上海时疫医院、岱山时疫医院﹐捐资修建南珍桥、祖印寺、定海会馆等，还捐资创办申义小学、定海公学、上海商业学校、同济医工学校、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学校。
朱葆三在各种危难情况下能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为自身的经商事业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上海著名人物实验致富术》赞曰，“上海之言富豪者，必首推朱葆三，而叩其出身，则一五金店学徒耳。而其所以致此者，心思细腻，才气纵横，富于交际，以博人信仰；精于经营，以扩大规模；勇于任事，忠于职务，功业灿然，成绩焕如，而己身亦受其益。不然，今之为五金业学徒亦众矣，何竟不能出人头地，仍以五金店伙友终耶，是可知其故矣。有为者，亦若是出身高于朱君，或与朱君相等者，可以奋起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