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航空知识传入中国，首先是航空新闻和科幻小说，接着是外国飞行家来中国作飞行表演。正是在这种航空知识传入的情况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热爱航空和富于探索的航空先驱者,如谢缵泰(1899年设计成“中国号”飞艇)、余焜和(飞艇专家，1910年初制成一艘飞艇)、冯如(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厉汝燕(中国近代航空活动家、设计师和飞行家)、谭根(东亚飞行界之第一人)、秦国镛(留法航空先驱)、潘世忠(我国第一个驾驶自制飞机者)等都是自发地投身于航空事业的先驱者，其中，厉汝燕是浙江定海人。

　　清宣统元年(1909)9月21日，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兼飞行员冯如，在美国奥克兰派得蒙特山附近的空地上，成功试飞了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飞行距离约805米，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实现了“飞天之梦”。由于冯如在1912年8月的一次飞行表演上因事故辞世，中国早期航空事业的重任落在了厉汝燕、秦国镛、潘世忠等“留洋派”的身上。

   一、中国第一个官派出国的军事航空留学生

　　厉汝燕(1888~1944)，字翼之，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航空活动家和大飞行家。他早年随父在英国读书，在宣统元年(1909)毕业于伦敦纳生布敦工业学校后，此时欧洲航空正值大展之际，就深感中国发展航空的重要，他立志从事航空事业，曾多次吁请清朝政府重视航空。

　　中国航空留学生的派遣，始于1910年清政府派遣厉汝燕赴英学习飞机驾驶技术。钱文选(1874—1957，字士青)，在宣统二年(1910)由学部奏派驻英留学生监督。其间一边到英布里司夺飞机制造厂调查，一边物色学习驾驶的人员。当了解到留英自费生厉汝燕有志于此时，即电请清政府陆军部，言航空对于军事之重要，请速拨给英币二百镑(合中国银洋两千元)。由摄政王载沣批准，陆军部不久复电照准，给予陆军部公费生待遇，留英学生厉汝燕入英国布里斯托尔飞行学校，官费学习飞机制造和驾驶技术，厉汝燕从而成为我国第一个公费正式派遣出国学习的军事航空留学生。厉汝燕学业优秀，1910年毕业后经英国皇家航空俱乐部考试合格，获得第148号飞机师证书，取得飞行员执照。宣统三年(1911)九月上旬，钱文选又亲送厉汝燕进布里司夺飞机厂实习，九月呈文向学部报告了上述经过，同时将学习的各种章程及飞机图样呈送回国。

　　二、中国人第一次在上海上空驾驶飞机

　　孙中山在长年的海外游历中逐渐形成“航空救国”的理念，他将飞机视为革命不可缺少的利器，认为拥有飞机，将大有助于革命成功。清宣统二年(1910)三月，孙中山先生抵美国檀香山，即嘱当地同盟会成员等设中华飞机公司，自造飞机。5月31日，孙中山先生致函同盟会会员李绮庵，称“飞船(即飞机)练习一事，为吾党人才中不可缺。其为用自有不可预计之处……兄既有志此道，则宜努力图之。”1911年1月底，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奥克兰市观看了我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的表演后，高兴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并勉励冯如认清形势，把才智献给祖国。3月，冯如带飞机回到广东。10月，辛亥革命爆发，冯如参加了革命军，被任命为广东军政府飞机队队长。

　　1911年七八月间，上海军政府都督陈英士先生电召厉汝燕返国，并嘱代购飞机数架运返参加革命，厉汝燕受革命军政府委托，精选各国飞机，最后以奥国制之爱特立克式鸽式(Etrich Taube)机最佳，在奥地利选购两架“鸽式”单翼机回国，价款则系海外华侨集资捐献，聘法国机师一人。这两架飞机随同驻屯在我国青岛之德国驻军，所采购的同式飞机两架装船启运来华。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年12月，两架“鸽式”单翼机运抵上海，因时清廷已被推翻未能赶上参战，厉汝燕被委任沪军革命督府航空队长。民国元年(1912)元旦，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4月13日，为庆祝辛亥革命成功，厉汝燕驾驶“鸽式”飞机在上海江湾跑马场作飞行表演并散发传单，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上海上空驾驶飞机。

　　三、在中国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任主任教官

　　孙中山在南京的陆军第三师所属交通团里组建了一个飞行营，拥有单翼机两架。民国元年(1912)4月，孙中山为大局计被迫让位于袁世凯(北洋政府)。6月航空队解散，这两架“鸽式”飞机移交给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卫戍司令部交通团飞行营。该团团长为邓质彝，厉汝燕和刘佐成为副团长，飞行营营长为李宝浚。南京卫戍司令部交通团的飞行营是中国第一支有正规建制和番号的飞行队。民国2年(1913)3月，袁世凯为了扩展自己的军政势力，下令将此两机调往北京划归驻南苑陆军第3师建制内，并入附设的随营飞行教练班及飞机维修厂，委派厉汝燕任飞行总教官兼修理厂副厂长。

　　同年9月，民国政府成立南苑航空学校，这是中国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初期使用的是“高德隆”G-Ⅲ教练机。委任秦国镛为校长，教育长王鹗，主任教官厉汝燕。随营飞行教练班并入该校，这两架“鸽式”飞机也随之移交，并加入该校新购自法国的高德隆(Cau-dron GIII)式教练机队，共同培训中国人自己的航空人员。航校第一期招收学生50名，于1913年9月开学，1914年12月毕业，共41人。第二期在1915年3月入学，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器材零件补充困难，直到1917年5月才毕业，共有42人。

　　民国七年(1918)10月，秦国镛辞职，当时参谋本部派厉汝燕继任南苑航空学校校长，此时政府国库空虚，校内情况每况愈下，而且飞机老旧，所剩无几，新机补充遥不可期，学校濒临倒闭的边缘。就在此时世界大战停止,环境为之一变，不仅新机有望，而且连同顾问专家都愿应聘前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民国八年(1919)底，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国务院内设置航空事务处，为了统一管理，合并了原来属于交通部的航空处。 1920年，南苑航空学校脱离参谋本部改隶于“国务院”航空事务处一并划入，改名叫做南苑航空教练所，厉汝燕任航空教练所所长。将航校修理工厂划归新成立的清河航空工厂。1921年，航空事务处扩大为航空署，统管飞行练习、机械维修和航空邮运航线等。 1923年，南苑航空教练所改称国立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学员来源以招聘陆军学堂毕业生为主。建校初期，训练使用的飞机为法国制造的12架“高德隆”式双翼教练机，以后改用英国制造的“504K”式和“小维梅”式教练机。1924年4月21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授予厉汝燕陆军少将。

　　民国十七年(1928)5月，北洋政府灭亡，南苑航空学校撤销。南苑航空学校先后共训练4期学员，培训飞行人员159人，这批人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和各省所办空军的骨干。1928年8月，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航空班，10月成立中央军校的航空队，11月中旬开始招生，主要对象是中央军校第五、六期及军官团的毕业生，共选调了70人分成甲、乙两个班。 1929年厉汝燕任国民党中央军校航空班副主任，后航空班改为国民政府空军教导总队，厉汝燕任国民政府空军教导总队副队长。航空班班址设在南京复成桥旧工业学校内，机场则用就近之明故宫飞机场。后来航空班扩大改为航空学校，在浙江省杭州笕桥建校。

　　四、参加了中国最早的一次长途飞行和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

　　在南苑航校时，厉汝燕参加了中国早期的那次闻名飞行。那是在民国3年(1914)3月10日至11日，作为南苑航校飞行主任教官的厉汝燕和校长秦国镛、学生章斌各驾一架飞机，完成北京至保定之间的航线飞行，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次长途飞行。这一年，经过1914年前半年的训练，南苑航校的学生大致都已完成航线起落与熟悉训练空域的各项基本动作的练习。最后一个课目是三角航线长途越野飞行，飞行航线自北京—天津—保定—北京，当年年底已有41位学员完训取得毕业证书，这可说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

　　厉汝燕与航校修理厂厂长潘世忠同为中国早期的飞机设计师，厉汝燕在南苑航空学校从事飞行的同时，还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成为了中国设计制造水上飞机的第一人，但因为飞机没有适当起飞的水面，所以一直没有试飞。潘世忠是1904年赴法留学，1911回国后任武汉都督府管理飞艇事务的顾问官。1913年9月南苑航空学校开办后，他先后任航空机械教官和修理厂厂长，并设计、制造一架飞机，飞机采用推进式螺旋桨，机头装有一挺机枪，称为“枪车”，1913年10月20日试飞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架武装飞机。

　　五、参加了中国大地上最早的轰炸行动

　　民国元年(1912)夏季，一个叫白朗的河南宝丰人发动了农民武装起义，自称为“公民讨贼军”，趁着当时北洋军队调动南下去对付革命党，于是在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开始攻城略地。到1914年白朗的起义军发展到两万多人，白朗自称“中原扶汉大都督”，令袁世凯头痛不已。陆军总长段祺瑞奉命进行清剿后，指令南苑航空学校航空队到前线助阵，于是厉汝燕、秦国镛、潘世忠、章斌、关庾泉等人及一名俄籍飞行员奉命驾驶4架飞机，4月分由厉汝燕、关庚泉、章斌等驾驶飞机开始对进入河南、陕西和甘肃地区的白朗军分段进行侦察和轰炸，这是中国大地上最早的轰炸行动。同年8月，白朗战死在河南鲁山石庄，起义逐渐熄灭，于是飞机队成员先后返回了航校。

　　六、厉汝燕的学生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厉汝燕造就中国航空人才甚多。1920年11月，孙中山先生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并成立航空局，朱卓文任局长，下辖两个航空队：第一航空队队长张惠长(1899—1980，大元帅府航空处副处长)，第二航空队队长陈应机。1922年4月，孙中山组织第一次北伐，重新组织飞机队，委任张惠长为航空局副局长、代理局长，仍兼北伐军飞机队队长。后张惠长率队到上海，在留上海期间，张惠长认识了北方航空界的厉汝燕，两人志趣相投。孙中山又于1924年底亲创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该校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产物，苏联顾问李糜担任过校长，故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第一、二期学员中，就有9名中共党员。 1926年，革命政府出师北伐，直系军阀孙传芳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并成立航空司令部，以对抗北伐。当时这个航空司令部的飞行器员，大多来自南苑、保定、云南的航校毕业生，不少是厉汝燕的学生，张惠长通过厉的关系，和这些飞行器员渐渐混熟了，经过张以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鼓动他们为民主革命事业效力，尽管这批飞行器员仍在军阀部队，但没有一次为孙传芳完成轰击北伐军任务。后来，北伐军东路总指挥派刘沛朱到上海策反孙传芳空军时，张惠长、厉汝燕便予以积极协助，并在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时，接收了孙传芳空军的全部飞机和器材。这批飞行员以后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厉汝燕而后又到西北从事航空工程教育以及飞行员培训。在上世纪30年代末，厉汝燕因为身体等原因脱离航空界，1944年病逝。他的主要著作有《航空学大意》(1925年5月北京商业印刷局出版)和1939年著的《世界航空之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