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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咨讯》(海洋旅游)第七十三期

时间:2018年12月04日 00:00  作者:  点击:

虹桥深埋地下三十年 历经风雨焕新颜

洞桥:消失的古桥 历史的记忆

甩龙桥:历经风雨沧桑 承载村民记忆

刘鸿生故居:致敬爱国实业家

黄氏宗祠:静矗中述说家族变迁

定海商业老地标——道头横街头

淡水坑

南宋有厓山 南明有舟山

一个曾恭迎乾隆帝“南巡”的马岙先祖

北门钱家

名门望族——北门丁家

李东芗与舟山渔业

 

虹桥深埋地下三十年 历经风雨焕新颜

从旧时的虹桥书院到如今的虹桥水库,“虹桥”这个地名对老定海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对虹桥本身的历史,许多人知之不详。这座古桥曾被多次修葺、改建,也曾深埋地下30余年,历经风雨变迁却保存完好,存留至今已有近千年。

在盐仓街道虹桥社区,记者见到了这座造型别致的古桥。它长约11米,宽约1.7米,跨越虹桥溪,通体由石头铸成。“我的祖辈都居住在老虹桥一带,根据祖先的说法,最初建成的老虹桥是一座由红木建成的拱桥。”虹桥社区85岁老人钱维棠告诉记者,“虹桥”得名是因其桥型为拱形,经过阳光照射后,亮丽夺目,如同一道雨后的彩虹。这一说法在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上就有类似记载:“虹桥,去州北十里,枕大溪形如卧虹。”

  “关于这座桥还有一个民间传说,不少盐仓本地老人都知道。”钱维棠说,古时虹桥的上下游分为叉河和盐仓,当时盐仓人晒盐,但是晒出来的盐口感不好,生活水平也比叉河差。很多盐仓人就奇怪,只隔了一座桥,怎么差了那么多?对此,盐仓人找了风水先生询问原因,风水先生说虹桥造型如卧龙,尾朝叉河,头朝盐仓,在盐仓吃下东西的都排到了叉河,并留下一句话:“要想盐仓风水转,要等虹桥桥木断。”盐仓人听到这个就急了,赶紧找人去锯虹桥,却被叉河人发现,制止了这一行为。

  “老虹桥最初的造桥年份已无明确记载,但在历史文献的记载辅证下,可以确定老虹桥最迟在南宋就已经有了。”盐仓街道文化站文保员朱良成对当地的古老文化颇有研究,也曾参与过老虹桥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相关书籍的编纂。他告诉记者,在南宋绍定三年,太师余天锡选址定海城西剑峰山麓(今盐仓),捐俸建虹桥书院,这在明天启《舟山志》就有记载。在康熙《定海县志》“盐仓岙图记”中也有较详细记载。

  清嘉庆二年,老虹桥重修时由木质改为石质。朱良成说,当时石桥桥面由石块拼成,桥墩共有两个,每个桥墩都由9块小石块铸成,小石块两头尖,被称为“枣子心”,不仅十分牢固,还有利于桥下河流排水,是古时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此后,石质老虹桥成了岑港、小沙、双桥等地人们前往定海城区的必经之道,但在上世纪70年代,当地因建造虹桥水库,改变了下游溪流走向,老虹桥因此遭到废弃,桥墩并同身下的溪坑一起被埋入地下,淹没在乡间田野。直至2011年,这座古桥才被政府重新挖掘出土,进行修复。重新修复后的老虹桥,保留了古桥墩和古桥梁,新装了桥栏,桥面上新铺了一层石料。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建造虹桥水库时,当地人还仿造最初的彩虹桥型在老虹桥附近另建了一座新虹桥。如今,这两座虹桥各有用处,新虹桥作为交通要道,老虹桥则与周围的农家乐相映,成为一处古朴的旅游景点,供人们观赏、追忆。

洞桥:消失的古桥 历史的记忆

古桥是人们过河的重要交通设施,也是地方历史文化的积淀。随着岁月变迁,许多古桥已难觅踪迹,成为回忆。在定海城东街道有一座古桥,它于数十年前被拆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记者近日跟着当地人追寻历史痕迹,去寻觅这座消失的古桥———洞桥。

  记者在城东街道洞桥村新桥路看到,一座桥梁在洋岙河上跨过,桥上人来车往,十分热闹。两侧桥栏均写有“洞桥”两个大字,但许多人不知道,这座桥并非老洞桥,真正的老洞桥在数十年前就已经被拆除。今年78岁的邬阿南自太公辈开始,就世代居住在洞桥村。他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小碶村建碶门时拆除了老洞桥,并在洋岙河“Y”字形河口下方建造了新洞桥。老洞桥与新洞桥所在的方位不同,老洞桥曾横跨如今的洞桥头6号和新桥路261号,是当时定海城区出东门的要口。“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舟山,为通行军车,就将拱形洞桥改成了平面桥梁。那年天气干旱,河水也干涸了,桥梁和桥墩等大块石板都被附近居民挖走,还有两块长石板被放在洞桥附近的姊妹桥———平桥上。”邬阿南告诉记者,平桥留存至今,虽经过多次改造,但桥梁下还能看到刻有“建”字的长石板,这是当时老洞桥桥身雕刻的痕迹。

  记者了解到,老洞桥为拱式石桥,因桥拱似洞而得名,具体建成年代已不可考。如今,洞桥村中还留存有一个洞桥石质模型,它是匠人对照老洞桥造型制作的。“这个模型我幼时就见过,先人说是村里一代代传下来的,它的样式和老洞桥基本一样,之前被当做庙宇里的香炉使用。”邬阿南回忆说,老洞桥桥身总体造型比较大气,桥面有阶石,桥身还刻有桥名和建桥时间,石质桥栏上还雕有16只狮子。桥旁至河边有石阶,作为当时的码头,可供人上下行走,也曾有许多船只在附近停泊。

  正如邬阿南回忆的那样,记者在区史志办留存的史料中看到了一张写有“东郊洞桥”字样的老照片,照片来历已不可考,但照片上较清晰地展现了当时颇为壮观的老洞桥全貌。可惜的是,这座桥没有被保留下来,只有桥名和历史故事流传至今。

 

甩龙桥:历经风雨沧桑 承载村民记忆

定海山川绵延、河水纵横,承载着重要交通功能的桥梁成为了历史的重要符号。在小沙街道光华社区有一座甩龙桥,它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重修于同治年间,经历了近两百年沧桑后仍保存完整,是当地的交通要道。

  甩龙桥的主体为单孔石拱桥,桥身长7.7米,桥面宽2.36米,失高4.2米,净跨3.7米,桥身以东北-西南走向横跨大溪坑,连接华厅村和新光村。根据记载,甩龙桥是因为桥身俨如一条倒甩的蛟龙而得名,但当地也有不少关于甩龙桥名字由来的传说。有的人说,以前桥里住着一条蛇,修炼化龙后甩尾上天了,桥就叫做了甩龙桥;有的人说,有龙从大溪坑游过,因总是过不了桥而把桥甩垮,桥梁造高后,龙就不会把桥甩垮,甩龙桥因此得名……这些传说也给甩龙桥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记者看到,甩龙桥的北面中间栏板外侧刻有“桥栏傅奕秀造”六个大字,这是当时傅家集资造桥的记录。“据说这一带经常发水涝,村民进出都不方便。当时傅家比较富有,就带头募捐钱款造桥,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家住甩龙桥附近的88岁老人傅严海告诉记者,由于甩龙桥历史悠久,当时建设的情景,他也是从先人口中听说。造桥的时候,石板搬运过来还要进行打磨雕刻,铺设平直,最后衔接合拢,一丝不苟,前后花了不少功夫,建成后就成了村中主要的道路。

  “别看现在的甩龙桥路面平滑,以前桥面上还铺有石阶和荷花台图案。”说起甩龙桥的原貌,傅严海记忆深刻。当时,村民们每天拉着小板车在桥上来往,由于小板车上载满了货物,每趟通过都需要一个人拉一个人推,很麻烦。因此,村民们将桥上的台阶敲掉,浇灌上水泥使桥面平整。不过,甩龙桥上还隐约可见许多雕饰。在桥梁的两侧栏板间设有望柱,望柱每面饰有两层的莲花图案,桥两端栏板尽端的装饰,颇为精致秀美。

  记者了解到,甩龙桥是舟山现存古桥梁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为研究舟山的桥梁史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在1990年,甩龙桥被列为我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古桥,原小沙镇政府还于1994年出资,在甩龙桥的一侧建造了一座桥供村民行走。尽管如此,但因建成年代久远和风雨的洗礼,甩龙桥先后多次出现栏板坍塌、石板风化等情况。对此,小沙街道在加强对甩龙桥日常维护、管理的同时,也将该桥的现状及亟待解决的问题等上报给了区文保所,希望对其进行专业系统的修缮。

刘鸿生故居:致敬爱国实业家

沿着定海芙蓉洲路步入一条弯曲的小弄堂,便可以在聚奎弄6号看到一座宅院,这座宅院既富有江浙民居古韵,又具有海岛新姿,是现代中国“实业救国”杰出旗手刘鸿生的故居。

  刘鸿生故居坐北朝南,占地面积555平方米,建筑面积364.63平方米,至今已有90余年历史,先后被评为舟山市文物保护点、定海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走进故居,只见木质结构的房屋古朴典雅,屋内飞檐鸾回、绮窗洞达、陈设精美。正屋是刘鸿生纪念馆,馆内一幅刘鸿生画像和一副“兴资助学乐育菁莪实业救国志振中华”对联夺人眼球。左右两侧,十余块展板整齐陈列,记录着他的业绩、品行、情操,让前来参观瞻仰的游览者了解刘鸿生不平凡的一生,让大家对这位上世纪的工商界巨子有更多的敬意。

  刘鸿生是定海城关人,幼有慧性、博学于文、才格超群,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为振兴民族经济、扩大民族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刘鸿生从小就立志创业,后积极发展民族工业,兴办了苏州鸿生火柴厂、上海水泥厂,兴建了江阴码头、中华码头等与民生攸关的实业,被誉为“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毛纺大王”和“水泥大王”等。刘鸿生还特别有民族节气,通过斗争,使挂在上海外滩门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摘下。他还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出任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及上海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等职务。此外,刘鸿生还先后创办了定海公学(今舟山中学)和鸿贞女子初中(后并入舟山中学),为家乡培养了大批人才。

  由于刘鸿生故居年久失修、缺乏管理和屡受台风侵蚀等,墙壁多处开裂,濒临毁坏,急需修缮。2010年3月,市外侨办经过与刘氏家族后人商讨后,对刘鸿生故居进行了全面的修缮。“当时进行了房屋纠偏、屋面翻新、柱梁及所有门窗更换、前后庭院通道石板调整等修复工作。”参与当时修缮工作的孟先生回忆道,整个修复工作于当年8月完成,耗资110余万元。之后,刘鸿生故居还开辟了纪念馆,进一步展示刘鸿生的精神,传播刘鸿生的事迹。

黄氏宗祠:静矗中述说家族变迁

“升马登程不定方,任从随地立纲常……”位于双桥街道浬溪社区的黄氏宗祠内,印刻着八句祖训,向人们述说着黄氏家族的变迁史。

  走在浬溪社区狭小迂回的巷弄里,一间间别致崭新的楼房间时不时可见颇具旧时农村海岛风情的石墙、石窗和矮平房。黄氏宗祠矗立在这些新老相间的房子间,让人仿佛在古今之间穿越。黄氏宗祠朱漆金字、厚重肃穆。宗祠的正梁上悬挂了“敕封忠济侯”牌匾,大殿正前方悬挂了“归厚堂”牌匾,左右两侧分别悬挂“内阁中书”和“翰林第”牌匾,两侧墙面挂有成就突出的祖宗画像,朱红色的柱子上还挂有数幅对联,保存着黄氏宗亲的集体记忆和治家理念,宣扬着祖辈的赫赫功绩及对后辈的谆谆善诱。

  据悉,浬溪黄氏为大姓,根据村落布局分为墩头黄和天童黄,虽同村同姓,但不同祠堂。其中,墩头黄祠堂为黄氏宗祠,总堂号为归厚堂,始建于明末,最初建筑面积近20平方米。清雍正年间,该宗祠建筑面积被扩大到近400平方米,2009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省文化厅加强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视,出资20万对黄氏宗祠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当时的黄氏后人对宗祠的修缮工作做了精细的筹划,三道正台门和西侧围墙全部拆除重建,正堂两侧新增了阁楼,还对戏台、后门和神堂都进行了维修。”黄氏族长黄建国说,经过修缮,黄氏宗祠总占地面积680平方米,建筑面积450平方米。

  黄俊是墩头黄氏的始脉,为一世祖,祖籍为宁波鄞县姜山。明朝正德年间,黄俊因躲避战乱到定海定居,为了保持家族的宗法秩序,维护血统纯洁,不至于辈分混乱,黄俊定下了黄氏家族朝、廷、大、国、甫等二十八代排行。现今,黄氏后人已排到了第十三代至第二十代,黄建国为当前辈分最长的“次”字辈。“到了第二十八代以后,可由黄氏后人自行增加辈分排行。”黄建国说,当前,家族里黄氏后人的升任、发达、学业有成、重大贡献等都会被记载下来,让黄氏家族史能够完整地留给后世。

如今,黄氏宗祠多用来举办当地居民的红白喜事和祭祖活动,居民也会在宗祠内自发组织戏曲活动,给宗祠注入新的活力,该宗祠的历史文化也发挥了凝聚乡情、教化后人的功能。

定海商业老地标——道头横街头

定海旧城内有东、南、西、北、中五条大街,原是城内最繁华的去处,城外最热闹的街市要数道头横街头(旧时叫保定路),东西走向,东起人民南路,西至半塘里,长608米,宽4米,沿街有聚德堂弄、顺裕弄、会馆弄、翁州里弄、裕大弄、隆泰行弄、忠赤弄,拷道弄、保定弄等。 1966年改名卫海路。

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五口通商,带动了定海航运业的发展。晚清至民国时期,定海港航线、码头,靠埠船只数量和吨位急剧上升。外埠客船、货船、渔船带来了物流和人流,带去了盐和水产品。定海道头商业商区迅速发展。民国初期,定海道头一带设有立兴、合兴、隆兴等数家转运行(公司),自备货船,并在大道头和泥城外码头附近建有栈房,以便各地货船靠埠卸货进栈,然后批发给各零售商号。运销货物主要是浙闽沿海地区的干鲜果品、山杂货、粮食、木材、土产品。以中道头栲道弄的立兴转运公司为最大,经营浙闽沿海各埠货物转运业务。随着外埠船只的频频靠岸,沿海一带也成为热土。城内大商号冲出围城到道头开设分店,外地行商改为坐商。遂沿着保定路、泰山路、福定路等街道,北至半路亭,南到泥城外、沿海码头。西迄拷道弄,东达石灰道头,形成另一个万商云集的道头商业区。该区以经营咸货(咸干海味品)、酱制品、山杂货、大米为主。裕大官酱园、生和米行、锦昌栈烟杂店、同寿泰酒坊、李合兴鱼行、天香糕饼店、万顺镬厂、何东升旅馆、邵万兴南味食品、徐顺裕布店、沈春茂铁钉店等名店名号都设在这个商业区。每当船只靠岸,道头商业区便活跃起来。客船到,挑夫们忙着给旅客挑送行李,客栈、旅馆洞开大门接待来客。渔船到,咸货店伙计、老板立即到码头收购水产品,渔贩们飞也似地把鲜鱼活虾挑到城里叫卖。米船到,河里便出现米船长龙。

横街头两旁商肆骈列,有炒货、山货、南货、咸货、杂货店;布店,药店,鞋店、钟表店;米行、鱼行、水果行;还有酱园、钱庄、蜡烛店等。当然,横街头最有名气的是清道光三十年(1850)开设的“裕大官酱园”和“保定会馆”。

  裕大弄南北走向,南起保定弄,北至卫海路,长40米,宽2.8米,因弄旁曾开设裕大官酱园而得名。清道光初年,浙江慈溪两位制酱师傅来舟山定居,“用豆制豉,灌卤作酱”制作酱油,然后肩挑担儿游街串巷叫卖。因酱油质纯味鲜,销路日广。数年后,定海城内南街“源大”酱坊开业,而后又向两浙盐运司入册领照,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定海道头福定路(横街头)另设“裕大官酱园”,主要生产销售市场上推为上品的需六十四钱购一斤的“六四油”(即“洛泗座油”)。由于裕大官酱园在洛泗座油的酿造中,以“选料考究,制作精细”为本,精选优质黄豆和三年陈盐及上等面粉作原料制作,又兼艺自真传,酱酯香味浓郁,因而其质量优于当时定海恒丰、泉大、同寿泰、恒和等其他酱坊的产品,尤为人们所欢迎,有“露华云液”之誉。

  隆泰行弄南北走向,北起卫海路,南至李家住宅。长100米,宽2.25米,因弄旁曾开设隆泰咸货行而得名。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在隆泰行弄(11和13号)开设“红毛馆”(海关办公楼在隆泰行弄南海口)。自明代朝廷实行“海禁”后,除明嘉靖三至二十七年葡萄牙人在六横岛双屿港进行非法走私贸易和小量民间海上走私贸易外,一般贸易仅限于官方的“朝贡贸易”。至清康熙二十三年,清廷颁布“展海令”,才准许五百石以下商船出海贸易。为了利于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定海分立了浙海关署。三十七年时,浙监督张圣诏以可增税一万两银为由奏准清廷,在定海福定路设“红毛馆”,为外国商人和船员提供食宿,并规定外商贸易后在定海和宁波都可纳税。由于定海设立了“红毛馆”,英国商船择定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来定海贸易的有英吉利红毛夹板船和卢加利、飞立氏商船四艘。四十年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派出监督驻在定海,管理来浙英商的贸易事务。乾隆二十年(1755),宁绍台道暂准到宁波贸易的英国商船先在定海验税。“外洋番船收泊定海,舍粤就浙,岁岁来宁。 ”乾隆二十一年,清廷诏示拒绝外国商人在定海、宁波通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建立有59年历史的定海“红毛馆”由于浙江海关封闭而被废除。随着新城区开发建设,“红毛馆”遗址现已荡然无存。

  会馆弄南北走向,南起卫海路,北至模范路,长63米,宽1.8米,以弄内建有保定会馆而得名。横街头东向东岳宫山脚下天后宫旁原有一“八闽会馆”,而横街头会馆弄(3号)里有一“保定会馆”,旧志上有记载:“天后宫”,在南门外东山麓,清康熙间总兵蓝理创建,旁为八闽会馆,同治间商民又别建福兴街会馆,称“保定会馆”。会馆旧时亦称“公所”,这是中国旧时城市商埠中同乡或同业的封建性团体,名称最早起于明代,清代盛行,近代也有纯同乡性会馆(后称同乡会)或纯同业性会馆(后改同业公会),会馆确切地说应该是外地同乡工商行帮的组织,其职能一般是为同乡谋公益。同时,也是防范异乡人或外行人的欺侮凌辱等。康熙二十三年(1684),定海展复后,商市日渐复苏,海上民间贸易兴旺。又兼开海禁后,舟山海域万船放洋,是年渔船放洋约12000余号,其中本帮渔船4000余。舟航鳞集导致了定海道头和沈家门海口形成了商贸的重要集散地,时福建渔船在舟山海域捕鱼作业众多,因而在定海东岳宫山脚路开设了“八闽会馆”,清同治初年在沈家门亦设立了“八闽渔业公所”,统领闽属各帮渔民。同治年间商民又在横街头设立了“保定会馆”,规模为最大。此时,会馆还为同乡商人,渔民提供住宿。每个会馆都订有会规,有共同崇奉的神祗,“八闽会馆”供奉天后娘娘,因天后娘娘原系福建莆田人氏,“能拯人患难”,所以舟山的“天后宫”就有近三十处。

横街头弄堂里最精彩的可能要数顺裕弄了。这顺裕弄长有164.8米,宽4米,南起卫海路,西北至环城西路,北至环城南路。弄内多老屋,弄口左向1号为徐宅,原为“徐顺裕布店”旧址,现为徐家后人所居,前店后宅。前店为清代中式木结构两屋楼面,后边住宅颇为考究,为中西合璧式两屋小楼,扇门雕花,铁栅拼花窗,窗楣上有缠枝莲叶,寓意“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气节,此外,缠枝莲亦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整幢楼建筑风格细巧别致,为民国年间定海民居建筑之精品。徐宅对面是“许良宏米店”旧址,许家大屋清代老式民居,前楼临街为店面,后面是三进平屋院落,其中最后一进四合院,院后临河。据老人说,旧时有私家河埠,许家米店进米时半条河面上都是载米之船,可见当时许家米店之兴旺景象。弄中还有定海文物保护点的33号孙家清代老宅和31~32号陈家清代老宅,尤其是正屋中八扇木塥门堪称舟山老门之一绝。欹斜蝙蝠“百福”镂空花格和缠枝莲饰,中有“翁读婴戏”木雕,每幅图案皆成故事,寓意书香人家多子多寿,丰衣足食,福盈满门,真真是隐于市中的富康人家。

  卫海弄南北走向,南起沿港西路,北至卫海路,长54米,宽4.8米,原名福兴南路,1966年改名卫海弄。

  保定弄东西走向,东起隆泰行弄,西至环城西路,长有165米,宽2.2~3.5米,以保卫定海之意得名。

  翁洲里弄南北走向,南起卫海路,北至道头菜场,长75米,宽2.2米,因曾开设过翁洲商场而得名。

  聚德堂弄南北走向,南起卫海路,北至道头菜场,长58米,宽1.4米,因曾开设过聚德堂药铺而得名。

  忠赤弄南北走向,南起客运码头,北至卫海路,长72米,宽3米,因曾开设过棕赤店(棕棚店)而得名。后谐称忠赤弄。

淡水坑

淡水坑,北蝉的一个村庄,59路公交可达,附近的站点还有沙厅、浦湾,隐隐觉出这些地名的意思,果然一打听,淡水坑车站线以外,曾经就是海滩,也就是这个村曾经算是渔村了。现如今,那片区域很多厂房伫立,虽有些败落,也够格局。

  村中央一个小公园里,两棵高大的树冠遮住半个公园。遇几位老者,在花坛沿上端坐,随意唠嗑,这样的场景很是怡然。戴草帽的老者,一问居然已有91岁,眼目里虽有些混沌,但仍算耳聪目明,他笑答,这个村庄一百来户人家,像他这样90以上高龄的就有5个,他还是最小的。可见是一个长寿之村。山青水秀环境好,有其道理。

  附近的山不高,仍见其势,林木深绿,山脚下有两个水库,碧水盈盈,村庄里已经没有了多少田地,灌溉不愁,老者说,多余的水就放任自流了。

  村落里,尚有一些低矮的老旧小屋存世,窗台或矮墙上零星摆放着渔具里的附件,如浮子、坠子,这是渔村的印记,之前的疑惑半解。淡水坑的名字,难不成有故事?

  老者摇摇头说,故事啥的不清楚,淡水坑这个名,一直这么叫,恐怕是源于这山脚下的一个水井了吧。老者指着对面屋后一隅说,就在那里,水质极佳,常年不涸,是附近村民的取水之处。他停了停,又说,这里有姑娘嫁到沈家门的,每周都会来这里取水。我顺着小路寻去,果见山腰一处双眼水井,井口呈长方形,几条长石堆砌,井水清洌。我暗自揣测:这里曾经只是一处山腰中的积水潭,先民发现了它,于是掘之扩大,经几辈,才有如今这样的水井。在渔村,淡水资源弥足珍贵,饮水思源,为了记住这个地方,取了淡水坑的名字,情理上也说得通。

  村中姚姓居多,也有周姓何姓张姓等。村落不远有一个福禄寿禅寺,附近还有一处军产的排房,入口墙上有一块水泥牌,上记“浙南字第7400号座落”等字样。茅草坡上草青絮白,四野茫茫。

  一条大路从村庄一侧穿过,直至海边的钓山,一边是繁忙的工业景象,一边是怡然的生活场景。老屋的院子里,一些草木绿着,栀子花正盛放,散着幽幽的暗香。村落里静静的,留着的恐怕也是老年人居多了吧,淡水坑带着淡定的安祥。

南宋有厓山 南明有舟山

舟山的南明历史遗址和文物是舟山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舟山群岛文化研究中心召开座谈会,舟山一些研究南明历史的学者、教授聚集在一起,探讨舟山的南明历史。厓山,今作崖山。南宋末期的厓山之战直接关系到南宋朝廷的兴亡。而明朝历史上,南明鲁王曾在舟山设立行宫,还有过一段南明抗清的重大历史事件,众多爱国将领的忠骨埋在舟山。

  近代以来,定海、普陀、新城等地相继发现抗清名将张名振的墓穴、墓碑,张肯堂的墓址,黄斌卿题刻墓碑,雪交亭故址碑刻等,这让我们重新回忆起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关于这段发生在舟山的南明历史,很多舟山市民知之甚少,更别说90后、00后,有学者表示,这段历史是舟山海洋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虽然经历过海禁,但是舟山的历史文化一直在延续,并形成独特的海岛抗清历史遗迹。至今,仍可以在舟山找到与这段历史相关的文化痕迹和遗址。

  ■南明鲁王行宫设在舟山

  隆武元年(1645年)闰六月,浙江的明朝遗臣拥鲁王朱以海监国,是为南明政权之一,这个小朝廷初驻绍兴。

  隆武五年(1649年)十月,鲁王驻跸舟山,建鲁王行宫于镇鳌山麓(现舟山警备区一带),以参将府为“行宫”,宫内井遂名“宫井”。这个南明政权以定海为大本营,与清军打了十余年的拉锯战。

  距离行宫不远的海山公园同归域,埋葬的就是舟山抗清军民18000余人。

  隆武七年(1651年)即顺治八年,辛卯年,清浙闽总督陈锦分三路大军进攻定海。鲁王集团其实早已获悉,却在应战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只派偏师刘世勋固守舟山,鲁王和张名振、南明兵部尚书张苍水等率水师北上攻打吴淞口以牵制清军。本市文史学者孙和军在《望古追思同归域》一文中记述了这段历史:

  农历八月廿二,大雾罩着定海西隅的螺头门,南明守将阮进火攻退敌,不料风反自焚,清兵蜂拥登岸,直逼定海城下。农历九月初二,定海城守军火药耗尽,内奸金允产、邱元吉弃城投敌,引清兵入城。刘世勋等率全城军民进行激烈巷战,因寡不敌众,城陷。待鲁王与张名振回师救援,却在螺头门受潮水阻挡,远眺定海城中火光冲天,知大势已去,只得转航福建沿海,依附郑成功而去。

  城陷当日,清军挨家挨户搜捕,不分军民一概屠杀。定海城血流成河,18000余具尸体累累相枕,井中填满尸骨,大火昼夜不息。史称“辛卯之难”。

  据说,这是当时浙东地区最惨重的一次屠城,也是中国海岛城邑中最惨绝人寰的一次。

  顺治年间的宁波府官员乔钵,将尸骨搜集火化,合葬于龙峰山,竖起一块碑,上书“同归大域”四个字。后来,定海知县缪燧重修同归域。取名“同归域”,意为万民同心、同日捐躯、同归于仁。

  在当天的探讨中,有学者提出,同归域至今保存完好,而鲁王行宫的遗址依旧有迹可循,有没有可能就近在遗址周边设立一个关于南明历史文化的纪念馆,让舟山人知道这段历史,以致不被遗忘。

  ■舟山南明历史中的那些英雄人物

  张肯堂、张名振、张煌言(张苍水)被称为南明三忠烈。定海人民北路西侧有一条书院弄,因蓉浦书院的旧址在此而得名,其址原为明东阁大学士张肯堂的府第,庭院内原有雪交亭等建筑物。

  隆武七年(1651年)九月,清军水师在螺头门消灭阮进水师,登陆攻破舟山城。清兵陷城时,张肯堂一家20余口均自尽,张肯堂自己在雪交亭上吊自杀。

  据志书载,雪交亭夹以一梅一梨,开花则两头相接,故谓之“雪交”,隐喻主人的高风亮节。黄宗羲怀念张肯堂和舟山,在家乡余姚仿造雪交亭,并特从舟山雪交亭接种梨树、梅树到余姚雪交亭前以资纪念。道光十八年(1838年)立碑于亭,而原建筑物在“辛卯之难”中焚毁。道光年间的这块“雪交亭故址”石碑,现馆藏于舟山博物馆中。

1655年,郑成功大会诸军,一度收复舟山。然而,南明忠烈张名振终因国恨家仇,郁积于心,卒于舟山军中。临终前,他遗言所属部卒归张煌言统率,继续抗清。

  张名振当时曾驻军芦花岙,死后墓址选在“芦花岙胡家园”(又称“鲁家园”)。民国《定海县志》等史料载有此事,而“芦花岙胡家园”墓地究竟在何处一直未曾查考,故在1990年6月编写的《普陀县志》上对此也只是“定西侯张名振墓在芦花岙胡家园山麓”等含糊的记述。

  1918年的《申报》曾经两次报道芦花岙发掘张名振墓址墓碑之新闻,可见当时新闻界对此十分重视。当年4月21日的《申报》,以《古碑出土》为题,报道:定海芦花乡南岙四亩墩地方,为明季太师定西侯张名振葬身处,距今二百七十余年,碑碣湮没,墟落虽存,莫有知其邱垅所在者。上年秋间有该乡民人某甲,拟在该处造葬祖茔,招工开掘圹穴,掘至三四尺深处,忽有石碑横卧土中,起出洗之,字迹尚存,题曰“定西侯张名振墓”,旁注“监国永历三年乙未十一月张煌言题”。后经该乡士绅稔为明季先臣碑碣,复命立之,以保存古迹想,亦摩挲金石者所不弃也。

  《申报》报道中所说“永历三年”,实际上是“永历十年”的误写。另据史料载,清末民初该墓已经毁坏,目前只剩土堆和墓碑、残柱。

  上世纪70年代村民建房,将牌坊柱作“牛腿梁”,将墓碑劈成三条当作柱子使用。近几年房屋拆建,又将三块碑条归还堆在山脚。经清洗、拼接,碑文尚可辨,书刻“皇明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太师定西侯侯服张公之墓,永历丙申正月吉旦”字样。落款永历丙申年,查证为南明永历十年(1656年)。

  张名振的墓地坐南朝北,此处翠竹遍野,环境幽静。现虽剩一个土包,而坟墓痕迹还相当明显。

  当地老百姓说,每年都有专家、学者来这里探访,认为这个墓地的发现有较高历史价值,有人问:“既然都说这个墓地很重要,为什么迟迟不见有相关部门来墓地做一些相关的维修保护措施? ”

  民族英雄张煌言是南明历史上在舟山的重要人物之一,曾官至南明兵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能文能武,立志报国济民。

  在抗击清兵十九年战斗生涯中,他出生入死,转战千里,战功显赫。他被俘后,不为官禄引诱,誓不招降,并写下了壮志凌云、慷慨激昂的爱国诗《入武村》和浩气长存的《放歌》以明志。六横悬山岛,据传系张煌言最后的栖身之地。

一个曾恭迎乾隆帝“南巡”的马岙先祖

清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据1912年重修的马岙《袁氏宗谱》相关记载推断,乾隆四十九年(1784)正月,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马岙袁氏第十一世三房袁文奎被选为“山林之士”代表,“偕诸老人恭迎”,“并蒙宠锡”,被赐于养老银牌,这是历史上海岛民间一件难得一遇的幸事。

  一、几经修编的袁氏宗谱

  马岙上袁村袁氏祖籍相传是浙江诸暨,《袁氏宗谱》有篇由第十二世袁必仁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所记的“育万公谱稿录”载:“康熙五十六年间,有诸暨老儒系庠生,赉谱到族,谱载次子迁居舟山马岙石长墩西庄,据此则诸暨为祖籍也,当是时族人详书某名某号,俾以载入诸暨谱中。 ”历史上舟山海岛几遭遣徙,兵燹战乱,乡村不少祠堂庐舍成为废墟,原有居民四散逃生,大量民间宗谱遗失。马岙袁氏宗谱也是如此。清顺治十三年(1656)遭遣徙,宗谱遗失,“以致明季派系未免有残缺失次”,前三世生卒姓名失传。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十二世袁必仁在《西庄袁氏草谱旧序》中就为之感叹:“国朝(指清代)定鼎以来,一族谱系茫然无据,溯而上之,杳不知其行次矣。 ”为溯本源联亲疏,袁氏先祖对宗谱编修是耿耿于心。

  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定海解海禁展复,袁氏先辈定居“马岙石长墩西庄”以来,至1912年,230余年间,在先祖育万公《谱稿录》基础上,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道光五年(1825)以及1912年先后三次修编宗谱,使原本残缺失次的马岙袁氏源流,得以清晰流传,先祖懿德高风,得以传播,令人景仰。正如清定海籍武显将军(正二品武职官)丁绍奉在《西庄袁氏宗谱旧序》所言:“噫!士君子苟能秉正直之心,有良善之举,固不待高爵隆名,足以焜燿其后嗣。 ”如今,为了让袁氏后裔能够铭记先辈留传下来的良好家风,他们在前几年修缮一新的袁氏祠堂大厅上把清康熙、雍正等年间定海知县所赠予的“耆英硕望”、“望重乡评”、“仁德可风”、“为善最乐”、“克敦古处”等几块匾重新悬挂置于高堂之上,以示重视。

  二、千户之后马岙袁氏

  马岙袁氏先祖迁居定海,其原因与海岛其他家族迁移有一定的不同。定海不少家族先祖迁移定海,是冲着当时海岛有大批未开垦的海滩荒地,尤其是清康熙解海禁以来,来自浙东宁波、镇海、慈溪等海岸带移民,大多数是属于生存型移民。而马岙袁氏先祖则是带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身份“军户”,是依附于明朝“卫所兵制”政策而择居下来的。

  明代的卫所兵制,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 ”(《续文献通考》卷122)卫所实行世兵制,士卒和军官全部世袭。其军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据《袁氏宗谱》相关记载,马岙袁氏相传为明千户之后。谱中有袁氏十三世袁春甲于清道光五年(1825)撰写的《西庄袁氏宗谱旧序》,其中写道:“明洪武间录功臣后五百余人,世袭指挥千百户,吾族相传为袁千户之后裔,览祠堂之遗迹,稽先朝之劄符,信而有征,言诚不缪。 ”宗谱所载录的“育万公谱稿录”,明确指明“居马岙者大房世系千户”,还有“今祠堂前有月台,是其遗迹。千户居祠堂之后,明季有某某千户”等语句。如今在袁氏祠堂的正堂前,还留存着一块两米长宽的正方形月台,袁氏后裔现称之为“阅台”,据说这是当年任金华府浦江儒学的第十二世袁必贵所置。

  《袁氏宗谱》中还录有明天启五年(1625)二月“旧草谱侍养帖”和崇祯五年(1632)六月“旧草谱冠带劄”各一份,侍养帖讲的就是中书舍人袁材用在其风烛之年,向定海卫中中所千户所提出申请,要求让其儿子袁国忠免除差役能够侍养父母。定海卫中中所千户所根据袁材用及其妻刘氏年老眼花耳聋风烛不期,乏人随侍,薪水无着等情况,依据大明律“凡军民之家有年七十以上者许荣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之规定,向浙江都指挥使司提出申请,浙江都指挥使司批复同意袁国忠侍养父母,终身不许忤逆。这些文献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可证明历史上马岙袁氏先祖“军户”的特殊身份。

  当然在清康熙年间舟山海岛解禁以后,马岙袁氏先祖重返故土定居现在的上袁村,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家住上袁181号的已80多岁的袁老太告诉我们,相传祖先大概是从诸暨或者奉化那边来这里卖菜籽,在现在的炮台山下见一水井,水质清澈,于是就住了下来。这口与袁氏先祖有密切关系的水井,当地人叫作“冷水井”。如今的冷水井,依然是袁家村民非常自豪的一口水井,冬暖夏凉,平日都喜欢来这里提水,生活洗刷也在这里。在井旁现在还立有一块介绍“冷水井”的木牌。袁老太还说,祖先有6个儿子,后来分为六房,子孙繁衍,逐渐成为一大家族,袁氏后裔除了在马岙上袁生活以外,还有移居到小沙伍佰岙、岱山秀山岛的。

  明清时期,马岙袁氏先祖中不少有官职的、科举功名的,如第六世袁材用是中书舍人,明代中书舍人掌书写诰敕等事,从七品。第七世袁国龙是邑庠生,十世袁大志是国学生,十一世袁文奎与弟文斗都是邑庠生。第十世袁大元是迪功郎,十二世袁必贵曾任金华府浦江儒学。十三世袁殿甲、袁澐甲、袁抡甲三兄弟都是邑庠生,十四世袁学方是国学生,十五世袁瑞传是邑庠生。

  三、海岛筑塘功臣袁文奎

  被选为“山林之士”代表恭迎乾隆帝南巡的袁文奎,是马岙袁氏三房第十一世,字星协,邑庠生,寿九十三岁。《袁氏宗谱》中有数篇文章对袁文奎的懿德善行予以了记述,如族人十一世袁文魁撰写的《秀山袁氏公奇公祀记》,袁文奎孙十三世翰甲写的《启秀堂序》;还有袁家的亲朋好友撰写的,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丁丑科进士,曾任广西永康州知州事,镇海籍陈良佐的《恭贺大殿撰星翁袁老先生八秩大庆》,乾隆五十二年浙江金华府浦江县正堂郑裕国的《恭祝星翁袁老寅伯暨囊云袁老寅长先生华诞》,道光年间曾出任广东碣石镇总兵丁绍奉的《西庄袁氏宗谱旧序》等。

  从这些文章记述来看,袁文奎十分注重修德束躬,生活节制,善待邻里,是一个敦厚诚笃的乡贤。他能够尽己所能帮助族人,曾经“置田以给亲邻之不足者”,名之为“同田”。他还十分重视教育,出资捐建“启秀堂”书堂,延师教育子弟诵读诗书,以兴礼教;并设立“书田”用来资助同族贫困子弟向学就读。而更为可贵的是袁文奎能够躬身力行,修筑海塘,开垦滩涂,是海岛民间垦荒拓地的杰出代表。

  袁文奎在马岙立足之后,不图安逸,勇于进取。他记得父亲袁大元曾经对他说过秀山海涂广阔,“设塘御潮可得田几千亩,内之膏壤亦有恃而无恐”。而父亲年已古稀,无力去开垦。当时清康熙定海展复后,秀山岛还是荒芜之地,人迹罕至,开垦之艰难,可以想像。其孙袁翰甲在《启秀堂序》中这样写到:“问渡于秀者止数十家,蒙棘而居,民微俗陋”。袁文奎也深有同感,“惜其有地而无人以启之”。为完成父亲宿愿,拓展家业,袁文奎不畏艰辛,带领族人,赴荒凉之岛秀山开垦海涂,“派柱分筑”。中途遇到海塘坍塌,袁文奎不气馁,拿出家财,“捐资改筑”。大概在雍正十一年(1733),完成了南浦筑塘。乾隆二十七年(1762),袁文奎又筑北浦海塘。袁文奎在《秀山袁氏公奇公祀记》中写到:“其北浦地方土沃而水长,亦甚可田,而更无人谋之,于是相阴阳度流泉,体吾父兴筑之意,一一如南浦经理之,其塘亦次第告成焉。 ”袁文奎承先志,三十余年致力于海塘修筑,于国于民都大有益处。进士陈良佐在《恭贺大殿撰星翁袁老先生八秩大庆》中对袁文奎修筑海塘之事高度评价:“不费国币,不烦官役,至今塘以内田禾岁熟,土人咸谓此袁公两世恩泽也。 ”

  袁文奎勇于开拓、不惧艰险、大公无私之品行,深深影响着袁氏后裔及家人。袁文奎的三个儿子,品行端正,个个有出息。长子袁必贵,以贡举任金华浦江训导。次子袁必贯,磊落不羁,以孝友显扬。紫微庄大儒黄式三的父亲黄兴梧曾为袁必贯撰墓志铭,其铭曰“不隐不仕 亦禅亦仙 维公之德 奕禩缠绵”。三子袁必賛,邑庠生。

北门钱家

定海坊间有句老话头“钱家谷,沈家福,施家屋”,也有说“钱家谷,施家屋”、“钱家谷,沈家屋”的,不管怎么说,钱、沈、施三家是公认的清朝年间定海城中富贵人家。所谓钱家谷,指的是钱家田地多,稻谷多,多得堪称定海之冠。

  钱家即北门钱家,一般指钱孟房。其实北门钱家除钱孟房外,还有小孟房、钱东升、钱日升、龙首桥大晒场钱家,这些钱家都是钱家老祖宗的分枝。

  钱孟房地处小余桥下,旧址为北大街51号,城中村(旧城)改造前为人民北路42号,一条小河在蓉浦书院与钱孟房之间流过。传说,从前钱家的田地沿河南延至干大圣庙。

  查阅历朝定海县志,职官志中并没有钱家先人的名字。在历朝科举考试中,钱姓人氏没中过状元、举人,充其量也只出过八个贡生:康熙六十年贡生钱庭梅、嘉庆元年恩贡钱元善、嘉庆五年岁贡钱启绪、嘉庆十六年岁贡钱启籲、道光六年岁贡钱元甲、道光十六年拔贡钱学焕、咸丰四年岁贡钱润章、同治五年恩贡钱润猷。清晚期,在城之钱氏、蓝氏、沈氏,紫微之黄氏,白泉之王氏代有簪缨,被列为定海的显族。钱家没有人当过大官,却居定海名门望族之首,理由何在呢?

  钱家的来龙去脉

  民国《定海县志·艺文金石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钱氏家传宝塔即吴越王舍利塔,亦称金涂塔。塔高六寸,四方。重三十五两。每方之阴有文云:“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凡十九字。一方铭文下有保字,余无。钱学焕所藏。学焕为吴越王后裔,清咸丰间人。此塔乃得自杭州灵隐寺僧,其形象与金石契所拓者同,惟铭文下有保字无人字,此稍异耳。

  此段记述明言钱学焕为钱镠后裔。吴越王钱弘俶即武肃王钱镠孙子。钱弘俶是吴越国最后一个君主,他顺应历史潮流“纳土归宋”,玉成宋朝统一中国。钱弘俶一生信奉佛教,前后曾建造过许多佛寺、佛塔。吴越王舍利塔则是他效仿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座宝塔(金属小塔),以藏经卷或瘗舍利用,置于各寺庙。清晚期钱王后裔学焕也藏有此塔。

  钱氏的前世很少有人讲得清了,唯有上海中西医结合医院专家钱人俊尚可道之一二,只知钱氏来自宁波,始祖为武肃王钱镠,祖祠在杭州临安,排行:联会 人。他还听奶奶说过钱家上代有皇帝恩赐的铁券金书,子孙可赦免杀身之罪。

  既然钱氏来自宁波,书藏古今的宁波天一阁一定藏有钱氏的宗谱。笔者四次去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查阅,因“天气不好”等因不开放。2010年春节正月初五下午,雪霁,第五次再赴,终于如愿以偿。

  该博物馆里藏有大明洪武二十五年编纂的《四明钱氏宗谱》和咸丰辛酉年间编纂的《鄞东华家岙钱氏宗谱》及《浙江家谱总目提要》,这些志书大致反映了钱氏的来龙去脉。一个老先生告诉笔者,鄞东华家岙钱氏即宁波东钱湖钱家,是宁波的名门望族。

  《四明钱氏宗谱》和《鄞东华家岙钱氏宗谱》里都确认钱镠为钱氏的祖先。《四明钱氏宗谱》载:余钱氏之先,出自颛顼帝其曾孙陆终生。彭祖本姓篯,名铿,其孙名孚者,为因钱府上士,因官为氏,遂弃竹而为钱。彭祖寿八百岁,至三十三世孙讳镠,迁之钱塘,三世而有四王,其孙讳俌者,仕龙图阁衣冠而隐于下水。至十三世孙,而有阳初公遂迁于钱家山……”

  《鄞东华家岙钱氏宗谱》载:鄞东华家岙钱氏,从钱家山迁入,武肃王十七世孙信祥公之弟祥廿六世公为第一始祖。迁至舟山者孝五也。

  历代行诗:具明延希守伯之克甫安夫中友文学景祥思孟贤良世德之美国君尚礼金起宗自仁义公正永朝宣。

  续行诗:百千万亿元亨利贞惟大仲季辅性幸恒本原忠孝顺泰坤承敬斯道立善积福生庆时荣祚益远昌宗。

  《浙江家谱总目提要》载:鄞东华家岙钱氏始祖:镠,字具美,号尚父,谥武肃王,五代吴越国国王。始迁祖:祥,明永乐二年(1404年)自鄞县钱家山村(今属东钱湖镇)迁居本邑东华家岙村(今属东湖镇)。

  关于钱镠,《辞海》是这样注释的:钱镠(852—932年)五代时吴越国的建立者。公元907—932年在位。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临安(今属浙江)人。唐末从石镜镇将董昌镇压黃巢起义军,任镇海节度使。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击败董昌,尽有两浙十三洲之地。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封为吴越王。在位期间,曾征发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凡一河一浦,都造堰闸,以时蓄泄,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有利于发展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

  综上所述,钱镠、钱弘俶都是对浙江有杰出贡献、深受百姓爱戴的王,各地多建有钱王庙祭祀之。

  《鄞东华家岙钱氏宗谱》载有“迁至舟山者孝五也”之句,显然武肃王钱镠的后裔孝五移居至舟山。孝五究竟何时迁入舟山,宗谱却没有详细记载,而且舟山的北门钱氏家谱也已烧毁,这段历史无法链接,只能凭今人记忆推想记载了。

舟山展复后,一些在外地混得不如意的原住民陆续返乡重建家园,也有一些宁波、镇海等地走投无路的老百姓,因生计所迫到舟山拓荒谋生。而鄞东华家岙钱氏先人则是带着雄厚的资金,到舟山买田来的。据钱人俊先生说,祖上曾有万亩田地,晒谷场设在龙首桥下,龙首桥下“大晒场”由此而得名。笔者也曾听父亲说过,东门外新河是为钱家灌溉、运谷所凿的。

  原来北门钱家是王族之后,又拥有万亩田地,怪不得如此受推崇,被列为定海显族之首。

名门望族——北门丁家

定海的北门丁家,气象万千,似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宁国府,更像巴金笔下的“家”。

  丁氏从何而来?因家谱失传,丁家后人已说不清祖先的来龙去脉,现仅凭七八十岁老人们的点滴回忆来追寻祖先的踪迹。

  有个媳妇曾听婆婆生前讲过“半夜夫妻八百丁”的故事。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福建一个贫苦丁姓男子,新婚之夜,天未拂晓就上山打柴,不幸为虎所害。所幸他已播下种子,十个月后,其妻生下一子。此后子传孙,孙传子,子子孙孙繁衍了八百多人,于是有了“半夜夫妻八百丁”之说。也有人听爷爷说过祖上来自山东济阳(济南附近)。

  近年,有人在1988年新编的《定海县志》里发现镇海丁氏的来历:镇海丁氏,清康熙年间迁入定海,分布于册子桃夭门村、城关西安居委会、北蝉红旗村等地。排行:修敬克纯崇义得方训贤允昭其道弥光……丁家人眼睛为之一亮,“崇义得方”不正与自家的排行相吻合吗?原来册子桃夭门丁家,城关西大街丁福兴与北门丁家同祖同根,都是两三百年前,先祖从镇海塔峙双峰丁家山迁居定海。据《镇海县志》载:镇海下邰丁家山丁家、江桥丁家、朱街丁家源出同宗。始祖丁拱,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南宋理宗朝参知政事,居临安,因时局变迁,迁庆元府甬东,旋迁定海崇邱乡双峰山下,繁衍成族,有分支迁临江丁董。

  “半夜夫妻八百丁”的故事,箴语般预言了丁氏家族的未来。丁氏家族不仅人丁兴旺,而且人才辈出。就定海丁氏而言,桃夭门丁家为册子乡的名门望族,其老宅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丁光训的祖居。城关西大街丁福兴纸书店,解放前是西门一带响当当的大店号,家族人口众多,子孙勤奋好学,丁方业、丁方贤、丁方意、丁洁华等人,都是当代知书达理的优秀人才,在定海城中颇有知名度。北门丁家堪称人才荟萃,百年间,涌现了大商贾、留美幼童、政界要人、工程师、专家等,子孙遍布海内外。

  传说,北门丁家第一代迁居定海的太公叫丁竹青,“修”字辈。他肩扛一条扁担来到定海垦荒务农。子孙们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穷人家念不起书,而文化教育在他们心中像神明一样至高无上,不容亵渎。老人们从小教育子孙要爱惜字纸,说爱惜字纸的小孩长大了会念书,不然会变成睁眼瞎。丁家一太公上街卖菜时边叫卖,边捡拾字纸,然后收集起来焚化,希冀后代能成读书人,并“学而优则仕”。

  清嘉庆年间,北门丁家“克”字辈太公生了5个儿子,按长幼排行为仁、义、礼、智、信。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滩成为国内外投资开发的热地。智房太公只身去上海当建筑工人,勤俭起家,后成为大包作头。义房太公名丁纯增,字祥绶(1813年~1900年),他在西大街陶家弄口开了爿豆腐坊,先后娶两个妻子,生了8个儿子、2个女儿。前妻生长子、次子,余为后妻所生。因孩子多,负担重,丁祥绶一家生活贫困,不得温饱,没有床,儿子们睡在豆腐板上;没有菜,用盐巴下饭。丁祥绶虽穷,却是慷慨率直之人,有人登门向他借钱,必借予,如果自己没有,千方百计替人转借,作担保,还债。传说,丁祥绶唯一值钱的家当是件皮背心,当有人向他借贷时,他常脱下皮背心,让借贷人送去典当,日后由他赎回,不论所典款项超值多少,他都会按票面付足本息。这件皮背心多次进出当店,以致朝奉都能一眼认出这是丁祥绶的皮背心。由此,丁祥绶既赢得了当店的信赖,也受到乡邻的尊敬。

  丁祥绶与智房弟弟亲密无间,弟弟发迹后,便把他的老大、老二两个儿子带去上海谋生。两只飞出小岛的雏鹰,在上海滩广阔的天地中搏击长空,开始实现黄金梦。儿子们在上海成为富商后,丁祥绶更加轻财重义,借贷者不绝于门,但每贷人钱,必约定归还日期,到期不还,就上门叱责。若借贷者穷困无钱可还,他就准予延长借期,而且还会增加贷款。他常对人说:“缓急我分得清,我上门讨债叱责,是让人知道求人不易。”过年时,丁祥绶买来鸡、肉、鱼等年货施舍穷人,若有人上门请求,他就把手一挥,叫他们自己去取年货。由于他慷慨、乐于助人,经济收入不敷借贷。丁祥绶88岁仙逝。仙逝之夜,他把所有债据都付之一炬,闻者无不感动。丧葬那天,千百人穿白衣送行,皆失声痛哭。因他有功德于乡邻,被载入民国《定海县志·人物录》。

李东芗与舟山渔业

民国七年(1918年)1月,定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渔业技术传习所及渔业试验场。渔业技术传习所面向全省招生,中国渔捞业的老前辈李东芗(1879~1953年)是第一任所长兼场长。

  李东芗,江苏崇明(今上海市崇明县)人,学名李士襄,以字行。

  渔业技术传习所创办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受张謇资助,李东芗赴日本农商省东京水产讲习所渔捞科学习,清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回国。民国元年(1912年),李东芗任农林部渔牧司技正,受命筹划水产行政管理诸事。民国四年(1915年)1月1日,农商部批准李东芗任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渔捞科主任。民国五年(1916年)1月,校长张镠病假,渔捞科主任李东芗代理校务。

  李东芗代理校务后,9月,组织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制造科三年级学生赴宁波、舟山调查。民国六年(1917年)4月,制造科三年级学生赴宁波、舟山等地调查。 5月,渔捞科三年级学生乘“淞航号”赴衢山一带渔场实习。10~11月渔捞科三年级学生乘“淞航号”船赴泗礁调查渔场。

  民国七年(1918年)1月,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渔捞科主任李东芗受命去定海创办中国第一所渔业技术传习所及渔业试验场,李任所长兼场长。分期分批召集渔民进行技术训练,并从事试验改进渔捞方法,历时达八年。

  舟山渔场成培训基地

  李东芗到定海后将定海渔业传习所设在旧学宫,并开始招收甬、温、台和舟山籍的学员,还购置了“表海”号渔轮,以供传习生进行实习,渔业试验场办在南郊大校场。农商部为此颁布《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传习规程》和《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办事细则》,规定其以“传授渔业技术,改良渔具渔法”为宗旨。

  李东芗在定海任职后,也为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提供了便利,把舟山渔场当作了该校学生的培训基地。

  民国八年(1919年)2月,校长张镠亲率教职员工赴泗礁、马迹山等渔场调查。5~6月,张镠又率该校三年级学生赴马迹山渔场实习。11月,渔捞科三年级学生乘“淞航号”赴马迹山渔场实习。民国九年(1920年)3月,渔捞科三年级学生乘“淞航号”赴舟山实习。5~6月,张镠偕教职员工率本科三年级学生赴马迹山渔场实习。12月,渔捞科二年级学生乘“淞航号”赴浙江嵊山渔场实习。民国十年(1921年)5~6月,校长张镠又偕教职员工率三年级学生赴岱山渔场实习。11月 ,渔捞科学生赴嵊山渔场实习。

  日本侵渔事件频发

  民国17年(1928年),日本长崎海产株式会社渔业部长加藤和横滨水族馆馆长平田包定到上海活动,以筹设水族馆名义对中国东南渔业经济资料进行调查收集并制订侵渔计划。

  民国19年(1930年),李在南京事业部任职,时有日本渔轮侵入长江口及江浙沿海捕鱼,日本“博多丸”等20余艘渔轮在花鸟、嵊山渔场滥行捕捞,在上海销售渔获物,并以上海港为日渔轮停泊基地,严重侵犯我国主权。日军一艘兵舰率领成批日本渔轮,侵入临洪口、秦山东一带捕鱼。当年,日本渔轮入上海港达172艘次之多。民国20年(1931年)春,日本渔轮200余艘侵入舟山渔场捕鱼。在民国17年~民国20年7月间,平均每年被侵渔业经济损失在84万元左右。

  浙江等沿海地方政府、渔业团体及上海市海员总会、上海市商会、吴淞水产学校同学会等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制止日本侵渔。

  与日方交涉,坦然置之

  李东芗专职承办此案,鉴于我国当时尚未正式划定领海界线,未与外国签订渔业协定,遂用当时我国关于禁止百吨以下外国轮船航行于我国岸海域侵与外洋之间的规定。

  民国20年(1931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取缔日轮侵渔议案,决定由实业、财政、海军三部办理此案,禁止日渔轮来我国港口。财政部则着令海关,此后凡非正式商船,确从外国口岸运来的盐鲜鱼货,而无提单足以证明的,不得视为商品,一律禁止报关起岸。

  取缔令一下,日本大使立即到国民政府实业部交涉,表示强烈抗议,当时由李东芗出面周旋。当日方在与李交涉时,得知李曾受过日本教育,不禁拍案斥李忘本,李东芗坦然置之无惧色,答以:“贵我双方立场不同,各为本国但公理只有一条,请其鉴谅。 ”

  李东芗承办此事后,于18年后(1948年)发表的一篇专论日本侵渔的文章有这样一段描述:“回忆民国二十年笔者向暴日交涉侵渔,当时被不平等条约重重束缚,暴日之凶焰万丈,威吓压迫,不可理喻,其艰苦困难,有非言语所可形容者。 ”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35年(1946年)8月,由李东芗、侯朝海等发起,在上海组成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复校委员会,发起募捐筹款,觅址谋划复校。是年,国民政府农林部渔业善后物资管理处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批渔业物资,设置渔业技术人员训练委员会和渔业技术人员训练所。渔训所为实施训练的行政部门,其正副所长由渔管处正副处长兼,由专职教务长李东芗主持日常工作。渔训所下设渔捞科、制造科,有专职工作人员10余人,教师全部聘任。

  撰文维护中国渔权

  当日本在战后重返中国沿海侵渔时,国内渔业界人士深感不安,上海渔业界人士纷纷致函《新闻报》《大公报》陈述反对意见,要求政府公布禁渔区和采取措施,以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李东芗撰《为制止日本侵渔案告国人》:“我们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仿照美国办法,公布我国领海外的专用渔区,配备监视船,公布惩办侵渔法令。”

  民国36年12月22日,在佘山东南海面铁壳日轮“德广丸15号”在捕鱼。23日,佘山东北渔场有日本铁壳渔轮10余艘在捕鱼。26日,“东京丸”、“鲸丸”、“野树丸”等铁壳日轮5艘在长江口外海礁东南海面捕鱼。

  民国37年,中国海军即采取强硬手段,派“中建”舰前往缉捕,所录口供50余件,确属日轮有计划侵渔,侵犯中国渔权,后经江浙区海洋渔业督导处、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社会局、警察局等有关机关开庭审讯,查明侵渔属实。

  时年,国民政府公布《日本渔船越界捕鱼处理办法》,规定:(1)日本捕鱼区域在对日和约未签订前,应以驻日《盟军总部》所规定的范围为标准,其逾越该项范围而向中国方向捕鱼,以越界捕鱼论;(2)凡越界捕鱼的日本渔船、渔具、渔获物应予没收,其船长、船员驱逐出境;(3)越界捕鱼的日本渔船经缉捕后,由当地最高渔业主管官署会同缉捕机关调查询明后,应做成处分书,处分书应予宣布后交付越界的日本渔船船长,并报农林部备案。

  根据核定之办法,船货予以没收,被俘人员由警察局驱逐出境。当年10月28日,日轮“蛭子丸”又侵入舟山洋面捕鱼,被上海渔管处“渔平”轮拘获,根据判处“云仙丸22号”先例,船货没收,人员驱逐出境。

  解放后,李东芗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水产局任计划处处长。 1953年6月,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时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