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定海曾出过一个诗学家，此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善习诗书礼乐，出过国学专著，可谓是满腹经纶，还当过定海一县之长，后来脱胎换骨，为非作歹，成了占地为王的地方武装黑势力“匪霸”，他还为虎作伥，残害抗日革命志士，最后“善始”而不得“善终”，落得个死于非命的下场。
壹一场大火后《诗学渊源》劫后余生
书画家、国学大师黄公渚(1900～1964)，自幼服习庭训，少治经学，喜考据，精训诂，善书画，少有“岭南才子”之誉，与弟黄君坦、黄孝绰(公孟)有“左海三黄”之称。上世纪20年代黄公渚受聘于上海著名藏书楼“嘉喜堂”工作，同时在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兼任教职，1934年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黄公渚先生在青岛以鉴定文物出名，图书馆、博物馆、文物商店都不时请他参与鉴定馆藏或收购品，1964年，黄公渚对求教者无不悉心指点，博物馆有鉴定不决的文物、私人藏品鉴定，也都有请先生过目，先生来者不拒，无不尽己所知为人排难解惑，谁知竟由此遭受诬陷，“四清运动”中被扣上“真假不辨”的“政治错误”帽子，先生以64岁高龄前往济南接受批判，会后就在泉城自缢身亡。
“文革”开始后的一场大火,使位于青岛观海二路3号小楼“潜志堂”藏物毁于一旦，黄氏数代所集之珍玩、字画、善本、家具被“红卫兵们”当街焚烧，大火烧了三天，沥青地面为之融化，毁之一炬，令后世扼腕。天佑宗师，随着岁月的流逝，黄公渚先生被遗忘了！但此批物件亦有凤毛麟角被后人发现，有黄公渚所藏、所绘古籍、字画数十种，其中就有一本黄公渚藏书民国19年(1930)线装铅印本《诗学渊源》，古今韵说、乐府论声、四声简切、诗味、名人小传诗品等八卷3册，每册50多页100多面，为学者古滃(定海)丁仪著。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作者穷尽心力，高度评价历代诗人，诗学资料极其丰富，诗学之始基础问题叙述清楚，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将《诗学渊源》一书列入第三分册，与夏敬观之《忍古楼诗话》等并列。黄公渚于此书亦有圈点。钤印：枕蒩轩所藏印。
贰“丁仪”何许人也？
丁仪，定海文人丁淞生(？ ～1939)也，财大气粗的丁淞生在定海是最有名的绅士，号称定海“孟尝君”。当年孟尝君在薛邑，招揽各诸侯国的宾客以及犯罪逃亡的人，很多人归附了孟尝君。孟尝君宁肯舍弃家业也要给他们丰厚的待遇，因此使天下的贤士无不倾心向往。丁淞生也学孟尝君，为扩大势力在定海招贤纳士，三教九流来者不拒，广收“门客”和“门生”。如定海临城梅家墩人、小学教师梅必成(1911～1999)在抗日战争以前拜丁淞生为师，因梅必成为人耿直，乐于助人，长得身材魁梧，且有文才武气，因而受到了丁淞生的器重，成为得意门生。民国16年(1927)，丁淞生当上了定海县长，这一年的3月17日，定海城区药业、南货业、茶食业、牧业、咸货业、绸缎业、广货业、运输工人、码头工人等11个基层工会千余人在定海公园召开定海总工会成立大会(定海县总工会成立旧址位于今定海区昌国路现舟山警备区司令部驻地)，时任县长的丁仪丁淞生也参加了大会。但是丁淞生在任上仅当了大半年就下台了，还是回家当他的“逍遥公”自由自在。后来这个梅必成在1940年2月洞岙区成立警察队后扩编为大队时，任大队副兼二中队队长和特工组组长。 1941年3月，国民政府定海县长兼定海县国民兵团司令苏本善决定，定海各岛抗日武装统归定海县国民兵团，下设五个大队，梅必成任第五大队大队副兼实力最强的二中队队长。但1942年冬，有人告发梅必成是丁淞生的门生，苏本善认为梅必成掌握兵权与己不利，于是决定免去他的职务，调到洞岙区署当政治指导员。于是梅必成意识到,这是因当过丁淞生门生留下后遗症所造成的不祥之兆，决定辞职回家。1946年9月，梅必成回定海后，任国民党定海县党部特别行动队队长，未几，当选为县参议会参议员，接着又出任定海县总工会理事长。 1949年夏，国民党军败退到定海，梅必成出任国民党军陆军第五十二军新兵营营长，驻白泉。 1950年5月，随国民党军去台湾，此是另话。
叁“善始”不得“善终”
民国27年(1938)8月，定海县建立国民抗敌自卫团司令部，由县长兼司令，辖1个大队和沈家门独立中队。
1939年初，日军大举进犯浙东南，舟山群岛日危，3月15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任命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司令部上校参议兼宣传科长苏本善(1909～1996)为定海县长，临行，黄以定海乃至舟山地区险恶形势晓之，苏乃以岳飞的话“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作答，以明心志。苏到任不久，即通过定海颇有影响的丁淞生收编各岛游杂武装，将丁淞生、钟福林、王继能、王小冰、潘招财、王宝龙等武装收编为第二至七大队，统一编入定海国民抗敌自卫团，自兼团长，并扩充为6个大队。苏本善兼司令，罗耻狄为副司令，丁淞生为参谋长。
6月23日，日军1400余人先后在沈家门、定海、盐仓登陆，占领舟山岛。日军攻占定海城以后，城内守军县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一大队300余人未作抵抗，由县长苏本善率领撤出北门，后在长春岭阻击尾追日军，战斗一时许撤至岑港，经册子抵大榭，避至大榭和镇海穿山一带。丁淞生奉国民党鄞县县长兼鄞奉游击部队指挥官俞济民(1902～1957)密令，组建“船舶总队”待命。当过县长的丁淞生想“旧梦重圆”，提出了“定海人治定海”的口号，当时有传言说：“丁淞生当定海县长了”，为此丁淞生与苏本善产生了激烈矛盾，各抢地盘，各占为王，不能协同抗日。1939年7月，王起(1917～1981)接任中共定海县工委书记职务，8月，王起任中共宁绍特委鄞县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分管定海工作。王起进入定海农村后，他先找到在老碶章家庙、万石庙小学等校任教的地下共产党员梅馨(1915～1939)，听了情况介绍，深感当前情况极为复杂严峻，敌、伪、顽、杂，各种势力各自为政，互相争斗，认为要使我党站稳、发展、壮大，必需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必须争取团结各方面抗日力量支持我们。
梅馨的哥哥梅燕翼当时是吴榭乡乡长，在东乡是一个具有抗日思想的有影响人物。王起通过梅馨动员梅燕翼组织吴榭乡自卫队，由梅燕翼当队长，梅馨任指导员，将城区党员李有土调来当骨干，当时自卫队有队员十余人、枪十余支，成立了定海第一支抗日自卫武装。这支武装成立后，一方面是进行反对流氓土匪的斗争，另一方面是进行反对当地上层黑势力对日寇妥协投降倾向的斗争。
当时，日军占领城区，乡村为地方黑势力和青帮势力所控制。有一天，丁淞生的部属11人来东乡一带进行抢劫活动，并要吴榭乡三天内准备一大笔银洋，送给他们作为所谓“抗日经费”，否则要将全乡夷为平地。对此情况，王起派梅馨到城关联系并调集人员来老碶配合战斗，天亮前，部队赶到黄家墩后岙将丁淞生的这伙部属消灭。从此，丁淞生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1939年9月初的一天拂晓，当时所谓的“国民党定海县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一部二三十人突袭吴榭乡进行报复，丁淞生部为扩张自己，企图迫使吴榭乡抗日自卫队缴枪，梅燕翼见寡不敌众只好撤走了，梅馨不幸被捕，于9月13日被丁淞生部惨杀在白泉大溪坑。王起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国民党县长苏本善抗日，遂派俞泽芳去柴桥，通过郑建华向苏本善表示希望他回定海抗日。 10月，苏本善率国民兵团第一大队回定海，部队登陆时与“国民抗敌自卫团参谋长兼第二大队长”丁淞生部在鸭蛋岭、白泉等地发生激烈冲突，丁淞生“恶有恶报”，被苏本善诱杀于干石览黄沙洲。而后，苏本善将上海窜到定海的忠义救国军部分和丁淞生部收编后，改派崔玉亭为自卫团二大队大队长。
肆此丁淞生非“杭州善士丁君松生”
在此还有一题外之话要说个明白，近年来有人把丁淞生说成曾出资“抚民”和捐建过“定海公墙”，此是讹传之空穴来风，定海丁淞生非清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初二日“辛卯大火”后的定海《公墙碑记》中记载的“杭州善士丁君松生”，是把“杭州善士丁君松生”误认为在杭州经商的“丁淞生(定海北门丁氏)”了。杭州善士丁松生即杭州殷富、饱学之士、晚清著名藏书家、清代四大藏书楼“八千卷楼”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丁丙，字嘉鱼，别字松生，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七月二十日，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初九，享年六十八岁。同治年间，左宗棠表奏清廷禀报丁丙的功绩，清廷下旨授予丁丙知县官衔，发往江苏任职。江苏方面也敦请他前去。然而他不乐为官，宁愿留在杭州做一些造福乡梓的实事。同治六年(1867)又赏给同知衔，他也没有前去任职。他与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清末朴学大师俞樾(1821～1907)和晚清经学殿后、朴学大师孙诒让(1848～1908)都有私交，成莫逆之交。丁丙还是杭州最早兴办近代工业的实业家之一，据笔者曾审稿的《杭州市志》续志载：“19世纪末，有识之士积极筹办机器纺织业。清光绪十五年(1889)，杭州富绅丁丙、王震元和南洵富商庞元济等在杭州拱宸桥筹建通益公纱厂，二十三年投产，有纱锭15040枚，年产纱5000件。”“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丁丙、庞元济等人集资规银30万两，于拱宸桥西如意里创办世经缫丝厂，购进意式缫丝机218台并自备发电机，次年投产。”又“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世经缫丝厂自备发电机发电，供厂内照明，为杭州市和浙江省有电之始”。 杭州善士丁松生事迹可见俞樾所作的《丁君松生家传》，顾浩所作的丁丙《行状》、其子丁立中所作的丁丙《年谱》、陈训慈所作的《丁松生与浙江文献》《丁氏兴复文澜阁书记》《杭州市志》。丁松生一生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光绪二十二年丁松生重建南屏山下雷峰塔遗址西侧白云庵，并增塑月下老人像。太平军于咸丰十年(1860)和十一年(1861)两度攻占杭州，直到同治三年(1864)才被迫撤出。在此期间，丁松生与其兄丁申(字竹舟)逃离杭州，辗转流徙到松江、青浦、南汇、上海、绍兴、定海等地。丁松生、丁申兄弟逃离杭州，在市面上发现散失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散页，就着手收集这些书页，又托人回到杭城搜集散失的《四库全书》，共得八百余捆，这些残书散页先后被运到上海、定海等地寄存，直到同治三年才运回杭州，暂时存放在杭州府学尊经阁。每到一地，他们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助难民的工作，如开办粥厂、收养难童等事。丁松生不仅在杭州救难恤贫，而且当外地、外省遭受灾难时也同样尽心竭力地予以救助。因丁松生曾逃难至定海，在定海“辛卯大火”后，闻知定海厅同知黄树藩呼吁：“愿广大善士，恻隐为怀，广发慈悲，急筹抚恤，推食解衣，全活民命！ ”，并发起拟建8堵公墙，即伸出了救援之手，慷慨捐款。《定海公墙记》载：“以千金为定民抚者，杭州善士丁君松生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