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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咨讯》(海洋旅游)第七十四期

时间:2019年03月12日 00:00  作者:  点击:

蓝蔚雯和定海东门外蓝氏

一座240余年前的清代“迪功郎”古墓

吴越钱王与定海钱氏源流初考

定海茶文化诗两首

展茅张氏宗谱中的乡亲宗情

一本家谱让好家风好家训好家规世代相传

海岛先民“家教”观让我们学到了什么

故纸堆里的“书香舟山”

 

蓝蔚雯和定海东门外蓝氏

蓝明,字惟圣,初名元驞,别号万川。清广东海阳县人,寄籍浙江定海。为畲族名将蓝理总兵的族侄。娶京师二等侍卫、广东人吴启爵的侄女吴氏为妻。随清军平台有功,授左都督。在定海安家,居定海东郊别墅。《定海厅志·蓝明传》:蓝明,字惟圣,初名元驞,别号万川。广东海阳县人。自幼丧父,见遗书辄涕泣,母与兄咸异之。比长,状貌修伟,遇事有干略。侍卫吴启爵请假回里,一见奇之,妻以兄子。遇水师提标右营游击蓝理,为其族父。遂荐诸提督施琅,以把总随征,屡著劳绩。详见闽浙制军姚公启圣《征台集》内。事定论功,加左都督。理秉节定海,明随标效用,遂家焉。后理调镇天津,复亲札委任明以征台湾。肩背伤复发,不能供职,退居东郊别墅,莳花酌酒以为娱。族子守魁早亡,抚其子成立。亲友求贷者必周之。子三,应袭、应麟、应桂,称济美。

  蓝应袭,字士贤,号韩江,蓝明长子。于广东乡试中举。历署霞浦、安溪、莆田、宁化、南安、江南上元县事。乾隆十八年升邳州知州,从五品。两充福建乡试同考官。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口碑极佳,有《十颂》之传。终老归乡,葬于定海。

  蓝应桂,为蓝明第三子,浙江乡试成举人。历任山东诸州、县,官至直隶州同知,从五品。干练善政,办事有则,机智灵活,重视文化教育。愧于女婿作弊,家于江苏江浦,而魂归广东。应桂虽以女婿丑行抱愧,无颜回乡见家乡父老,但毕竟是“三房”四代以文相传,三子一孙荣大夫之封,曾孙沂华有六品之授。《定海厅志·蓝应桂传》:“乾隆三年,举於乡。十三年,应礼部试,已入选;以同考官力争,元致落第,谒选得湖南嘉禾县。调四川安岳县,至则决疑案,清积牍,以明敏称。旋丁母忧,去官服阕。值山左有河患,承简往抚饥黎,劳来安集,民咸德之。署朝城,补郓城,再调历城。历城为百七州县之冠,庶务繁剧,治之如安岳。寻升胶州知州,州方葺城垣未就,应桂相度地宜,以州治距水远,濬壕加深,便民引汲。调济宁州。首逆王伦躏扰,寿张附近诸州县皆骚动,应桂增城濬濠,召募丁壮,亲训练;日集绅耆劝谕之,推心置腹,人人感奋。时平,济宁升直隶州,应桂以功晋,实授。乃新文庙,辟射圃,修任城书院,聘名贤,辑州志。莅任数年,百废具举。会子婿杭光晋、潘鹭冒商籍,举山东乡试,成进士。事发,连坐夺职,遂绝仕进。僦居江南江浦县,遂家焉。临殁,谓其妻曰:“罗浮乃惠州名胜地,吾有夙缘将栖神於此。”应桂有子三:长子嘉瓒,字在中,乾隆三十年顺天举人,三十四年登中正榜,官湖南沅州府知府。次子嘉瑄,字燮堂,官直隶昌平州知州。三子嘉言,初任山东兰山、阳榖、沂水等县县丞,升补单县知县,又升胶州知州,调署东昌同知、登州府知府。嘉言以干练、善断狱事为著称。嘉言之子蔚雯,初任丹阳县事。道光二十一年,与宁波知府黄冕策定海善事后事,蔚雯请抚恤流民,增筑土城礮台,广学额,旌男女死节事,皆允行。官至扬州知府,仍留苏太道任。曾派理天津夷务,卒於京师,奉旨从优议恤,追赠光禄寺卿。荫一子,以知县用。著有《东啸集》《吴咏集》《近光集》《且留集》。

  蓝蔚雯,字子青,号蔗生。蓝应桂孙、蓝嘉言子。蓝蔚雯初以诸生援例捐知县,历署江苏丹阳、新阳、吴县、常熟、昭文等县知县。道光二十三年(1843)秋,署上海知县。清理田赋,不让豪强逃避负担。后引疾归。道光二十七年(1847),再署上海知县。两年后为海防同知。咸丰三年(1853),署松江知府。八月,率部进攻小刀会起义军。次年七月,署苏松太道。咸丰五年,清军进驻上海县城后,宣布上海南、北两关正式恢复征收关税。同英、法、美3国驻沪领事议定华人在租界内租占地皮及房舍居住章程。任护理苏松太道。次年八月,在沪劝阻美国公使伯驾北上“修约”。旋令上海知县出示,特设钱店,专收墨西哥银元,以取代日缺的卡罗拉银元。咸丰七年离任,后为候补知府。咸丰九年,奉命到沪会同护理苏松太道吴煦查探英人动静,相机劝阻英国公使普鲁斯弭兵消事。与吴煦札饬宝山知县迅速访拿拐骗人口的凶犯。次年,奉命赴天津,听候差遣。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上海道宫慕久在洋泾浜北设立“西洋商船盘验所”,正式办理外国商船入关通商事宜,并由松江府海防同知沈炳垣管通商,受理华洋交涉事件。上海开埠后,上海道台承担特殊职能;面对“夷务”和商务的方方面面,上海道台“摸着石头过河”;上海口岸率先诞生了一批新型的重商主义和务实派官僚。19世纪前上海行政权力的基本结构是官绅结合,商人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商人自身也并无参政要求。但商人群体后来因上海开埠后中外贸易的迅速崛起和士绅阶层在城市变化后的迟钝和隐退,导致了对政治相当的热衷。前者需要权力的保驾才能获得更大利益,后者则是一种时势之变。蓝蔚雯出自浙江定海商业社会,与商界联系密切,在他1843年的上海知县任内,曾获得宁波商人的大力支持,他则以权力免除了宁波商会的地税。他的执政方案偏向浙江商人团体,使“宁波帮”在沪势力与日俱增。蓝蔚雯出任上海知县后,1844年旅沪宁波、绍兴地区同乡人会馆四明公所(宁波会馆)董事提请定海籍知县蓝蔚雯将位于25保4图(今淮海东路)公所地产编入官图,以免课税。后来通过他的关系,真将公所土地编入官图,免去税赋,广置土地,添造厂屋五十栋,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兴工,二十六年八月蒇事,上海知县定海蓝蔚雯勒石志其事,此五

口通商以前之举也。

  由于蓝蔚雯的背景关系,使甬剧也较早进入了开埠的上海。甬剧,早期曾名“串客”和宁波滩簧。它是源于浙江宁波地区、流行于浙江东部和上海市的戏曲剧种,属滩簧腔系。甬剧是最早进入上海演唱的外来戏曲剧种之一。清光绪六年(1880)宁波串客艺人(业余从艺出身)邬拾来、杜通尧等受茶馆老板马德芳、王章才之邀来上海,在小东门“凤凰台”、“白鹤台”等茶楼演唱。因为早在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已有大量宁波籍人来上海经商。嘉庆三年(1798)宁波旅沪同乡会已在上海城厢北门外购了30多亩土地,建造了正殿五楹的“四明公所”。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当时的上海知县蓝蔚雯是定海人,宁波人在沪势力与日俱增,而这正是甬剧较早进入上海的背景。串客进入上海后,随着演唱艺术的丰富与发展,经历了宁波滩簧、四明文戏、改良甬剧、新甬剧几个阶段,形成了能适应广大观众审美要求,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戏曲剧种。后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舟山地区的女艺人筱爱春、筱凤春等来沪登上舞台和金翠玉、金翠香、傅彩霞、吕月红等女艺人先后在新新、永安、福安等游乐场演出,宁波滩簧实行了男女合演,行当也进一步丰富。这个阶段滩簧班社发展很快,最多时达20个。

  作为上海的父母官,蓝蔚雯参加了镇压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起义。1853~1855年间刘丽川等领导小刀会在上海等地进行了反清武装起义。咸丰三年(1853),为配合清军围剿小刀会起义军,护理上海道蓝蔚雯下令徐家汇、龙华地区士绅募集“义民”500人,每日操练防守于百步桥,以堵截起义军南进。小刀会起义后,清廷急令江南大营清军分兵围堵镇压。署松江知府蓝蔚雯等率水师兵船由黄浦江进迫龙华,各路清军和乡勇2万余人对上海县城形成夹击之势。上海小刀会起义,一共坚持了17个月之久,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被迫于咸丰五年正月初二(2月18日)宣告失败。

  1856年(咸丰六年),中美《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到了修约之期。美国派来驻华委员中国通伯驾,于是联系三国公使,希望一块儿带军舰前往直隶。法方、英方回答他们没有接到政府任何命令使他能把任何海军力量提供给包令用。伯驾无奈,只好单独带两艘美国军舰前往直隶。途中,7月15日,他在福州会见了闽浙总督王懿德并递交国书。8月1日,他到达上海。此时太平军尚没有发生天京事变,战争上还取得一系列胜利。伯驾想跑到白河口跟清政府理论。问题是海军蒸汽巡洋舰“圣·查辛托”号出了意外,不能随他的“东方号”北上。无奈之下,他只能在上海给已革职的吴健彰与他的继任者蓝蔚雯做工作。说:“头断了也不能回去跟叶名琛谈了;在天津若不能见大皇帝,那太平天国要与我们立约,我就不一定不同意了。”9月23日上海道蓝蔚雯及吴健彰会晤美使伯驾,劝阻北上。伯驾要求另派钦差,为修约事在江浙会谈。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縻各里率军舰3艘、划艇10余只、海军陆战队约两千人进攻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1858年,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10-11月,订立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

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也称《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订立之后,英国侨民陆续来到上海,试图寻找合适的落脚之处。由于小刀会起义以及太平军进攻上海,使得租界中形成“华洋杂居”的事实。1855年2月14日,上海道台蓝蔚雯与英、法、美三国领事议定华人在租界内租占地皮及房舍居住章程,公布了《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意味着中国官方对于华洋杂居的正式承认,同时意味着华洋分居最终取消。华洋杂居使得华人也可以进入租界居住,外侨大量租地建造房屋以供华人居住,提升了土地的价值。外国侨民在租界中实践的新型土地契证制度对传统社会开始产生影响。蓝蔚雯还辑有光绪十年郭氏枕石草堂刻本《二蓝集》四册。

一座240余年前的清代“迪功郎”古墓

在郁郁葱葱的白石岩山,我们穿过山地,在不远的树林里见到了这座古墓。余如业告诉我,这座古墓,是清乾隆乙未年(1775年)的,是小展余氏二房的远祖公坟墓。

古墓坐西南朝东北,墓旁两三棵枫树高大挺秀,遮天蔽日。 240多年的风吹雨打,古墓还是相当完好。古墓所占位置非常符合古代风水之理,按照古代的习俗,像宫殿、寺庙以及陵墓前方,都需要设一池活水。

这座“迪功郎”古墓左侧是自然形成的山沟,山溪自山顶而下,距古墓正前方二三十米处,有个叫高峙的小水库。古墓前后占地30多平方米,墓碑长2.23米,宽0.63米,中间碑文上刻“迪功郎绍绪余公同配洪氏孺人之寿域”。碑文字体工整俊秀,有清代馆阁体的庄重典雅,又兼有赵孟兆页之骨肌,欧阳询之神韵。墓碑右侧竖式刻着:“大清乾隆乙未岁闰拾月穀旦”,左侧刻有“男思……仝立”,中间几字破损严重,难以辨认。

墓碑两边立有石柱墓联,石柱上方各雕一只石狮子。余如业说,这两只石狮子的头是朝外向的,据说这也与风水有关系。

小展余氏是南宋参知政事太师鲁国公余天锡的后裔,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定海县志》载:“余太师墓,城东北小展岙南,宋余天锡葬焉。 ”那么,这座古墓墓碑上所写的“迪功郎”余绍绪是何许人也?

根据清光绪已酉年(1909年)小展岙秀才余仲礼札记《历代祀产》中所记载的余氏行第,余绍绪是余氏第25代,“绍”字辈。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破四旧”,小展余氏族谱被毁,余绍绪的“迪功郎”身份及事迹目前无法考证。

迪功郎是古代一种官名,明代定为正八品,而按照清代官职九品十八级划分,没有迪功郎这样的官职称谓。清代入仕途主要分为正途、异途两大类。《清史稿•选举五》记载:“凡满、汉入仕,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余为异途。异途经保举,亦同正途,但不得考选科、道。”故推测余绍绪的迪功郎身份,也许有两种可能,荫生或者捐纳,官职相当于县衙里文书一类的虚职,墓碑上刻上“迪功郎”几字也许只是显现家族荣誉而已。

吴越钱王与定海钱氏源流初考

若要论舟山“百家姓”,钱氏无疑名列前茅。江浙钱氏自始祖武肃王钱镠开创吴越国基业之后,三世五王,称雄近八十年,被尊为吴越钱氏始祖。千百年来,各地钱氏后裔恪守祖训,绍续家风,绵延文脉,俊彦如林,各领风骚。

海岛定海钱氏渊源究竟何如?

一、历史上,定海钱氏居住地主要在定海老城北宝、邑庙居委会、干石览小芦村和盐仓等地,以盐仓为多。1994年修纂的《定海县志》“人口•姓氏”篇记载,定海钱氏主要有三支,即鄞县钱氏,清嘉庆年间自梅墟迁入,分布于盐仓平岩、虹桥村等地;绍兴钱氏,清道光年间迁至干石览小芦村;杭州钱氏,清道光年间自杭州钱王寺迁入,分布于城关北宝、邑庙居委会这一带。

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原居住于定海老城、干石览两地的钱氏先祖渊源及世系都比较难以完整确认,惟独盐仓钱氏世系保存比较清晰。

据上海钱镠研究会钱宗保调查公布,现各地图书馆所收藏的钱氏家谱约有两百多种。在诸多钱氏家谱中,钱镠三十二世孙,光绪三十四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历任清学部出洋留学监试官、驻英督学、民国任外交部驻美旧金山领事、两浙盐运使等职,安徽广德籍钱文选编辑的《钱氏家乘》,得到各地钱氏后裔的充分肯定,是一部集吴越钱氏家族千年重要历史记载的文献。

二、盐仓钱氏第一代先祖何时何地迁居定海,虽在家谱中没有明确记载,但辈份排列则一代代传了下来,即为:序次崇正日凤廷汝学荣忠孝维世德礼乐振家声。

在老一辈记忆中,有几件事对盐仓钱氏先祖何时定居盐仓以及支派渊源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据盐仓钱氏第十四代钱钢锋说,钱氏祖堂有块第五代“日”字辈祖先的灵牌,灵牌上书写着祖先忌日“康熙辛未年”等字,康熙辛未年是1691年,距离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定海建县治、解海禁才三年,可以说,盐仓钱氏祖先是第一批进入海岛垦荒的移民,由此估计来盐仓定居的第一代钱氏祖先一般是“日”字辈太公。钱钢锋推测“日”字辈前面几代排行可能是原迁徙地的钱氏排行,“日”字辈后面排行则可能是先祖定居后所新拟。

1920年,盐仓钱氏第十三代有个叫春茂的与侄子世品在一艘外洋轮上撑船,同船有一个来自宁波鄞县梅墟的钱姓船员,相互论起宗谱辈分,竟是同宗。于是确认盐仓钱家是从宁波梅墟迁徙而来。

据传,当时钱氏迁居盐仓的有兄弟三人,分别居住在盐仓的平岩头、虹桥和舢舨桥(现为虹桥水库)。先祖们有以拖乌贼捕海鲜为业,也有开垦荒滩、围田种植生存度日。现已六十多岁的第十三世钱龙夫告诉我,小时候常听祖母讲,祖先拖乌贼,在平岩头山坡上搭棚晾晒乌贼,生活苦得不得了。钱龙夫认为,盐仓钱氏先祖从宁波迁过来,与先祖原来讨海人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原来住在舢舨桥,如今建胜村钱家,以农耕为主。

家谱中记载族里有块二亩半的祀田,每年族人轮着耕种,以前每年清明祭祀,族里人到定海城西金家湾一个叫“牛肚下”的山脚下太公坟上祭拜。

从钱家祖堂遗存的建筑体式来看,钱家祖先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积累了不少财富。有幢世称“后堂前”的三合院,是钱氏第九代学乾公所建,院墙门前是钱家河埠头,出入十分方便,还留存揽绳的石墩,洗衣的石板,前两年河上还有木桥一座。盐仓《钱氏家谱》,民国廿四年(1935年)由世川先祖所修纂,2005年、2007年,钱成积(现年77岁)在1997年重修的基础上,再次进行补充完善,修纂了《定海钱氏家乘》。

三、武肃王钱镠千年功勋,吴越大地无不感恩戴德,奉为神灵。

海岛民众为祭祀吴越王钱镠,弘扬“海龙王”精神,在新城桃湾建钱王庙以示怀念与崇敬。桃湾钱王庙大殿内“钱王庙碑”有这样一段话:清初始展复故境,来自浙东浙西边民返乡耕、樵、渔、猎、盐,协力开发,筑塘修堤。但当时海岛灾异频繁,抗灾能力低微,为借助精神力量,有仁人志士集资建造神庙,从钱塘恭请钱镠“海龙王”神位供奉祭祀,保佑阡陌丰登,黎民消灾安康。

作为吴越第一世家钱氏,其宗族文化源远流长,钱氏后人根据祖王八训和遗训精神而辑成的钱氏家训,代代相传,世世因循,一直激励着钱氏后人。有专家对钱氏文化归纳了这么几个特征:化家为国,家国一体;家族文化与区域文化合而为一;自强不息而又度德量力;重学明礼,春风化雨。

吴越国历史虽已过千年之久,然钱镠“三世五王”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保障民众安居乐业,尤其是修筑海塘、疏浚内湖之德业,是世代流传颂扬。

新城桃湾的钱王庙,其建造历史现有几种记载,据庙内钱王庙碑所记,钱王庙始建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重修于民国廿五年(1936年),1953年被全部拆除,于1994年集资重建。而清康熙(1713年)编纂的《定海县志•祠庙》所载,吴榭岙有“大青庙、关王庙、郎家庙、万石庙、小青庙、高庙、陈家庙、章家庙、钱王庙”,当时吴榭岙已有钱王庙,如果依据康熙《定海县志》所记,海岛钱王庙至今至少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定海茶文化诗两首

定海自古产茶,定海山芽茶历史悠久。据说乾隆皇帝喜欢定海山云雾芽茶的淡雅清香,曾下旨钦定为御茶,赐名“定海山茶”。《浙江通志》引康熙《定海县志•茶》云:“定海之茶,多山谷野产……”古往今来,定海茶既是赠礼佳品,也是定海人招待宾客的上好饮品,自古也留下不少诗坛佳话,为定海古城的茶文化增色不少。

明代屠本畯的《舟山茶》诗

明代的时候,舟山茶就已经成为当时的送礼佳品。明代文人屠本畯曾经写过一首《舟山茶》的诗,诗歌里的舟山茶,是当时舟山参将张可大所赠送的。

屠本畯,字田叔,明代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诗文家。曾任福建盐运司同知、湖南辰州知府等职,晚年自号憨先生。他鄙视名利,廉洁自持,好读书而博学善文,到老仍勤学不辍。

屠本畯一生著作很多,有《闽中海错疏》《海味索隐》《闽中荔枝谱》《野菜笺》《离骚草木疏补》《瓶史月表》等书,内容涉及植物、动物、农学、园艺等广阔领域。

屠本畯喜欢饮茶,并编有《茗笈》一书。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夏,77岁高龄的屠本畯应时任舟山参将张可大的邀请,到舟山一游,并准备前往普陀山礼佛。张可大是一位明代儒将,他比屠本畯年轻将近40岁,在舟山,他殷勤接待屠本畯这位文坛老前辈,两人互有唱和,品茶吟诗,留下不少酬唱诗篇。

临别之际,张可大送四样礼物给老同志,分别是南田泥螺、五岳镜、鹗羽扇、舟山茶,件件都是佳品,而唯以舟山茶是定海地方特产。喜欢饮茶的屠本畯,对这份礼物欣喜万分,回去以后写下了这首《舟山茶》,表达对张可大的感谢。诗曰:

灵荈元戎惠,殷勤置一罂。自 山溜沦,当令可儿烹。

啜罢增神爽,宾来着意评。滃洲新制好,隽永得诗成。

灵荈,是屠本畯对茶叶的一种雅称。他在《茗笈》一书中引用《茶经》里的话说:“烨烨灵荈。托根高冈;吸风饮露,负阴向阳。”诗的第一句,屠本畯感谢“元戎”(即张可大将军)的深情厚谊,罂,是古代一种大腹小口的酒器,张可大是用“罂”这一古器来包装舟山茶这件珍贵礼品的。

那么用什么来烹茶呢?好水烹好茶,烹制舟山茶应该选用天然的山泉水。屠本畯是一个老学究,他的诗歌里常常用一些生僻字。这个“ ”字,其实就是“舀取、舀水”的意思。山溜,解释为“山间向下倾注的细小水流”,其实就是山泉水。山岩间缓缓流动的溪泉,含有丰富的天然矿物质,为水中之上品。茶香淡淡而悠,清泉缓缓而流,两者都孕育于青山秀谷,都是远离俗尘的灵物,茶性高洁,泉性纯净,这也是历代文人雅士们孜孜以求的品性。

好茶,就要让朋友们一起分享。饮罢舟山茶的屠本畯,神清气爽,而来宾们细细品味,也都赞不绝口说确实是好茶啊。因此一定得写首诗歌来表达对舟山茶的热爱。

这首诗,是目前发现的较早描写定海茶叶的古诗。研读诗的内容,反映出明代“舟山茶”就已经作为定海地方特产,成为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而文中对茶叶的贮藏、烹制也作了说明,也反映明代文人以茶会友的习俗。诗末的“滃洲新制好”,则对舟山茶作了总结性的评价。

袁可炳《游普慈寺》中的茶饮待客

定海古城多寺院。据史料记载,宋代的定海古城内就有普慈寺、祖印寺等著名寺院。其中最早的寺院是普慈寺,旧称观音院,相传东晋时代就有韶高僧隐居于此。普慈寺原址在定海龙峰山南麓,即今海山公园。旧时饮茶之风遍及大小寺庙。僧人们多利用寺院优越的自然环境,种植茶叶,供僧人饮用,也供施主和香客品尝。笔者最近发现一首叙述普慈寺僧人以茶待客的诗篇《游普慈寺》,诗云:

兰若荒凉腊月天,也无香火也无烟。老僧深解游人渴,掬取清泉手自煎。

晨钟暮鼓绝尘埃,乍起松风扑面来。休道山僧浑不觉,沧桑阅尽识荣哀。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民国定海籍文人袁可炳。

袁可炳,字麟黼,“乐琴书,耽吟咏”,善琴艺诗书,被称为风雅之士。袁氏家族也是晚清时期定海古城的望族,其父亲袁之京,是晚清学者俞曲园的学生,历署安吉县教谕、建德县教谕、太平县训导等职,其祖父为定海举人袁行泰。袁可炳曾经将其祖父、父亲及自己的诗篇合编成《饮源集》出版付印。

袁可炳长期旅居杭州,他曾于1914年冬回家乡定海祭祖,同时走亲访友,遍历定海名胜古迹,一路吟咏,留下不少诗篇。这首诗歌就是其游普慈寺时所作。

兰若,就是寺院的意思。冬天的普慈古寺,一片萧条冷寂,游人稀少。但是寺院里的老僧,却是古道热肠,殷勤接访。老僧掬取龙峰山上清泉,亲手煮茗接待这位来访的客人。深山古寺有高僧,饮茶闲聊间,山僧谈吐不凡,袁可炳不由发出“休道山僧浑不觉,沧桑阅尽识荣哀”的感慨。

茶,为参禅之辅,礼佛之备。定海古城也向有此俗,由此可见定海茶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

展茅张氏宗谱中的乡亲宗情

普陀展茅张氏宗祠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重建。张氏宗谱修撰于1996年,2005年重修。宗祠重建与宗谱修撰虽然时间相隔半个多世纪,然观祠堂读谱牒,处处透露出淳淳乡亲、切切宗情。

一、展茅张氏宗祠位于展茅街道沙井社区张家村,建筑面积609平方米,坐东朝西偏南,现有前厅、后厅等主要建筑,前厅通面阔六间,后厅通面阔五间。宗祠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由张氏第六世高道地志明公,七份头志峨公二人发起筹资所建,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被日军焚毁殆尽,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重建。

1948年重建的张氏宗祠宽敞亮堂,前后厅之间天井面积十分宽广,能够满足族里各类活动,宗祠的春祀秋尝文化也更为彰显。

张氏宗祠还作为学堂使用,承担了教化的功能。清光绪年间开办过私塾,民国时期,宗祠“地租田租颇有生”,“将祠宇内外修葺完竣又有余款”,于是宗祠就兴办学校,让子孙能够接受教育,开智明慧。为维持学校正常开支,族人纷纷尽己所能,据原永思堂中石碑记载,“族孙友杰愿助洋三百元,因是就东廊改建校舍,延聘教员,俾閤族子弟咸来就学。”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宗祠一直作为展茅中心小学所在地,不少展茅人在这里求知问学,宗祠成为展茅的一个主要文化教育基地。展茅张氏宗祠的祭祀功能、教育功能,让多少张家人受益匪浅,记忆犹新,宗祠已成为一种乡亲宗情的文化记忆。

二、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能够起到尊祖敬宗收族之目的,谱牒之中有着许多非常宝贵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不管古代还是当代,家谱编修都是老百姓非常重视的大事。

张氏宗谱修撰是基于第六世志显、第七世守逵两公抄本之上,所以展茅张氏的世系还是比较清晰。始祖右才公生于明正德三年(1508年),其孙君利公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因避乱由河南徙迁而来,是展茅张氏第一世,迄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张氏后裔除了世居展茅张家村以外,在勾山南岙村、芦花邵岙、小沙沙峧等地都有分支。

翻开2005年重修的清河百忍堂展茅《张氏宗谱》,附录中就有一篇文字写到了当时修编的艰辛过程,“在既乏遗谱凭籍,又在经济拮据之境况下,自发整理族谱,采挨家逐户走访之措,途遥者以书信、电话联系,似剥茧抽丝般征集到我族自始祖迁定以来较有系统的首批珍贵之基本资料,并粗略整理定稿付之刊印。”

首本宗谱刊印以后,仅仅过了五年时间,为何又重新进行编修?据了解,这次重修主要是因居住在临安的一个分支的强烈要求而编修。原来展茅张家村七份头第五世“廷”字辈廷晏公的第四个儿子张志昆,清时移居临安沙溪镇闽坞村,几百年来,丁繁户衍,至今临安那边已传至第十三世“家”字辈。相传,当年第六世志昆公得知临安由于瘟疫导致大批田地无人耕种,于是独自一人挑着两只小葛篓,随身抄了一份张家排行,到临安那边去谋生。

这些年,临安闽坞村的张氏族人一直在寻找宗亲,追思先祖之情十分迫切。2012年11月24日,临安第十一世张孝忠、张孝方等人来展茅寻亲,在看了1995年编修的那本宗谱后,终于接上了世系的来龙去脉,认宗归祖。于是希望能重修家谱,把临安的张氏这一支也列入宗谱之中,以明本源,接世系,以了却先祖未遂之愿,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展茅张氏二次修谱,牵动了不少张氏子孙的情怀,远在海外异乡的张家后代纷纷捐资出力,以表思乡之情。中国科学院院士、展茅张氏第十二世张东辉在《张氏宗谱》再版成册之际,专门为宗谱写了篇序文,序中写到:“吾虽远涉异国,然桑梓之情常魂梦萦绕,莼鲈之思更望风依依。”对张氏宗谱修撰给予了高度评价,“整饬族谱,弘树族帜。敦睦族谊,融洽乡情,功莫大焉”。

建宗祠、修宗谱都是为了昭显祖德,光照后人,这与敬老、爱老、养老的传统美德是殊途同归。如今,每年的春节或者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佳节,展茅张家村都会给老人们准备一份礼物,祝愿老人们健康长寿。恪守礼法,尊老爱幼,赡养睦族,已然是展茅张家村的一种美好习俗,一种特别的村文化。

一本家谱让好家风好家训好家规世代相传

定海马峙杨氏第三十世杨祥兴、杨先烘,三十一世杨有宣三人,在茅山村杨氏里三房天房祖堂前,与鄞州姜山镇茅山村杨氏第三十二世“光”字辈杨飞龙等人一起察看商谈这座已历经四五百年,见证斗门杨氏生根、立足、繁衍的杨氏祖堂的修复事宜,这是两地杨家人分离80余年后的第三次联谊。笔者有幸被邀请,二次目睹了马峙与斗门杨氏宗亲血浓于水畅叙情怀的感人情景,为此记之,以飨乡亲。

斗门杨家,枝繁叶茂

杨姓是中国大姓,族源复杂,其中弘农郡(浙闽一带有称关西郡)至汉太尉杨震五个儿子起,“四世三公”,扬名天下,故有天下杨氏出弘农之说,而杨震被尊为弘农杨氏始祖。定海马峙杨氏与鄞州斗门杨氏皆尊杨震为远祖,始祖为宋元丰间明州观察推官鲁国公杨庆甫。

杨庆甫,祖籍福建蒲城,先祖是蒲城之世家。祖杨亿(974~1020),翰林学士,官至工部侍郎。父杨攸,太常丞。杨庆甫以祖荫授将侍郎,宋元丰间为明州观察推官,为官公正清廉,有惠政,约宋元丰二年(1079),任职到期,当地百姓遮道挽留,于是全家定居鄞州茅山陡(今写作“斗门”)。斗门杨氏从此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殖。

千百年来,杨氏子孙后裔铭记“清白传家”祖训,一以贯之,代代相传。斗门杨氏第五世杨简,宋乾道五年(1169)进士,创慈湖学派,与袁燮、舒璘、沈焕并称“甬上四先生”。杨简一生为官五十多年,“廉俭自持,民爱之如父母”。升为驾部员外郎时,老百姓“老稚扶拥缘道,倾城哭送”。“清白传家”家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杨氏后裔。

清乾隆三十年(1765)前后,斗门杨氏里五房之梅房下恭房二十五世杨一治迁居定海北蝉庄码峙山,即今北蝉马峙,成为斗门杨氏定海北蝉马峙分支之始迁祖。二百五十年风雨历程,斗门杨氏马峙分支在海岛安家立业,至今已衍传至三十四世“善”字辈(马峙第十代)。

一本谱牒,情牵两地

《陡 杨氏宗谱》是舟山民间现存谱牒中最完整的家谱之一,现留存的谱本,前后经过四次修纂,首次重修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陡 杨氏宗谱》共六册,其中“光绪版”全套五册,“民国版”一册。“光绪版”由二十五世杨东兰、二十六世杨本云主修,二十七世杨立程(号雪门)监修,特聘拣选知县奉化江迥纂修。“民国版”修于1935年,以第二十八世杨嗣震、杨芑伯为主纂。宗谱共二十卷(首一卷),谱载谱序、源流考、世系图、世系传、先训、家范、世德传、列女传等24项内容。

如此体系完备、内容详实的《陡 杨氏宗谱》,其史料价值非同一般,可惜五六十前的那场“破四旧”之风,茅山杨家保存的宗谱被烧,让杨家人痛惜不已。

人民大学老教授杨先举,1930年出生,斗门杨氏第三十世“先”字辈,少小离家,对茅山杨家故土、故里、故乡、故居“有舍不断的情,忘不了的爱,割不断的年”。耄耋之年,他还带着远在海外的女儿来故土寻亲,其祖辈是几次杨氏宗谱修撰的“功勋”人物,曾祖杨相鋆,官名立程,是岁贡生,候选训导,是《陡 杨氏宗谱》“光绪版”的监修。祖父杨传澧,官名麟瑞,邑庠生,是《陡 杨氏宗谱》“民国版”的主纂,还是当地第一所全日制高级小学——蕙东小学的校长。然而,他却不知祖父的姓名,由于宗谱被毁,也无法查寻,心中有一种抹不去的痛。他在《漫漫小路杨先举八旬回眸》书中,就深切记述了祖辈留给他的点点滴滴记忆以及心中的遗憾。

马峙杨氏民国支谱修撰时间距今已有八十余年,马峙杨氏世系录至第三十一世“有”字辈。笔者在与杨氏第三十世杨先烘等人的交流中,建议他们能够续修支谱,让杨氏子孙后代有宗可寻,有亲可认,杨先烘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担负这一重任。

2016年5月,杨先烘与族长杨祥兴等宗亲多次商议后,决定修撰马峙杨氏支谱。杨先烘在《首辑陡 杨氏北马峙支谱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细读本支所存谱本,我们深悟“千秋万代,唯凭谱传”之真谛,更知“尊祖敬宗,首当续谱”之寓意……岁月沧桑,世事难料,若不尽快续修宗谱,由其弃置不扬,我陡 杨氏恐重蹈十五世前“谱亦无可查考”之覆辙,面临无承湮没之危机……如果在我们这代宗谱断修,世系失传,如何对得起先祖,如何向后人交待。

马峙杨氏一族虽说现在仅330余人,但修谱所涉及到的事项极为琐碎繁杂,修谱不仅是一项家族范畴之事,也是一项浩繁的文化工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还需要有责任心、担当性、有才学和对宗族状况稔熟于心的人来无私承担。经过诸位宗亲商量,成立了由第三十世“先”字辈马峙杨氏族长杨祥兴为总负责,杨先烘为主编的等七人组成的修撰小组。古道热肠、经验丰富的杨先烘成为大家所倚仗的主要修谱带头人,于是,这几位令人尊敬的马峙杨家人开始了杨氏支谱续修的一系列活动。他们挨家挨户,登记杨氏人员信息;归类纳萃,理清世系血源关系;访踪采穗,叙写先辈懿德高风。

6个月后,一本10万余字的《陡 杨氏北马峙支谱》初稿呈现在各位宗亲面前,这本支谱把马峙杨氏世系记述得条分缕晰,更令人惊讶的是谱中对马峙杨氏先祖先辈事迹置于重要位置予以浓墨重彩。马峙杨氏始迁祖传记,让杨氏子孙后裔铭记先祖恩德于心中;马峙杨氏“清白传家”家风,令人称颂不已;马峙杨氏近现代人物谱记,更是让人万分赞叹。

三次寻亲,情深意切

为了探寻杨氏先祖遗迹,更为通过修谱联宗结亲,2017年9月28日,杨先烘、杨祥兴等五人来到几百里外的鄞州姜山镇茅山村杨家寻亲,失联八十余年的定海马峙、鄞州斗门两地杨氏宗亲得以成功对接。

这次千里寻亲,意义非凡。对于马峙杨家人来说,亲历祖辈曾经洒下汗水耕耘过的热土,心中顿然升起对祖辈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敬佩之情。

250多年前,马峙杨家的始迁祖就诞生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为了拓展生机,也许就是从村前这条通向大海的奉化江支流东江出发,九曲十八弯,再从宁波甬江口漂洋过海,最终来到定海马峙,看中了这乌龟模样的小岛,落叶生根,从无到有,拓展家业。对于茅山村杨家来讲,繁衍上千年的鄞州茅山大姓杨氏,由于老族谱五十多年前被毁,几年来他们是苦苦寻求斗门杨氏来龙去脉线索而无果,深觉有愧于历代祖先。如今,得知定海马峙杨家还保存着这本记载斗门杨氏世系变迁、历代祖先德业的老宗谱,心中多年来的纠结顿释,今后的续谱工作也就能够顺势而为了。

马峙杨家人到茅山村寻亲之后的一个多月,11月19日,斗门杨家八位宗亲也来到定海马峙村再叙宗情。在马峙经济合作社会议室,他们一页一页地翻阅祖辈们留下的这本老宗谱,泛黄的纸页中,感受祖辈们沧桑厚重的创业历程。那次寻亲会上,斗门杨氏第三十一世“有”字辈、鄞州区农林局局长杨国财,在老宗谱中查到了他的祖父和父亲的名字,热泪盈眶,祖辈父辈们一直孜孜不忘的修谱心愿终于有了一个起头。两地杨氏后裔合影留念,分别时依依不舍,希望今后两地杨氏能够相互交流,不忘宗亲之情。

2017年12月中旬,茅山村书记杨氏第三十一世杨伟明打电话给杨先烘,希望能够把《陡 杨氏宗谱》复印一下,以备续修宗谱之用,他们已请鄞州图书馆地方文献馆来扫描复印,鄞州图书馆也非常希望留下这套珍稀的老宗谱作为馆藏。 2018年1月15日,马峙杨先烘、杨祥兴、杨友宣三人携带着六大本老宗谱,再次踏上去鄞州茅山村的路上,笔者也有幸被邀请同行。

茅山斗门村,杨飞龙带着我们走访一处处记录着茅山杨氏祖先艰辛创业的遗迹。拜见那曾经供奉杨氏先祖神灵的老祠堂,遥看一望无际的东江上的百年斗门桥,勘察那口口相传几百年,令杨家人引以为豪的“武官下马文官下轿”的遗迹,还有那不知历经几百年风雨的老宅旧院。

村前,望着连接鄞州茅山村和奉化儒江村的百年老桥斗门桥,虽很有点“老态龙钟”,但想到杨氏祖先当年就凭借滔滔江水之利,引水兴农,丰衣足食,让茅山杨氏绵绵不绝,深感来之不易。

杨家门前桥头,杨飞龙指着桥一侧陷入水泥地的一口石臼,说这就是当年武官下马后,给马饮水的老石臼。那已被岁月风化的老石臼,足以可见当年杨氏的社会地位与声望。据宗谱十六卷《世德传》所记,斗门杨氏祖辈载于史册的硕德鸿儒特别多。为官者能勤于职守,公正廉洁;平民大众能恪守道义,耕读持家。如第二世杨佐,始祖杨庆甫第二子,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进士,官至资政殿侍讲,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六世杨琛,宋绍熙四年进士,官拜国子博士;九世杨恕,任宁司知事;十五世杨时龙,世居斗门祖宅,性诚朴,孝祀祖先;宗谱“世德传”中当年倭寇扰掠,族人携眷纷纷外避,而杨时龙以庐墓为念,坚守祖宅;二十一世杨家甲,耕读为家,以岐黄之术济世,深得民众赞誉……

斗门杨家,如今还保存着不少祖辈留下的老宅院,其中有一幢被杨家人称为“大厅”的老祠堂,从其建筑风格来看,至少有六七百年历史,这大概是斗门杨氏用来祭奠祖先、祈求福祉的宗祠堂,也是宗亲聚首,联络感情之地。大厅正中间后梁楣上原来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爱清堂”牌匾,现在还能十分清晰地看到当年挂牌匾留下的痕迹。“爱清堂”顾名思义,是鄞州斗门杨氏对远祖汉太尉杨震所创立的“清白传家”“四知拒金”祖训的推崇和敬仰。据杨飞龙回忆,他十来岁时,“大厅”中那块罩着黄布的“爱清堂”匾额被当作“封资修”清扫,他还捡到过几块从牌匾上掉下来的几个铜板。“爱清堂”牌匾虽然已被毁坏,但依然可以佐证斗门杨氏祖上的功名懿德。

在斗门杨家,每遇到年长的杨家乡亲,杨飞龙就告诉他们,这是舟山杨家人,他们送来了我们杨氏宗谱。于是大家都会自报辈分,嘘寒问暖,一点也没有陌生之感,让人甚觉亲厚和睦。

家谱留载着家族珍贵的文化密码,是家风家训家规最有力的佐证。作为一个移民文化十分显著的海岛城市,舟山通过家谱这一载体,增强与海内外“舟山人”的情感交融,这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

海岛先民“家教”观让我们学到了什么

家庭教育,历来备受关注,如今更是成为千家万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情寄。古代舟山的先民是如何看待家教呢?翻阅海岛民间传统家谱,诸多家训族规都有针对孺子蒙学蒙养以及子弟择师求学等方面的家教训则,这些百余年前的家教思想,很值得现代人看看想想。

一、重蒙学,视为一身事业之根本

始修于明永乐元年(1403),重修于民国八年(1919)的北蝉淡水坑《张氏宗谱》,其家训“豫蒙养”篇云:“古者有胎教,又有能言之教,有小学之教,更有大学之教,是故蒙养为极大事,又为最难能事,盖一身事业此为根本。”启蒙教育,由来已久,传承发展上千年。如今,曾经为我们祖辈父辈耳熟能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这些传播百千年的蒙学教课书又进入寻常百姓家,蒙学回归,古今同理,值得庆幸。

对于蒙学重要性的认识,舟山民间家训多有强调。如岱山岱西《王氏宗谱》,谱中有“四明长潭王氏宗谱约法”,其“蒙训”篇以《易经》的“蒙以养正圣功也”为起句,而后例举北宋教育家吕希哲小时候母亲申国夫人对其遵礼守规之家教故事,告诫族人培养蒙童纯正无邪品质,这是今后成功成才的基础。历史上舟山各家族都重视子弟就学求教,竭尽家族财力为子弟读书托底。

定海西乡的《滃洲礼房夏氏南山前中房宗谱》,有祖训五十一条,几乎囊括了整个家族的所有活动及其道德行为规范,第34条要求子弟学业务必“专心笃志”“责令读书肄业”,家长要“考其成功”。金塘新建村《倪氏宗谱》宗规规定对贫寒子弟求学要予以资助,“子孙有贫寒孤苦,其聪颖可望造就者,族中助其脩补,俾得在学校卒业,以示鼓励。”白泉繁强村王氏家族,历史上其家族更是严于督课子弟业儒,以光宗耀祖,家族还设义田贤田资助、奖励子弟读书、参加科举。王氏“义田条规”规定:“无力读书者,每人给束修钱三千”;“子弟入泮者给钱拾千,补廪者给钱二十千,拔贡优贡者给钱三十千,登乡榜者给钱五十千,副车减半,成进士者给钱一百千”;“应乡试者给钱五千,应会试朝考者给钱四十千,使子弟知读书之美……”

二、重家学,择师不慕虚名讲实效

选择怎样的家教老师是现代家庭一大心事。从上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学段,不少家庭为了选择一个称心的家教老师而伤透脑筋。那么,我们的先辈们是怎样为子女择师呢?

展茅桂萼堂《徐氏宗谱》“宗范”有则“耕读”训言,有两段话非常值得我们现代人深思。“凡延师传毋慕虚名,盖素擅虚名者自无实效。必于未订关时,深加体察,择其可以为吾子师者,然后尊为西席,则师得其人而子弟获益无穷矣。”

“子弟之学将成未成时,实延师家学,不必远从经师。盖经馆中之子弟大抵务浮文者多,而务实学者少,与之共事,则学问未成,而浮文习熟矣,世无贤子弟半,由此可不鉴哉。”话语中有两个关键词“延师毋慕虚名”和“延师家学”,很切中当下不少家庭在选择家教中的弊端。尤其是延师家学,为许多家庭所忽视。

从前,不少硕师大家,其学问往往起始于家学,世代相传,故而根基深厚。清代浙东经学大师定海紫微庄墩头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家族几代人专治于儒学,子承父业、薪火相传,堪称海岛典范。黄式三之父黄兴梧,二十四岁时“逰庠”,锐志于学,后因病“辍举子业”,致力于自身修养、风俗教化等事项,晚年时则“课督儿辈”。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俩皆经史并治,汉宋兼学,黄式三以经学称誉于世,宗族弟子尊称为“明经公”。黄以周“少承家学,与兄以愚、以巽相砥砺”。黄以周前三十余年,主要是居家读书,治父书。黄以周对儒学的研究与学术思想既与父亲黄式三一脉相承,又有创新之处。

三、重家风,以德为先以身作范

传统家教严以家规、家训教育家族子弟,以正家风;教育强调以德为先,父母长辈注重自身的示范榜样作用,这是留给我们珍贵的财富,也是现代家教引以为鉴的重要内容之一。

展茅桂萼堂《徐氏宗谱》“宗范”篇开头就讲述为何要立宗范家规,是为保存淳朴之家风。“……族敦朴素崇耕读,远近咸称仁里。然不立教以维持之,乌知醇厚之天不日漓于浇薄,朴素之风不日即于奢靡,仁里而变为薄俗。余窃忧之……立为宗范,俾我子姓循循于范围之中,庶几醇厚之天可葆,而朴素之风长存矣。”家训族规是过去教育规范子弟品行的准则,各个家族都有一致的认识,北蝉《陡 杨氏宗谱》“家范”云“家之有范,范一家也”。历史上,海岛各家族非常注重儿童早期行为规范教育,有意识地将儿童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成作为道德教育以及形成良好家风的一个起点。

宋代大儒朱熹十分重视儿童行为规范教育,他在《童蒙须知》就讲:“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历史上舟山各家族对儿童早期生活习惯养成也是非常严格。如定海椗齿何氏家族虽然身处偏僻山角,然家规起点很高,也很严格。修于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椗齿里何谱》,以北宋司马光撰写的《家族法规》作为本家族的家规,对族人如何尊礼守礼作出非常详细的规定,摘录其中对儿童早期行为规范教育的部分文字:“凡子始生,若为之求乳母,必择良家妇人稍温谨者。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诺、万福、安置。稍有知,则教之以恭敬尊长。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六岁,教之数与方名。男子始习书字,女子始习女工小者。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诵之……”这种强调儿童早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与现代教育理念其实是十分相吻合的。

为使家风端正,切实做到有令则行、令行禁止,舟山传统家教非常注重父母家长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作用。修撰于1924年金塘培德堂《倪氏宗谱》“宗规”明确规定:“宗长为本族表率,倘或行止不端,虽伦序当立,亦不得推举。”《滃洲礼房夏氏南山前中房宗谱》“祖训”有多条是关于家长如何起到示范引领的,如“家长总管一家之事,必先谨守法度以御家众”;“家长总管一家大小,当以至诚待下,言不可妄发,事不可妄为,有父兄者必先起敬起孝”;“家长理家之法,当以勤谨为先”;“家长齐家之法,当以孝悌为本,孝悌行于家而后仁孝及于物”;“家长处心务要至公无私,凡有衣服饮食给散群下,须要均平不得偏徇”等等。南山夏氏自始祖夏祁参军定居滃洲南山以后,子孙后裔向学从善,诗礼传家,这与严谨的家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海岛传统家教思想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若能以古为鉴,汲取其精华,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都是极有价值的,让我们共同珍惜这份难得的文化遗产。

 

故纸堆里的“书香舟山”

民国时期的定海帮商人,在上海滩颇有名气,曾涌现出像朱葆三、刘鸿生、董浩云这样的商界巨子。近代以来,大批舟山先辈闯荡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游走于宁波、杭州乃至长江沿岸城市,有的沉浮于商界,有的栖身于报界书馆,还有的深造于象牙之塔,各行各业涌现出不少有为之士,其中著书立说、步入文坛者也大有人在。在整理近代舟山地方文献的时候,翻看那一页页发黄的书卷,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书香舟山”。

一、“奇才”马瀛先生的著述

马瀛,字涯民,是普陀勾山(今属新城千岛街道)人,晚清光绪九年(1883年)出生。他六岁入学,1901年进宁波储才学堂就读,次年回定海学习英文,1903年考入上海中西学院。后来曾做过中学教师,帮助表兄李哲濬筹办南洋劝业会,担任过两浙盐产的调研员,舟山海岛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再后来,他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就职,又回宁波担任鄞县通志馆编辑主任。 1951年9月起,马瀛先生就职于宁波市古物陈列所,致力于宁波的文物保护工作。马瀛一生的经历丰富,干一行,钻一行,即使是为了生活从事与自己专长不相关的事,也是认真负责,有始有终。“奇才”就是这样在生活、工作中磨炼出来的。说是“奇才”,从他所编著的书籍里,就可以看出这位舟山籍学者的渊博学识。他的著述,涉及国学、史志、字典、古典文学,甚至还有数学教材的翻译,涉猎领域可谓五花八门。然而,每一个领域似乎都是“精品”,经得起考验。因为这些书,有的发行量巨大,一版再版,至今还在出版重印。如,马瀛和方毅、陆尔奎一起编纂的《实用学生字典》,191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到1918年3月,短短五个月就出到了第九版,其间不断加印出版,畅销大江南北。他独纂或参与合编的《平民字典》《国音学生字汇》《破音字举例》也屡见重版。《国音学生字汇》一书,自1919年出版,至1975年止,已刊行第300版,流传可谓久远,早期的中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其畅销程度类似于今天的《新华字典》。马瀛因为在字典、辞源编著方面的成就,让他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1931年被当时的教育部聘为中小学课程及设备标准编订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学国文这一组。

马瀛独著的《国学概论》,是他在效实中学讲课教案的基础上写就的,最先是出版于1934年4月,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此后多次重版,堪称国学普及之经典。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钟少华(中国著名民俗学者钟敬文先生长子)评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知识大普及”,这本书的最大优势在于:“使用西方传来的逻辑结构、语文表达方式、思想推理等,比较冷静地将中国传统学说内容重新排列,去掉一批含混不清的常识,凸显一批中国人愿意继承的知识。 ”多年来,海峡两岸曾多次再版此书。如,200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以《国学语丝丛书》之一种重印此书,台湾地区的出版界,如珍艺书苑、德华出版社等也多次重版此书,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颇有裨益。马瀛还编译过一本《微分积分学》的数学译著。这原来是一本日文版数学书,原著者为长泽龟之助,1911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国学大师还编译数学书?这就是马瀛的“奇才”之处,这其实与马瀛的教师生涯有关。马瀛先生早年在中小学教书,是以一位数学老师的身份走上讲坛的,1904年在上海明新学校、1905年在定海师范讲习所、1906~1908年在江西振育学校,都是教数学课。

为什么选择编译日文著作?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他在江西振育学校期间,结识了一位日本国籍的教师中山胤男,这位日本籍教师据说是一位反战人士,因反对日俄战争而不愿服役,因此来华教书。两个人一见如故,甚而谈论共产主义等社会新思潮,马瀛由此接触日语。不仅如此,中山胤男还是一位世界语爱好者,他赠送马瀛一本世界语文法书,鼓励马瀛一起学习世界语,颇有语言天赋的马瀛因此把日语、世界语都连带学了。后来马瀛还学会了拉丁语,真是语言奇才!

在史志编纂方面,马瀛的成就也十分突出。由他担任副主编的《鄞县通志》《定海县志》堪称近代地方史志的典范。民国《定海县志》一书,独辟鱼盐志,以突出舟山海岛渔业、盐业生产的区域特色,辟方俗志而记录舟山方言习俗,辟交通志而记录群岛水道航线,这些都是这一部舟山方志的独创之处。书中收录舟山的医院、校舍、风景名胜照片18幅,开创方志用照片之先例。南京大学历史系洪焕椿教授,因此在《浙江方志考》一书中赞赏民国《定海县志》,称之为“辛亥革命后浙江新修县志中之佳作”。

读书万卷,下笔有神。博览群书的马瀛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在效实中学教书时,满腹经纶的马瀛先生就被年轻学子们昵称为“百科全书”。这位舟山籍老夫子,还曾经是近代宁波天一阁的掌门人之一,堪称“书香舟山”的代表人物!

二、作家群里的舟山籍伉俪

民国时期的舟山籍作家,当以著名作家金性尧、何为等为代表。其实金性尧的夫人武桂芳,也是一位定海籍作家。金性尧和武桂芳,可算是“作家群里的舟山籍伉俪”。关于金性尧先生的介绍文章颇多,然而对于作家武桂芳则很多人不甚了解。其实“在文学创作上,母亲比父亲出道还要早”,金性尧女儿金文男如是说。

武桂芳,笔名木圭,她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背上了十字架》,1941年由上海大华图书公司出版,收录于进步作家白曙主编的大华文学丛书第一辑。她还和白曙、石灵等合著《松涛集》,1939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武桂芳是浙江定海人。武家在晚清时候也是定海名门,后来族人多移居上海。武桂芳1915年生于上海,父亲曾是南洋烟草公司职员。 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日军侵犯上海,武桂芳随亲戚回定海避难,结识了同样在定海避难的北大街金家金性尧。武桂芳年长一岁,两人都是文艺青年,共同的文学爱好让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数年后喜结连理,而成文坛伉俪。

武桂芳是一个才女,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这所学校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有资料说,高中毕业时,武桂芳参加上海市会考,竟然考了全市第一名。其实这一说法有误。笔者查相关资料发现,武桂芳其实就读的是上海务本女中的师范科。据1935年7月8日《申报》刊登的《本市第一届师范毕业会考统计》一文报道:“本市第一届师范学生毕业会考。各项成绩业由教局揭晓。……依照会考办法奖励标准,应得奖状者计高师组务本武桂芳,新陆祝馥相,务本周莲因三人。 ”可见武桂芳的确是一名学霸,她的学业成绩优良,是当年获得师范毕业会考奖状的优秀生。武桂芳颇有写作天赋,在务本女中就读期间,就已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师范科毕业以后,武桂芳与金性尧结婚。金性尧曾因仰慕鲁迅先生,向鲁迅先生请教杂文写作,与其有过书信往来。 1936年鲁迅去世,金性尧和武桂芳夫妇去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葬礼,与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交往也开始密切。武桂芳先在《上海妇女》杂志担任校对工作。《上海妇女》杂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留守在“孤岛”内的先进女性知识分子创办的妇女刊物,许广平就是杂志的发行人之一。不久又由许广平介绍,武桂芳参加《上海妇女》编辑委员会,并在《上海妇女》杂志发表了许多文章。

武桂芳在1936年开始正式投身文学创作,并一举进入她的创作黄金期。先后在《鲁迅风》《离骚》《文汇报•世纪风》《文艺》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武桂芳是一位进步青年。结婚不久的武桂芳,曾经想去延安投身革命。据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沈鹏年在《行云流水记往》一书中介绍,沈鹏年曾经采访金性尧,当时金性尧年老失聪,沈鹏年写在纸条上询问:“唐弢说桂芳要去新四军,因家庭阻挠未去成?”金性尧回答说:“是想去延安,不是去新四军。我是支持她的,是阿娘不同意。 ”说明武桂芳想投身革命摇篮延安,确有其事。当时也是《上海妇女》杂志安排她和其他几位志同道合者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由于家庭原因,武桂芳去不了延安,但是在上海,她利用自己的条件,为革命文化与进步事业也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资助《鲁迅风》杂志,这本杂志是上海“孤岛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本杂文刊物,由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王任叔(笔名巴人)创办、金性尧承担编辑工作。因为金性尧的父亲是“公和来”颜料店老板,武桂芳的父亲后来又是搪瓷厂、热水瓶厂的老板,夫妇俩利用家庭富裕的经济条件为文化事业、社会公益作了很多奉献,如《鲁迅风》经费困难问题,时常由金性尧调拨解决,夫妇俩还向《鲁迅风》编辑同人提供经费,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被文友们评价为“急难之德”。

《微明》杂志是舟山籍革命青年乐时鸣、周山等在上海创办的一家文学期刊,武桂芳夫妇也通过广告方式,为杂志刊印提供经费,为这一份进步期刊的发行创造条件。上海沦陷时期,武桂芳还经常跟随许广平外出,采访、报道上海难民营及纱厂女工的生活,武桂芳曾扮作女工到纱厂体验生活,其小说《新生》即以此为素材,在当时有一定影响。

武桂芳的不少作品都源于生活。武桂芳的小说集《背上了十字架》,收小说9篇及后记1篇,从题材看,几乎写的都是妇女生活。武桂芳在《后记》中言:“收在这集子里的几乎全都是以女性为主角,这最大的原因,自然是因为作者是女人。我有着的是女人的经验,也留意着别个女人的事情,比较的知道些女人的心理,加上我的生活圈子的限制,使我提起笔来,在不知觉中总常常写些关于女人的题材。 ”虽写的是女性题材,但她不太关注女性们较为敏感的爱情婚姻问题,而是擅长写身边琐事,如《一个夜间的故事》写年轻的妻子对深夜未归的丈夫的担忧,从侧面反映了生活的艰危。《围巾》则以一条围巾做纽带,刻画主人公“秋云”从一开始佩戴洋围巾的虚荣到最后下定决心“不用这种臭货色”,揭示抵制日货的主题,小说中作者特别注重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分析,通过对人物对话过程心理变化的细致描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著名作家巴人曾经在《松涛集》的《编后记》里,这样评价武桂芳:“桂芳寄情于事,疑似于散文小说之间,别有悠远境界。 ”纵观武桂芳的作品,莫不是一件事寄一份情。武桂芳的小说写得丝丝入扣,引人入胜,结尾往往出其不意,令人深思。在当时的女作家群里,其写作技巧无疑是较高的。《松涛集》收录了武桂芳的《怀远天的老人》等八篇文章。在《献金》一文里,主人公娟娟捧着恋人赠送的金项链,犹豫着是否要捐出去。可是当她看到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后,就决然将它捐了出去,那报上醒目地写着:“七旬老苦力,为祖国拔金牙,血涔涔下”……还有一篇《买米》的短篇小说,写的是市场上的米非常紧张,挤了两天都没买到,后来来了个巡警,市民一见都吓得往后退,谁知这个巡警也是来买米的,周围的人由恐惧而转为一阵哄笑。武桂芳的笔名有木圭、桂芳、桂如芳、吕克石等。其中在《上海妇女》杂志的作品常以“桂芳”为笔名,在《鲁迅风》杂志使用过“桂如芳”笔名。在《申报》的《自由谈》专版,则以吕克石为笔名,曾发表了《痛苦的火花》等文章。

武桂芳的文学创作生涯,在抗战胜利前夕便戛然停顿。因为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1945年,从事进步文化工作的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在家里搜出了一本《背上了十字架》,书的署名是木圭。日本宪兵问:“木圭是什么人?”许广平说:“我不认识。这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慕名而送来的,关于她,我什么也不知道。 ”虽然许广平极力想掩护武桂芳,可是日本人最后还是想法把武桂芳抓走了,在狱中对她用尽酷刑,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最后金性尧通过中共特工人员鲁风,将夫人武桂芳保释出来。可惜的是,后来这位才华初露的文坛才女,犹如流星划过夜空,在上海文坛闪亮了短短数年便沉寂下来。此后武桂芳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在上海长江中学(后改名青锋中学)担任语文老师,成为一名让学生尊重的好老师。一位学生曾经在《新民晚报》发文纪念她,这篇题为《恩师武桂芳》的文章说:“武老师平时和蔼可亲,不管你是调皮的,还是好学上进的,她都一视同仁。上起课来武老师很有一套,娓娓道来,低声细语,听来非常入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