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悦岭庵十一世孙越三缘被选为普济寺住持，法雨寺住持，则由远辉慧接任。时法雨寺在法泽明智之后，嗣脉凋零，由盛而衰，远辉慧的前任瑞琳祥，不得不将寺产法器，抵于相邻各庵负贷，以维持生计。可见，远辉慧接的是个烂摊子。

远辉慧上任后，虽有心兴复，募资修殿，然常住亏空之甚，香火亦为之不继。

九月，李国梁自象山协副将升任定海镇总兵，向邑人问及普陀两寺现状，得知普济香火犹盛，法雨则已中落，李国梁暗讶异之。适逢远辉慧听闻新官上任，抱一试之心，来到定海总兵府拜见李国梁，李国梁乃询之法雨凋敝之缘由，于是远辉慧备述寺务之艰辛，寺产法器，为一寺之根本，失之则无兴盛之望，而眼下法雨寺亦无力新置。末了，远辉慧恳请李国梁会知县衙，由官家出面，助其赎之。李国梁念及两寺皆康熙帝敕建，关系非同小可，遂答应了远辉慧的请求。

于是，李国梁同定海县令庄纶渭赏议，令分管普陀防务的左营游击凌某随其一同到山，偕越三缘，共访各庵当家，晓以普陀山丛林一本同源之理，希望各庵能还则还，不能还则听价赎之，诸僧见官府出面调剂，自当不好拒绝，皆从之。

次年正月，李国梁带兵巡洋，过普陀山，瞻礼大士，会两寺住持。越三、远辉秉明：“(法雨寺)一切寺产法器，各庵僧均感惇训，归赵而甘心焉。”中有几庵实有困难，已由普济寺出资贴补之。数日后，士绅典买法雨寺田产者，亦闻风踊跃捐价听赎。李国梁欣喜众人发善念，共成义举，乃撰立青石一碑，将诸庵僧、士民姓名及助寺产数目，勒之于石。

三月，李国梁即调任处州镇总兵，后又历任福建漳州总兵、福建陆路提督、湖广提督，致仕于家乡直隶提督，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逝于任上，追赠太子太保。

其在定海镇总兵任上仅五月有余，故《定海厅志》、《民国定海县志》皆漏其名，《厅志》卷六职官列表中乾隆三十年总兵张世英，三十九年总兵福建人林云，李国梁当补于两者之间。虽然地方志里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但普陀山的《清乾隆恢复法雨寺田产法器碑》上镌下了他的功德。今此碑幸存，侧卧于法雨寺大雄宝殿西隅，碑文尚可辨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