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时了的定海老话头
籴米及其他
王光祖与百年品牌“亨得利”
宋高宗与双桥地名的传说
汤岙——海上丝绸之路后勤部
郑克明在舟中的几段经历
地方志上的孝文化
干览小青瓦
“忠济侯”的传说
黄氏贞寿门的那些女人
民国时期的舟山籍航运企业家
舟中历史上第一次高级别讲学
过时了的定海老话头
作者：李世庭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时代在前进，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一下定海的老话头，便会发现有些话已经过时，成为老黄历了。比如有句夸耀某人走过的地方多、见识广的话：“走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这在交通不发达、海岛还比较封闭的过去，确实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但事到如今，出门旅游，走遍大江南北的人多得是，做生意、求学的人也多起来，甚至世界各地都可以去。难怪有人说全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乘上“空客”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走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实在太小儿科了，根本不值一提。
再比如老话头“好吃杨梅皋泄岙，好看老娀里洞岙，”这句话前半截还勉强成立，后半句就过时了，过去的里洞岙深山冷岙，人迹罕至，青山绿水，优美的自然环境孕育出颜值高的姑娘。正所谓钟灵毓秀，生长在天地灵气、美好的自然环境中的姑娘自然长得漂亮，故有“好看老娀里洞岙”之说。可如今，里洞岙已成为新城一部分，汽车从新城行政中心直通里洞岙高峰村，穿过黄杨尖隧道到普陀展茅。城区扩张到了里洞岙，城乡发展一体化，里洞岙的姑娘跟定海其他地方姑娘处在同样的环境中，颜值高低也不可能有多大差别。定海的漂亮姑娘到处都有，并不限于里洞岙，“好看老娀里洞岙”之说已过时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要明白，颜值只是表面现象，无论男女，要注重的是内在的东西，诸如能力、智慧、品格、学识等方面。外表美更要内在美。
老话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一旦时过境迁，老话头便失去了生命力。如老话头“冷冷风里，穷穷铜里”，意思是冷是因为有风，寒潮来时，西北风吹在身上自然感到冷，那么穷跟铜有什么关系呢？穷是因为没有钱，缺少人民币才叫穷，对于今天60岁以下的人来说，“穷穷铜里”就难以理解。孰不知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流通的货币是以铜为原料的铜钱和铜板。据志书记载，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物价便宜，1斤猪肉只卖50余文铜钱，2文钱可买1斤黄瓜或蔬菜。辛亥革命后，使用银元，铜钱不值钱，1元银元可换1150文铜钱。笔者记得定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银圆券迅速贬值，最受人们欢迎的是银圆、银角子，同时以铜板作铺币，两个铜板可以买一只大饼，3个铜板买一枝棒冰，铜板作为货币当时还在市面流通。新中国成立后才使用人民币，作为货币流通的是纸币，铜板、铜钱成了古董。同样原因，以旧事物来说道理的老话头，大多已过时。如“屋里烧缸灶，外头充好佬”“阿黄搡年糕，吃力勿讨好”“笨贼偷捣臼”“锄头拿到鑞店里”“屋山头开门，六亲勿认”等等，“缸灶”“捣臼”“鑞店”“搡年糕”“屋山头”如今都不存在了，当代人不知道这些东西为何物，也就无法理解这些老话头的含意。
社会在进步，从狩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机械生产，接着又将从机械生产转向信息时代。今天如果我们再把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情况拿来说事，显然会跟时代脱节，与现实情况不符。如老话头说“世间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在农耕时代，撑船、打铁、磨豆腐都要用手工操作，得使出很大力气。比如撑船，一条小木船漂在海上，尽管从甲地到乙地近在咫尺，但也得花大力气。用手摇橹既慢又吃力。张一面风帆，依靠风来作动力也不容易，老大一手把舵、一手掌缉，缉就是控制风帆方向的缆绳，根据风向变化，将帆拉到兜风的一面，干这活不但要使劲，还要有点技术。如果老大经验不足，没有把风帆控制好就会有翻船危险。所以说“世间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在过去是讲得通的。到今天，撑船、打铁、磨豆腐都用上了机器，机械化生产，劳动强度大为减轻，体力劳动由脑力劳动所替代。尽管辛苦，但已不是花力气的那种苦。跟撑船有关还有一句老话头“无米过舟山，石米过舟山”，说的是航船从大陆到舟山，因为有风向、潮流等自然条件影响，快的话不须在船上吃饭就可到达，即所谓“无米过舟山”。相反，如果自然条件不好，如遇大风、潮水不好，船在海上要待上好长时间才可到舟山，这就叫“石米过舟山”。所谓“石米”，那是夸张的说法。如今航船都是大轮船，用机器作动力，按时开船，按时到达，不存在“无米过舟山，石米过舟山”的问题。这两句老话头也过时了。
过去称量用旧制，1斤等于16两，那么1两是多少斤呢？1除16等于0.0625，用算盘计算，叫“一退六二五”。“退”与“推”谐音，故而有句老话头叫“一推六二五”，意指某些人有事不敢承担，把责任完全推给人家。这句老话头在过去用得很多，意在批评那些自以为是不肯担责的人。可是如今，称重已不用旧制，而改用10两制，不用再计算1两等于多少斤，算盘也不用了，再去说“一推六二五”，没有人听得懂，这句老话头也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不仅是称重的旧制改了，称重的衡器也发生变化，过去用的杆秤市面上已匿迹，而一律改用电子秤。所以如“小小秤砣压千斤”之类的老话头也过时了。
籴米及其他
作者：应红枫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籴米，现在很少听到有人提及这个词了，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镇居民一日三餐实行计划供应的时候，每一位家庭主妇拿出购粮证时总会说：到粮站去籴一点米来。
“籴米”这个词，是相对于“粜米”而言。第一次知道这个词，是读了叶圣陶先生的《多收了三五斗》一文后才了解的。……那万盛米行的河埠头，一漾一漾地停满了乡下来粜米的小船。可是糙米五块，谷三块的价格，引起乡民不满，但是不粜那已经送到了河埠头的米，也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读完叶老的《多收了三五斗》，也让人难忘计划经济年代的籴米。
在我小学的时候，我随父亲的工作调动居住在舟山定海册子岛一家很小的粮站里。有一段时间，粮站籴米需要搭配杂粮，麦子、番薯干等，秋冬季节一般是搭售鲜番薯。那是我最开心的，不为啥，因为我会有吃不完的新鲜番薯。去那个小粮站里籴米的，大多是当地的一些渔业户口居民，而他们家的自留地里，也大多种有番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粮食实行统一销售价，到粮站籴米，早稻米每斤1角3分8，晚粳米每斤1角4分2。籴去几十斤的米，还要搭售一堆笨重不值钱的番薯，扛着走好几公里村道甚至翻越山岭回家，那些籴米的渔民们怨声载道，很多时候干脆把搭售的番薯送人，甚至倾倒在了粮站围墙外的烂田里了。只要看见门口的田里有番薯，我都一个个地给捡回来，打一桶井水洗干净，在院子的墙角搭几块木版，铺一层稻草，认真地储存在那里，一冬都吃不完。
番薯有很多种吃法，除了洗净削皮后切块在饭锅里蒸煮，还有焐番薯粥、熬番薯糖、做成番薯片，等等。但是我最喜欢吃的，还是煨番薯。在距粮站家属宿舍不远，有一家砖瓦厂，冬天的砖窑，自然是这个寒冷的乡村最温暖的去处。我和同村的孩子们每次都会挑选几条两端大小均匀的番薯，埋在窑洞的柴火堆里，不消一刻钟取出来，剥开番薯焦黄的表皮，一股浓郁的甜香味直钻鼻孔，这个松软甘甜的味道，温暖在我的记忆里，久久没有飘散。
籴米需要搭配杂粮的时代，毕竟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那时一个农村孩子想改变命运，只有拼命读书，才能把“谷”剥成“米”。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国家把粮食经营权逐步放开，粮食不再是专营商品，籴米，也不再是商品粮居民的专属权利。可能是为了解决进城买房农民和部分农村孩子进城上学的户口问题，海岛的户籍管理曾经推行过的“蓝印户口”，成为了一道特异的风景。住我楼上的一位仁兄，因为是农村户口，为了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千方百计托关系，拿出省吃俭用的8000多元钱，把户口买了出来，成了“蓝印户口”居民。第一次拿到了蓝印户口本，终于把“谷”剥成了“米”，开心得乐不可支，也赶紧地到粮油站去籴一回米，感受一下城市人的生活。没曾想，不到半年，形势急转直下，农村户口开始吃香，征地、拆迁、理赔，农村户口含金量急剧暴涨，这位仁兄傻了眼，可这迁移出来的农村户口，想再迁回去是不可能了。眼看着同村的邻居们大把分金，大块吃肉，却和他没半毛钱关系，可把他给郁闷得！而随着“蓝印户口”的取消，凡是在城区买了房子，都可以直接迁移户口，不用再掏钱了，这位仁兄郁闷得直跳脚：亏大了！亏大了！
但是跳归跳，历史的印记是无法改变的。今天我们可以不流行“籴米”“粜米”这样的字眼，粮票、布票等票据也成为了计划经济的时代记忆，但是我们无法漠视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因为对明天而言，我们今天所撕碎的每一页日历，也将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
王光祖与百年品牌“亨得利”
作者：孙峰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提起我国钟表经营行业的品牌，“亨达利”与“亨得利”，这两个百年老品牌可谓家喻户晓，至今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研究这两个百年老品牌的创立，发现有两个定海人功不可没。其中一个还是亨得利品牌的创始人，他就是定海人王光祖。另一个定海金塘人陈文生，他是武汉亨达利的创始人。钟表业百年品牌“两大亨”，皆与定海商人的经营有关，也可见近代以来定海商人走南闯北，勤奋好学，白手起家而颇有建树，其成功在于“敢为人先”创业精神，在于恪守“诚信务实”的企业伦理。
王光祖与亨得利品牌的创立
王光祖是亨得利品牌的创始人之一。关于王光祖的籍贯，一直众说纷纭。
多数资料认定他是浙江定海人，但也有说他是宁波人，甚至还有人说他是浙江海宁人。各种版本，莫衷一是。
笔者在1928年刊印的《宁波旅沪同乡会题名录》的“永远会董”名单中找到了他的名字，这份原始档案清清楚楚地显示：“王光祖定南京黑廊街亨得利公司”，这个“定”字，就彻底解决了王光祖的籍贯问题———他就是定海人。从“题名录”的介绍看，他还是位于南京黑廊街上的亨得利钟表店老板。
从小裁缝到小老板
关于王光祖的发迹历史，有多种版本。这主要是因为，王光祖在各地开设的亨得利钟表店很多，各地关于王光祖的口述资料和回忆性文章也很多，有一些说法就显得不一致。但是，这些说法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王光祖完全是白手起家，靠自身一步一步艰苦创业而成为亨得利的创始人。
一种说法，王光祖是裁缝出身，后来成为镇江亨得利、北京亨得利等钟表店的创始人。王光祖，年轻时是一名小裁缝，可能刚刚学裁缝，裁缝铺的生意也不是太好，于是就和当时的很多定海年轻人一样，想去大上海闯一闯。在上海谋生，一开始他还是做小裁缝。大上海的洋行多，王光祖脑子蛮灵光，经常上门接业务，拉来不少裁缝的生意。一个偶然机会，他给上海一家洋行里的人裁缝衣服，洋行里的人看他跑业务很积极，跑街串门到处走，就提出让他为洋行做广告———穿洋行提供的衣服，衣服上贴有“瑞士表”图案的广告，这相当于现代意义的“人体广告”了。王光祖就这样开始和钟表经营打交道。穿着这一身钟表广告衫，后来他索性做起了钟表的推销，并学会了钟表的维修。再后来，就和两位宁波人联手合作，一起创办了亨得利钟表行。1915年，王光祖凑足一笔资金要开一家钟表店，见上海店家太多，他就去江苏的镇江开了家亨得利钟表店，几年下来，盈利不少。
还有一种说法，王光祖是发迹于宁波，王光祖的身份则变成了一个小工匠。说是，清朝同治年间，浙江宁波来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小工匠王光祖，走街串巷专门修理钟表和眼镜，后来开办鸿升斋钟表店。稍有积蓄，王光祖盘下了一家叫“亨得利”的粉线店(即面店)，改营钟表销售和维修。王光祖的修表技术精湛，因此生意兴隆。
宁波当地有两个小有本钱的人，分别叫应启霖(一说为王光祖的岳父)、庄九皋，看中了他的手艺，出资和他合伙在宁波东门街(今解放路)开了一家钟表眼镜店，牌号“二妙春”，那是1874年的事。“二妙春”规模不大，全部业务依靠修理。应、庄、王，这三个人就是后来亨得利品牌的创始人。三个人各有长处，应善于经营，精通财务，王和庄两人均精通修理，生意逐渐见好。1890年前后，应启霖买彩票中了大奖，用这一笔巨款，三个人在宁波双街(今滨江路)创立钟表行，并正式取名叫“亨得利”。这个店名还是取得蛮有意思。“亨”，乃大也：“得”即多得，“利”即红利，合在一起就是“亨通四海天下得利”的意思。当时上海有一家“亨达利”，是法国人开的洋行，经营医药、钟表等洋货，他们三人合计给钟表眼镜店取名“亨得利”，也意在与洋行抗衡。
1911年王光祖等人在杭州设立分店，1915年在上海设立亨得利钟表行，1928年成立了亨得利钟表总公司。从此，生意亨通，四方设店，相继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设有六十多家钟表眼镜店。
“亨得利”北方经营区域的大总管
1915年，在上海开创亨得利钟表行的时候，王光祖和两位宁波的创业伙伴就一起制订了业务发展规划。三个人做了分工：一路由应启霖负责，从宁波向杭州、上海方向发展，另一路由王光祖负责，由宁波向南京、天津、北京等北方区域发展，庄家则主管上海大明眼镜行的眼镜业务。三人商定，每开设一处分店，应、王、庄各占股份百分之三十。
大约在1915年前后，王光祖已经在南京扎根，开设亨得利钟表店的分号，并把家庭也迁徙到南京，他的儿子王惠椿就一直跟着他，先在南京华中公学读书，后来到亨得利上海总店做学徒。王光祖所管辖的往北京发展的这一路，积极奋进，在沿途各埠拓展业务，广设分店，屡有建树。1918年创建天津亨得利，1920年创建郑州亨得利，1922年在天津设立大明眼镜分公司……1928年前后，他的三个儿子也已经学业有成，因此王光祖也采取家族式的连锁经营来拓展业务。大儿子王行龙，在天津创业，次子王仁慈在重庆发展，三子王惠椿则在北京创业。其他各地的分店，也基本是依托宁波籍的同乡人经营，店铺雇佣的也多是浙江人。据周震康老先生介绍，其祖母有一个侄子，叫陈耀宗，就在沈阳开亨得利钟表店。因此王光祖开设的亨得利各地分行里有不少定海籍老乡。
王光祖的第三个儿子，王惠椿在北京的经营最为出色。
1927年，王惠椿独资在北京前门外观音寺大街9号，开办其在北京的第一家亨得利钟表店，由于地处南城故简称为“南亨”。
“南亨”的建筑是一幢杏黄色的三层楼，一楼营业厅，按其经营特点设计成八卦形，显得别致、宽敞、明亮。摆上琳琅满目的钟表，显得更加豪华。王惠椿精通生意，买卖越做越好，不到三年积资甚多。1930年，又在王府井大街开办“亨得利”东城分店，因地处东城故简称“东亨”。随后又在王府井大街兴办惠龙钟表店，在西单北大街291号兴办西城“亨得利”钟表店，简称“西亨”。这就是当时享誉北京的“四大钟表店”，皆为定海人王光祖家族所开设，王惠椿是这四家钟表店的总经理。总店和批发庄设在“南亨”，各分店由总店统一管理，统一核算，分店每天的销售款在业务终了后，如数送交总店，进、销、人、财、物大权都掌握在总经理王惠椿的手中。
亨得利在全国享有盛誉，是因为亨得利的经营非常规范，其中北京亨得利堪称是亨得利品牌的模范。
首先，经营方面，亨得利董事会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店员从学徒开始，就得讲“和气”，懂礼节。对店员的仪容衣着、言谈举止、生活作风管理严格。站柜台要求穿戴整齐，夏穿长衫，冬穿长袍，站姿端正，不准在店堂吸烟和聊天，等等。
其次，品牌方面，注重信誉，绝不做砸牌子的事情。亨得利是全国连锁经营，一荣俱荣，任何一家分店都代表总行的形象，任何一家分店也都是依靠总行的形象而被消费者所认可，因此亨得利重视企业品牌和信誉。亨得利对本店出售的商品，全部印有“亨得利”的商标。就是瑞士进口手表、挂表的表面中间英文品牌下面，生产厂家也特意写上“亨得利”三字，这也充分说明外商对亨得利品牌的认可。信誉基于服务质量，根据顾客“走时准就是质量高”的消费心理，亨得利在钟表的准确度方面狠下功夫，对出售的落地钟、坐挂钟，在出售前都要经过仔细检验，试走三天三夜，天天校对，发现毛病，修好再售。为了扩大宣传，王光祖等人还把带有“亨得利”字号的落地钟、挂钟无偿地赠送给各大戏院，悬挂在剧场休息厅里以扩大影响提高信誉。
第三，用人方面，注重技师培养，高薪留人。王光祖和王惠椿招收徒工选人很精，进店要有两人作保，经过三个月考查，择优留用，能力低者坚决辞退。学徒期三年，要求学会收货、卖货、算账、包扎等技术，要能辨认商品的产地、规格、质量及其使用常识，特别是要学会接待各种不同的顾客，揣摩顾客心理，随机应变，想方设法把生意做成，还要学会修理业务。满师以后的学徒，再经过几年的培养，就成了较高级的钟表技师。钟表技师和普通营业员的收入都普遍较高，和经理们的收入差距不是很大。一般分行经理的工资在25—30元左右，副经理25元左右，而修理部的“把作”主任(即技师)和副经理不相上下，普通营业员约为10—20元，分行全体人员年终享有两个月的额外工资，职工食宿也由公司负责，这样的待遇当时是少有的，这也得益于亨得利的营业利润比较高。
第四，是生意精。进货是否适销，直接关系到经营的盛衰。“亨得利”的进货大权一直掌握在王光祖等这些总经理手中，他不但熟悉各种商品的质量、产地、行情，而且掌握市场的信息，能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经营品种。亨得利以经营高中档钟表为特色，在服务上，总行和分店实行联合保修，在钟表保用期内，都可在就近的亨得利钟表店免费修理。因此颇受消费者青睐。
王光祖，这个定海籍的亨得利创始人，为亨得利的市场拓展和品牌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堪称是我们定海籍的“钟表大王”。
宋高宗与双桥地名的传说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800多年前，在舟山，名不见经传的定海紫皮岙，因为留下了皇帝的足迹，而留下了步步为尊、处处显圣的地名和传说。
北宋末年，由女贞族建立起来的金国逐渐南侵，宋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分两路攻入宋都开封，掳去徽、钦二帝，北宋宣告灭亡。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史称南宋。建炎三年春，金兵再次南侵，宋高宗仓惶逃至杭州。金兀术率军分两路渡过长江，建炎三年(1129年)冬，金兵攻明州(今宁波)。赵构等文武官员于十二月十九日把文物装在几只楼船中与南宋官员一起，从定海(今镇海)乘楼船逃到昌国(今定海)。从宋高宗上岸的地方到落脚点里廻峰寺，大概五六公里的路程，却有着一连串有着皇权色彩的地名。
原来的紫微庄叫紫皮岙，因为有宋高宗的不期而至而风生水起，有了辉耀史册的“斗数之星”紫微星之尊贵名号命名的地名———紫微。紫微星是帝王之星，把紫皮岙改名为紫微庄，可见宋高宗对这个救了他一命的偏僻山岙的钟爱和感激之情。
宋高宗在老塘山嘴与野鸭山之间登岸。当时那里一片滩涂，船就搁在泥涂上，就叫来许多乡民充当纤夫，将船拉上来。从此，为皇上拉过纤的地方就叫“纤头”。由于舟山方言“纤”与“溪”相同，且农村多习惯用“溪”字，所以现在就成了“溪头”。高宗终于上了岸，他回头望望大陆，只见滩涂如畈，潮水翻涌，就称之为“畈潮”。他踏上这坚实而远离战争的土地，十分感激这里的乡民接纳他来避难，他认为自己是“万岁”，而他的皇亲国戚们是“千岁”，就封这里的乡民为“百岁”，从此，这里的村民身体也特别好，民谚说这里的村民是：“吃吃胡泥浆，走路蹬蹬响(舟山方言，指身体好)。”
宋高宗在无限感慨中迈开了在定海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步，人们称之为“天童”(天子在定海最初的路程)。他行走了约几百米，到了一座小山上，在群臣的搀扶下，上了马，坐在了马鞍上，这座小山也就被称之为“马鞍山”。宋高宗策马往紫皮岙狭门奔去，落脚在狭门的里廻峰寺。他在里廻峰寺住了7天，二十六日又往南到台州等地，几经周折，终于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朝。
宋高宗到昌国紫皮岙避金之事，地方志和不少史书都作了记载，民间还有许多动人的传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民间故事《新婚女子三日王》《康王告状》和《宋高宗与芋艿筵》等。
从南宋迄今，漫漫八百多年的岁月，“紫微”“溪头”“畈潮”“百岁”“天童”“马鞍山”等名称一直作为村庄名、公社名、乡名，代代相传。
汤岙——海上丝绸之路后勤部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翁山县自唐开元26年(738)置县以来，舟山逐渐繁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驿站。
古代明州通往日本，务必经过普陀山，而从明州到普陀山，则是往舟山本岛的岛北走的。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要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港口，供人马进出、憩息，栈货交易。古代舟山港口究竟设立何处呢？
《舟山日报》2011年7月15日,李国华同志《日本遣唐使团在舟山的海上行程新探》一文，引用《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七日午时，遥见云山，未时，着大唐明州之扬扇山；申时，到彼山石丹岙泊，即落帆下碇。李国华同志认为：云山是珞迦山，扬扇山是指黄杨尖山，那么石丹岙应该是梁横岛。他又佐证当时梁横岛，已有酒坊，“十几位衣着华丽的盐商在这里喝酒并不奇怪。”
如果说梁横岛是当时海口一集市地，那么，作为一个面积仅十几平方公里的悬水小岛，附近必定有一个更大的集市或港口，作为支撑梁横的后盾。
梁横岛是一歇脚亭，一块跳板。真正的港口才能让过往船只补给食品、饮水等物资，给出入旅人憩息，栈顿货物，乃至商品的交易……梁横岛对岸必定有一个港口。
一句顺口溜：游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呒没到过汤岙大坑口。
汤岙大坑头，地处北蝉中部靠海边的偏僻地方。这句话有二个意思：汤岙大坑头冷落的山岙没人问津，冷落的地方和三关六码头，在人们的思维形式中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对于游三关六码头的人来说汤岙大坑头不屑一谈，这是其一；其二，汤岙大坑口即是历史上的三关六码头，这个千百年前曾经繁荣过的码头，现代人任你周游世界也未曾“到过”。
小展在汤岙附近，大坑口那里人为防抢劫解放初已搬到小展。南宋时代的宋太师余天锡诞生在小展，他的祖父余涤为雅舍观海，定居小展。其实小展历史上交通发达，一门三尚书的显赫家族，为进出方便，居住在闹中取静之地自然在情理之中。
汤岙、大坑头具有建港口的自然条件：这里海岸吃水适宜，附近少浅滩、少岛礁，汤岙大坑头左边有钓门、钓山，右边有小展南风湾，两边的天然屏障使这里风浪不起。为船只的出入和停泊提供了方便和可能。白泉、浪洗的一带有灌门、水太急了，舵手说：老大好当，灌门难过。因此渔民和船工都说在这一带驶船放心。
它背靠息沙岭和小展岭，翻过山便是地域宽阔的北蝉岙和小展岙了。这里有三条古驿道(岭)，东边是摩鼻岭通往展茅，南边和西边有弄堂岭和贩鲜岭去白泉和定海十分方便，那弄堂岭曾经是余天锡的八乘大轿过往之处。说起贩鲜岭话头更长，北蝉庄海岸线特长，所产海鲜品也特多，从解放后北蝉各渔业大队几十年来渔业捕捞量占定海区的1/5还多，类比历史上的海鲜品，于是就有了贩鲜岭，如果汤岙有码头，那么舟山人所需要的铁器、铜器、陶瓷品、粗布、丝绸、木头、竹子等还有生产的盐、水产品，都将在这里装卸，还有经商的、办事的、走亲的、进香的人……这个码头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留意旧定海志有关的地图，对汤岙的历史会有更新的认识。
汤岙大坑头在北蝉庄不起眼，这样的小岙山丘屈指在北蝉少说有两百多个。笔者翻阅1882年纂成的《定海厅志》，其中，北蝉庄图中在仅有的五个自然村地名(岙)中，标有汤岙和井湾山(大坑口就在井湾山脚)。民国初的《定海县志》列岛分图中亦标有汤岙。这并非偶然，是与这里的辉煌历史有关。
回过头来说这《定海厅志》中的地图，北蝉的汤岙边标有望姑台，钓门边有钓鱼台，小展海边有赤石台(解放初小展岭还有烽火台遗址)，这些“台”是古代的国防设施，汤岙繁荣历史的标志既令人欣喜，衰败的象征也令人哀叹。
这些国防设施大概是明朝时构筑的，明朝嘉靖年间浙闽沿海地区是倭寇侵扰的重灾区，嘉靖皇帝先后命朱纨、王抒、张经、胡宗宪等大臣来浙江经办军务，抗击倭寇，在沿海加强国防时他们构筑了这些“台”。也有人说是明初汤和大将军构筑过烽火台，明朝为震慑和打击倭寇而建的。这些“台”成了本岛防守链，屹立在要塞，汤岙大坑口这个北部港口尽显威严。
郑克明在舟中的几段经历
作者：汪国华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一、保尔·柯察金班班主任
1951年9月，郑克明被分配到定海中学任教。
他当时任教高初中政治和高初中生物两门课程。任课多，工作量多。
1952年，舟山中学大力开展学习英雄、争当英雄的活动。正好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42年出版的梅益译本的基础上，请专家根据俄文原本编校补充，重新出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一时争相传阅。郑克明老师当时担任高二(1)班班主任，他就在班级里介绍了这本书，介绍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学生们。学生们喜欢上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当一个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话摘录在每个学生的笔记本上，教室里贴出了保尔·柯察金的语录。在郑克明老师引导下，学生们满怀对理想和英雄的憧憬，用英雄的事迹来激励自己，决定以保尔·柯察金来命名自己的班级。1953年的春天，经学校同意，高二(1)班成为舟山中学第一个以英雄名字命名的班级。命名以后，他们在英雄行为的鼓励下，积极上进，刻苦学习，班级的学习风气、组织纪律性有很大转变。
不久，保尔·柯察金班向全校作了学习经验介绍，指出英雄行为是推动班级进步的主要力量。于是全校各班纷纷以英雄名字命名以自励，有组织地阅读英雄的传记和小说，学校抓住这一苗头，因势利导，开展全校性的学习英雄、争创英雄称号命名的班集体活动。全校出现了许多以英雄命名的班级，如马特洛索夫班、邱少云小组、黄继光班等，争做英雄和树立崇高理想是当时教育的特色，学校注重理想人生教育，引导学生们像英雄那样或轰轰烈烈，或在平凡的工作中累积成不平凡，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进行优良品行的修炼。
而他对学生也很关心。高考投考报名时，总是结合学生的特长，给予指导，使学生投考效果良好。王德槟当时因身体情况想填报农科动物学，他就建议王德槟考虑植物学科。
王德槟接受了这一建议，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进入中国农科学院。不仅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所长，还是舟山蔬菜科技的义务顾问。张华俊因父亲病痛等原因想报考医学专业，郑克明从他的成绩角度分析，认为外语成绩一直不错，国家发展将会需要外语人才，建议他报考外语专业。张华俊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报考了俄语专业，录取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后来张华俊对他女儿也从这一角度考虑，女儿毕业后分配到中央财政大学，现为教授。刘天惠报考无线电专业，他就非常支持刘天惠，刘天惠顺利考入南京工业学院无线电专业。
二、生物教学与勤工俭学
1953年起，学校进行劳动技术教育和开展“小五年计划”活动，学校每周安排两节劳动课，学生种植向日葵、蓖麻等油料作物，将果实卖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学生在农忙季节下乡支农一星期。使学生在课堂上掌握生物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农业生产知识与技能，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和勤劳刻苦的品质。
当时作为生物教师的郑克明，对于生物课就更注重了实践。1955届毕业的张华俊回忆说，郑老师生物学科是很生动的，学生爱听，不论是涉及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或米丘林理论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班级中的钱人俊、王德槟等住在城北的学生有兴趣在课外捉野猫进行解剖，做测试生物电效应等实验，都是受到了郑老师的影响和指导。
1958年，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蓬勃开展，并且取得成效，《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浙江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时事手册》《中国青年》等报刊先后作了报道。学校就更大规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生物教研组长的郑克明老师接受了新的任务，专职领导学校勤工俭学、农副业部分的发展业务，他开动脑筋，工作积极负责，按照上级的要求，白虎山的土地开垦种植起来，养兔、养猪、养鱼等项目也开发出来。1959年又接受了新的开垦任务，到蚂蝗山垦荒200亩。
三、把英语课教得生动
1964年，由于当时与苏联的关系发生变化，外语不教俄语，改教英语了。这样学校的英语老师不够了，当初很多老师就改教英语。郑克明自然也接受了学校的分配改教英语了。
郑克明明白，教中国孩子学外语，没有语言氛围，如果不讲究方法，就会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他就想方设法把语言课教得生动活泼。初中六四届学生柳新民谈起郑克明老师上课，就充满一种钦佩。他说。郑老师教了他初三一年英语，讲课生动，形象，很生活化，把词语的意思跟读音连起来讲，教“主席chairman”，他先教“椅子chair”和“人man”，然后两者合起来，椅子上的人就是主席。教喇叭，他先教“大声loud”和“说话者speaker”，然后就说大声说话者，是什么，然后引出“喇叭loudspeaker”，他用这种音与意交互拆合的方法，学生学得有趣，就一下记住了。有时侯把英语词语故事结合起来，这样生动有趣，使学生兴趣浓烈，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对于学生学习英语，他还采用鼓励激励的方法，先进带后进的方法。他重视英语的书写。有一次学生顾若芝英语考了99分，可是她答卷整洁，书写优美清晰，郑克明就给加了一分，为100分。并在学生中讲评，引导学生书写整洁。
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还通过收听外国电台来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发音标准。
地方志上的孝文化
作者：李世庭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孝道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定海历代地方志倡导孝文化，书上载有许多孝子尽孝的故事。地方志因限于体例关系，有关孝子的故事散见于《人物》《选举》《艺文》等各章、节中，往往不易察觉。地方志记载这些孝子的故事，对后人起着启迪和教育的作用。本文选述几则以飨读者。
日常生活中的孝子故事
孝子的孝行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熟知的经学家黄式三便是这样一位大孝子。光绪《定海厅志》说他“事亲以孝闻”，长辈的饮食起居都由他亲自照料安排。他“学无所不窥，并包六艺，斟酌诸儒，不域于门户之见。”他饱读经史，著作等身。《浙江通史》称他的学术著作“皆卓然可传世，”他的学术成就“让古老的汉学在浙江闪烁了最后的光耀”。黄式三学术地位这么高，可是他只是个“贡生”(秀才)，为什么呢？《光绪厅志》说：“道光十四年(1834)，黄式三赴乡试，母裘氏以暴病卒于家，驰归恸绝，誓不再应试。”黄式三在去宁波赴乡试途中得知母暴病死，他当即回家治丧，悲痛欲绝。他以为当初自己在家照顾母亲，母亲不至于暴病而死，他感到后悔，因此发誓，从此不再离开家门去参加科举考试。不参加科考就没有当官的机会。黄式三为了尽孝，不惜放弃科考，把侍奉长辈看得比追求功名利禄还重要。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的话：“礼可以治情，可以淑性，可以定命，”“礼”也包括孝道。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真正做到身体力行。鉴于他的孝道和学术成就，去世后，他的灵位被供奉在孔庙乡贤祠，春秋两季受地方官民祭祀。
白泉有个孝子叫刘炳灿，嘉庆年间人。一天，他所在村子发生火灾，延烧到他家楼房。他首先想到的是住在楼上的父亲，急忙跑到楼上，用棉被裹上父亲背着就走。不料这时楼梯被火烧塌，刘炳灿只得背着父亲，循着房檐绕到屋后，费了好大劲翻过院墙，把父亲安置在安全地带。当他返身来救楼下的妻儿时，房倒屋坍，不见人影，已经来不及了！秀山人厉志写过一首赞刘孝子的诗：“丙戌仲春火其屋，夜半登楼抱父哭。负父突出烟焰烈，下屋妻儿救不得。妻儿死，岂不怜？保厥父，在所先。妻儿虽死亦谅我，事在仓卒无两可。呜呼炭山之巅树蒙密，父及妻儿森墓碣。妻儿当日无完肤，乃父千载有全骨。”刘炳灿妻儿惨死，令人痛惜，但“事在仓卒无两可”，其冒死救父的孝行还是值得称道的。白泉炭山有孝子刘炳灿墓。
与刘炳灿同时代有个叫李巽占的秀才，其孝行也十分感人。李巽占父亲早亡，家贫如洗，靠他当塾师所获的微薄报酬，与母亲艰难度日。因穷吃不起白米饭，常年靠吃番薯等杂粮度日。所幸李巽占当塾师的主人家较富裕，李巽占一日两餐都能吃上白米饭。李巽占不忍心自己吃米饭，而让母亲吃番薯，每当晚饭时，他自己不吃，悄悄把饭包起来带回家给母亲吃。母亲不肯吃，要推给儿子吃，母子俩推来让去，李巽占流着泪求母亲，母亲才答应吃饭，把番薯给李巽占吃。
浙江巡抚阮元察访到舟山，听说了这件事，很受感动。他拿出银钱给李巽占。这个穷秀才有点傲，以为君子“不食嗟来之食”，谢绝了阮元的舍施。阮元说，“你不是孝敬你母亲吗？你拿了这钱去给你母亲买一件她最想要的东西，让她高兴高兴不是很好吗。”李巽占这才收下钱，到市上去买了件珍贵的礼品送给母亲，果然博得了母亲的欢心。阮元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焦循，焦循写了首赞美孝子李巽占的诗，题为《番薯吟》：
母食米，儿食薯，母心不豫。
母食薯，儿食米，儿能不泣涕？
海水汹汹浪拍天，
中有斯人行独贤。
使君与金谢不受，
无名得此身之咎。
使君曰，汝勿却，
姑买市中珍，归为贤母乐。
李生叩首纳金去，
两眼纷纷泪如雨。
清代推行征辟为官的制度。就是对既有一定文化知识，品德又高尚的人，地方官可以向朝廷推荐，经吏部审核通过后封官。不久，阮元就把李巽占推荐了上去，李巽占被封了个“浙江督学”的官。虽然品位不高，俸禄有限，但让他娘儿俩吃上白米饭是没有问题了。李巽占墓建在东门外孝顺山嘴头。
战乱中的孝子故事
舟山历史上多灾多难，战乱不止，当灾难来临时，更显得孝子的孝行难能可贵。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犯境，在东南沿海烧杀、抢掠，岛上百姓纷纷逃难。定海西门外有个叫金子深的青年，身材魁伟，力气很大，他觉得家住在山坑里不安全，便带着母亲想迁居到城里。他手拿一杆梭镖当防身武器，护着母亲走到南墠桥头，碰巧遇上一伙倭寇。那倭寇见到女人就动了色心，“哇啦哇啦”叫着要抓人。尽管敌众我寡，金子深只有一个念想，即使豁出命来，也要保证母亲安全。志书上说：“子深挺枪以待，声振山林，贼委去。”金子深举着梭镖，屹立桥头，大喝一声“狗强盗，你敢过来老子就捅死你！”他嗓门特别大，话音在山谷间回荡，连山上的林木都震动起来。他那威武不屈敢于拼命的样子把倭寇吓倒了，灰溜溜地退去，金子深和他母亲终保无恙。金子深以命相搏保护母亲的孝行在民间传为佳话。
有个姓郑的孩子，倭寇杀死他父亲的时候才七八岁。他看到父亲被杀，伏在父亲尸体上大哭不止。倭寇原想留他一命，不想那个孩子怒视着倭寇，伏在父亲身上不肯起来。倭寇举起刀来索性将那孩子也杀了。事后，家族里的人来替他父子俩收尸，发现那孩子身首异处，可是双手还紧紧抱着他父亲，怎么扳也扳不开。人们都说这孩子对父亲孝顺至深，死也不肯分开。因为他姓郑，排行十三，就叫他郑十三孝子。当年的昌国县知县宋继祖专门为他写了祭文致祭。
明末清初，舟山一度成为明末遗臣反清复明的基地。清顺治八年(1651)，清兵终于攻占了定海城，于是对定海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即所谓“屠城”，见人就杀。据史书记载，当时被杀的有18000余人，尸体堆积如山，后来火化后合葬于龙峰山麓同归域。
定海城里的刘贞升一家也在被杀之列。当时刘家只逃出两个人：一个是贞升的母亲，她娘家在宁波，当时她正好回了娘家才逃过一劫；还有一个就是刘贞升，因为他年幼，他父亲要为刘家留下一线血脉，把他藏了起来，未被清兵发现，才免于一死。其余人全死在清兵刀下。这事发生在顺治八年辛卯之役。五年之后的顺治十三年(1656)，清朝廷实行“海禁”，强迫舟山岛民悉数迁往内地，岛上房屋、船只全部烧毁，不准片板入海。浙江提督田雄亲自带兵来到舟山驱迁岛民。这时，刘贞升已长成英俊少年，聪敏伶俐，人才出众。田雄见了十分喜爱，就带上刘贞升，当了他的勤务兵。
刘贞升跟着田雄住在宁波衙署，每天受田雄差遣。刘贞升想，清兵杀了我全家，是我的仇人，我怎么能在仇人手下做事！一天，他趁人不注意逃出了提督衙署。在宁波，他人生地不熟，不知往哪里走好。为了安全起见，他想还是往山岙里走好，于是一直朝山区走去。天黑了下来，他走得又饥又渴又累，想找个地方歇脚，正好发现前面山脚下有一座寺院，他上前去敲门，发现门楣上写有“普光”二字，原来是一座普光寺。来开门的是一个老妪，面貌十分慈祥。她把刘贞升迎进门去，倒水、拿点心给刘贞升吃。她问刘贞升从哪里来？姓甚名谁，家住何处，因何流落到此？刘贞升一一作了回答。那个老妪听后便大哭起来。原来那老妪正是刘贞升的母亲。当年她在娘家听说清兵屠城，家人遭难，她觉得前途无望，便投身佛门，在普光寺落发为尼。想不到无意间与儿子相逢，不由悲喜交集，母子俩抱头痛哭。刘贞升说：“娘呀，儿子不孝，让你受苦。今日苍天有眼，让我母子团聚，我还是陪着娘回老家去吧。”老妪说：“舟山正遭封禁，老家回不去了。今日见到我儿，我心已满足，别无牵挂。我儿还年轻，只管自己去讨生活吧，不用管我了。”刘贞升忙说：“不不，我怎能忍心离娘而去！娘不走，我就陪娘在这里。”就这样，刘贞升在寺后租了间房子，开了家小店，做些小生意赡养母亲。一天，有个福建商人经商来宁波，看到贞升孝顺母亲，非常感动。福建商人膝下无子，他回福建时，把宁波的财货委托贞升经营，同时在生意上帮贞升赚了不少钱，让贞升母子过上了优裕的生活。后来福建商人病故，刘贞升把他的财产一分不少地转交给他福建的家属。这个故事看起来很有点戏剧性。
定海版的《杨三姐告状》
电视剧《杨三姐告状》讲的是少女杨三姐为了替她屈死的姐姐伸冤，她冲破重重阻力坚持告状，在她百折不挠的努力下，终于打赢了官司，沉冤得雪。乾隆年间定海有个姓夏的少女，为了替她父亲伸冤，跟杨三姐一样坚持告状，不过最后没有打赢官司，而她自己客死外地。人们有感于她的孝心，称她为夏孝女。定海进士陈庆槐根据她的事迹，写了一首以《夏孝女》为题的诗：
南山下，夏氏女，年十八，以孝首。
父礼和，老无子，与人讼，事涉赌。
词多诬，县官怒。官如狼，吏如虎。
索千缗，父不与；与五百，吏不许。
死于吏，死于官，死于卤。
女哭之，摧肺腑。
女有母，有庶母，有从兄，兄也鲁。
父尸寒，父尸腐，官来验，吏作忤。
来来来，视妾父。
父何辜，妾何怙？
婿范生，来焚楮。
女伏苫，泪如雨，不报仇，忍归汝。
身未入，范家户；足未踏，范家土。
生死别，此一举。
朝出门，暮击鼓，讼诸道，讼诸府。
讼弗克，诉巡抚；抚饬道，道饬府。
讼弗克，女发竖，妾入都，控刑部。
母曰嘻，天与祖，父何辜，妾何怙？
是月也，天大暑。
女往返，都城七，省城五。
至是病，力犹努，重装束，具舟舻。
日风餐，夜露处。次西兴，病不愈。
赍志殁，于逆旅。
殁之夕，目瞪视，口血吐。
于嗟乎！
女谁伍？西兴潮，南山石，共千古！
夏孝女的父亲夏礼和遭人诬陷，县官判他偿还赌债千缗。一千文铜钱为一缗，千缗就是一百万文铜钱，这在二文铜钱可买一斤菜、五十文铜钱买一斤肉的当时，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夏礼和想尽办法只能拿出五百缗，而官府一定要逼他偿还千缗，夏礼和无法可想，喝盐卤自杀。夏孝女决心为父伸冤。她有个姓范的未婚夫，当那个未婚夫“来焚楮”的时候，(焚楮就是烧纸钱)，夏孝女便伏在父亲灵柩前的草垫上哭着对他说，我要出去告状替父报仇，这一去生死难卜，我向你告别。
夏孝女离家到郡城，告状告到知府衙门，告到道台衙门，又往省城告到抚台衙门，结果各大衙门之间推来推去，始终不予受理。夏孝女告状一直告到京都刑部大堂，还是没有结果。夏孝女只会感叹：“父何辜？妾何怙？”父亲无辜遭害，而自己是个弱女子，无权无势，无所依靠。家里的母亲只会说，女儿你太苦了；庶母(夏礼和的妾)一言不发；从兄(夏礼和收养的义子)性格粗鲁、不通情理，按今天的医学术语说是个智障人。只有夏孝女孤身一人为父伸冤而奔走。时当酷暑，夏孝女心力交瘁，累倒在回程途中。她在西兴驿站(在今萧山市西北近海处)一病不起。心狠手辣的仇家买通西兴驿站的驿官，用毒药将夏孝女毒死。她死时“目瞪视，口血吐”，是毒药发作的症状。陈庆槐诗中用“西兴潮、南山石、共千古”作结，赞扬夏孝女不屈不挠为父报仇的孝道精神像西兴潮、南山石一样可以留传千古。志书上说，定海县西十六里西皋岭范家岙有夏孝女墓。
干览小青瓦
作者：定海史志办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定海岛民盖瓦房不可能从大陆上输入小青瓦，那样的成本太大了。位于定海北端的干览镇，是最早进入岛内的定海人定居点之一，通过长期艰苦的“荜路褴褛垦辟草莱”勤劳耕作之后，经济上的积蓄才有了改善住房条件的念头，就地取材制作小青瓦盖瓦房很可能就是从这里开始，最后逐步普及到全岛。
小青瓦规格，一般呈弧形，两端略呈大小，小端弧线长15—17厘米，大端20—22厘米，高20厘米左右，厚0.8厘米,是由一个上小下大的圆筒状的泥坯四等分而成。民间有“万三间，薄薄摊”的说法，是指普通的三间瓦房至少得一万张小青瓦。盖瓦时，先以屋脊至檐边朝上叠放(小头向下)铺成纵向，称为“底瓦”；每一纵的缝隙间再叠放覆盖之(大头朝下)，称为“面瓦”，盖成后其形如鱼鳞片，雨水皆不得进矣。
制作小青瓦要通过拌泥、打坨、制瓦筒、晒瓦筒、拍瓦筒、装窑、烧窑、泱水、出窑等一系列的工序，最后才能成为成品。其中“拍瓦筒”就是将一个四块小青瓦连在一起的干燥瓦筒(泥坯)，轻轻一拍，裂为四块瓦坯，民间为此有个谜语：“一掌拍，四分开，进龙门，考秀才”，著名的“瓦解”一词也由此而出。
干览出产的小青瓦由于受火焰烧烤和骤然的水淬作用，出窑时成为一种黛青色的陶制品，几百年来沿用至今没有大的改变，它的主要缺点是易碎、受雨吸水后增加重量，同时也易被大风刮动。
由于制作方便，同时也为了在运输上的便利，其后有不少乡镇的小砖窑均能就地生产，所以干览镇也逐步失去了小青瓦唯一产地的地位。
“忠济侯”的传说
作者：黄志和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歌曰：蛟龙盘踞西后门，
黑浪盖天害苍生；
义士挥起三尺剑，
为民除害留芳名。
以前，定海紫微乡墩头村的“黄氏宗祠”正中，有一红底金字的“敕封忠济侯”御匾。说起这道御匾的来历，这里还有一则鲜为人知的故事。
话说明朝嘉靖年间，在定海岛与金塘岛之间的西堠门水域，盘踞着一条蛟龙，经常在这条水道兴风作浪，匡害来往船只，弄得船翻人亡，人人恨得咬牙切齿，个个吓得胆战心惊。但面对这条凶暴的孽龙，却无能为力，只能任其猖獗。眼见得海难事故频频发生，急得定海知县屡屡上本朝庭，请求除此孽龙。然而，嘉靖皇帝也是束手无策，只得召集文武官员廷议。结果，还是通政司大堂邹应龙出了个主意，要嘉靖帝出榜安民，并招徕天下豪杰，除此孽龙。想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嘉靖帝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在舟山一带张贴皇榜，悬赏招贤除妖。无非是若有勇夫除去孽龙，无官的平地起官，有官的官上加官，封妻荫子，世有荣封之类。
皇榜一出，惊动了紫微乡墩头村一位义士黄廷国，此人身长六尺有余，面如重枣，目若朗星，海底无须，勇力过人，自幼炼就一套潜水的好功夫，潜入水中可以一昼夜不露面；一双喷血似的眼睛，在水中看物数丈之内，了如指掌；身手敏捷，能徒手捉鱼，生食充饥，乡闾号称“浪里白跳”。黄义士家有老母，妻子贤孝，生得一子，已有七岁。这天，揭得皇榜，回到家中，正与母亲、妻子商量斩蛟之事，只听得鸣锣喝道之声由远而近，一乘八抬大轿已到草堂前。知县大人下得大轿，摆出一副从未有过的恭敬，献过礼品，用茶已毕，然后无非是一番深明大义、为乡闾增光、为百姓除害之类的客套话后，接着就问斩蛟有哪些东西需要本县筹办？何日动手之类。黄义士道：“需要二十八名强壮的勇士，按周天二十八宿；另备红黄蓝白黑的旗幡、号衣，按金木水火土五行，临时听用；五只大船，按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围攻蛟龙；二名童男童女，左右护定；还须七斗白米、七斗红米和爆竹火炮、金鼓器乐。择定六月初六除妖，五更造饭，凌晨在‘野鸭山’取齐，听候差遣。”知县唯唯是听，辞别回衙去作准备不提。
初六凌晨，知县早已亲领二十八名勇士、五名艄公、二名童男童女和一应须用物品，在“野鸭山”等候多时了。黄义士身穿玄色紧身软甲，手提三尺斩妖剑，血淋淋双目圆睁，颤巍巍六尺奇躯，杀气腾腾，八面威风。结束停当，辞别妻母，飞步来到“野鸭山”，祭过海神已罢，然后，调兵遣将：将二十八名勇士，按周天二十八宿，分作四队，每队七人，各驾大船一只，分载金鼓火炮之类。
第一队展蓝色旗幡，穿蓝色号衣，按五行之木，镇守西后门之东方木；第二队展红色旗幡，穿红色号衣，按五行之火，镇守西后门的南方火；第三队展黄色旗幡，穿黄色号衣，按五行之金，镇守西后门之西方金；第四队展白色旗幡，穿白色号衣，按五行之水，镇守西后门之北方水。除妖时摇动旗幡，擂鼓鸣炮，呐喊助威，四面围困蛟龙，不使逃遁。第五队船上装白米七斗，红米七斗，展黑色旗幡，黄义士披发仗剑，按五行中央之土，率童男童女，男掌白米，女掌红米，等候蛟龙出现。
黄义士吩咐道：“一旦妖孽出现，我要赴海斩蛟，若见白浪，由红衣童女向大海撒红米，助我除妖；若见黑浪，由白衣童男向大海撒白米，镇住妖气，不得有误。”
知县大人亲率军民人等在两岸助威观战。调遣已毕，号炮三声，五只大船各展旗幡，各按方位，浩浩荡荡向西后门进发。不一时，旭日东升，只见五条大船已各按方位，将西后门团团围住。
这天早晨，西后门却显得分外平静，风不发，浪不兴。只见黄义士将黑色号旗一招，各船上鼓角齐鸣，号炮连声，呐喊声震动了水府。蛟龙睁开睡眼，只见西后门已摆开了“四门截仙阵”，好似天罗地网。蛟龙好生了得，猛一个“莽蛇翻身”之势，海面顿时掀起七尺巨浪，只见一股黑水从海底泛起……童男忙向海中撒白米。说来也怪，蛟龙顿觉浑身好似被钢针穿刺般的疼痛，只听得一声沉沉的龙吟，水面顿起一阵狂风，好险呐，幸好没有翻船。只见蛟龙一个“鲤鱼打跳”之势，海面露出了一条数丈长的蛇身……黄义士看得准，在船上一个“哪吒探海”之势，挥起三尺斩妖剑，猛向蛟龙背部刺去……好小子，孽龙背上的鲮甲犹如铁甲一般，如何刺得进，一滑溜，黄义士扑了个空，一头扎进了海底……只见黑浪盖天，童男不断地撒白米，蛟龙终于沉入了海底。慢慢地海面泛起了白浪，只见黄义士露出海面，朝脸上抹了一把水，又潜身不见了。童女乘势不停地撒红米，为义士助威。
突然间，海面起一阵妖风，只见蛟龙腾空而起，要想逃遁。岸上一阵呐喊，四条船上号旗摇动，火炮连天，一时间西后门好似天昏地暗，闪电雷鸣，吓得蛟龙一时乱了手脚。这时，黄义士手执利剑，也浮出海面；蛟龙一时情急，来了个“泰山压顶”之势，朝义士头顶压来；义士抬头一看，发现蛟龙后腹露出一个张翕着的气孔，说时迟，那时快，黄义士举起三尺斩妖剑，对准气孔，狠狠地朝气孔里戳；正好此时蛟龙正从上朝下压，刺了个“连背通”！蛟龙疼痛难当，一个折腾，把黄义士甩出海面丈余高。蛟龙终于潜入了海底。义士岂肯轻易放过，一个“鹞子翻身”，穷追不舍。霎时间，西后门洋面翻江倒海，一阵恶战……只见海面返起一道道殷红的血浪，黄义士与蛟龙纠缠在一起，拼得血肉模糊，难解难分。
这下，可吓坏了船上这对童男童女，到底撒红米还是撒白米，一时拿不定主意，情急之下，双双不约而同地将剩下的红米和白米，全部倒入海中……不多久，只听得蛟龙一声凄厉的沉吟，声震海角。只见蛟龙猛地张开了海口，把黄义士连人带剑吞入腹中。
风渐静、浪渐平，海面浮起一条仰腹翻白的怪物，似龙非龙，似鲨非鲨，煞是怕人。蛟龙终于被斩掉了，然而，斩蛟龙的黄义士再也不能回来了！
嘉靖帝为了旌表尽忠王事、救民水火的壮举，敕封黄廷国义士为“忠济侯”，永享子孙后代的祭祀。
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每当年关至次年正月卅这段时间，在“黄氏宗祠”悬挂祖宗画像时，正中一帧头戴乌纱、身穿四爪滚龙袍、腰系碧玉狮蛮带、脚踏粉底朝靴，面如重枣，目若朗星，端坐在交椅上的神像，就是被后代称为斩蛟龙太公———“忠济侯”。
每当三月半赛会期间，西乡七大庄的“会头、柱手”必到紫微墩头“黄氏宗祠”设祭、礼拜。
黄氏贞寿门的那些女人
作者：戴惠萍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在双桥墩头黄氏宗祠旁边，有一间白墙黑瓦的古朴民居，“贞寿门”匾高挂于大门前。这是清乾隆年间时任定海县令的刘臻为彰表墩头黄氏学礼公妻袁氏知贤守节而亲书的。墩头黄氏，耀眼一门，历代诗书传家，其一脉，或举人、或贡生、或庠生，即使为普通耕者，也皆知书达理，对长者恭顺，对晚辈真诚，善良慈德、孝悌传家，传为佳话。
黄氏族人留芳几百年，除了家族的世代崇教尚文，还与家族的善良慈德、孝悌传家分不开，而这善良慈德、孝悌传家就与家族中女性的温婉慈德、勤俭淳朴分不开。
在厚厚《滃州紫微庄墩头黄氏谱》中特别撰文，提到了黄氏门中的4位女性，虽皆无具名，但族人对其的认可和尊重跃然纸上。
国祥公妻傅氏节妇传
按照年代前后，先提到了黄氏门中的傅氏。
百余年前，有李斐君先生撰《紫微嶴说》曰：“‘县史留名，知傅氏为象元之母。’今修缮，乃知《柏舟》之操，三槐公玉成之歟。”
由于年代久远，族谱中对傅氏的生卒没有详细记载，只记载墓在王家井登。文中提到的象元，就是傅氏长子甫栴，号象元。傅氏为三槐公的三儿子的继室。象元父亲国祥生卒失考，既然文中所提傅氏有“《柏舟》之操”，应该象元父亲英年早逝，傅氏守节持家，抚养孩子，照顾公婆，为乡人所赞。公公三槐公为墩头黄氏的第四世，德高望重，使守节的三儿媳妇名留县史。
学礼公妻袁氏节妇传
第二个女性，就是获得“贞寿门”彰表的袁氏。
学礼公，讳士立，卒年三十八，时节妇三十一耳。矢志《柏舟》，励清操，乡里中莫不称之曰“贞节妇”。以今例，年三十后守节者，不予旌。姻友有欲讳实年以请之者，节妇曰：“守节乃妇道之常，非可以此邀名也。狂讳实年乎？”堅却之，事乃止。节妇性慈仁，族党、姻戚皆待之以和厚。有乞丐、妇携幼子者，必与之食或衣。乾隆十三年，岁大歉，家中食仅足，节妇以是岁稻粒多滞于穗，发枯稈槌击之，而簸掦之，得榖数石，以助赈贫民。年九十，姻族请设宴祝寿，节妇辞，不获，已乃曰：“宴既设矣，盍减省其无益之费以济贫乎？”于是厚窘乏而待食者。时邑令刘公讳臻，访知贤节事，题门曰“贞寿门”。
袁氏为学礼公妻子，黄式三的曾祖母。乡先生大元长女，生于康熙庚午年(1690年)，卒于乾隆甲辰年(1784年)。学礼公三十八岁去世，时年袁氏三十一岁，守节至终。从文中可见，袁氏性慈仁，对姒娣、亲朋乡邻都非常和厚。有乞丐，妇携幼子者，都会给一些食物或衣裳。乾隆十三年，粮食歉收，家中虽有薄田，但也捉襟见肘，袁氏还是想方设法，“发枯稈槌击之，而簸掦之，得榖数石，以助赈贫民。”可见袁氏慈德善良。袁氏90岁那年，姻族想为她设宴祝寿，袁氏婉言拒绝了，她说：“宴既设矣，盍减省其无益之费以济贫乎。”袁氏一生仁和慈善，享年95高龄，获“贞寿门”彰表，为世代子女敬仰。
屏山公妻裘氏孺人传
第三位女性是屏山公妻裘氏。
屏山先生，寒士家也。裘孺人，勤俭自持，糲米藿羹以为食，疏布敝羔以为衣，於心绝无所憾。性端肃静默，不妄言笑，与人无町畦，自亲戚以至僮使，待之一出，以肫诚接之者，各得欢心而去。屏山先生喜客。孺人貯不时之需以待宴，家虽寒而不窘。子式三、式颖，皆业儒，教之曰：“女读书论古，及处世事、待交遊，毋使气，毋溢怒，毋丛怨，毋揭人之非，毋显人之短。谦而让，乃克有成。不然学儒而賈祸，不如不学儒之免祸也。”此足以知孺人持身之懿柔，与教子之谨慎矣。
此文为黄式三好友刘灿所撰，屏山公，即是黄式三父亲黄兴梧，号屏山。裘氏为屏山公继室，职员胜才三女，生于乾隆己卯年(1759年)，葬于道光壬午年(1822年)，生三子三女，其中两个儿子式三、式颖以儒学为业，饱读诗书。裘氏栖贫处淡，勤俭自持，端肃静穆，不妄言笑。与人没有町畦，虽家贫，但因丈夫屏山公喜客，总贮藏一二以备不时之需，做人非常得体周到。虽为一介乡村女辈，对子女教育尤其为人处世之道非常重视，“毋矜才，毋使气，毋溢怒，毋丛怨，毋揭人之非，毋显人之短。谦而让，乃克有成。”可见裘氏持身之懿柔，教子之谨慎。其见解，非一般乡村女人所能及，确实受人敬重。
薇香先生妻袁氏孺人传
第四位女性是薇香先生的妻子袁氏。
孺人性淳孝，事舅姑得欢心，舅姑悯其劳苦，敬对之曰：“缓为之，不劳也”。姑殁，夫伴舅寝，继而舅将命夫適私室，敬对曰：“舅老矣，但祝事舅之日长耳”。家有姒有娣，不戕善，不諉劳，姒娣为之意满。性庄重，或十数日发一笑，越月发一笑，笑不出声。一生无谑言，人亦未敢有谑之。亲狎如姒娣，莫不然。家中大小僮仆皆畏之，然其心未当不和易也。族姻之来其家者，不为翕翕热，而其进也，乐与谈款款曲；其返也，无后言。自誓不谈人之过，或闻举旧恶，以呰嗸人者，必戒之曰：“人谁无过，既改，则当讳之。”所以劝人自新者如此。若夫俭衣菲食以守寒，素人之所难，孺人所易也。
薇香先生即是黄式三。袁氏为处士幸癸公女。生于乾隆己酉年(1789年)，卒于道光辛卯年(1831年)，享年仅42岁。虽英年早逝，但其孝老爱亲、庄重严谨的处事之道为后人称颂，并在谱中留芳。
俗话说：儿子孝不算孝，儿媳孝才是真的孝。黄式三妻子袁氏性淳孝，侍奉公婆无微不至。公婆悯其劳苦，经常叫她慢慢做，不要太劳累了。婆婆去世后，袁氏和丈夫式三日夜服侍，直到公公寿终正寝。袁氏性格庄重，一生无谑言，人家也不敢开她玩笑，家中大小僮仆都敬畏她，但是她其实非常和善，亲朋邻里到她家去，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款待。虽为女流，却从不谈人之过，听到闲言碎语或者诋毁恶语，都要告诫人家：“人谁无过，既改，则当讳之”。
谱中撰文的这四位不同辈分的女性，除了傅氏因年代久远，记录简略，其他都有具体的事例突出人物的特点。学礼公妻袁氏的守节慈仁、济贫爱幼。屏山公妻裘氏的识大体、重教育。薇香公妻袁氏的孝悌和善，正直淳朴。在各具人物特点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她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仁和持家。她们的身上都闪烁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继承流传下来的对女性品德的标准“温婉善良，勤俭慈德”。
民国时期的舟山籍航运企业家
作者：阿能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这是一本长11.5厘米、宽7.5厘米，300多页的《1949年船联沪会通信处》，由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在1949年初编印，现收藏在舟山徐正国博物馆。出现在这本通信录中的民国时期的舟山籍航运企业家有董浩云、伍德邻、王启宇、丁似兰、刘鸿生等。民国35年“船联”沪会理事：刘鸿生、董浩云；监事：丁似兰；民国37年理事：董浩云、丁似兰。
一、上海航业公会和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
1925年，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政记轮船公司、肇兴轮船公司、北方航业公司、宁绍商轮公司、恒安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平安轮船公司、招商内河轮船公司等10家在沪航运企业，按民国11年(1922年)北京政府交通部公布之航业公会暂行章程，为增进同业之间的合作与利益，发起设立上海航业公会。
1947年，上海市航业同业公会为团结全国同业力量，加强相互交流，维护航权，促进航业发展，发起组织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轮船业联合会。征得南京、汉口、天津等24处同业公会同意，5月15日召开发起人会议，开始筹备。同年7月3日召开成立大会。整个筹备工作全部由上海同业公会办理，并规定“凡在上海市区域内，以机器为动力之船舶，经营水道运输事业，行驶江海各航线之公司行号，不论公营、民营均应为会员”。《上海沿海运输志》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简称“船联”)在沪成立后，由于经费短缺，与上海同业公会于同一地点办公，该会会务也大多由上海同业公会兼办。时参加会员公司共166家，总计船舶739艘、计891500吨。其中，1000吨以上者有245艘，计761812吨。
“船联”成立后，改由“船联”组织拟订客货运价。为了便于联系，“船联”印制了一本用塑布烫金封面的《1949年船联沪会通信处》。 1949年2月初，同业公会接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电谓“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重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 1949年2月12日，航业界代表魏文翰、周启新、姜克尼、俞惠芳四人乘大上海轮船离上海赴已解放的秦皇岛，18日抵秦，19日至天津，20日抵达北平，在北平住10日，会晤叶剑英、薄一波、黄敬、宋劭文及其他有关人员，洽商南北通航技术及维护航权问题。经南北共同努力促成了上海与秦皇岛间通邮、通航。
二、《1949年船联沪会通信处》多处出现舟山人
一本《1949年船联沪会通信处》，折射出舟山航运业的前世今生。
1949年，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上海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会所在上海汉口路九十九号。在“船联理监事一览”中，理事长为杜月笙，理事董浩云，沪会代表，通信处为上海中山东一路12号300室。“沪会理监事一览”，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沪会理事长为魏文翰。理事、保险小组委员董浩云，浙江省定海人，中国航运公司总经理。通信处为上海中山东一路12号300室。伍德邻，浙江省定海人，泰康航业公司总经理。通信处为上海中山东二路9号4楼44室。有1000吨以上1艘，总吨位3476(吨)。
大振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中山东一路12号。执行董事董浩云，浙江省定海人，住宅地址福履理路履新村5号，电话76207。有1000吨以上1艘，总吨位7037(吨)。
中国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中山东一路12号，电话11257。董事兼总经理董浩云，浙江省定海人，住宅地址福履理路履新村5号。有1000吨以上4艘，总吨位20140(吨)。1000吨以下100吨以上1艘，总吨位466。合计264艘，总吨位20606(吨)。
舟山轮船公司，地址四川中路33号502室，电话19893-15877。董事长王启宇，浙江省定海人，住宅地址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第六区纺织业公会。经理丁似兰，浙江省定海人，住宅地址长乐路友华村9号。 1艘，总吨位1230(吨)。
利平轮船公司，地址中山东一路12号303室，电话11257。总经理董浩云，浙江省定海人，电话76207。
招商局轮船公司，地址广东路20号，电话19600。董事长刘鸿生，浙江省定海人，住宅地址四川路33号307室。招商局轮船公司还在重庆、宜昌、汉口、九江、芜湖、镇江、南京、广州、香港、汕头、厦门、宁波、海州、青岛、天津、台北、万县、沙市、安庆、长沙、镇海、温州、福州、基隆、高雄、塘沽、秦皇岛设有分公司。有1000吨以上93艘，总吨位301740。 1000吨以下100吨以上66艘，总吨位29034(吨)。 100吨以下105艘，总吨位4012。合计264艘，总吨位334787(吨)。
华商轮船公司，地址河南中路148号，电话14964。总经理叶传芳，经理董浩云，浙江省定海人，住宅地址建国西路365弄5号，电话76207。有1000吨以上5艘，总吨位14261(吨)。100吨以下2艘，总吨位34。合计7艘，总吨位14295(吨)。
义安轮船公司总经理董浩云，浙江省定海人，住宅地址福履理路履新村5号，电话76207。
三、《1949年船联沪会通信处》编外的故事
在民国期间，舟山人经营航运业的大有人在，而且名声显赫一时，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民国11年(1922年)，朱葆三、许廷佐、丁梅生、王启宇、陈箴堂、范锦章、钱德润、裘挺水等实业家共同投资32万元，创办上海舟山轮船公司，朱葆三任总董,许廷佐、程庆涛任副董,在上海瑞荣船厂打造了一艘800吨级的“舟山”轮,行驶上海、定海、穿山、海门(今椒江)。
朱葆三曾在1906年与同乡陶祝华、杨晨、朱似兰、李秀松、俞梧生等人创建了一个越东轮船公司，仅有小轮1艘。从1916年起，朱氏的航业集团开始逐渐形成,在1916-1918年间，他联合同乡谢蘅、盛省传、傅筱庵等，先后创立了顺昌、镇昌和同益3个轮船公司。1922年，他又与同乡许廷佐、丁梅生、陈箴堂、范锦章、钱德润、裘挺水等人合作创建了舟山轮船公司。曾投资或参股创办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大达轮埠公司以及法商东方航业公司等(1922年5月15日《民国日报》曾以《舟山轮船公司创立会记》为题刊登有关内容)。
“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刘鸿生曾投资或参股创办的航运企业有崇明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宁绍商轮公司,以及英商美灵登公司、华贸外贸公司等等。 1932年11月，刘鸿生出任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1946年1月22日，宁波旅沪同乡会举行的第十次改选中，“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署长兼任总署执行长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刘鸿生同时担任国营招商局理事长、总经理。1946年4月17日，刘鸿生、董浩云被选任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理事。
定海城关周家塘人许廷佐(1882-1941年)在1922年，与朱葆三合资购置“舟山轮”，辟上海—定海—穿山—海门航线。1926年，许廷佐独自办益利轮船公司，购“益利”轮等2艘行驶上海经定海到温州的航线。1929年，又辟上海—定海—三门湾航线。是年，发起组建“三门湾开埠公司”，建三门港，筑三门—义乌铁路。许廷佐的长子许文贵，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上世纪40年代末离开上海到香港创业，创办了“和合”轮船公司。许文贵先生的儿子许志勤(1933—)，1975年他接过父亲肩上的担子，执掌家族事业，成为香港和合轮船公司、台湾新兴航运公司、台湾中华商船职业学校、香港国际中华中转储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并任香港船东协会执行委员、香港航业协会董事长等职。现为香港和合航业集团董事长。1995年，被授予“舟山市荣誉市民”。
1918年5月,清末第一批留美幼童丁崇吉的儿子、上海锦章号经理丁梅生与朱葆三等实业家一起创办舟山轮船公司。丁崇吉自海关退休后，在家族生意中担任管理工作。在经商领域，他可算老资格，早在任职海关初期，便已与其弟合开商业公司。退休后则担任锦章号经理，还曾参股合营定海轮船码头的“锦昌”号货栈和舟山轮船公司，曾参股合营三艘轮船。 1938年，丁梅生堂侄丁似兰为舟山轮船公司经理。丁似兰为美孚火油汉口总买办、生产国产电表的大华科学仪器馆董事、锦章号经理、定海北门石柱弄丁二房丁慎庵三子，上世纪30年代沪江大学毕业生。1946年4月17日，丁似兰选任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候补监事。
泰康航业公司总经理为定海人伍德邻。1948年11月6日，董浩云、伍德邻选任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理事。1950年3月19日深夜11时，泰康航业公司所属茂利达轮船载铜沙去日本，航行台湾海峡。至基隆港外45里处，遇暴风失事沉没。全船数十人，惨遭灭顶之灾。惟刁、陈二人在暴风狂涛中得凭浮木，漂流31小时，在绝无生望中，突遇挪威国“克利玛轮”驶至救起。泰康航业公司为此遭重创。
经营航运业的舟山人中不得不提爱船如命的董浩云(1912-1982年)，又名兆荣，定海城关西大街将军桥人，是香港董氏航运集团创办人兼主席。他年幼时移居上海读书。1927年16岁，中学毕业，第二年考入金城银行航运业训练班。1931年，年仅20岁的他只身来到天津，在天津航业公司艰苦创业，从秘书到船务部主任，直至天津航业公会常务执委。 1938年初，在积累了丰富的航运经验后，他回到上海。1941年3月19日，董浩云在香港注册成立“中国航运信托(1941)公司”。这一年董浩云29岁，还不到中国人的创业标准“三十而立”。 1947年8月4日，中国航运公司旗下的“天龙”轮投入开辟国际航线，试航大西洋，由上海发航至南库页岛，承运新闻报纸经新加坡、亚丁湾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而于同年10月28日抵达法国大西洋口岸哈佛港；复于1948年2月，由法国哈佛港横渡大西洋，驶往美国诺福克，承运煤炭至比利时安特卫普。旗下“通平”轮，复于1948年2月25日自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4月抵达美国旧金山。接着,“通平”轮自旧金山驶往马尼拉后，于1948年7月自菲律宾各埠满载椰子干开往委内瑞拉、哥仑比亚与巴拉圭等国，成为第一艘来自远东驶抵拉丁美洲的中国船。1949年，董浩云将公司迁到香港。盛时旗下有轮船150艘，总吨位达1200万吨，号称“世界七大船王之一”，1982年4月病逝于香港。董浩云是一个以大海为梦乡，以船为第二生命，以航运为终身职业的人。其子为香港两任特首董建华。次子为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主席董建成。
舟中历史上第一次高级别讲学
作者：汪国华 文章来源：定海新闻网－今日定海
一、聘请外地有识人士演讲成了舟中常事
1936年6月3日晚上6时半，舟山中学(1952年前名为定海公学)思刘堂二楼大礼堂，座无虚席。一堂现代科学知识与人生哲理的讲座正在生动地进行中。
从1921年6月9日，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博士在舟山中学举行的奠基典礼上作激情演讲开始，学校一直把邀请著名人士演讲、讲座作为传播文明、提升素质的重要手段，除了本校教师外，还经常聘请外地的有识人士前来作讲座，1922年一年里，差不多每个月都有演讲和讲座。
这些讲座的听众除了本校的师生，还面向社会，有些甚至面对社会。1925年6月6日晚上7时，舟山中学邀请上海市学联代表贺美璇作报告。贺美璇详述沪案起因及其经过，进一步发动学校师生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第二天又邀请贺美璇向市民作报告，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各界民众对帝国主义血腥暴行的愤怒。1935年的12月19日，舟中教师钟悌之向全定海县乡镇长作题为《最近国际外交情势及中国所处之地位》讲座，激励舟山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而这一次前来讲学的是沪江大学理学院院长、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郑章成先生。
二、沪江大学首位受西式教育的华人教授
郑章成怎么会来舟中讲学呢？说来话长，这得说说他跟舟中相关人员的关系。
郑章成(1885—1963)福建闽侯人。1908年浸会大学(即沪江大学)正式招生，录取大学生4名，他是其中之一。1913年沪江大学首届大学生毕业，共两名，就是郑章成和邬志坚。邬志坚是舟山中学当初的9大校董之一。同学参与创办的学校自然是不容忽视。此其一层关系。
1913年，郑章成沪江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深造，毕业后在耶鲁大学留任，191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1919年，时任沪江大学校长的魏馥兰招聘郑章成为学校教授，郑章成就回到了母校，成为该校的第一位受西式教育的华人教授。历任沪江大学教授、副校长，理学院院长和生物系主任。著有《大学生物学》等书。而当时舟中的校长方同源是沪江大学文学士，1920年毕业。所以，他们既是校友，具有同学情谊，同时还有点师生的关系。郑章成从国外回来到沪江大学任教，虽然教的是生物学，但是他是哲学博士，方同源听过他的人生哲学讲座，一起探讨过文学与人生。这是第二层关系。
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关系，那就跟郑章成的夫人盛祖新女士有关。因为，盛祖新是舟山中学校董，自然关心舟山中学。
而舟山中学的首任校长董景安，就是沪江大学的副校长，是沪江大学的第一位中文教授，董校长跟郑章成那是师生情谊。
舟山中学跟郑章成先生有着这么多层的关联，所以当方同源校长邀请他来舟中讲学，他就很快答应了。
三、郑章成博士讲学深入浅出听众云集
6月3日下午，郑章成教授亲自去思刘堂二楼的礼堂，安装讲座需要的电影幻灯等机械装置，并进行了试放。这是一种高度负责的工作精神。
这次以“科学与人生”为总题目的讲学确定以后，方同源校长向当时的县教育科汇报了讲学情况，得到了县教育科的大力支持，县教育科向其他学校领导发出了前来听课的通知。舟中向定海各界发出了听讲的邀请。6月3日晚上6时后，定海各界人士就络绎到来。舟中师生已经就位，思刘堂二楼很快就坐得满满的了。6时半，讲学正式开始。
“科学与人生”，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既涉及到自然科学的内容，又关联着社会科学的现状，并联系着人们生存的心理和理念。作为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郑章成教授回国后研究的主要是生物学这一课题，是第八次全国科学名词审查会动物学组的代表，他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社会科学的高深学业，对于这样的课题自然是得心应手。但是他还是从中学生和浅层知识人士为主体听众这个角度出发，进行巧思构想，把这个讲座内容设计为三讲：一是“天地人之来源”，以自然科学内容为主来进行阐述；二是“今日科学之趋向”，以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视角，引导听众跟着科学发展，推进社会建设；三是“科学之特性及与人生之关系”，在自然科学的前提下，引导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人生，正视社会，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每天晚上一讲，分三个晚上进行。
郑章成教授没有使用大量的术语以显示他的知识高深，也没有夹杂外语以展示他的学识广博，而是用极浅近的一般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进行形象的讲解，具体的分析，用通俗的比喻、类比，把高深的科学知识讲得明白透彻。同时以电影幻灯作为讲课辅助手段，使高天远地展现眼前，所讲内容形象可见，而且又常常跟听众互动交流，因此听众增加了见识，感受了理念，印象非常深刻。
除了当时学校的300名左右的中学师生，前来听讲的社会各界人士众多，舟中的礼堂每晚都是饱和状态，有的只能在走道上加座。他就这么自然地用通俗的语言，演说高深的科学知识和人生道理，有机而适当地运用电教手段，辅助演讲生动具体形象。这位当时中国著名的生物学专家的讲学，打开了当时舟山人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见识，提升了人们对人生追求的认识。当时《定海舟报》在报道这一信息时，评论说，郑教授“对自然科学各部门均有深刻研究，论著散见报刊杂志，极为学术界推崇，与方校长有同学之谊，如是硕学之士来定海讲学，尚属初次，亦乃定海人士之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