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永文化广场上的随想
“康熙诰封陈布禄圣旨”花落舟山 ——“南明舟山战役”
舟山有条悲壮而寂寞的路
舟山民间谱牒中的名人作序类型
沈椿年与舟山教育
抗日勇士 缪凯运、周鸿根被杀之谜初解
历代盐仓境内的防务和战役（上）
历代盐仓境内的防务和战役（下）
朱葆三的品衔
朱葆三与宁波华美医院
在柳永文化广场上的随想
作者：汪国华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一
定海城西，竹山峰下，与竹山公园(又称鸦片战争遗址公园)相邻，新建了历史文化景点，名之为“柳永文化广场”。想那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是第一位宋词革新家，他的词流传甚广，有“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之说。但这不是在舟山设立“柳永文化广场”必然原因。应该是柳永与舟山有一段情缘，才是必然原因。于是就探寻柳永的舟山之缘。
原来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亲政，特开恩科，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的录取放宽尺度说起。“奉旨题词柳三变”闻讯，改了名字，赶赴京师，参加了这年春闱，登上进士榜，可谓暮年及第，喜事一桩。景祐四年(1037年)，柳永调任余杭县令，抚民清净，深得百姓爱戴。宝元二年(1039年)，柳永调往定海任监官，统辖舟山所有的盐场：正监场(西监)、芦花场(东监)、东江场、岱山场、高南亭场盐监。而当时舟山还没设县，柳永既监盐场，又兼理了地方行政事务。他在舟山治理有方，一点也不加重百姓的负担，而使舟山粮食丰收，财货盛多，收支有盈余。为政有声，被称为“名宦”。他深入盐场，深入盐民之中，看到盐民劳作极度艰辛，生活极度艰难，写了《煮海歌》一诗向上呈诉。柳永在舟山不只是著名词人，更是播扬“仁”心的崇高使者。于此看来，为他建立这么一个纪念场所，是对舟山历史文化的一种挖掘，是舟山历史核心的一种展示，十分必要。
于是多次前往柳永文化广场，去领略那一番新的景观。
顺着环城南路，一直向西，就见在晓峰岭隧道与竹山隧道东向出口之间，在竹山山脚依地势横起一带建筑，中间一座高大的有着两层挑檐的大殿，各有一座略低小的单层挑檐仿大殿。见那大大的立柱顶着高高的青瓦屋顶。重檐线条简捷，屋顶翘角粗实。听说是仿宋建筑，但感觉上似乎是唐朝的那种浑厚雄实的样子，少了点宋的纤巧秀丽和装饰。沿殿那一条古式长廊，向南北延伸，看那梁柱上硕大雄厚的斗拱铺作层似乎多了宋代建筑的元素。而这一条三折形的长廊，增加了这些建筑的风采，使这一带建筑高低错落，在对称中又有着不相似的变化，看起来也就有了别样的气势。听人说这为“诗词长廊”，可没有发现这长廊上挂有什么诗词。倒是长廊两边的凳座能为游客提供休闲之便。这大殿长廊下就是一个“╚”形的花岗石铺就的广场，南北有一百多米长。估计可以容纳几千人集会。而在广场的东南角，有一个读书亭，这很有意味，可惜我没带证件，未能入内体验。站在广场，我感到这里，一目了然，看起来没有山重水复、曲径通幽、院落层进；没有错综复杂、景象缤纷、幻影奇妙；没有秀丽生辉、高低冥灭、气象万千；但却明朗开阔、胸襟毕现，此种格局，与太多的造作的柳暗花明的层叠幽景相比，却也别有风情。
二
闲步在这开阔空旷的花岗石铺成的广场上，情绪放达，眼界开阔。晓峰岭葱绿映衬着紫红大殿建筑带的风采和气度。而乳白色的广场又衬托着大殿建筑带的挺立与飘逸。在这开阔的广场上，有人在悠逸地演习着太极拳，有学步的小孩在亲人们的导引下嬉戏游步，洋溢着欢快。长廊上坐着很多人，悠闲地聊着什么。初冬的阳光和温地照着这一片广场，照着那一带紫红的殿房。古意里面容纳了新的气氛，文化的意味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历史上的某一种情缘，留给今日的是一种情思，一种文化的体味与承接，一种生命意蕴的传扬与融合；是一种精神的品味与慰藉。
于是想到，应该给那些为建造柳永文化广场而努力呼吁奔走的人们点赞。
听说，这柳永文化广场的设立建筑，缘起一群文化人士的倡议提案。2000年12月31日，白马、张慧飞、徐朱琴等诗人、作家组成的舟山民间纪念柳永小组在晓峰岭开展了祭奠纪念柳永活动。2001年1月9日，《舟山日报》副刊刊发了以《宋代词人柳永千年祭》为总题的一组文章，呼吁开发柳永这位与舟山、与定海有缘的历史文化名人对于舟山，对于定海的人文价值。引起了强烈反响，原浙江海洋学院教授詹亚园看到报上的这一消息后，特打电话给徐朱琴，赞他们做了一件影响这么大的好事，他很感动。杜安苏、董瑞兴、孙和军等一批文化界人士，齐声呼吁建立柳永文化广场。
2001年3月，在市政协三届五次全会上，詹亚园委员提交了《关于在晓峰岭建立柳永纪念场地的建议》的提案，时任市政协主席姚德隆很重视，并作为重点提案现场办理，市主要领导作了批复，列入舟山市重点建设项目。时任市文广局杜安苏副局长还带人进行具体选址考察、文化部门和城建部门进行勘察、设计。可是后来因为人士变动等等的原因，却又偃旗息鼓，没有了响动。虽然文化人士多次提起，也没有回音。
2011年12月在“柳永与定海海洋历史文化暨白马《柳永传》研讨会”上，当人们又提出这个问题时，市政协原主席姚德隆表示要向市政府反映，建议建立柳永文化广场。2012年3月，柳永文化广场工程终于立项。真可谓好事多磨。十来年的时间终于有了一个希望……
我悠闲的步子，似乎有点沉重。定海作为历史文化古城，一是要保护历史文化遗址，二是要开发历史文化的内容，三是要挖掘文化提升内容的意蕴。有好多历史文化遗址已经消失，有好多历史文化内容已经流失，时不待人。历史文化的开掘确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程。不但是要建造一个柳永文化广场，更重要的是要让这样的场所发散历史文化的光彩，给人们更多的见识，思考与启迪。
正行走之间，抬眼而望，竟站在了“柳永纪念馆”大殿下。
三
三间大小不一的殿房南北排开。中间那个两层挑檐的大殿门额上是“柳永纪念馆”五个金色大字，而北边的一个小殿为“三毛纪念馆”，右边的一个则是“三毛书吧”。额幅都是倪竹青先生题写的。年且近百的倪先生，笔力仍健朗。墙面卷轴造型，展示的是柳永《雨霖铃》《蝶恋花》《少年游》《望海潮》《八声甘州》《定风波》《留客住》等八首词作，这些词作很熟悉，基本都能诵背。墙面清白淡雅，布局简洁，一目了然。而展示的卷轴之间，两边各有三架液晶电子屏，各自播放着柳永的词，并都各自轻声地播送着解说的声音，那音声很低，要贴着视屏才能听到，如果声音一大，六架液晶屏各发各的声音，室内可能会声音混杂，就听不清在说什么了。看中间那横幅巨画的两边各有一台触摸屏，可以查询柳永的词作和进行柳永词句知识测试。抬头见这顶上有三架投影仪装置，于是猜想这横幅巨画是投影的天幕，这多媒体系统，似乎很有现代气息，据说会投影出柳永在舟山写的气势磅礴的《煮海歌》。可惜我几次前往，只看到那个平淡的“画板”，没有能看到多媒体投影的景象。这投影大概是给重要人物或什么团体看的，我们小百姓很难一见吧。如果这样还不如展板显示更明确任何时候都可见到。或者用遥感启动的现代方法，让前来参观的人都可以见识一下内容。如此想时，不禁有点遗憾。
舟山纪念柳永，不只因为他是一位千年传诵的名声显赫的大词人，更有他在舟山的特定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
柳词是宋词的一个里程，一座丰碑，而柳永则可谓宗师，《雨霖铃》《蝶恋花》之类的词作受周邦彦们的继承发扬，于是生出了婉约派，而《望海潮》《八声甘州》之类词作受苏轼们的继承开发，于是就生出了豪放派：词坛宗师之称实不为过，
尽管柳永一生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怀才不遇，很不得意，但这位“白衣卿相”不管是处江湖之间，还是居庙堂之上，不忘为人为官的根本，怀仁爱之心，不忘初心。他在舟山，为民间疾苦，呐喊呼吁，奔走求告，以解决民忧；而其心思皇天，以广皇仁，是实实在在的忧国忧民，为国为民。柳永为盐监，深入基层，贴近百姓，勤做亲为；据说那时盐监的官署在定海西大街东头的防火墙(公墙)附近那边，《煮海歌》就是在那里写就；但他更多的时间是深入基层，立足一线；他总是到曙峰盐场(后因避英宗庙讳而改名为晓峰，当在柳永之后)一带来管理、了解生产情况盐民生活，因此在那里办公的廨舍的墙上就有了柳永题写的长短句《留客住》。其担当之心，其尽责之情油然可见。而他仁心良知和他的诗歌才华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得到了锤炼，于是《煮海歌》诞生了，他以义不容辞的声音，为盐民发出了“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的呐喊，展示了诗人博大的仁心和深沉的忠诚。《煮海歌》是文学与实践的结晶，是他仅有的三首诗作中最感人的一首，是宋朝反映盐业诗作中最壮烈的诗篇，是他人生的一道夺目光亮。
大海的浩瀚博大开阔了柳永的胸襟，而柳永放射出人生的熠熠光辉，又给古城以美的留存。其文化意蕴是多向的立体的。我多想看到这样的意蕴展示……
四
步出“柳永纪念馆”，向北就是“三毛纪念馆”。迎门就是三毛推着自行车的造型塑像，有着很灵动的感觉。两边墙上是三毛各个时期的情境介绍与图照，介绍简约而内容全面。图照特别多，就是上楼的阶梯墙上也贴满了三毛的大大小小的图照，而楼上那一个沙漠骆驼的造型场景设置，很能引少年们的喜爱吧。看来这三毛的纪念馆倒是会让人驻足浏览一会。
出了“三毛纪念馆”，向南，进入那个挂着“三毛书吧”匾额的小大殿。想来在这城西有这么个看书的场所实在很需要。倡导读书，提升文化意识其实是一件非常值得去投资去建设的大事情。书吧有上下两层，在四周书架之间有阅览区、榻榻米阅览区、组合式阅览区、儿童阅览区等。听说是舟山首家以小人书、动漫、亲子教育为主题的特色书吧。内有几个人在静静地看书，吧台上还有一些生活饮食的服务项目。感觉静宁而淡雅，很适合阅读静思。
迈下台阶，在这开阔的柳永文化广场款款迈步，舒意自如。几经磨折，几经起落柳永文化广场，终于亮相在这城西的晓峰岭下，更显得珍贵。
只是转眼看那三座大殿，一边是“三毛纪念馆”，一边是“三毛书吧”，“柳永纪念馆”夹在“三毛”中间，似乎有点苍白；三毛入户这宋宫殿中，似乎有点穿越的感觉。淡淡的惶惑涌上来。有人说“当柳永遇上三毛，当宋词遇上流浪，你期待的远方都在这儿了”，初闻似乎新鲜。可细细想，似乎又有点疑惑。虽然现在年轻的喜欢穿越，而穿越大多是滑稽笑话之类的剧作。早年曾经听过“关公战秦琼”的滑稽笑话，惹人开心。可是正剧对此却十分忌讳。我不知道这柳永文化广场应该是正剧还是滑稽剧。猜想这应该不是对舟山历史文化比较了解的市文广局原副局长杜安苏设计的版本吧。
古城定海，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积淀丰富。挖掘开发，使之恰如其分地展示出来，这种软实力可以体现在一种精到的内容，深沉的思考和精致的设计上。强化软实力不是一件易事。
转而一想，任何事物都是从不完美慢慢发展完美的。把目光看向前方，应该为有柳永文化广场鼓掌，舞台搭起来，而且不管是正剧、滑稽剧、穿越剧或者相声，毕竟还是有东西上演了。当然，我们还要为更真切到位更精致完美的古城文化展示鼓掌，苦心孤诣、精雕细琢、深入挖掘、收获喜悦、消淡遗憾，美好总在努力中，一步步向我们走来的。
“康熙诰封陈布禄圣旨”花落舟山 ——“南明舟山战役”
作者：阿能 文章来源：舟山海洋数字图书馆
一、 康熙诰封陈布禄
这道康熙皇帝诰封圣旨是康熙三年二月时，依惯例嘉奖功臣，颁给时任“白身佐领”陈布禄的诰命。陈布禄是满洲正蓝旗人，世居觉尔察古城(今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圣旨用汉文和满文两种文字书写，其中，汉文行款从右至左，满文行款从左至右，两种文字均由两端向中间延伸，合于中幅。满汉两文最后的年号落款处，均印有红色大印，由满汉两种文字组成，汉字为篆体。这道圣旨对于清朝发生在舟山的“南明战役”研究和考证提供了史料佐证，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化研究价值，可以说是目前发现的舟山“南明战役”仅存的官方实证，现存于舟山市徐正国博物馆。杭州市收藏协会会长、舟山籍实业家徐正国先生收藏流失在外、与舟山有关的文物。这道康熙皇帝诰封圣旨是十多年前他在德国发现后花重金通过拍卖会拍得收藏。就文物本身来说，这件圣旨全黄色，制作精美、庄重大方、十分珍贵，但因时间久远，且流失于海外，导致保管不妥，多处破损，品相不怎么好。
诰封正文中，汉文用楷书书写，共计22行，292 个汉字；满文部分共计25 行: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性尚德，崇功国家之大典。输忠尽职臣子之常经，古圣帝明王勘乱以武，致治以文，朕钦承往制，甄进贤能，特设文武勋阶，以彰激劝受，兹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抚众，知以察微，防奸御侮，机无暇时，能此则荣及前人，福延后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陈布禄原系白身佐领，出征浙江舟山。贼伪总制陈六欲(御)、英毅伯阮四、叛贼张弘德等三万余兵，乘船二百余只排列海内迎犯。乘船击战时，尔司副都统吴喇禅等击败之。出征云南入缅国时，至缅国阿埚城获伪永历，因率本甲喇效力，故授为拖沙喇哈番，再准袭一次。康熙三年二月初八日 病故将亲男鲁寿，仍承袭拖沙喇哈番，阵亡准袭，病故不准袭。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二、 发生在舟山的“辛卯战役”
从这道圣旨看，陈布禄“出征浙江舟山”是诰封的第一个原因。明亡后，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顺治六年(1649 年)驻舟山设行宫，与清朝展开一场攻守战。舟山战役，是 1651 年(顺治八年)清王朝对歼灭南明鲁监国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此役，朱以海的根据地被清军摧毁，兵力也受到极大损失，被迫南下依附郑成功。
1651年，清军部署大举进攻舟山，清浙闽总督陈锦、平南将军固山额真金砺、固山额真刘之源、提督田雄、浙江巡抚肖起元会商预定八月二十日三路会攻舟山。朱以海决定留荡胡侯阮进带领水师扼守定关海域，安洋将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中镇总兵马泰等领兵三营防守舟山城；鲁监国和兵部侍郎张煌言、定西侯张名振分别率领军队乘船南北出击清军。八月二十一日，陈锦、金砺、刘之源、田雄和定海总兵张杰率军渡海。舟山群岛明军由荡胡侯阮进统领战船迎敌。双方相遇激战于舟山横水洋。阮进被清军擒获后因伤重而死。第二天清军在下午进抵舟山登陆攻城。舟山城中的明军将领如安洋将军刘世勋、都督张名扬等率领营兵五百名、义勇数千人背城力战。从八月二十二日激战至九月初一日，张名振麾下总兵金允彦和巡城主事邱元吉降清。九月初二日，围城清军从舟山城西面突破明军防御入城。刘世勋、张名扬、马泰率领部下将士英勇巷战，力尽第2 页 共2页 阵亡，舟山城失陷。明鲁监国正妃陈氏等投井而死，西宫妃荣氏和世子留哥被清军俘获；大学士张肯堂、礼部尚书吴钟峦、兵部尚书李向中、工部尚书朱永祐、通政使郑遵俭、兵科给事中董志宁、兵部职方司郎中朱养时等都自杀殉国。清军入城后，大肆屠杀，定海被杀军民达 18000 多人，定海几成空城。该役史称“辛卯之役”。
朱以海、张名振、张煌言、阮美、阮骏等人见舟山失守，被迫移舟南下温州海域。顺治九年(1652)正月，郑成功同意鲁监国朱以海和部众进驻厦门。不久，朱以海又被移往金门居住。
清军在 1651 年攻占舟山后，留军戍守，结果在顺治十二年(1655)十月二十三日被郑成功手下甘辉、王秀奇部海师包围。张名振部也南下参加会攻舟山战役。二十六日，据守舟山城的清军副将巴成功反正来归。明军收复了舟山群岛。
在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二日，清宁海大将军宜尔德、提督田雄指挥满汉兵再次进攻舟山。明将英义伯阮骏(也就是诰封正文中的“英毅伯阮四”)等率领舟师迎战。到二十六日，清军全力来攻，阮骏伤重而死，总制陈六御(诰封正文中的贼伪总制“陈六欲”)、总兵张洪德(诰封正文中的“叛贼张弘德”)、张晋爵、李廷选、阮凯、姜英等阵亡，残余明军乘船逃往外洋。次日，清军占领舟山。为了防止明军重以舟山为基地，清廷决定把舟山岛城廓房屋全部拆毁，居民统统迁徙大陆。
陈布禄作为一个世袭的正蓝旗“白身佐领”，是八旗子弟闲散白身身份随军入关的，白身算不得入仕为官，还没得到贵族爵位，因而他在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舟山的“辛卯战役”后清军再次进攻舟山时，为了立功受赏，带了 200 个兵丁，在副都统吴喇禅率领下冲锋陷阵，崭露头角。
三、出征入缅国获伪永历帝
从这道圣旨看，陈布禄“出征入缅国获伪永历帝”是诰封的第二个原因。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在平西王吴三桂的请求下，清廷决定出兵缅甸，迫使交出南明伪永历皇帝和摧毁在抗清的李定国军。定西将军、内大臣一等公爱星阿率领满洲兵马赴滇，会同吴三桂一道进军。永历十五年(1661)八月十二日，缅王先杀了永历朝 42 名大臣和太监；十二月初三，缅王将伪永历帝及其家属送交清军带回昆明。永历十六年(1662)四月十五日，永历帝与其子朱慈煊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当时陈布禄已由镶白旗满洲理事官升为甲喇章京，他率本甲喇出征入缅效力，参与捕获伪永历帝，又立了战功。所以圣旨所举两功，故授为拖沙喇哈番(为五品世爵名)。
四、康熙特别看重满洲圣人之后
陈布禄的祖父达海精通满汉文义，弱冠随侍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左右，赐号“巴克什”，治国书，创满族文字，为文馆领袖，满洲群推为圣人，38 病逝。长子雅秦，官至吏部侍郎，擢国史院大学士，卒后命改一等阿达哈哈番兼拖沙喇哈番。次子辰德，其后仕未显。三子喇扪，官前锋统领，赠拖沙喇哈番。四子常额，授学士。达海子孙还有男子系紫带，亚于宗姓，女子不选秀女的，所谓“满洲圣人之后”特权。
在平吴三桂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1682)，清圣祖康熙又想起了满洲圣人达海，于是康熙问内阁大学士:“达海巴克什子孙有入仕者乎?”太子太师纳兰明珠回答:“闻有孙为鸿胪寺官。”于是康熙下旨吏部，录达海诸孙陈布禄等 12 人引见，命授圣人之后陈布禄为刑部郎中。后在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康熙再次诰封陈布禄:“病故将亲男鲁寿，仍承袭拖沙喇哈番，阵亡准袭，病故不准袭。”这就是诰封中后补的那一段。
舟山有条悲壮而寂寞的路
作者：刘胜勇 王建富 文章来源：舟山海洋数字图书馆
沿港西路是定海城区南部东西向道路，东起放生池路，西至竹山门路，长1100米，宽8.5米，因沿定海港海岸建设而得名。据1926年测绘的《定海县城厢全图》记载，沿港西路原为沿定海港而建的土城城墙北面的乡间小道。1957年建设为7米宽的砂石公路，1981年改建后取名为沿港西路。
在从竹山门开始到青垒头的沿港西路～沿港东路～青垒头路以南的定海港海岸地带，旧时建有防御用的土城，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抵御英国殖民者的侵略而建设。其中，现在的沿港东路与当时土城墙基基本重合，而沿港西路及青垒头路则与土城墙基保持了小小的距离。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六月初四日（7月2日），英国侵略军司令伯麦(James John Gordon Bremer)带着“威里士里(Wellesley)”号等5艘军舰，2艘武装轮船和十多艘运输船进犯定海港，以武力相威胁，逼迫献城，被定海县令姚怀祥义正辞严地拒绝。六月初七日（7月5日）英军进攻定海城。次日凌晨，定海沦陷，县令姚怀祥投龙峰山下普慈寺前的梵宫池殉国。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1841年2月25日），清政府以租借香港等为条件，收复了被占半年多的定海城，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等分头带领军队进驻定海。与此同时，蒙古族镶黄旗人裕谦继任钦差大臣，督办浙江防务。裕谦到任后，总结了定海失守的原因，提出了“以守为战，以御为剿”防卫策略。四月，裕谦从加强防卫出发，报请清政府升定海县为定海直隶厅，并以“厅城三面皆环山,南衜头独滨海无藩蔽”为由，要求在定海港沿岸修筑城防。于是，在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位总兵的具体主持下，修筑了东起青垒山西至竹山门的土城工事，城上设有土牛炮位。按当时的计量标准，总长1436丈,高1丈及丈余不等,并开设了“久安”和“长治”两个城门。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1841年9月），英国侵略军再犯定海港，八月十二日（9月26日），英军两艘轮船拖着两艘大船试探性地驶向竹山门，葛云飞眼瞅着合适时机，指挥土城上的炮台开炮，击断英船桅杆一支，迫使敌船逃遁。后来，经六天六夜的激烈战斗，道头（旧作衜头）土城经受了英舰发射的无数68磅重弹和24磅重弹的轰击，依然矗立在海口，成为一道历史的见证。其间，八月十七日（10月1日）城破之时，定海镇总兵葛云飞被敌枪弹打中左眼，又被英兵劈开面部，鲜血淋漓，从土城上跌下，壮烈殉国，参战的5800多名清军官兵，也大多壮烈牺牲，谱写了一曲坚强不屈，英勇抵抗外侵的正气之歌，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国土不可侵的英雄气概。道头泥城，守护了洒血的英雄，见证了悲壮的历史。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浙江巡抚梁宝常奏清朝廷批准修缮土城，加高培宽城墙，建土垛72堵，间留垛口71个,代替“土牛”安置炮位。
进入民国，土城虽失去了军事防御作用，逐渐毁损，但也起到挡潮御卤的作用。
民国十年(1921年)八月，台风挟雨，潮水暴涨，幸有土城保障，堤内百姓免遭一难。大潮后，朱葆三的哥哥朱捷三的长孙朱福昌向官产处买下土城以拆塘基转卖牟利，国会议员沈椿年、县议会议员何辅汉、名医周筱岚等城内百姓纷纷抗议，联名上书县政府进行举报。其中，沈椿年还多次写信给当时的浙江省长沈金鉴反映情况。最后，沈金鉴责令定海县政府调查处理，但土城已被拆毁数丈。次年汛期，潮水从缺口处灌入，几乎淹没民居，拆城事件再次引起群众公愤，时任定海县知事陶镛立马将情况呈报给省长，省长批示说：“前项官产自应照旧保存，所有朱福昌承买原案应予撤销，由县吊照缴销。泥城被掘处所，饬令朱福昌限期修复……”后来，土城恢复原貌，风波才息。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经浙江省政府批准，定海县政府再次准备拆土城标卖，又遭沈椿年、陈人宝等人的坚决抵制而未成，但土城也从此只在风中寂寞，再也无人维修。再后来，由于年久失修及军事战争，土城逐渐坍废，原址或修路（如沿港东路一带），或成为码头堆场（如沿港西路一带）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沿港西路一带建设了大量的码头和堆场。其中的木材码头，曾经也是城区居民耳熟能详的重要地名，民众购置建房和装修木材的主要场地。
1995年，实施“房改”政策以后，定海城区的城市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旧城改造、新建道路和新建住宅区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定海城区面貌得到很大改善。但是，沿港西路一带除新建了滨港园和金鹰滨港园之外，几无变化，只偶尔在寂寞中轻轻地诉说着历史的往事。
2008年，定海区启动沿港西路一带旧城改造项目，拟改建为双向四车道，但终因地块复杂，拆迁未成而搁浅。
与沿港西路相接的主要小街路有寿星路、半塘里、泥道头（弄）等。其中，泥道头（旧作泥衜头）（弄）因建于旧时的泥道头码头附近而得名，弄长733米，宽3米，曲折多弯，弄内主要为清末民国时期建造的传统民居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的二层楼房，弄外至今仍有货运码头。
泥道头也称西道头，曾是清代和民国年间的民间航船码头，是进出定海的热闹之外，码头上旧曾建有聚圣宫。
土城的历史值得记忆，曾经书写过壮丽篇章沿港西路一带的野花野草依旧在风中寂寞地摇曳，期待着新生。
舟山民间谱牒中的名人作序类型
作者：翁源昌 文章来源：舟山海洋数字图书馆
请名人撰序，似乎是从古至今的一种风尚。谱牒作为“立言之一端”（北宋散文大家苏洵之语），农耕年代的舟山各氏族始终视家谱修撰为家族之大事，聚整个家族之力，集各种资源于一体。其中包括请名人撰序。这些谱序，有置于卷首讲述修谱缘由、姓氏渊源、家族迁徙等方面的序言，还有谱牒艺文中的寿序等。名人撰序，让世人也由此认识了枕山襟海的舟山。舟山民间谱牒中的名人作序有哪些类型呢？
本族名人撰写的谱序
本族名人撰写谱序，既是作为家族成员义不容辞之职责所在，也是增加家族凝聚力、激励家族后裔奋发有为的一种无形动力。从笔者现在所搜集到的70余本家谱来看，本族中学者文人、乡绅名流，高官要员等人士撰写谱序十分普遍。如《定海紫微庄墩头黄氏宗谱》，从清嘉庆癸亥年（1803）《黄氏谱》初稿至咸丰丙辰年（1856）第三稿，经黄兴梧、黄式三及黄以愚、黄以周祖孙三代，历时五十余年而成。宗谱修纂的亲力亲为，心中之甘苦尤甚，作为以业儒为上的黄氏父子，由自己来撰写谱序自然更为贴切。宗谱中有五则谱序，四则是由黄兴梧与其子式三、式颖撰写。
定海老城文化世家孙氏孙谦堂第五世孙廪贡生孙玉瑞与其子孙尔性、孙尔瓒，父子三人均以文学著称。民国二十一年（1932）修纂的《定海孙氏宗谱》开篇首序就是第六世孙举人孙尔瓒撰写。《定海北乡傅氏支谱》，清光绪二十年（1898），由裔孙钦授同知衔加三极即用知县傅韶琴主修，谱序也是傅韶琴撰写。
姻亲中名人撰写的谱序
历史上，名门望族联姻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故此，在家谱谱序撰写者的选择上，就有了非其他家族可比的人脉资源优势。请姻亲中的名人来撰写谱序，既能写得具体生动，又起到了名人效应。
例如，定海白泉繁强村王氏家族，历史上与定海紫微墩头黄氏、普陀大展柴氏、岱山秀山厉氏等望族都有联姻关系，宗谱中除了地方官员为其作序外，就有王氏姻亲中的社会名流所写。宗谱“艺文续录”之“也棠公六十寿序”，就是清光绪乙亥（1875）举人黄以恭为王氏第八世王昌棣六十寿诞所作，白泉王氏第七世道光乙酉科（1825）举人王修允其长子慈德娶紫微岁贡生黄式三之女为妻，而黄以恭是黄式三之侄。
《定海孙氏宗谱》中有关寿序，孙氏姻亲撰写的就有四篇。其中姻亲清咸丰丙辰科（1856）进士盛植型与其子光绪庚辰科（1880）进士盛炳纬写了三篇。据《定海孙氏宗谱》记载，孙氏第五世玉振之妻盛氏，是居住定海老城盛植坊之女，盛炳纶胞姊。定海盛植坊与居住于镇海的盛植型是同胞兄弟。故此，对于孙氏之邀序，盛植型父子是义不容辞。
盛植型，字钧士，号心竹，又号蓉舟，排行老四，有胞兄三个：植均、植坊、植圻。同治五年（1866），盛植型为孙氏第四世孙金元六十寿诞撰写了《国学生浙屏公六旬寿序》，盛植型所署身份是赐进士出身钦点主政，诰授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兼吏部稽勋清吏司主事，总理稽俸厅，上谕处行走，加三级。盛炳纬撰写的《声齐公六旬寿序》和《廪贡生雪湖公六旬寿序》两篇寿序，所署身份都是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提督江西学政。《声齐公六旬寿序》同时署名的还有一位孙氏姻亲李哲浚，当时的身份是“三品衔前户部主事广东候补道”。李哲浚家族是舟山普陀勾山黄雉村的望族，父亲李肃铭，号黄雉山樵，授内阁中书衔。李哲浚排行老三。据民国《定海县志》载：李哲浚，宣统间户部主事，授江宁劝业道；民国四年吉林财政厅长。这种请姻亲中的名人来撰写谱序，对氏族之间感情联络还能起到一定作用。
政府官员撰写的谱序
官宦之家、文化世家等氏族，家谱谱序更注重撰写者的身份地位。石礁《余氏宗谱》、双桥《滃洲礼房夏氏南山前中房宗谱》与白泉《王氏宗谱》最为典型。
《余氏宗谱》，全称《四明余氏世系宗谱》，余氏定居定海千余年，据宗谱所载，鲁国公余天锡五世祖余息庵是定海余天锡一脉的始祖。到余天锡官至参知政事，余氏已是浙东鄞县等地名门望族。宗谱现存本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余氏后裔余明旭修纂。谱中现存谱序七篇，六篇是高官显达所撰。如南宋枢密院左丞相鄞江郑清之，清代兵部尚书屠粹忠、翰林院编修仇兆鳌、兵部职方司同里戎澄等。定海双桥南山夏氏始迁祖是南宋时任昌国（即今定海）观察录事参军夏祁，《滃洲礼房夏氏南山前中房宗谱》中有进士金紫光禄大夫左丞相郑清之、进士国子祭酒权工部尚书袁甫、进士金紫光禄大夫文殿阁大学士史嵩之等为之作序。
而白泉繁强村王氏，作为历史上的乡绅之家，地方官员尤以关注，这在《王氏宗谱》谱序中可以得到印证。《王氏宗谱》中有“谱序”、“寿序”等序文共23篇，其中官员撰写的就有9篇，约占三分之一。清宣统三年（1911），《王氏宗谱》续修完毕，定海厅学教谕慈溪沈廉为之撰序。其他的还有乾隆十六年（1751）浙江学政雷鋐撰写的《明卿公八十寿序》，道光十六年（1836）定海知县王丕显撰写的《贤田序》等。
同榜登科者撰写的谱序
同榜登科，虽没有特别的渊源关系，然由此所形成的这种特殊关系，也是一个家族社会资源的有益补充。仍以《定海孙氏宗谱》为例，谱中寿序撰写者其中几位就是孙尔瓒清光绪癸卯科同榜举人，其中《定海孙和卿先生六十寿序》撰写者是清癸卯科举人、前财政部总长兼盐务署署长李思浩和清癸卯科举人、前浙江财政厅长、时任财政次长张寿镛。李思浩、张寿镛既是孙尔瓒同榜举人，当时又是政府高官身份，对孙氏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无疑会有一定作用。
业师撰写的谱序
在一些文化世家的谱序中，请受业之师写序，也是一种风尚。如白泉《王氏宗谱》有三篇序文的作者就是缘于这种师生关系。王氏第七世道光乙酉科（1825）举人王修允因“贤而能文”为浙江学政汪廷珍赏识，受知于其门下，是汪廷珍的高弟子。故汪廷珍对王氏家族情况比较熟知，受王修允之请，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和道光三年（1823）先后为王氏家族撰写了《贤田序》与《洤亭公六十寿序》两篇序文。
同邑名人撰写的谱序
中国儒家伦理注重家族观念和乡土亲情，同邑望族名门，其间的交往比较频繁，惺惺相惜也是一种风尚。始创于南宋时期的定海西乡《滃洲礼房夏氏南山前中房宗谱》就请同邑进士资政殿大学士兼参知政事应彳繇为宗谱作序。《定海小沙陈氏宗谱》谱序是由清癸卯科举人孙尔瓒所撰。孙尔瓒在序中讲到了与小沙陈宗绪（第十一世）之关系：“前年余重编成仁祠备录，凡六卷，既脱稿，君（指陈宗绪）力赞其成，助资刊印。 ”而陈氏宗谱告竣，孙尔瓒自然是“乐书数行以弁其首”。白泉《王氏宗谱》谱序也有不少请同邑名人撰写，如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陈炳《景晖公六十寿序》，光绪三十四年（1908）贡生王亨彦《五庄公像赞并序》等。
除以上诸类，舟山民间家谱谱序中还有请家族原籍以及迁徙地名流、学友等撰写，在此不一一列举。
沈椿年与舟山教育
作者：孙峰 文章来源：舟山海洋数字图书馆
在舟山近代教育历史上，一些旅沪定海籍实业家情系桑梓，携手邑里开明乡绅、热心人士，先后创办了定海公学、定海女子小学校等校，为振兴近代海岛出资尽力，在这些旅沪定海实业家群体里，有一位叫沈椿年的定海绅商，他是“全家总动员”，与胞妹沈渭清、沈毅一起，兴办了多所学校，堪称近代定海教育界捐资助学的模范家庭。
沈椿年，字任夫，生于1873年，民国前是浙江谘议局议员，民国七年（1918），当选为北洋政府的众议院议员，曾经担任定海旅沪同乡会会长。在近代舟山历史上，他有几件事情值得褒扬。一是拒绝贿选。1923年曹锟在北京“贿选”总统，沈椿年坚守公义，拒领贿金而毅然南下上海。二是重视地方教育，沈椿年在舟山曾经参与创办多所学校，如集资创办定海县立女子小学校，并先后参与刘鸿生创办的定海公学、定海女子中学，曾出任名誉校董、校董。后退出政坛，旅居上海，但他与共产党人有秘密往来，瞿秋白、杨之华夫妇等曾经居住上海沈家，沈家成为上海地下党与定海进步师生的聚会联络之处。
1、定海教育会的热心人士
科举时代，沈椿年和当时所有读书人一样，千军万马奔赴科场，从童生开始考起。1892年3月，沈椿年通过定海县试、宁波府试，成为一名正式注册的“童生”，和他一起成为“同年”的还有孙尔瓒等21位童生。早期的沈椿年，可能还是在定海从事文教相关工作，或许是亦商亦学。与孙尔瓒一样，作为一名定海乡绅，多从事一些公益性活动。只是与孙尔瓒考上举人的科举之路不同，沈椿年后来弃学从商，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借此成为一名议员，步入政坛。
1909年六月初，沈椿年等人发起成立一个教育类社团组织——定海教育会。当时的《申报》报道称“定海学界蓝开勋、胡以铭、孙尔性、张锡蕃、俞兆熊、孙尔瓒、汤浚、陆修绠、金本昌、沈椿年等十数人发起教育会”。既称“学界”，想必这些定海乡绅都是当地学者型人物。如，蓝开勋、胡以铭、孙尔瓒都是前清举人，俞兆熊是岁贡，汤浚是拔贡。这次成立大会，最后选举出前清举人丁中立为会长，蓝开勋为副会长。丁、蓝两人得票数一样，后来抽签定正副，这两人后来一直闹矛盾，导致定海教育会吵吵闹闹，时常定不下决议。
那一年，已经担任浙江谘议局议员的沈椿年，还是想为定海教育做一些事情。成立定海教育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集资兴学，办理教育事宜，教育经费的筹措是头等大事。沈椿年是教育会的热心人士，动脑筋，如何筹钱或许也是他的特长。
受改良之风影响，晚清时期的浙江咨议局议员们也想普及国民教育，倡办简易识字小学，还对各地的简易识字小学建设数量进行了规划，宣统二年（1910年）定海厅拟设十所。为此定海绅董沈椿年向省里打了一个报告，提出海岛地区办学经费紧张问题，他说“第念吾邑地瘠民贫，骤然添设此种小学十所，经济困难可想而知。”
2、再次发起筹办教育改良事宜
关于如何集资，他扳着手指算来算去，省里提出的一些筹款方式在舟山海岛行不通。如，从“佐治员川资薪金”里捐，定海地方官员的人数少，旅差费、薪金能够捐多少？还有所谓的“宾兴公款”(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的经费)，也是为数甚微。还有为科举时代补助读书人的“儒田、贤租”，定海海岛也不多。想来想去，唯有“校场营地一顷，尚属轻而易举，并可得大宗巨款”。像定海西门大校场营地这样的官荒之处，定海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接近闹市，有的毗连民居，宜于建造而未必尽宜于垦种，但是想通过租地垦荒收取租金的方式，用作教育办学经费，恐怕也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问题。具有房地产经营意识的沈椿年想出了一个主意——土地出让，“由官给发印契，准为世业，课归国家，价充简易识字小学基本金，存本用息”，他还提出土地出让后，用获取的资金去购买浙江铁路的路股，每年所获取的股息分配给各城镇乡的简易识字小学。
精于计算的沈椿年，算了一笔账，“定海官荒十五处，约地六十余亩，……官荒并房屋在内估计时价约值一万五六千金之谱，倘变卖合宜，得价倘不止此数。”
对时局有充分认识的沈椿年，当然考虑到地产出让的弊病，他认识到“但查各属办理官荒，变价往往胥吏因缘为奸，借公肥私，转滋流弊”的社会黑暗，因此提出“欲求涓滴归公，必须官绅会办，大张晓谕，方杜弊混”，要加强民众监督，保证土地出让金不落入胥吏私囊，能够完全用于教育事业。
沈椿年的用心良苦，得到当时定海厅官员的支持，省里的布政使颜方伯也基本首肯，但是后来清季时局动荡，在加上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此事最后可能还是不了了之。
定海县教育会，由于正副会长丁中立和蓝开勋两人互不买账，时常相互拆台，教育会运转不畅，后来处于瘫痪状态。沈椿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民国二年他再次发起，改借城隍庙西首痘神殿为会场，选举马瀛为正会长，汤铭策为副会长，呈准浙江省行政公署立案，筹办教育改良事宜。尽管沈椿年不当会长、副会长，但是对定海县的教育事业，他个人确实是筹集了很多的资金，并出资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几所学校。
3、沈家成为捐资助学的模范家庭
关于沈椿年在定海创办学校，据民国《定海县志》记载，第一次是在民国元年（1912）九月，创办定海县立女子小学校，“由知事金国书暨邑绅沈椿年筹划经费，拨县署土地祠充作校址，祗设初等四级。民国二年继任校长沈毅，添办高等小学，县会议决拨六邑公款项下浙路债券洋三千元为建筑教室之资”。
在清季末叶，当时社会习俗陈腐，风气蔽塞的环境下，沈椿年应该算是一名具有民主意识的开明绅士，他完全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他鼓励两位妹妹报考师范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并大力倡议在海岛开设女校。
办女子学校，是沈椿年家族留在定海的一段华丽历史。
沈椿年筹资和定海知事金国书一起创立的这所县立女子小学校（旧址位于今定海区政府东侧），后来改称“定海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并在她妹妹沈毅手里得到发扬光大，规模越办越大。在初等小学基础上又添办高等小学，民国六年（1917）女子小学内又添办女子半日学校，女生越来越多，校舍不敷，沈毅校长四处奔波，募集资金修建校舍。沈椿年助洋二百元，又助木料洋三百元，普陀大善人李拙子也出手相助一千元，定海旅津同乡也纷纷施以援手，于民国九年（1920）将县土地祠前面侧屋改建洋楼五幢，民国十年又于东廊改建洋楼四幢，学校的育人环境更加优美。从当时的一张老照片看，这座1919年所建的教学楼，楼前郁郁葱葱的树丛，绿色的芭蕉树叶迎风招展，还有紫藤树搭起的花架，这是一座海岛的园林式学校！定海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渐成规模，并开始男女生兼收，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不断得到提升。学校先后开设工艺美术班、蚕桑班、幼稚班、师范讲习所、民众业余认字夜校等，鼓励学生参加抗战时政宣传，通过游艺大会等各种课外活动，提高学生的才艺，锻炼学生的社会服务能力，学校培养出金维映等一批革命志士。
有第一女校，就有第二女校。沈椿年的另一位胞妹沈渭清延续着沈家的女校工程。
沈渭清，幼读诗书，志在兴学，守贞不阿。民国二年（1913）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7年完成学业，服务于县前女校。后来定海南郊分设第二女校，被县知事委任为校长，就职以来尽力校务，前后造就男女学生数以千计。一开始，学校租借民房，校舍狭隘，不能推广学额，而沈渭清身体本弱，竟抱病赴沪，找哥哥沈椿年求助，请求旅沪绅商，募集校舍建设经费。沈渭清苦心孤诣，一片热诚终于打动了定海同乡，前后募集资金达上万元，诚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新校舍终于落成! 沈渭清校长还亲自编写校歌，“海风阵阵白浪滔滔，萍迹东海舟山岛。气象雄伟风景美妙，尔辈读书在南郊。师生贤良校舍宽敝，共济一堂乐陶陶。发愤图强复兴中华，前辈毕业后跟上。”
沈家兄妹为定海教育付出太多。1938年3月，沈毅即将迎来她的60寿辰，学生和亲朋纷纷前来祝寿，准备要为她开办祝寿庆宴，她以“时事多艰，海氛未靖”坚绝推辞，把亲友、学生们送给她的900元生日礼金，还有他哥哥沈椿年送来的1000银圆，全部捐给了学校，建起了学校大礼堂。沈毅校长去世后，除了留下不少因办学而起的私人债务外，仅有几件平时穿的衣服，沈毅一生追求清贫生活，捐输慈善却极为慷慨。在其弥留之际，且尤以节礼薄丧为训诫，真是“一生献身为教育，两袖清风贫如洗”。民国时期，一位叫林介中的作者在《悼沈毅先生》一文中评价说：“历数十年之光阴与心血，培植数千余之子弟，造就数千余之人才，吾定得有今日之繁荣与进步者，沈氏之教育功绩，未可湮没也！”
沈家兄妹热心教育，赢得了定海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赞誉。沪上大实业家刘鸿生，多次邀请沈椿年兄妹，携手共举兴学大业。
定海女子小学办起来以后，旅沪定海籍实业家们接下来就要兴建女子中学。正如《申报》1926年7月的一篇文章《定海女子中学成立》所云：“（定海）原有女子小学一所，而女子中学独付缺如，有志求学之女子，每感升学之苦。”为此，志同道合的两位定海籍绅商，刘鸿生和沈椿年一拍即合，决定办一所女子初中学校。时正逢定海明德女校，因经费支绌，不能继续办理，刘鸿生遂邀请热心教育事业的牛惠生夫人、沈椿年、郑章成夫人、柯高德，担任执行董事，由倡捐人刘鸿生自任董事长，正如《申报》所云：“刘君暨诸董事，声望夙隆，今合力开办此校，措施暨优，经费复裕，成绩自必斐然。”后来沈毅也被聘为定海女中的校董，在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发挥参谋决策的作用。
刘鸿生、朱葆三等人于1921年创办定海公学（曾先后改名私立定海中学、私立舟山初级中学），沈椿年被聘为名誉董事。沈椿年先后向学校赠送《法华三经》及《浙省宪法》等图书资料。1935年，私立舟山初级中学与鸿贞女子初级中学（即前定海女子中学）合并，组建新的私立舟山初级中学，沈椿年被聘请为董事。
沈椿年服务桑梓，热心助学，担任议员参政，又为人耿直，在定海旅沪同乡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在1926年前后曾当选为定海旅沪同乡会会长。民国政府曾经多次表彰他，据史料记载，1919年12月，民国大总统令授予沈椿年四等嘉禾章；1923年1月，沈椿年又被授予二等大绶嘉禾章。
抗日勇士 缪凯运、周鸿根被杀之谜初解
作者：黄云隆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1947年8月中旬，正是“三伏”高温天气，也是渔业生产“谢洋”淡季，渔都沈家门市场萧条，街上行人稀稀落落。一天凌晨三四点钟，正在呼呼酣睡进入黄粱美梦的人们，突然被“砰!砰!砰……”的枪弹声所惊醒，东河两岸和东横塘一带居民纷纷起床探个究竟。有人开窗眺望，晨曦中，隐隐约约发现东河东岸、东兴桥下的大晒场(今东河水产市场地址)上横七竖八躺着几个人。
俄顷，群众三三两两进入大晒场，至天明已是里三层外三层，把出事地点围得水泄不通。笔者时为泰来街一商店学徒，早上挑着水桶，路过东兴桥，见此挤入其中。大家看到的是6个五花大绑的男子倒在血泊中，他们是被驻沈家门国民党定海县保安警察第三中队(以下简称“三中队”)押解来,在凌晨枪杀的。这些人是谁?因何被枪杀?众说纷纭。
一
群众很快认出了几张熟面孔。歪斜着头，蜷曲着身子，侧卧者,名缪凯运(又名舜耕，按家族辈分称“开运”),今勾山街道施家岙村人。舟山沦陷前，被时任登步乡乡长的王继能聘,为登步乡鸡冠礁小学校长。抗日战争兴起后，他随王继能投笔从戎，参加国民党定海县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以下简称“四大”)，任大队附(副大队长)。
身材魁梧，戴眼镜，直挺挺，背朝天，伏在地上者，名周鸿根，今东港街道葫芦岛社区人，家庭富裕，早年曾在沈家门一渔栈当学徒;与缪凯运是挚友，一起参加抗日，曾任“四大”第二中队中队长。
一青年名唐善卿，时年仅22岁，今沈家门街道泗湾人;浙东第四游击纵队战士，参加过普陀山收税、登步岛缴枪等活动，在朱家尖执行任务时，被“三中队”逮捕。
还有一个有人称他是“李明大队长”，不知确切身份，其妻来认尸后痛不欲生骤然跳入河中，欲与夫君同归西天，幸被人救起。
还有两名死者，不知何方人氏。
二
抗战结束后，缪凯运和周鸿根在沈家门新街杨家合租民房居住，拼做水产运销生意。“三中队”为什么要逮捕并予杀害呢?至今60多年一直是我心中的谜团。
最近，笔者从舟山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普陀工委编的《老战士回忆》一书中，发现了芦瑞元(沈家门泗湾人，在“四大”时缪凯运的勤务兵，后为我解放军某部营长)写的有关回忆文章，又查阅了一些资料，终于解开了两人被杀之谜。
缪凯运和周鸿根在沈家门经商期间，常有一些原“四大”战友(其中有的参加“舟山游击支队”)来谈论有关“舟支”正在发展壮大，不断打击敌人等情况。而“三中队”驻地马鸣隍庙(泗湾庙)，与他们住处新街相距咫尺，“三中队”便衣往返必经其门前，两人的一举一动均在“三中队”便衣视线之内。
1947年4月的一天，在沈家门做柴爿运销生意的芦瑞元来访时，周鸿根对他说：“我的先生(周鸿根做学徒时渔栈老板)一条船被‘峙头’(舟支)拉去，你那边很熟识，请你帮忙去取取(赎)来。”果然，两天后该船已停泊在沈家门港。这条被“舟支”拉过去的船，“三中队”对它的来龙去脉是侦察得一清二楚的。现在芦瑞元把船从“舟支”那里驶了回来，说明芦瑞元与“舟支”关系密切。
三
“三中队”人怀疑缪凯运、周鸿根、芦瑞元是“舟支”在沈家门的暗探，打算先抓捕芦瑞元，从他口中挖出同伙。不料，此情况被芦瑞元的姐夫得知，他随即告知并帮助芦瑞元逃离沈家门。芦瑞元自知今后在沈家门难以立身了，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在朱家尖拉起一支武装小分队，准备去加入“舟支”，与“三中队”对抗。为筹集队伍、武器与给养，芦瑞元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
一是渡海到登步岛，收缴了在原“四大”大队长王继能(登步岛人，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浙江省三门县县长兼自卫总队队长、少将军衔)家，为他的四房太太做勤务工作的一个武装班的人和武器;因为芦瑞元与班长是老战友，事先了解到他思家心切，芦瑞元叫班长把士兵带过来并给他3两黄金，事成之后，随他自定去留。
二是根据刚来投靠的俞小星(原国民党定海县县长沈溥的卫兵)提供的情报：上海大中华橡胶厂董事长郑某来到普陀山烧香和避暑。芦瑞元部当即连夜驾船赶到普陀山，封锁普陀山警察所后，进入三圣堂，把郑某从普陀山“请”到朱家尖，要求他帮助解决武器和经费。郑某很慷慨，当即拍板说，只要保全他的性命，愿意拿出一百两黄金，其中50两跟他到普陀山三圣堂当即兑现，其余50两打条子去上海他家里拿(也如数拿到)。
这两起举足轻重的事件，特别是姓郑的是国民党上将汤恩伯的干儿子，更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他们惊慌失措，如临大敌，连夜采取强硬措施。
一方面调动浙江省保警总队，到朱家尖围剿芦瑞元这支刚萌芽的小分队。这显然是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在激战中除2名战士被抓，其余十余人采取调虎离山计于晚上悄悄撤至朱家尖大山背面，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乘小船渡海至白沙港，稍事整休后，于次日改乘较大的船，驶向镇海峙头加入“舟支”，成为革命大家庭的成员。
另一方面慑于上方的压力和根据“宁可错杀一百，不许漏了一人”的反共策略，“三中队”疯狂抓捕所谓的土匪、共匪、通匪、通共等嫌疑分子。他们认定缪凯运、周鸿根住在沈家门，以做生意为掩护，实际上为“舟支”提供情报，并参与策划当时发生的劫船、缴枪、绑架等事件。决定将两人逮捕，在施刑取得所需口供之后，进行就地枪杀。他们这样做可以向上司报功领奖，而缪凯运、周鸿根则成为上述事件的冤死鬼。
历代盐仓境内的防务和战役（上）
作者：孙和军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三台鼎峙镇雄关，鹿颈螺头接竹山。茅岭晓峰严把隘，更防鳌掷学猱攀。 ”这是清朝朱绪曾《昌国典咏》中写《盐仓岙》的诗句。
前两句讲的是当时盐仓境内的三座汛守要地，即南为螺头台，北为晓峰台（在竹山），外为鹿颈台。还有如王亨彦《定海乡土教科书》中所说，盐仓“东有獭山、莫家山，俱设炮台，为（定海）南衜头外蔽”。从螺头到竹山门、莫家山、獭山、晓峰岭一线，当为定海守御除县城之外的最后一道关口，实在是定海西南沿海一带控扼之要害。
在这样防守要地，历史上少不了发生大大小小的战役，盐仓境内的百姓也遭受了战火的荼毒。这些1987年版的《定海县志》等史志中有相关记载。
元明清三代在盐仓境内的防务
驻军方面，元大德二年（1298）五月，昌国州驻弓兵160名。其中螺头巡检司（在螺头）30名。洪武十七年（1384），置昌国卫，设螺烽（螺头门）、岑港、宝陀（普陀山）、岱山4巡检司。二十年，改称中中、中左千户所，隶昌国卫，二十五年改隶定海（今镇海）卫。两所设守御指挥1员，正副千户4员、镇抚10员、百户10员、司吏2员、旗兵2240名，战船25艘，军火器械10557件，4巡检司各设巡检1员，其中螺烽配弓兵700名，其余各配100名。万历七年（1579），裁螺烽、岱山巡检司。清嘉庆五年（1800），定海镇有总兵以下官25名、兵2598名（含外委及额外把总28名、舵工49名、文书76名、管盐仓兵80名）。
陆汛方面，明中中千户所守城西南，辖1关1寨3隘13烽堠，轮番派官兵驻守。其中螺头隘为其中1隘；螺头门、鹿颈为其中2烽堠。
炮台方面，清同治十三年（1874），法国侵略军攻台湾，沿海戒严。是年7月，定海厅同知陈乃瀚奉命新建盐仓境内的莫家山克敌炮台和獭山奋武炮台，光绪元年（1875）七月竣工。獭山奋武城炮台配洋炮12门，分置南、北两面。南面第一、二门封锁螺头门水道，第三、四、五、六门封锁亮门水道，第七、八门封锁竹山门水道，北面第一、二、三、四门封锁晓峰岭陆路。莫家山克敌炮台与獭山炮台相呼应，防卫定海港西部海域及陆路，配洋炮12门，分置东、南两侧，南侧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门均封锁螺头门及亮门水道，东侧第十、十一、十二门封锁陆路。光绪十一年增建竹山嘴定远炮台，配洋炮7门，分置东、西两则。西侧第一、二、三门及东侧第一门封锁螺头门、蟹屿门水道，东侧第二、三、四门直击吉祥门。据《舟山市定海区地名志》载：海富村“外塘在清道光年间曾筑有炮台，现已废圮。”《定海厅志》卷十九“军政”载：晓峰岭围城兼防晓峰台，离城五里，营房三间，驻外委额外一员，配兵四十名。莫家山兼防克敌城炮台，离城六里，炮城炮台于同治十三年新建，营房六间，驻千把总，额外各一员，配兵七十二名。盐仓汛，离城八里，配兵五名。……螺头，离城十里，紫微，离城二十里，二汛兼防螺头天童瞭望台，营房各三间，派百总一名，配兵一十五名。
明清定海攻守战时，清军从螺头门登岸
清顺治六年（1649）十月，南明鲁王朱以海移驻舟山，改参将府为行宫（故址在今定海昌国路11号），任张肯堂为大学士，张名振为太师，统率三军，阮进率水师守螺头门。顺治八年（1651）七月，清总督陈锦分三路进攻舟山，张名振遣阮进率水师守横水洋，挡进攻之敌。鲁王与张名振统舟师北攻吴淞，牵制清兵。八月初，阮进击败陈锦军，俘清军战船10余艘，士兵11人割左耳放回。清军计诱阮进赴海门议和，八月下旬，清将田雄、金砺乘雾偷渡至螺头门，阮进刚刚从海门脱身回来，在螺头洋见有清军不由大为震惊，即用火球攻金砺船。不料正遇逆风，没把清军的船烧着，反把自己的船烧成一片火海。阮进负伤，落入海中淹死。八月二十七日，清军副都统吴汝领兵从螺头门登岸，参将邓长春率先遣部队直逼定海城下。
九月初二，定海城守军火药用尽，内奸金允产、邱元吉坠城投敌，引清兵入城。刘世勋等率全城军民与之激烈“屠城”。这时鲁王与张名振回救，在螺头门又受潮水阻挡，眼巴巴看满城大火冲天，只得转航福建沿海岛屿，数月后去厦门，依附于郑成功。
鸦片战争，定海三总兵血洒竹山晓峰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三，定海总兵葛云飞、寿春总兵王锡朋及处州总兵郑国鸿率兵3000名由镇海抵衜头港，次日进驻定海城。不久，新任钦差大臣裕谦到任，增兵1800名，火炮50门及弹药数万斤，后加派城守营1000名。葛云飞等在东岳宫山建震远炮台，筑竹山门至青垒头土城。又请求堵塞竹山门港，增建晓峰岭、五奎山、虎头颈炮台，裕谦以费巨不准。
八月十二日，英酋亨利·璞鼎查率舰队再次侵犯定海。葛云飞守土城，王锡朋守晓峰岭，郑国鸿守竹山门。是日下午，英舰4艘攻竹山门土城，葛云飞亲自开炮，击断“布郎底号”大桅，英舰绕道大岠门攻东港浦，被左营游击张昭廷击退。次日凌晨，英舰复犯小竹山，炮轰东港浦及衜头。守军开炮还击，至午时，英舰不支而退。十四日上午，英舰3艘炮轰晓峰岭阵地，大批敌兵在盐仓海滩登陆，强攻晓峰岭。守军英勇阻击，左营游击胡德耀中弹受伤。敌更番冲锋，王锡朋督师奋战，凭崖据守。敌在晓峰岭下登陆增援，被击退。
十五日，敌自五奎山岛炮轰震远炮台和土城，守军发炮还击。十六日，敌舰攻东港浦，被击退，转攻晓峰岭、竹山门，被击退。十七日晨大雾，敌乘机以战舰29艘、兵4000人大举进犯，猛攻晓峰岭。守军死战，击退9次冲锋，枪炮灼热，弹药用尽，王锡朋及守军壮烈牺牲。敌占晓峰岭，沿山路攻竹山门，守军英勇抵抗。郑国鸿单骑直冲敌阵，杀数十人，身被10余创，中炮牺牲。是时，葛云飞在土城督军奋战，分段严守，炮中英舰火药库，舰沉，英兵驾舢板蚁爬登陆；占竹山门之敌从侧翼攻土城，守军腹背受敌。葛云飞率亲兵200余名，挥刀直冲敌阵，英将安突德举大绿旗督兵冲锋，双方肉搏，云飞手斩数十人，杀至竹山麓，左眼中弹，面部被劈，身创40余处，坠崖牺牲，亲兵俱阵亡。是役激战6天，枪堂红透不能装药，还持短兵器格斗。天大雨，官兵立泥淖中，无暇烧饭，厅同知舒恭受与百姓分送干粮充饥。守军5800人大部分牺牲，敌军伤亡数百人，定海再度沦陷。八月二十二日，英军任丹尼士为定海“总理”。翌年正月初七，英军擅自宣布定海与香港为自由贸易港。
太平军攻定海时盐仓人的作为
清同治元年（1862）正月，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麾下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遣部将张得胜，采取外攻内应战术，谋取定海城。张得胜率领的太平军与定海“双刀会”（系宁波陈春富领导的“上海小刀会”分支）首领、盐仓人王德润和黄金祥密约里应外合，组织盐仓、甬东乡民数百人混入城内接应太平军。十一日，由于计划泄露，王德润、黄金祥被清兵所杀，太平军因此中止了进攻定海计划，数百乡民散去。
二月二十三日，黄呈忠又派遣部将附天侯王义钧（一说：汪义钧，镇海农民起义军首领）率部千余人从镇海柴桥出袭定海。太平军兵分二路，先后在芦花浦与鳌头浦登陆，并于西溪岭与阻击太平军攻城的清军把总刘万青所部“绿营兵”接仗。双方展开激战，太平军紧逼定海北门城下。正当战斗激烈的关键时刻，（叉页）河地主刘孝谐率团勇四百余人突然从（叉页）河岭直冲而下，清兵倾巢从北门杀出，太平军腹背受敌，王义钧阵亡，所部700余人葬身东海，余部退回镇海。
历代盐仓境内的防务和战役（下）
作者：孙和军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中法战争期间，盐仓为定海备战重地
清光绪十年（1884）中法开战，沿海戒严。前台州知府成邦干带楚军一营至定海，与定海总兵贝锦泉设防备战。五奎山、獭山炮台钉巨桩两层，筑护土3丈，加固东岳宫山、青垒头、莫家山炮台；加高东港浦至竹山门土城。增筑莫家山以东长堤，藏炮堤下；设西泉岭、姚岙、螺头、茅岭、晓峰、叉页河、长春、西碶、青岭九哨卡；港口钉3杠渔网，布置水雷，撤除附近灯塔灯标，照会英美各国船只不得驶近炮台。
抗日战争中盐仓境内的烽火
1938年9月，日舰一艘在竹山门、五奎山一带骚扰1小时。 1939年1月21日9时，日舰三艘在外螺头洋面，以旗语盘查利宝轮。2月5日12时，日舰三艘，在竹山门至定海道头一带港面，用小艇企图检查停泊的帆船，帆船不从，日舰以机枪扫射。向岸开炮40余发，毁东岳宫部分建筑及商店，炸死庙祝翁阿四。 2月25日，日第四号巡洋舰，在螺头洋面停泊一天。5月9日，日舰三艘，竹山门停泊2小时。
6月23日3时许，日海军大佐来岛茂雄率2个联队、6艘军舰、5架飞机侵犯舟山岛。侵略军分三路同时登陆，一路在沈家门墩头上岸，占领沈家门镇；一路从田螺峙附近上岸，越西溪岭，经小碶冲进定海东门；一路则从盐仓螺头登陆，经晓峰岭扑入县城西门，10时许定海城陷。城内守军县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一大队300余人未作抵抗，由县长苏本善率领撤出北门，后在叉页河长春岭阻击尾追日军，战斗一个小时许撤走。
1939年冬，日军往叉页河等乡扫荡，共抓居民80余人，其中被杀20人。沿海靠岸的船舶全部被烧光。叉页河农民刘榭福结婚，屋内桌凳较多，疑为窝藏游击队，被无端烧毁房屋10余间。
1940年2月7日，日军下乡扫荡，国民兵团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在蚂蟥山伏击日军，毙敌数名，二中队牺牲5人。
1943年春，日军往盐仓、茅洋等地抓捕居民7人，在东门外赵家墩山上枪杀。
1944年10月21日，日军抓捕居民10余人，在城关枪杀2名，其余8名在竹山门海面枪杀。
结 语
盐仓境内，至今还保留着司前、关头山、冒头山、炮台岗等一些与军事防务有关的地名，从老虎山经雅岙岭到西皋岭一线的山脊上，还残存土城墙和掩体的遗迹，这些最大的可能属于古代具有防务功能的设施。古往今来，作为守护定海西大门的战略要地，其军事存在的元素还有很多，比如国民党军撤退时在盐仓抓走了532名壮丁，比如盐仓境内散布着大量的有名无名的烈士墓和军人墓。
朱葆三的品衔
作者：应芳舟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朱葆三（1848—1926），名佩珍，以字行，浙江定海县（今舟山市）人。他是清末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在银行、保险、工商、航运、面粉、纺织、厂矿等行业均有投资。他出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定海旅沪同乡会会长等职，是公认的宁波帮代表人物。
清末的弊政和兵事，造成财政上的困难，政府遂大开捐纳。于是，输资纳官的社会风气大为流行。一批积累巨额财富的宁波帮商人如叶澄衷、严信厚、方性斋、吴锦堂、周晋镳等为谋求政治权益、社会地位，进而保护和壮大自己的产业，纷纷输资以谋得朝廷授予的品衔（封建社会官吏的级别和职务）。执上海五金业之牛耳、享有“买办中的买办”赞誉的朱葆三亦不例外，袁思亮所撰的《朱君行状》称其为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候选道。无论是正二品资政大夫，还是二品衔候选道，都反映了朱葆三地位的显赫，且这与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品衔是旗鼓相当的。
一
朱葆三的品衔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笔者所见最早提及朱葆三品衔的记录是他父亲朱祥麟的墓志铭，即收录在宣统《镇海虹桥朱氏重修族谱》中的《玉书公墓志铭》。光绪五年（1879）是朱祥麟的七十冥寿，朱葆三决定重修父墓。当年十一月，应树棠为朱祥麟撰写墓志铭，参考并较大篇幅地引述了朱葆三提供的其父行状等资料。该墓志铭称朱葆三当时已获得提举衔。提举大多为主管某项专门事务的职官，如提举茶盐、提举水利、提举市舶使等。朱葆三具体为提举何事务的官职，不详。考虑到朱葆三提举衔的取得时间当在墓志铭撰写之前，也就是说，朱葆三在32岁前已是小有职衔的官商了。朱葆三的提举衔系捐资所得，这也是当时富绅得官的主要途径之一。关于输资的数额，《玉书公墓志铭》并没有记载。
一般来说，输资者须先捐得国子监生的身份，然后才可捐官，因此前者是为后续的捐纳打开大门。《镇海虹桥朱氏重修族谱》卷九称朱葆三曾为国子监生。那么，朱葆三国子监生身份的取得，应该要早于其捐提举衔。
吉林机器制造局是清政府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大型军工厂，始建于光绪八年（1882），毁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朱葆三曾办理该局事务三年，任期内成绩卓著，《邸报》为此作过通报。朱葆三五十大寿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时，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任福建台湾巡抚的邵友濂在寿序中称他因办理吉林机器制造局懋赏雀翎。雀翎即孔雀翎，是清代用作赏给贵族与高级官员的冠饰，以翎眼多者为贵。咸丰后，凡五品以上的官员，可捐纳而戴一眼。通过赏戴“雀翎”一事，我们可推知朱葆三此时应具有五品以上的衔位。
二
光绪二十八年（1902），光绪《定海厅志》重刊本印行，在“光绪定海厅志重修职名”中，列具总理、总修、协修、参校、采访、收掌监工等职名单，朱葆三为八名参校人员之一。他的职衔清晰地标注为“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这说明，至迟在光绪二十八年，朱葆三已是三品衔的候补知府。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知名的社会公益活动家、慈善家，朱葆三每逢国内出现重大灾情必会联合中外善士发起募捐，且其本人捐款数额十分巨大。为此，他获得过清政府颁赐的“勇於为善”、“乐善好施”匾额。朱葆三的得官既与自己的赈捐有关，还与朝中大吏的鼎力保举是分不开的。 1904年至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导致我国东北地区百姓受难，哀鸿遍地，惨不忍睹，于是朱葆三与任逢辛、施子英等人发起创办万国红十字会。据记载，朱葆三因创办红十字会之功，被朝廷大吏以道员的身份奏保二品顶戴，后获得光绪帝的允准。此事说明朱葆三在获得二品顶戴之前，已经拥有了道员的品衔。道员是介于省与府州之间的地方长官，又称道台、观察，俗称道台老爷。按照当时的规定，二品顶戴、候选道差不多是富商所能捐纳的最高官职了。
朱葆三除办理过军工企业吉林机器制造局外，还办理过盐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增韫出任浙江巡抚。他闻悉朱葆三的名声和能力后，拍发专电邀请朱葆三共商浙江盐务腐败、盐商侵蚀的补救之法，并奏保朱葆三为上海租界浙盐事务总办。这是地方政府临时设置的用以专项办理浙盐事务的外派机构，委任朱葆三为这一机构的总办官。由于史料所限，我们无法进一步了解朱葆三的具体任职情况。
宣统元年（1909），朱葆三62岁生日时，与他订金石交的陆军部尚书、署两广总督、山东巡抚袁树勋写了一篇《诰授资政大夫葆三仁仲观察大人六旬晋二寿言》。这是对朱葆三“诰授资政大夫”的公开记录。可见，朱葆三所获这一品衔不会晚于宣统元年。
三
以上这些时间节点为我们串起了一条朱葆三的捐官之路，从提举、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一直到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候选道，大约经历了三十年的漫长岁月。由此可见朱葆三对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的不懈追求，与此同时他也创下了清末定海籍商人捐官的最高品衔。按理说，朱葆三有补用知府、候选道的身份，每当遇到职位空缺时有实授的可能，然而终其一生并未能补得知府、道台的实缺。民国创立后，原来封建社会使用的那套品衔封赠制度伴随清朝政府一起灰飞烟灭。
俗话说：“一人飞升，仙及鸡犬。”根据清代官制，已得封典的官员本人称“授”，并可授予其亲属与现任官阶相匹配的封号。尚存者称“封”，已过世的称“赠”。由于朱葆三的关系，其家族成员中有十余人获得过朝廷授封、诰赠的虚衔。他的曾祖父朱武于、祖父朱朝龙为诰赠荣禄大夫（从一品），后均改为资政大夫。曾祖母陈氏、祖母周氏为诰赠一品夫人。父朱祥麟为诰赠资政大夫、母方氏为貤封夫人。妻傅氏，例封夫人；续娶夏氏，例封夫人；侧室关氏封宜人。除此之外，朱葆三的长兄朱佩瑜亦获赠资政大夫。
朱葆三身上有一种把握大局的气概，他对时代的走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之前虽曾屡次捐官、获朝廷恩赐，但是当清政府皇族内阁成立、宪政运动宣告破产后，朱葆三毅然决然与腐败的清廷分道扬镳。在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期间，与一些在沪绅商秘密策动清政府中的军警反戈，进而在上海光复后，顶替沈缦云出任沪军都督府第二任财政总长，为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筹募到了大批经费，作出了较大贡献。
朱葆三与宁波华美医院
作者：应芳舟 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文化在线
宁波华美医院是一所比较著名的教会医院，也是中国最早建立的西医医院之一。它的创办时间可以追溯至1843年，那一年北美基督教浸礼会派遣传教士玛高温医士（D. J. Macgowan）在宁波城区北门佑圣观厢房开设诊所。继玛高温之后,主持医院工作的还有白保罗（S. P. Barchet）、兰雅谷（J. S. Grant）等外籍人士。1951年10月，华美医院由宁波市人民政府接管。 1954年10月，更名为宁波市第二医院。
上世纪初期，定海籍旅沪绅商朱葆三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等重要职务，作为民国时期知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人士、社会慈善家，他生前捐资创办与医药卫生相关或担任重要职务的有：定海长春医局、中国红十字会、定海时疫医院、上海时疫医院、四明医院、上海德文医学堂、吴淞时疫医院、上海广益中医院、中国广济医院、上海浦东医院、岱山医院等。由于史料的缺乏，朱葆三的名字之前很难与宁波华美医院建立起直接联系。
2008年，原华美医院一楼被辟为“宁波市第二医院院史博物馆”。在博物馆内藏有嵌壁民国碑刻三通，分别为《华美医院历史》、《故院长兰雅谷先生劳绩纪念碑》和《宁波华美医院建筑新院扩充设备募捐经过状况》。
《宁波华美医院建筑新院扩充设备募捐经过状况》碑（下称捐赠芳名碑）平分为两段，每段长133厘米，宽99厘米，保存完好，此碑简要讲述了华美医院扩建的缘起以及官商绅学各界募捐人士的名录。笔者在仔细查看捐赠芳名碑时，惊喜地发现在将近400人（含社会团体、企业等）的名录中清楚地镌刻着朱葆三的名字。
据《申报》1923年8月2日题为《宁波建筑大医院募捐》一文记载,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23年正值华美医院建院80周年，当时的院长兰雅谷博士鉴于该院就医人数的剧增和场地设施的局限，于是立下购地建筑浙江最大医院的宏愿。该年8月1日，兰雅谷院长、任莘畊医生到上海筹募捐款，旅沪的宁波籍绅商一致赞成，表示竭力向当时的大善士劝募。
当年9月2日（农历七月二十二）是朱葆三连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的日子，当天“兰医士与任医士赴沪开始募捐，有杜（其实姓屠）景三、朱葆三、周宗良、方椒伯诸君等各输巨款。时未二旬，已募得五万余元矣”（据《申报》1923年9月3日《华美医院开始募捐》记载）。这则报道只是说明了募集善款较为顺利，所获款项数目亦十分庞大，但没有明确朱葆三等人各自捐助的数额，而在该捐赠芳名碑上清楚地写着为该院营建一事，朱葆三共计助募到的资金为银圆1000元，这个数额在所有捐资助募的个人、社会团体、企业名单中名列前茅。
需要指出的是，朱葆三的这1000元银圆是以“助募”的形式，也就是通过他自己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来帮助华美医院募集善款，并非他自己独立出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朱葆三本人也是捐了款的，且这个数目不小，前面提到的《申报》对此已经作了报道。当时的朱葆三已是76岁的年迈老人，但他仍然为了华美医院新大楼的筹建奔走呼告，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华美医院的扩建募捐工作“深得各界之同情， 助者异常踊跃”（《华美医院历史》碑）。医院扩建总计募得现银将近30万元，其中前面提及的屠景三、周宗良分别助银圆5000元、4000元。根据捐赠芳名碑上的记载，笔者发现来自定海籍人士的募捐或捐款不多。然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年定海公学（今舟山中学）的重要捐资者或担任学校重要职务者为华美医院扩建出力不少，除了朱葆三为募捐贡献颇大之外，尚有“火柴大王”刘鸿生助募银圆500元、刘宝余助募银圆100元。
1926年，华美医院利用募捐到的经费和当时拆除城墙时的城砖、城石在老城区北门城墙地基上开始动工兴建院舍。该院的主体建筑是四层楼的住院大楼和三层楼的护士学校，建筑图样由上海圆明园路博惠公司设计，具体承办建筑业务的为孙余生营造厂。1930年4月3日，华美医院新院舍在风景秀丽的姚江之畔举行落成典礼。与此同时，华美医院专门勒石以永久纪念在募捐、捐赠中作出过贡献的人，这就是我们今日尚能看到的捐赠芳名碑等碑刻。不过，捐赠芳名碑勒石时朱葆三早已于1926年9月26日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