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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清朝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遣以马戛尔尼伯爵为全权特使的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

随马戛尔尼同行的，有一位叫威廉·亚历山大（1767～1816年）的画家，毕业于英国最有名的皇家美术学院。他在旅途中对中国的山水、人物、建筑、礼俗、军队、交通等做了大量的素描和绘图，第一次以绘画的形式向西方世界清楚形象地展现了乾隆时期的中国。

后来，英国著名插画设计家、水彩画家托马斯·阿罗姆（1804～1872年）主要借用了威廉·亚历山大的素描稿和画作，重新画了大清国的风景风俗，爱尔兰作家和历史学家赖特（1794～1877年）从历史角度对阿罗姆的画作进行描述性的注释，编了一部集18世纪末和19世纪中国地域风景、民俗风情画之大成之作。

1843年伦敦费塞尔公司制成铜版画出版发行，书名为《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迅速成为英国和欧洲最有名的图画本中国历史教科书。

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又据此翻译、出版了中文版画本《大清帝国城市印象——19世纪英国铜版画》，此书收录了128张画作，其中与普陀山有关的画作只有1幅，题名为《普陀山佛寺》。通过英国人的绘画，我们既可以看到1793年普陀山的一些历史痕迹，同时发现当时世界是如何看待普陀山的。

在西方人看来，舟山群岛有两个岛屿值得一提，一是最大的那个舟山岛，岛上有十八条山谷；二是舟山岛的东边是神圣的普陀岛，以其佛教寺院而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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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英使团抵达舟山时，普陀山寺院已是中国江南首屈一指的寺院。

当时，普陀山声名远播至南洋，英国人早就知道了，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1737～1801年）在其所写的官方报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说：

群岛之中有些引人入胜的地方，尤其是其中的普陀，被形容为人间天堂。这个地方是一个风景区，以后一些宗教信徒又去加以修饰，大约有3000个信徒在那里过着独身的生活。那里有400座庙宇，每座都附有住房和花园。和尚就住在这些房子里，寺庙的布施非常多。这个地方是全国闻名的胜地。

斯当东写这些的时候是在乾隆时期，赖特编画册的时候引为资料，编在他文字说明中。阿罗姆和赖特描述了鸦片战争前普陀山更为详细的景致。赖特说：普陀山庙宇四百，僧侣三千。

在一个肥沃而狭窄的山谷之间，悬着一条豁口，可以直上高1000英尺的岛上最高峰。在清澈、甜美的溪水之上，躺着中国东南地区佛教的“主教府”（Cathedral），供奉着观音菩萨。寺庙稳稳地坐落在位于两柱高高的旗杆之间的岩石之上。

赖特写到了一件至今听来难以置信的事，佛教圣地普陀山上居然有基督教的遗迹：

普陀山僧侣们大约对受到康熙皇帝关照的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并不陌生，完全可以肯定他们是从葡萄牙、澳门那里熟悉了基督教的信仰方式。

这一情况说明，在明代的时候，居住在澳门一带的葡萄牙人所信奉的天主教就已经在影响着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了，到了清代，这种影响已经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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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从西方当时的资料中还发现了一幅铜版画，在这幅《普陀山佛寺》画中，描绘了依山而筑的普济寺，雕梁画栋，气势恢宏，诸多清朝官员正在进寺拜佛，寺庙右侧门前立有一座巨大的石雕十字架。

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呢？到底是写真还是虚幻的夸张呢?为什么在后来的中文资料中找不到相关记载呢？

在现有的中文资料中，的确找不到普陀山普济寺曾经有过基督教十字架的记载。在鸦片战争前后，裕谦等钦差大臣确实毁坏了不少明清两代欧洲商人留下的遗迹。

事实上，中国的大门在明朝中叶就已经被打开了，基督教信仰，在鸦片战争之前就从澳门、马六甲等地传到了舟山。当时，宁波地区的佛庙里掺和了道教，中国基督徒的家中也暗藏着佛龛和祖宗牌位。由此看来，普济寺为吸引热衷佛儒道基“四教合一”的信徒们，在庙前多架一座十字架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岛上还有许多小道观，供奉土地、关公、风师、雨师。岛上最重要的神像，除了观音，就是“天后”娘娘妈祖。可见，普陀山并不是单纯的观音道场，同时也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信仰之岛。

但也有人指出，根据很可疑的证据，在佛教的普陀山上露天竖立着一个巨大的石十字架，基督教徒们在这里竖立起这样一个石十字架，真不容易。无论是阿罗姆还是赖特，似乎都未到过中国，这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十字架。

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进一步指出：“据我们观察此图，普济寺的宗教建筑似非十字架，而是喇嘛教的金刚杵。凡此表明，清乾隆年间喇嘛教仍对普陀山佛教有一定影响。”

看来，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